新型智库建设的动力机制与提升策略研究
蔡蓉英
摘 要： 结合当前公共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发展趋势，运用文献研读和理论推演的方法，文章探讨了智库的理论内涵与功能诉求，剖析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本质属性与动力机制，提出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新型智库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 新型智库；公共决策；动力机制；智力支持
当前，我国政治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更加艰巨繁重。对此，既需要党和政府提高自身决策能力，也需要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民间智慧作为坚强后盾。智库作为服务公共决策的智力支持机构，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具有重大意义。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坚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必须“发挥智库在公共决策中的智力支持作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中德两国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时，要求“推进政府、政党、议会、智库交往”，使“智库外交”成为国际合作交流的“第二轨道”。同年，党中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要求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1]时至今日，全面深化改革历史新时期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如何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推动智库逐步融入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开放平台之中，促成智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提供更多智慧服务和智力支持，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一、智库的理论内涵与功能诉求
智库也称“思想库”。最早的现代智库出现在二战时期的美国，主要是指组织独立于政府部门的综合性政策研究机构、且具有深厚学术背景的多学科团队，为政府决策者提供解决方案的组织。智库通过运用调查研究方法，结合统计分析工具，展开对理论前沿和重大现实问题的深入研究，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从而为政府公共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服务，以达到不断完善和优化国家治理结构、提升政府公共决策质量和国家软实力，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的。[2]智库根据客户委托进行研究立项，所涉及的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外交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借助研究报告、影视媒体、书刊出版物、各类交流活动等方式，通过社会公众对自己所倡导的政策主张和思想理念的支持，以引起政府决策者的关注，进而成为政策制订的基础。在美国，智库被称为仅次于立法、行政、司法的“第四部门”。作为服务政府决策的研究机构，智库主要承担和天然具有“资政、参谋、启智、聚才”等方面的内在功能。[3]
中国智库的发展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谋士”“幕僚”“宾客”等权谋机制。其中，“谏议大夫”“翰林院”等则是中国最早存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官方智库。而智库参与决策的渠道也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早朝、议事、奏折等不同形式。除此以外，当时的权贵一族争相“养士”，以期通过集中民间智慧，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谋士”阶层以其丰富的知识经验和集体智慧，辅佐决策者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4]回顾历史，“士族”阶层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有着无与伦比的特殊影响。由于历史与文化的纽带是紧密相联的，中国古代智库的行为方式、思维习惯等至今仍对近代中国智库的运营有着深刻的影响。
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本质属性
回顾历史，自建国以来，我国建立了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种举国体制具有资本主义国家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可以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集中最优势的社会资源促进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同时也避免了多党制所引发的党派利益纷争，确保了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完整性，完全符合“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一历史规律，也不违背我国一直倡导和主张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后，我国首先在政府内部设立了大量官方性质的智库。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等，主要用来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支撑和对策设计。时至今日，经过30多年的建设，智库这一组织机构得到不断完善，从建国初期官方智库的一家独大，发展到如今官方智库与民间智库融合发展、协同演进的局面。
与资本主义国家智库不同的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库，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特殊环境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其根本目的在于进行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前瞻性和战略性政策设计。这一目标导向决定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研究成果必须体现出特有的科学社会主义价值属性。不管是官方性质的政府智库，还是民间性质的社会智库，必须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约束，必须服从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障国家的根本利益，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更多更好的智慧服务。[5]因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科学精神，以服务决策为导向，以求真务实的态度为经济社会改革发展提供更多高质量的智力支持成果。这既是中国各类智库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未来中国新型智库的本质属性和最主要的特色所在。
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动力机制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时期，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政府决策的要求越来越高。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问题上，中国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国内隐藏的各种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整个社会进入转型发展的高风险和关键时期。尽管经济体量的扩张让人民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红利，但区域发展的不均衡、社会综合治理的欠缺也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经济社会出现诸多的不和谐和不稳定因素。时代大变革赋予智库彰显能量的重大责任，也要求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公共决策过程中释放出应有的影响力，帮助政府认识自身不足，并重构政府治理行为。正所谓：“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而贵其能与众共治。”[7]
近年来，随着我国全面改革的持续深化，政府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亟需提高，从而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与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然而，与西方发达国家智库已有近百年的发展历史相比，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且建设模式与管理机制相对落后。新型智库服务公共决策的能力较低，智库在政府公共决策中的智力支持作用还有待提高。从我国智库发展的结构和层次分析，获得充分发展的体制内官方智库，在行政上隶属于各级党政职能部门，能从政府获得的资源与支持力度相对较大，但思想的独立性相对缺失，研究过程的科学性和研究结论的客观性难免受到影响。而民间性质的体制外社会智库因为成立发展较晚，还未完全形成完善而高效的运行体制。特别是许多社会智库因研究经费有限，缺乏独立的生存与发展能力。然而，现实以及未来世界的问题与矛盾需要智库从不同角度进行诠释与求解。与体制内的官方智库相比，民间智库与政府机构的关联性较弱，可以针对当前的现实问题，提出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政策建议。特别是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我国更需要依靠民间智库相对独立的优势，以弥补官方智库在政策制订中可能存在的盲点，更多地赋予民间智库进行形势研判与政策设计的责任。未来，我国必须根据“求同存异、多元生态”的基本原则，打造由不同学科背景、不同性质类型和不同等级规模组成的“智库群”，构建分工协作、互相补充的智库体系。应允许官方智库与民间智库、专业智库与综合智库、体制内智库与体制外智库并存，形成以体制内的官方智库为主导，体制外的民间智库为辅助的多元发展格局。
1.基于时代发展的内在驱动机制
这堵水墙是明尼在表层浅河漂流的终点，是深沟河段的起点。河水跃下高达十六英尺的瀑布后，又在前半英里内直落八十英尺。慌乱的明尼坠下水墙的时候，一个年轻人正斜靠在高处一扇正对着瀑布的窗口。“嘿！”他叫了起来，“一只乌龟！从瀑布上落下去了！它是想顺着密西西比河漂流而下吧！我要是乌龟就好了——”“不用烦恼——”一个男人吼道，“你动作慢得就跟乌龟一样！干活去！”
2.基于科技进步的技术推动机制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孕育并成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受到中国五千年历史的熏陶和传统战略思维的影响。其民族性主要体现为新型智库深深根植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思想观念之中。比如，传统的“家国天下”思想将“家”视为缩小的“国”，将“国”视为放大的“家”，旨在探讨国家长治久安的辩证关系，这种思想对智库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在宏观上寻求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在中观上寻求区域经济的稳定增长，在微观上寻求组织和个体的快速进步等，使我国公共决策体现出层次性和结构性；“天人合一”思想、“以和为贵”理念更是讲求宏观驾驭、动态把握和综合平衡，使我国传统文化很早就具有了系统理论和整体观念的内核，注重从事物的有机联系上考察国家安危存亡等重大问题。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战略思维在智库的内生发展和历史传承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文化夯实和积淀作用，深深影响着政府公共决策思维与方式。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智库发展到近现代，其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与中国古代权谋机构相比，近代智库已经由最初单纯的思想机构变为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必不可少的智力支持机构。对比中西方在问题分析与对策研究方面的差异，西方人的思维注重精细化的解构与剖析，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于从整体和系统展开工作，相对缺乏求实和钻研精神。目前，随着中国融入世界步伐的加快，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崛起，我国智库逐步与西方国家接轨，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而又兼容并包的新型模式。未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特色智库建设既要体现民族性的一面，挖掘我国传统历史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智库建设模式和管理体制，也要融合发达国家智库管理思想和研究工具，通过借鉴西方智库建设模式，学习一流智库的组织管理经验，提高智库研究的科学性，实现与国际接轨。加快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必须鼓励智库广泛参与到全球竞争中去，敢于在世界舞台上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响亮提出“中国主张”，及时发出“中国声音”。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须树立全球视野。其一方面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智库服务公共决策的理论与实践，另一方面也要总结提炼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对于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尤其需要智库承担国际合作交流平台功能参与进来。我国传统智库研究重点主要围绕发达国家进行，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的沿线国家大都属于发展中国家，这就需要智库加强对这些国家的研究，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决策参考。
3.基于改革发展的现实牵引机制
从前述可知，智库研究的基点是站在战略高度进行规划，智库的功能与作用在于“资政、参谋、启智、聚才”，战略认知和战略定位对智库研究至关重要。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我国进入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全新时代。传统的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被“制度创新、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所替代，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随之提高。同时，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更需要我国智库承担更多精准研判和战略谋划的职责，需要智库用更开阔的视野观察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提供更多更好的智力支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府决策咨询制度，积极推进民主执政和依法决策，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不断凝聚民间力量和社会智慧，全力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形成齐心协力的强大合力，坚定不移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前发展，共同促进中国梦的实现。[6]目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正在迎合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国梦的实现这一时代发展需求，并通过对社会运行规律的深入研究，适时提出关于治国理政、经济增长、科技发展、社会进步等先进理念，最终促进国家政权的稳定发展和执政党的领导。概括起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至少有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动力机制：
任何事物都要受到自身成长的独特社会环境的影响，智库的存在和发展也有其自身独特的现实依据。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和冷战时代的结束，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进入复杂动态多变的不确定性时代。面对国际矛盾和全球问题层出不穷、多边关系错综复杂的现状，治国理政必须集中各方面智慧和凝聚最广泛的社会力量。在国际大环境影响下，我国经济社会层次与结构随之发生整体性变迁，政府决策问题日益技术化，政府决策机构急需民间智慧和社会力量进行补充。作为服务政府决策的研究机构，智库首当其冲地担当起智囊与参谋的职责，日益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提升策略
1.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群，形成多元分工与协同发展格局
拉加德的自信魅力还来自于她的优雅，这来自她的母亲。她曾经回忆，母亲深信自己有贵族血统，她有一枚带有家族纹章的戒指，经过研究家谱，发现了其中的贵族渊源。拉加德说：“她有那种散发着优雅的高贵。”母亲曾在拉加德12岁时叮嘱她：“我是贵族，一个伯爵夫人，只要你到了18岁也会成为女伯爵，你的弟弟们也将会成为伯爵。”母亲还会给她演示“怎样吃合适，餐桌上怎样坐，怎样举止得体，怎样讲究礼貌，什么时候说话，什么时候不说话，怎样穿着打扮……”她在校时曾写过一篇关于母亲的短文：《贵族应有的品德》。
2.实现选题设置多样性，促进智库专业化发展与兼容性研究
政府公共决策是一个复杂系统，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各领域越来越向纵深发展，分工越来越细致，公共决策对智库发展的专业化要求也越来越高。智库是由专业人士组成的专业研究机构，其研究报告和对策建议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作为智库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专业化要求智库必须保持客观公正的政治立场，树立特立独行的价值品性，通过在既定领域的专业研究形成行业影响力，而绝不能迎合、偏袒和打压任何一方。因此，专业化发展既是智库的安身立命之本，也是世界各国高端智库建设的基本要求。国际上许多知名智库都有自己特别擅长的专业研究领域，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有着无可比拟的影响力。比如，布鲁金斯的公共政策研究、彼得森的国际经济研究、兰德公司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对外经济与贸易研究等都是体现出各自的专业化[8]。然而，专业化发展要求绝不是指智库研究只局限在单一领域或仅有的选题范围内，其与多样化和兼容性交叉研究并不矛盾。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智库的研究选题必须多样化，研究成果之间也必须融会贯通。其既要保持自己的专业研究领域，也要展开多元化视角研究，为公共决策提供更广阔的思路。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公共决策去“精英化”和“中心化”，充分发挥智库“资政、参谋、启智、聚才”功能，这与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一致的。未来智库研究既要站在战略和前瞻高度展开对公共问题的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更多更好的决策思路，同时也要强化研究成果的社会基础，让智库成果为更多公众所熟知和接受，最终以解决人民群众关切的实际需求为落脚点。
3.依托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注重智库建设民族性和国际性相融合
政府决策不同于理论研究。其需要建立在对客观事实与问题的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合理的分析工具，探究事实的本质与真相，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搜索引擎等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智库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物理基础和技术支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数据挖掘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进入信息爆炸的全新时代。新时代、新技术的发展既直接促使智库对于公共决策的深入分析，也瓦解了政府对信息的垄断与封锁，使普通大众能多渠道、多层次地对政策信息进行全面了解，由此激发了公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智库为政策决策提供的多视角解决方案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也为智库赢得了更多发展空间。
教学课堂作为教师和学生日常学习和沟通的主要环境，创建高效的初中语文课堂可以有效地提升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学习效率，以及提升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工作质量，因此，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自主积极的进行学习，适当的调整课后习题的结构，转变自身的课堂教学方式等方法，就能在一定程度提升初中语文课堂质量。
4.保持智库自身独立性，处理好政治正确与学术严谨之间关系
政策研究的本质在于促进公共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智库作为政府决策的“外脑”，既因为服务决策需要与政府保持紧密联系，也因为学术严谨需要保持独立品性。政治正确与学术严谨并不矛盾，两者是相互补充、互相促进的关系。政治正确是基本方向，要求智库必须准确把握评判标准，确保政策研究与备选方案有利于国家发展及政局稳定。学术严谨则要求在智库研究过程中必须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既要确保研究方法的合理性、研究结论和建议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也要充分尊重研究人员的结论与观点，让那些不同于主流的思想观点和理论有生存的空间。同时，还要注意避免个别媒体或标题党的博人眼球，避免使自己的观点被断章取义和肆意曲解。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智库服务于特定的政治集团，为政府公共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智库与政府机构之间所保持的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使智库与政治集团之间不可能完全没有任何牵联，彼此之间的界限划分也不会那么清晰。但缘于“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的原因，智库以为政府提供决策支持和智慧服务为目的，并不代表智库会在政治上选边站队，而是力求还原事实真相。即使在经济发达的美国，尽管有些智库也有自己固定的政治立场，有的智库接受具有政治倾向的基金会捐赠，并为其提供智慧服务，但并不等同于智库倾向于某一政党。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任何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机构都不可能完全摆脱政府影响。特别是目前中国正处在由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迈进阶段，实践中面临的许多重大和前沿问题势必将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智库主要研究领域的关注重点也应有所变化。但无论是政府委托的课题，还是社会热点问题，除了需要研究人员结合各自研究领域进行深入分析与思考以外，还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确定哪些是能解决的技术性问题，哪些是暂时无法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并有针对性地进行充分研究，而绝不能仅仅停留在问题的表面。
5.改革智库运行机制，促进智库产业化运行与可持续发展
要拥有旺盛的生命力，赢得持续竞争优势，智库必须加强改革创新，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机制。一是智库必须拓展服务渠道，打通智库和政府之间的“旋转门”，充分整合自身研究资源与优势，实现智库研究与政策实践之间的无缝对接，促进智库转化为直接生产力。二是完善智库治理机制，根据需要构筑组织机构与管理体制，使行政部门围绕研究工作而展开，并为研究部门提供专门服务。三是合理配置智库研究资源，吸纳高素质、综合型人才加入，促成不同背景的人才在学界、商界和政界之间“旋转”，促进高层次人才的自由流动，实现理论型人才与实践型人才之间的跨界融合与协同发展。四是削除智库行政级别，健全智库激励与晋升机制，破除“论资排辈”“吃大锅饭”等现象。要吸引国际人才共同参与到研究中来，充分挖掘世界各国人才的智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多高质量的智力支撑。五是创新智库资金筹措机制。由于中西方社会结构形态存在较大差别，西方智库经费来源既可以是智库成果带来的利润，也可以是来自政府的购买服务，还可以是基金会、企业和个人捐赠等。而我国规定社会资本不能参与到智库建设中来，导致民间智库受到限制。这就需要制定智库经费来源多元化政策，允许民营资本有条件地入驻智库，让智库产业化得到更快速持续的发展。比如，政府设立产业发展基金、出台各项支持政策扶持智库发展，对智库进行税收减免，加大对智库发展的支持力度；建立产业联盟，引导智库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智库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促成智库成为经济发展和产业振兴的孵化器。
2.3.1 理论考核。以出科考核方式（选择题与病案分析题）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主要考察以下几个方面：对急性心肌梗死这一严重胸痛疾病的理论知识的掌握，如病理学分析、诊断及鉴别诊断、治疗；实践患者的病史采集、体格检查、疾病诊断及鉴别诊断、治疗方案。结合带教老师对学生平时表现的评定，在成绩中予以一定的比例（20%）。即总成绩=理论成绩（80%）+平时表现成绩（20%）。规定“优秀”≥85分，“良好”≥75分，“及格”≥60分，“不及格”＜60分。
参考文献
[1]荆林波.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须处理好六大关系[J].求是，2016（10）：59-61.
[2]宋文婷.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动因、主体及路径选择[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5，32（2）：106-109.
[3]谭玉，张涛.智库评价的国际比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情报杂志，2016，35（12）：6-11.
[4]徐增文.传统幕僚制度及其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影响研究[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5）：30-32.
[5]王周户.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立法参与模式与机制[J].中国高等教育，2015（7）：21-23.
[6]张江河.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辩证思考[J].东南亚研究，2015（4）：106-112.
[7]张广.中国特色社会智库科学发展的政策建议[J].行政论坛，2016，23（4）：93-96.
[8]王颖.浅析美国智库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J].人民论坛，2013（5）：240-241.
DOI： 10.16653/j.cnki.32-1034/f.2019.019.010
（作者单位：湖南警察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
标签：新型智库论文; 公共决策论文; 动力机制论文; 智力支持论文; 湖南警察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