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时代精神”殉死的多重隐喻——大江健三郎《水死》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代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水死》①(2009)像一面三棱镜，折射出日本近代史的演变历程。作者力图通过纵向的历史寻根、横向的剖面式人物命运透视，立体地再现一个从源头(明治维新)就被扭曲的日本近代史的真面目。在小说中，人物命运、社会历史和民族精神三者相互激荡，共同构筑了一个痛切反省日本民族灵魂的动态历史画卷。
小说主要叙述了作家/长江古义人(“我”)从母亲去世时留下的、装有父亲遗物的“红色皮箱”②入手，探寻父亲水死的真正动机和历史真相的故事。1945年，在日本即将战败的那个夏天，“我”的父亲与右翼的青年将校们策划在日本战败的第二天，用飞机自爆的形式攻击“帝都中心”。可是，因顾及自爆计划可能会破坏故乡的森林，父亲与青年将校们发生对立。就在那个晚上，父亲冒着暴雨独自乘上小船离家出走，结果因洪水溺水而亡。父亲究竟为何而死？临死前还在高喊“天皇陛下万岁！”的父亲的思想又是什么？探明父亲死亡真相的过程，就是古义人“晚年工作”的集大成《水死》。
小说发表后在日本学界引起很大反响。评论家三浦雅士率先指出：“小说《水死》由三层内容组成：历史的事实，作者迄今为止在小说中描写的史实以及与这部小说相关的‘水死’的故事。《水死》不仅探讨了小说的自身命题，而且触及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③而小森阳一则认为，《水死》的层层包裹让人们不由得想用“暴力”撕掉这层皮革，探明里面的正体，这其中诱发人们的潜在“暴力”行为，正与小说的主题之一“强奸”酷似。④在小说中，“强奸”一词旨在反讽历史与现实的重叠：明治时期，政府军的年轻武士“强奸”了农民起义军头领“铭助母亲”；当下，现任日本文部省官员的小河氏“强奸”了其侄女“穴井子”。小森阳一由此提醒读者注意“为国家或天皇而死与这种‘强奸’欲望”的关系。而另一位评论家榎本正树从人类生存的原始要素“水”与“火”的意象切入，在许多水死或烧死的人物作为村庄神灵被后人祭奠这种传说的基础上，认为《替换》三部曲的吾良、《水死》的铭助母亲、古义人父亲和大黄也将作为写入历史和传说的新神灵，融入共同体的内部记忆。⑤这一看法洞见了大江文学植根于日本传统文化“苦难之神、复活之神”的重要母题。
本文认为，在理解“水死小说”时，应该结合作者引用艾略特《荒原》中的一节“死在水中”这一做法，探讨父亲“水死”中蕴含的深层寓意与作品的主题“时代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本文将从日本近代化的源头“明治维新”切入，通过探讨明治时期夏目漱石《心》中“老师”的殉死、昭和时期“我”父亲的水死、70年代三岛由纪夫的剖腹自杀以及父亲的弟子大黄为保护“穴井子”而死，思考日本几代人的殉死与不同历史境遇下的“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和其中蕴含的多重隐喻。
在反省日本的近代化问题时，日本人总是会追溯至其出发点“明治维新”。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夏目漱石率先用文学的形式思考这一命题。在《水死》中，古义人将夏目漱石代表作《心》作为“‘教育’之书”，且以“朗诵剧”公演的形式，让大家对“老师”的死是否是为“明治精神”殉死展开激烈的讨论。以下是《水死》中几次涉及《心》的内容：
老师：一个盛夏，明治天皇驾崩。这时，我觉得明治精神从明治天皇开始，又以明治天皇的死告终。我清楚地对妻子说：从此后即使活着，也终究是落后时势的多余者。当时妻子一笑了之。可过了一会好像想起了什么，突然以戏弄我的口气说：那就殉死好了……几天后乃木大将为天皇殉死。我对妻子回答道：如果自己真的要殉死，那我就打算为明治精神殉死。(《水》：185-186)
高中生：老师，你背叛了朋友，结果导致朋友自杀。这一行为完全是个人的资质，与深受明治精神影响毫不相干。这完全是由于个人的心理问题，脱离了时代和社会，与时代的精神有何关系？(《水》：207)
国民：难道你怀疑老师的话：明治精神始于明治天皇，又以明治天皇的死告终吗？老师还说：我深受明治精神的影响。因此，他是真正地为明治精神而死的！别贬低这尊贵的死了！(《水》：208)
针对“朗诵剧”中的对话，我们必须厘清以下几个问题：首先，何为“明治精神”？“老师”为何认为“明治精神从明治天皇开始，又以明治天皇的死告终”？对此，日本学者伊泽元美指出：“对漱石而言，明治精神不仅是明治日本的根基，也是他追求个人道德之精神的基石。即‘明治精神’就是国民对明治天皇作为日本走向自主独立、开明进取之中心存在的信赖感。”⑥如今“明治天皇”已逝，其精神所依必然随之丧失。但是，该观点仅仅指出了“明治精神”的一部分。1868年3月14日，明治天皇率众臣以向天地神明起誓的形式，发布了明治政府的五条誓文：“‘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纶’；‘文武以至庶民各逐其志，俾人心不怠’；‘破旧习，基于天地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力振兴皇基’。”⑦誓文虽短，却如晴天霹雳打破了江户末期日本社会的沉寂，其中蕴含的“开国、进取、求知和平权”等理念，无不令人振奋，这就是漱石小说《心》中表现的“明治天皇”为何能得到日本国民信赖的原因。可是，在此人们忽视了明治维新的“三大改革”——学制、征兵令和地租改革——的核心目的是“富国强兵，强化天皇的集权”。丸山真男就尖锐地指出：“在明治宪法下，政府推行‘任何国家的宪法中都没有’的大权中心主义和皇室自律主义，由此形成了如果没有元老/重臣等超宪法媒介的辅佐就无法建立一元化的国家体制。在决断主权(责任归属)这一问题上，也由此呈现出责任暧昧的形式。其实，所谓辅佐就是一边推测唯一握有正统性统治源泉的天皇之心思，一边通过对天皇进言的形式，赋予皇帝的心思具体的内容并向下传达。这种伦理体制本身就蕴含着天皇随时可以逃避责任的巨大陷阱。”⑧这就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天皇”的特殊存在形式——拥有最高权力，却不承担任何责任。不仅如此，明治23年(1890)，明治天皇再度颁布《教育敕语》，进一步强化了“天皇”的专制权，明确规定“天皇是干涉和决定国民的道德观和社会观并且具有政治和道德(即代替欧洲的宗教)双重大权的存在”⑨。也就是说，连国民的道德(宗教)和政治自由都要受到“天皇”的干涉。从此，一个文明开化的政治变革运动，走向了两个极端：“天皇集权”的强化使日本国民丧失“自我”，沦为“天皇陛下”的附属品——为“天皇陛下”而死；“富国强兵”政策将日本的近代化导向“军国主义”的歧途，最终导致二战的惨败。这应该才是大江在《水死》中旨在揭示的“明治精神”的本面目。
其次，“老师”为“明治精神”的殉死是否等同于“乃木大将”为天皇的殉死？关于这个问题，日本国民一般认为二者是等同的。《水死》中“国民”的观点，正代表着日本一般读者对《心》中“老师”殉死的曲解——深受“明治精神”影响的“老师”，无疑是为“明治精神”而殉死。在此，正如上面分析的那样，日本“国民”错误地认为，所谓“明治精神”，就是以明治天皇为中心、引导日本走向“自主独立、开明进取”的精神。他们忽略了“明治精神”的核心内容是“富国强兵，强化天皇的集权”，因此得出“明治精神”=明治天皇、“乃木大将”和“老师”都是为“天皇”殉死的错误理解。“乃木大将”的殉死是出于对明治天皇的忠诚，体现的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但“老师”的殉死却与“乃木大将”之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这就到了第三个问题：“老师”究竟为何殉死？《水死》借“高中生”之口提出疑问：“老师”因背叛了朋友，结果导致朋友自杀。这一行为完全是个人性格所致，与深受明治精神影响有何相干？为了澄清这一问题，身为编导兼演员的“穴井子”让“老师”的灵魂登场，说明了事情的真相：读了乃木大将为明治天皇殉死前留下的遗书后两三天，“我”(老师)终于决定自杀。我要让年轻人们明白，我的死“完全是拘泥于个人的事情，即是为了解决个人的心理问题而死的”(《水》：209)。在此，关于“我”“个人的心理问题”之含义，井原三男说：“日本的近代化中蕴含着两个病理：在政治上推行军国主义·国家主义；在文化上盲目地模仿外国，结果丧失了自我的主体性。”⑩《心》中朋友K的自杀和“老师”苟且的“隐居”生活，都是自我主体丧失的必然选择，暗示着对现实社会的反抗。也就是说，“老师”的殉死是反抗“明治精神”的自我表现，代表着他对“明治精神”的彻底否定。这就是《水死》通过“朗诵剧”的形式，赋予《心》的批判性新解读。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古义人对日本政府长期以来将夏目漱石的《心》作为“国语教科书”范本来教育日本青年一代的痛切反省，正是大江对日本政府现行教育方针提出的质疑：“我在青年时期阅读《心》时，就对一个活在那个时代却与那个时代的社会毫无关系地活着的知识分子的自杀，是为‘明治精神’或者是‘时代精神’殉死而深感疑惑。”(11)长期以来，日本政府把《心》作为名篇选入高中“国语课本”，以此来教育日本的学生。可是，大江认为，日本政府以曲解的形式，把《心》作为国民的“‘教育’之书”，其结果必将是错上加错。于是，他在小说中以讥讽的口气让学生反问“老师”：“我们”记住了“‘老师’就是这样活着，也是这样死的，而且终生难忘。但是，‘我们’记住这些又能得到怎样的教育呢？即使背叛了朋友，也不许自杀？”(《水》：189)。纠正这一错误，是大江在《水死》中讨论《心》的又一动机所在。
《水死》对《心》的引用和讨论，构成了两个文本的内在呼应：《心》中的“我”与漱石的境遇重叠——“我”对“明治精神”给予无限厚望，可是现实却背叛了“我”的理想；《水死》中的“我”也与大江的境遇相似——“我”视战后民主主义为日本国民走向“新生”的精神支柱，然而理想却屡被现实践踏。漱石以《心》中“老师”的殉死，宣布他对日本近代化的告别；大江以父亲的弟子“大黄”枪杀文部省官员的非常手段，暗示他对当下日本政府公然背叛“宪法九条”之行为的绝望以及自我内心濒临崩溃的危机。
日本“国民”对《心》中“老师”殉死的曲解和日本政府借此对日本青年人灌输的错上加错的教育，正如一面镜子映出日本近代史的狰狞面目。自明治维新后，富国强兵、为孝尊天皇而死的武士道精神，到昭和时期(1926-1945)已发展到极致。所谓“昭和精神”，其实质就是日本在二战中推行的“军国主义”政策，也是“我”父亲殉死之前高喊“天皇陛下万岁！”——“如果天皇陛下让你去死，你会死吗？是！我会高兴地去死！”——的思想再现。在此，“红色皮箱”的揭秘，就是揭开“父亲”水死真相的关键所在。
妹妹按照母亲的遗嘱，终于把母亲留下的“红色皮箱”交给了“我”，可是“皮箱”里只有J.G.弗雷泽的《金枝》三卷本、一些空信封和几盒磁带。“我”用播放机听到了极度衰弱的母亲的声音：你父亲将小船放入“大水”中，带着装有与“暴动”相关的资料和书籍的“红色皮箱”逃走了，没想到小船在经过“邻村的入口处中洲”时翻船而死。古义人在《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12)中，曾将“父亲的行为写得很滑稽”，并说他终有一天会在“水死小说”中为父亲恢复名誉；而从母亲的这段遗言中，“我”终于获得了父亲之死的第一手资料。不过其中还潜伏着两个疑问：一是父亲为何要逃走；二是母亲为何对“我”的小说《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不满。
妹妹告诉“我”，当时母亲读了小说后深表不满，并反复强调道：“长江在小说《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中凭空想象地写道，为了给叛军筹集资金，父亲乘着木车带领一伙人去袭击松山银行，结果被乱枪射死。[中略]真是无聊透顶，简直是对惨死于水死的父亲的侮辱。”(《水》：119)
但大黄的灵魂又提供了另一种说法，表明“溺水而死”并非是父亲的真正死因。大黄说父亲生前爱读弗雷泽的《金枝》，而且在书上画了许多横线。古义人打开书，发现父亲画有横线的内容是：“当人间神因老龄和衰弱无法阻止其死亡时，一旦发现他的力量有衰弱的征兆，就应立即将他杀掉，乘他的灵魂尚未衰弱之际，迅速将之转入强健的后继者身上。”(《水》：310)对此，武田将明指出：“大黄在此披露的‘真实’不一定可信，但从他拿出‘红色皮箱’里的《金枝》来作为父亲死因的佐证，不难看出父亲一伙不是为了保护天皇而策划暴动(如《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里所说的那样)，而是旨在刺杀因战败而由神沦落为人的天皇。或者是说，父亲(不管暴动成功与否)预料到，随着战败天皇必将退位，为此他提前殉死。”(13)与武田将明的观点相比，安藤礼二的见解更为客观：“大黄不仅是父亲的代言人和揭开父亲死因之谜的见证人，而且以冥府复活者的身份证明，作家/古义人父亲的死，与夏目漱石《心》中的‘老师’殉死于‘明治精神’的思想重叠。古义人升华了他的父亲，他让父亲从内部破坏战前的‘昭和精神’，然后让他为‘时代精神’殉死。”(14)在此，安藤礼二的观点蕴含着两层意义：一是他将“昭和精神”放在“明治精神”的延长线上，并将昭和“天皇”的集权，演变为可决定日本国民生死的象征符号，“父亲”临死前还在高喊“天皇陛下万岁！”，正是以反讽的形式映射出“昭和精神”的狰狞面目；二是父亲的死体现了“昭和时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他用殉死反抗那个时代的“军国主义”精神。
关于“天皇”的存亡问题，三浦雅士指出：“大黄认为古义人是战前的‘国粹主义’和战后的‘民主主义’两个时代精神的见证人。可是，古义人究竟该如何对待这两个‘主义’的同一存在‘天皇’？或者说，在这两个‘主义’的转型中，古义人必须接受“天皇”——必然的连续或飞跃——这一遗产吗？当然，这个问题也可以问一般的日本人。战前的‘国粹主义’是否应该永远处于复活的状态？”(15)在小说中，古义人的回答无疑是拒绝接受这一“遗产”，因为《金枝》透露的“父亲”意图刺杀“天皇”(=弑父)的行为，正充分表明了古义人的思想。当下日本国民拥有两种不同的心态：日本右翼分子当然是欣然接受“天皇”的存在，时刻企图复活战前的“国粹主义”；而日本左翼人士则拒绝“天皇”的存在，坚决拥护“战后民主主义”。古义人的思想无疑代表着后者。
至此，古义人在《水死》中塑造了一个立体化的父亲形象：母亲心中的父亲；家庭中的父亲；弟子大黄眼中的父亲。综上分析，作为“国粹主义者”，一边高喊“天皇陛下万岁！”、一边勇敢死去的“父亲”的思想具有三层寓意：一是语言符号“天皇陛下万岁！”本身，它是日本侵略军杀害他国人民以及他们集体自杀(或殉死)的代名词；二是“我”父亲勇敢地死去的行为，代表着一个知识分子以死抵抗那个时代的“民众精神”；三是“父亲”殉死前高喊“天皇陛下万岁！”与其弑父(天皇)行为之间的关系——前者是对“昭和精神”的反讽和嘲弄，后者是对“天皇”的复仇。两者之者的张力也暗示着赞同父亲做法的古义人决意与“天皇制”彻底决裂的信念。
其实，如果对大江的经历稍加考察，即可发现小说中古义人对“父亲”死因的理解几乎等同于作者本人的认识。大江说：“在小说中为了描写我十岁前所经历的‘时代精神’，《水死》中主人公的模型毅然选择了我的父亲。实际上，父亲的思想和我在小说中塑造的父亲的思想基本一致。《水死》的主人公死于日本战败那年，而我父亲是在日本战败的一年前死去的，其死亡的方式几乎与小说中描写的主人公的死亡方式相同。”(16)另外，母亲和妹妹对“我”的不满，表面上看，是我与家人关于父亲死因观点的差异，实质上是双方对“时代精神”的理解存在严重分歧。而且此种分歧，在总体上又与大江和整个日本社会的分歧相一致。
在二战中惨败的日本，本该以战败为契机，对日本在战前、战中推行的“军国主义”政策进行深刻反省，珍惜和捍卫日本的“战后民主主义”思想——永远放弃战争和军备武装，正确对待“天皇”作为象征性存在这一客观问题，进而思考和重构日本民族的未来命运；可是，现实状况却并非如此。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理念日趋空洞，有人公开批判“战后民主主义”是“占领民主主义”，抨击以丸山真男为首的知识分子主张的“战后民主主义”论为“虚妄”。在《水死》的第二章戏剧版《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中，作者重新把代表日本昭和时期(战前、战中)的“时代精神”——“纯粹天皇和国粹主义”——作为“战后民主主义”的一部分展开讨论，其动机正是针对这一现实背景。《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是大江于1971年以三岛自杀为原型创作的同名小说，作者为何时隔40年重新提出“纯粹天皇和国粹主义”这一话题？它和《水死》所要探讨的重要主题“时代精神”有何关系？要澄清这两个问题，必须追溯作者创作《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的深层动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第一次以“人的声音”，通过广播向日本国民宣告二战结束，当时大江只有十岁。1960年，25岁的大江以青年作家的身份和许多作家一起积极投身“安保运动”(17)，坚决主张废弃“日美安保条约”，捍卫“战后民主主义”的思想。可是，正当日本举国上下争取民主和独立时，发生了1970年11月25日年仅45岁的三岛由纪夫擅自闯入自卫队市谷驻屯地剖腹自杀的事件。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大江针对“三岛事件”完成了小说《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
三岛究竟为何自杀？其动机又是什么？这一问题赤裸裸地暴露在三岛的小说《英灵的声音》(1966)中。在该小说中，三岛让死者川崎重男的灵魂登场，倾诉二战期间死去的特工队员对“天皇”的不满：“陛下必须是神，只有这样，作为臣民的我们才能在死的瞬间与神融为一体，确保将死的荣光和不灭与历史相连。”可是，战后的陛下却背叛了“我们”，用“人的声音”发表了“宣言”。在此，小说的主旨是“爱与死的冲动”和战争中的记忆(也就是“天皇”与“死亡”)，二者在主人公的心灵深处，常常作为一个潜在的危机发生连动，(18)表明三岛对天皇的“爱”，随时都能冲动到“自杀”的程度。然而，战后的日本却在美军占领下制定的宪法中明确规定：“天皇不再是神，而是象征性的存在。”这对三岛而言真可谓“奇耻大辱”。正是在这一思想支配下，三岛在自杀前的“檄文”中写到，“日本军队的建军主旨是捍卫‘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可是，战后的日本却丧失了“国家的宗旨”和“国民精神”，陷入“灵魂的空白状态”。为了振兴和恢复“我们”挚爱的日本的历史和传统，“我”愿意和自卫队的同仁共生死！但对此，当时日本自卫队的反应却非常冷淡。无奈之下，三岛个人以剖腹的形式为“天皇”殉死。
从表面上看，三岛自杀事件纯属个人行为，但在本质上却又代表着日本右翼分子的嚣张和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萌芽。换句话说，它与夏目漱石《心》中的“老师”和《水死》中“父亲”为之奋斗乃至殉死的理想完全背道而驰。这一现实问题，极大地震撼了亲身经历过昭和“时代精神”的大江，进而引起了他对日本民族未来前景的担忧。于是，在三岛自杀后不到一年，大江就发表了《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小说通过“父亲”的形象——为了给叛军筹集资金，保护“天皇”，他去袭击松山银行，结果被乱枪射死——再现了与“三岛图式”对峙的另一种连动构图：“天皇—父亲—暴力—死亡”。在此大江用反讽的叙事技法，回击了三岛对“纯粹天皇”那荒唐的“挚爱”。时隔近40年，大江在《水死》中再度接过《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中未能完成的主题——“父亲”的思想，继续以全新的视角构筑了一个全新的“父亲”形象。正如古义人的“母亲”所期待的那样，他终于在“水死小说”中为“父亲”恢复了名誉。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既然三岛的殉死与《水死》中“父亲”的殉死完全背道而驰，那么它是否与《心》中乃木大将的殉死可以等同视之？对此，柄谷行人精辟地论述道：“乃木将军是一个具有性格的人。他所处的时代是‘命运’和‘悲剧’共存的日本，是一个尚未进入近代化的社会。在这点上，它与三岛由纪夫的武士道精神截然不同。虽然三岛通过刻意的自杀表演展示了自己的‘性格’，但其动机的背后是空无。与乃木将军的命运相比，三岛的殉死仅仅是完结自我生命的一种意识而已。”(19)不过，三岛问题也许并不像柄谷行人认为的那么简单；相反，他的殉死正从另一个层面露出部分日本民众反对“战后民主主义”精神的端倪。比如，在1972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金田雄次就公开宣称：日本新宪法中主张的“战后民主主义”，只不过是在美国政府的“保护和软禁下”，从“保温箱”里育成的民主主义。因此，日本人虽然在理性上对新宪法有许多共鸣，但在感情上却有“接受新宪法与忍受耻辱共存”的感觉。特别是蕴含在新宪法内容背后的那种力量，即美国强迫日本实行他们心中的民主主义，令人产生强烈的反感。(20)可见，三岛殉死的背后并非“空无”，只是过早了一点。这仅仅说明，在当时，日本国民拥护“战后民主主义”的势头尚处优势，三岛的行为才落了个荒唐、滑稽的结果，但并不能因此否定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人的“战后民主主义”理念日趋“空洞化”的现实。事实证明，进入90年代后，在中东战争和海湾战争中，日本政府以“协助国联”的名义，在军事上公开协助美国。小泉首相把宪法第九条“放弃战争”微妙地改为“有事法则”；安倍晋三首相竟然标榜要“摆脱战后制度”，并在他执政期间，于2006年12月16日以压倒多数的票数，通过了修改1947年制定的“教育基本法”的决议。从此，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将抹去日本曾经发动过侵略战争的史实。这就是日本当下的“平成精神”，也是战后日本领导阶层反复践踏“战后民主主义”理想的现实。
近代化以来的日本就像一个恶魔般的存在——侵略他国也被他国(美国)侵略，在民族精神上始终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独立。因此，为了追寻“明治精神”中曾经有过的积极的一面“自由和独立”，大江运用在小说卷首和文中引用他人诗作的手法，以“对话”(21)的形式，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水死》中反复引用的是艾略特《荒原》中“死在水中”一节：“海底的潮流，在悄然地剔净他的骨头。在他浮上沉下之际，度过了老年和青年时期的不同阶段，不久卷入漩涡。”(22)对这一段的寓意，陆建德认为，《荒原》中“对‘尸体’和‘白骨’等死亡意象的迷恋，所暴露的正是特纳式的否定生活的死亡动机。这种主要由个人境遇中的挫折生发的死亡动机有时候听起来也像是对社会的绝望抗议”(23)。大江的《水死》通过对此诗的引用，也表达出父亲的绝望。小说文中提到这一诗节时，对原诗进行了引申：“我想知道的是水死的人物弗莱巴斯……当年，他还年轻俊美，虽说是他一生的历程，其实只是他轰轰烈烈的青春和悲惨的童年。”在此，“当年还年轻俊美”就水死的弗莱巴斯，与当时还是壮年就水死的“我”父亲重叠，让人不由联想这两位英年早逝的人，是如何度过他们“轰轰烈烈的青春和悲惨的童年”，而且也引发读者继续思考“我”父亲横遭厄运的深层原因——反抗“天皇制”下的国粹主义——从而凸显作品的主题。
而且，艾略特此诗的寓意“不仅仅是死亡，还孕育着洗礼与重生。纵观全诗，水的意象蕴含着生命的获取”(24)。因此，“我”的父亲也不曾“死去”，他虽然沉入洪水之下，但他将化为“神灵”，带着威严行走在波浪里，融入共同体的内部记忆：
在水底的潮流中，浮上沉下……但还没有卷入漩涡。因为诗中用的是“he”，即这里的“he”是我，同时也是我的父亲。我是他，也是父亲。受到眩晕袭击的是我，也是比“我”大二十多岁的(用现在的感觉说，正是壮年的)父亲，是水死的父亲。这时，我觉得自己是深深地爱着父亲的！我在害羞的安逸和极度的恐惧中被惊醒。(《水》：167)
借用《荒原》中的“尸体”、“白骨”、“海水”、“潮流”等意象，大江不仅曲折地表现了“我”和父亲两代人对现实社会的绝望，也表达了他们生生不息的反抗。
综上所述，日本近代化的问题直接始于其源头“明治维新”。形式上的“自主独立、开明进取”之改革精神，很快就被实质性的内容“富国强兵，强化天皇集权”所取代。这种所谓的“明治精神”成长为“昭和精神”，就直接演变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代名词“天皇陛下万岁！”。这种荒谬的“精神”，在二战结束后本该引起日本民族的反思，进而实现“战后民主主义”之理想，可是，从1945年“天皇陛下”向全世界人民宣告日本无条件投降，到1971年三岛由纪夫以剖腹自杀的“表演”煽动国民复活以“天皇制”为中心的日本传统文化，仅仅只度过了27年的和平岁月，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又露出复活之端倪。这一企图颠覆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反动思想发展到90年代，已由“个人”表演变质为“政府”行为。明治时期，夏目漱石通过小说《心》中“老师”的殉死，忧伤地告别了日本近代化，谁料平成年间，日本国语教科书又把《心》作为典范，用所谓的“明治精神”教育日本下一代。可见，在日本近代化的推进中，历经几代人的殉死，又回到了“起点”。直面现实，大江在谈到创作《水死》时满怀感伤地说：“在不远的将来(也就是“我”将经历老年之死的时候)，‘我’还能否抵抗得住‘天皇陛下万岁’的‘时代精神’？也许到那时已经是撕裂‘我’老年脏腑的、复活的‘时代精神’。”(25)
纵观大江的所有作品，还未曾出现以“枪杀”对方的手段图求解决问题的极端形式，而《水死》却以“我”父亲的弟子大黄枪杀日本文部省官员结尾。这位“大人物”强奸了侄女穴井子，不仅拒不认错，还不许她将事实公之于世。这一态度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日本政府拒不承认二战中侵略他国史实的行为，“如果说穴井子是战后民主主义的隐喻，大黄是国粹主义的隐喻，那么，大黄在雨中的死亡则象征着国粹主义的自我裁决；而穴井子则暗示着心灵背负重伤、坚持继续战斗下去的战后民主主义者”(26)。可见，大黄的所为是大江内在精神危机的外化。特别是小说借用穴井子之口喊出“男人在强奸；国家在强奸”的心声，无疑暗示《水死》的主题旨在披露日本近代史是一部国家集权“强奸”国民的血泪史。这一震耳反馈的呐喊不仅是大江文学对日本“昭和精神”的声讨，也是对当下的“平成精神”鸣出的警钟。
注释：
①大江健三郎《水死》，东京：讲谈社，2009年。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在括号内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另作注。
②“红色皮箱”是古义人的母亲于1932年从上海带回日本专用于保管父亲生前相关资料和自己日记的箱子。“我”一直认为其中一定有记录父亲“水死”真相的秘密资料，可母亲生前一直拒绝提供给“我”让“我”撰写“水死”小说。直到她去世十年后，这个皮箱才由妹妹转交给“我”。但是，我们查阅一下历史资料即可发现，1932年正是“伪满洲国成立”那年，是日本转向军国主义思想、从此由军人掌控国家政权的转折点。可见，“红色皮箱”的揭秘，旨在揭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真面目。
③三浦雅士《敗戦翌日の父の死が孕み続ける謎》，东京：每日新聞，2010年2月7日。
④详见小森阳一《拮抗する言葉の力——大江健三郎『水死』を読む》，东京：世界，2010年。
⑤详见榎本正樹《「おかしな二人組み」から「連带する女性二人組」の物語へ》，东京：すばる，2010年3月号，第311頁。
⑥伊沢元美《明治の精神と近代文学——夏目漱石『こころ』をめぐつて》，日本：岛根大学论文集，第12期，1963年。收录于日本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夏日漱石》I，日本：有精堂出版，1990年，第229页。
⑦坂本太郎《日本史》，汪向荣、武寅、韩铁英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62页。
⑧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东京：岩波书店，2000年，第38-39頁。
⑨远山茂树《日本近代史》第一卷，邹有恒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93页。
⑩井原三男《漱石の謎をとく·「こころ」論》，东京：劲草書房，1989年，第87頁。
(11)大江健三郎《「後期の仕事」の現場から——国際的視野における大江健三郎シンポジウム》，东京：群象，2010年1月号，第8-9頁。
(12)这是大江健三郎在1971年10月，以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自杀事件为原型创作的同名小说。
(13)武田将明《自分自身からの亡命者——『水死』と晚年性》、东京：早稻田文学(10)，2011年9月，第293頁。
(14)安藤礼二《「懐かしい年」の変容——大江健三郎『水死』論》，东京：群象，2010年2月号，第94頁。
(15)三浦雅士《三島由紀夫の幽霊——大江健三郎『水死』を読む》，东京：文学界，2010年3月号，第126頁。
(16)大江健三郎《「後期の仕事」の現埸から——国際的視野における大江健三郎シンポジウム》，第12頁。
(17)所谓安保运动，首先是反对军事同盟的运动，其次是对岸信介政权推行的、反民主主义决策的强烈抗议，表现了当时日本国民坚决拥护民主主义的高涨情绪。这一民众运动在中期虽然有所缓和，但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才得以平息。1970年，以日美双方再度签订延长“安保条约”为契机，又迎来了“安保运动”的一个小高潮。
(18)详见渡辺広士《「天皇」神話の多義性》，刊载于《亲手拭去我眼泪的日子》(解説)，东京：講談社，1991年，第271頁。
(19)柄谷行人《さびしい昭和の精神、『漱石論集成』により》，东京：平凡社，2001年，第523-524頁。
(20)金田雄次《日本人の意識構造——風土·歴史·社会》，东京：講談社，1997年，第188頁。
(21)卷首引语的功能是对话性质的：格言警句建构出一种抽象话语，与章节中的戏剧性事件构成张力，使“引用警句者和叙事者之间建立对话关系”。转引自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1页。
(22)T.S.艾略特《荒原》，赵萝蕤、张子清等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75页。
(23)陆建德《改变表现方式的天才》，载《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3期，第50页。
(24)莱昂内尔·特里林《文学体验导引》，余婉卉、张箭飞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84页。
(25)大江健三郎《「後期の仕事」の现埸から——国際的视野にぉける大江健三郎シソポジゥ厶》，第8-9頁。
(26)三浦雅士《敗戰翌日の父の死が孕み続ける謎》，东京：每日新聞，2010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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