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实践观:现代经济学改革的方法论选择_经济学论文

传播实践观:现代经济学改革的方法论选择_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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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正在步入一个全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激活经济,知识整合经济,知识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知识经济的发展赋予了经济学全新的内涵。建立在传统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旧的经济学范型已经过时,因为这种范型不能使我们过去的生活方式适应更加复杂的未来。“我们现在需要经济思想方面的真正草命。”(注:[美]W·E·哈拉尔:《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对于现代经济学来说,已经不是要不要变革的问题,而是怎样变革的问题。这里需要着重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现代社会经济愈发展,所产生的经济负效应就愈明显,甚至直接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现代经济学已经不再适应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问题的症结在于构建现代经济学的传统方法论。因此,我们认为,变革现代经济学,首先需要对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实现新的革命。

一、现代经济学面临的困惑

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推动了机器生产力的飞跃,造就了无数人间奇迹,创造了辉煌的人类文明。但是,工业经济是以消耗大量资源、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为代价的,并且这种代价随着工业经济的推进愈益增大,预示着工业文明将走到尽头。现代经济学作为研究经济现象、揭示现代经济变化规律的理论科学,它必须与时代同步,反映现实经济状况的客观变化。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其所著《经济学》一书中指出:“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发展的科学,它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经济趋势的变化。”(注: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经济学的存在与发展只能植根于客观现实之中。离开现实经济的发展,经济学就会出丑。现代经济学建构的基础是工业文明。它的一系列命题、范式是适应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的产物,是一个人为设定的研究出发点。美国当代资深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明确指出:“现代经济学的危机是关于范例的基本假设有失误。”(注:彼得·德鲁克:《走向下一种经济学》,转引自哈拉尔《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在知识经济浪潮扑面而来之时,停留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学就会表现出诸多不适应,就会产生种种困惑。

首先,现代经济学建立的理论前提是资源的稀缺性。自亚当·斯密创立古典经济学以来,许多经济学家在构建自己的经济理论时,都把生产要素稀缺特别是资源的稀缺性作为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现代经济学的根本任务就是研究资源配置的全过程及决定和影响资源配置的诸因素,实质上就是研究如何充分利用资源、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市场经济在工业文明发展中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够有效配置稀缺的经济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源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但是,在知识经济社会,信息知识资源迅速上升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要素。知识具有共享性、外溢性、可传授性和可转让性,它已不再是生产经营的稀缺生产要素。特别是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各种知识信息层出不穷,大大拓展了人类利用现存各种资源的广度和深度。由于网上信息能够跨越物理时空进行无限延伸,这就为人类全天候地配置全球经济资源创造了条件。知识经济使人类第一次从发展生产与资源短缺的矛盾中彻底解脱出来,实现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性飞跃。而这个问题现代经济学尚未涉足,更无法直面解释。

其次,现代经济学立论的基础是理性经济人假设。“自18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以来,经济学理论屡经变迁,但迄今为止,早期古典经济学家设想出来的‘理性经济人’概念,依然是现代经济学理论不可动摇的‘公设’。”(注:胡伟希:《经济哲学:从“理性经济人”到“理性生态人”》,载《新华文摘》1997年第8期。)所谓理性经济人,就是撇开了现实人可能有的其他各种欲望和动机,可以既不考虑他人的、社会的利益,也不考虑自己的非经济利益,一切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用最少的投入,达到最大的产出,实现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每个人所追求的唯一目标都是为了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受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制约,现代经济学在指导现实经济活动时出现了两大误区:一是只考虑经济当事人的利益,不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许多现实经济行为往往是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现代经济学即便迫于社会现实对经济理性人假设做出一些重要调整,但理论的立足点依然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代人的实际利益需要;二是在追求本单位、本部门和个人的经济利益过程中,忽视空气、阳光、森林、水等公共资源的实际存在价值,把生态环境资源看作是可以无偿占有和使用的社会公共物品。现代经济学在设置各种生产、交易成本时不考虑环境成本,不需要兼顾个人与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客观上造成了现代社会的环境危机、资源耗竭和生态失衡。

再次,现代经济学引导的经济运行方式是市场非对称性。所谓市场非对称性,就是个人的经济行为对他人、对社会造成直接与间接的各种影响而又未将这些影响计入市场交易的成本与价格之中。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所造成的后果是,信息机制、价格机制和供求机制在某些领域不能起作用或不能起有效作用,就会造成外部不经济,甚至会出现市场失灵。某些市场主体唯经济利益是图,只追求利己的、短期的和看得见的经济利益,而不受市场力量的约束,也不受社会公德的约束,因而,现代经济学希望达到的帕累托最优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

现代经济学指导经济运行的结果必然是社会经济发生重重困难,路越走越窄。以绝对消耗资源、甚至不惜破坏生态环境来换取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必然会使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社会发生错综复杂的矛盾以至尖锐对立,从而使人类本身陷入困境。人类在发展经济过程中,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传统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实际上是自杀性、毁灭性的经济发展模式,以生态资源过度开发为代价的现代经济发展已接近极限。《增长的极限》一书的发表实际上宣告了西方工业文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指导现代经济发展的经济学也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二、现代经济学面临困境的深层次原因

现代经济学之所以面临如此困境,从形式上看,主要是由于知识经济的崛起,知识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导力量,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发展的平台变了,必然会引起经济活动规则的变化。但从本质上说,现代经济学不适应知识经济发展而面临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经济学内部固有的矛盾性。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加尔布雷恩在其著作《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一书中指出,近40年来,新古典学派体系经历的高度精密化过程已经走到了尽头,不能把经济学仅仅看成是致富或追逐利润的手段,不存在所谓的“纯粹经济学”。瑞典新制度主义者冈纳·缪尔达尔在其所著《货币均衡论》中指出,经济学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研究经济问题的,那种把经济学局限于单纯的几个变量计算上的经济学家根本不懂经济学。现代经济学之所以面临众多矛盾和困惑,是因为现代经济学的机会成本、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对生产成本递增规律和收益递减规律都是运用基本假设做出的分析和范型认定,“各种范型都不是不朽的真理,而只是暂时存在的理性岛屿,是文明安置在从一个时代上升到另一个时代的进化道路上的垫脚石。”(注:[美]W·E·哈拉尔:《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页。)可以说,现代经济学理论还不是合格的科学理论,它的基本出发点和基本研究范式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现代经济学面临深层次问题的症结主要表现在:

一是见人不见物,“大写的人”主宰一切。现代工业的发展使人类真正站了起来,不再受大自然的束缚。人或借助机器设备或借助于高科技,对自然直接采取“奴役式”的掠夺,将自然踩在脚下。“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敢叫日月换新天。”人成为自然的统治者,具有征服大自然的不可阻挡的巨大力量。建立在工业化发展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学,突出了以利益主体为中心,以能否满足自身的经济利益作为价值尺度来规范、控制自然界,自然界的存在完全从属于人的各种需要,结果导致自然界对人类的严重报复,直接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现代经济学没有也不可能看到,交往实践作为“物质交往”活动是主体间的客观活动,处在社会生活中的每一极主体所面对的自然环境,不仅仅与自己有关,而且与另一极主体相关。“‘我’破坏环境,不仅损害自己的利益,而且间接伤害他者的利益;我尊重生态的权利,实际上就是在尊重他者的权利。”(注:任平:《交往实践与主体际》,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页。)在现代社会,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就是保护个人的、社会的利益,也就是保护人类的整体利益。

二是实践关系单一,缺乏主体间的沟通。现代经济学只见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忽视主体与主体关系,更看不见主体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异。现代经济发展是多极主体间交往实践关系的整合形态。由于一味强调对利润的无限制追逐,现代经济学难以给现实经济运行提供科学的指导。一方面,为了扩大再生产,不顾自然界的承受能力,拼命榨取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甚至可以不顾他人的利益;另一方面,生产与消费相脱离,引导大众高消费,跟着感觉走,不考虑自身的实际承受能力,也不考虑自然资源的适度利用。“少爷模式”的盲目消费,导致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

三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现代经济学把经济理性人研究范式加以泛化,过分夸大经济理性人假设的逻辑意义和演绎方式,陷入了唯理性主义的俗套格局,甚至把理性经济人高度抽象为若干数学符号(模型)并视为唯一可取的方法,用最大化原则来衡量经济人的一切行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就经济抓经济,只注意经济指标增长,往往会发生“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实践已经证明,把经济的发展建立在依靠大量消耗资源能源的基础上来换取经济的高速增长,只能走上一条自我摧残、自我毁灭的道路。现代社会出现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盲目开发、结构畸形、公害蔓延、生态危机、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就是单一追求经济增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三、现代经济学方法论变革的理性选择

现代经济推进到知识经济时代之后,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已经悄然来临。美国当代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指出:“我们知道,新的经济理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理论,将完全不同于任何现有的经济理论,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凯恩斯主义,古典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注:彼得·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页。)经济学的发展往往伴随着方法论的革新并以新的方法论作为先导。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创新、生产和使用,知识的占有、配置和整合,将取代物质生产资源关系而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关系。交往实践是知识经济社会交往关系的基础,也是知识经济生产方式的本性。在这里我们提出以交往实践观作为新经济学的方法论,以此构建新经济学即交往共同体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所谓交往实践,是指多极主体间通过改造或变革相互联系的中介客体而结成“主—客—主”关系结构的物质活动。交往实践的两大前提和基础是,任何人都是社会交往的产物,个体只有在社会交往关系中才能被界定;任何人同时又是实现社会交往活动的主体,离开个体交往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交往实践观,即运用交往实践来反思和把握人类社会的观念,认为当代社会的本质是全球化社会,这一社会由多层次的交往活动构成,人们的交往实践即物质交往无疑是交往社会的基础。”(注:任平主编:《全球发展:模式、理论与选择》,中国劳动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交往实践观是对经济全球化发展态势的科学把握,是知识经济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后,人类交往活动突破时空约束,变革知识经济交往关系以解放和发展知识创新力将是新经济社会革命的首选目标。交往实践观将为全面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提供新的经济运行模式,为社会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积极的方法论指导。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类的发展不能削弱自然界多样化发展的可能性。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优化自然的关键是重新整合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只顾人类自身的眼前的局部的经济利益而损害大自然的利益。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是要把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摆在首位,通过协调人与人的发展关系,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与统一。人作为经济活动主体必须自觉整合主体间性,超越经济发展短视偏见,慎重对待自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既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又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的生存权、发展权。在善待自然的基础上推进绿色文明,使人与自然由尖锐对立走向和谐统一,使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由相互脱离走向有机结合,重建一个遵循人与自然共同生息、生态环境与经济共同繁荣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

确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往关系。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产生多元经济主体共在。我们必须承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合法性和人们追求经济效益的合理性,但这一部分人的发展不能削弱另一部分人的发展能力,特别是当代人不能损害子孙后代的持续发展能力。现代社会交往的前提是各主体际地位的相互确认。调适当代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协调与后代人类关系的客观基础。在当今世界,实现经济全球化,推进知识经济发展,必须大力破除发展与不发展的根源归于中心一级,将边缘视为受中心控制、奴役的客体的单一主体论。只有建立交往实践的多极主体,承认人类享有同等的发展机会,尊重他人合法的正当的利益,才能形成经济发展的合力,为知识经济激发的双赢格局而共同努力。

构筑多元主体交往关系的双向建构和双重整合形态。任何社会实践包括经济建设都是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双重关系的统一,因而都是交往实践。知识经济的发展必然是全球经济交往共同体的重建,它与传统的单一封闭的经济实践关系是根本对立的。由于社会经济交往的关联,任何一方主体在搞活市场、发展经济中的有理性活动,说到底都不过是多极主体交往的理性的一部分。“他们的交往关系具有相应的结构、游戏规则、范式和交易行为,具有共同性底板,交往媒介和信息沟通机制。”(注:任平:《交往实践与主体际》,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页。)交往实践观超越了现代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狭隘眼界,阐明了知识经济交往共同体是具有同构性经济交往关系的主体际联合体,为建构新经济学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

揭示知识经济的高效有序运行机制。在以往经济发展中,土地、劳动和资本历来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知识资源则被当作外生的非决定性变量。现代经济学就是建立在土地、劳动、资本、能源等物质生产要素之上的。它的指导思想是尽可能地利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以获取最大利润,不考虑或少考虑环境容量、生态平衡。在现代经济学指导下的物质生产和分配,不可能完全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合理配置。知识经济的兴起,使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知识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由于知识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特性,它不再是稀缺生产要素,因而,传统的经济运行机制已经不适应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这就需要重新调整社会经济交往的主体际结构,自觉推进交往实践,不断扩大交往范围,大力开发多元知识交往市场,把知识从外生变量真正内化到经济增长的模型中去,协调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多维复合关系,建构知识经济的新规范、新秩序、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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