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诗教”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传统论文,诗论论文,上博竹书论文,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2;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02)04-0132-04
孔子是儒家至圣，他对诗的态度及其教诗、传诗的实践，对《诗》的传播及其进而为经典都产生了重要作用。先秦文献中屡见孔子引诗论人或引诗证事的记载。最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为我们研究孔子与《诗》的关系又从文献上予以了丰富，为考察“诗教”传统的来源提供了佐证。
一、孔子教《诗》与“诗教”
在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中，孔子论述的大都不是整篇诗意，而是引用诗中的精辟辞句对学生进行教导。通常先用一个字简括评述，再用一二句或几句话做进一步解释，最后才详细分析。虽然竹简散失很多，但排列起来，这种授《诗》的特点和方法还是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出的。但孔子不是像《毛诗》编次那样逐篇讲授，而是根据需要选出其中某一句诗进行评论。这样的竹简在《孔子诗论》中共有七支。从《孔子诗论》和先秦时期的各种资料综合分析，孔子从来没有把《诗经》当做一部文学作品来看待，所以从来不给学生讲解诗的文学特性，而多从伦理道德方面去启发去解说，如：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思无邪”本是《鲁颂·駉》中的文字，这是一首歌颂鲁僖公的诗，诗中反复歌咏了僖公牧马的盛况。“思”是语气助词，没有实际意义。“无邪”是形容马的美好。孔子把它断章取义地借用过来，用来形容《诗》三百篇的思想是纯正的。“无邪”是孔子对《诗经》思想内容的总评价。正因为“思无邪”，所以三百零五篇都可以进行道德教育。如对《卫风·淇奥》诗中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子贡学到了“贫而乐，富而好礼”[1]；曾参则体会到“道学”、“自修”[2]。又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句诗，出自《卫风·硕人》，本是赞美卫庄公夫人庄姜美丽的诗。而在《论语》中，孔子和他的弟子却是这样解读的：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子夏体会到了礼产生在仁义之后。子贡和子夏都是被孔子称为“始可与言《诗》”的人，可见孔子把《诗经》当做了可以进行道德修养教育的教科书。
孔子说《诗》的目的不是让学生理解诗的本义，而是如何从伦理道德方面去联想。即从当时社会生活的需要出发，让学生把《诗经》中的诗句当做哲理格言去理解。《孔子诗论》第四简曰：“诗其犹坪门？”“坪门”本为春秋时吴国的城门，在竹简中可能泛指城门。马承源先生认为此句评语可能是说《诗》的义理像城门一样宽达。正因为《诗》义的宽达，人们才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随意地解《诗》。从诗的某一句或某一个词出发，展开丰富的想像，让其为我所用，这就是先秦人用《诗》的普遍方法，而孔子尤其注重。这种方法影响了两千多年。后儒把《诗经》当做经典来读，从中发掘微言大义，以用于治国安邦，久盛不衰，不能不说与孔子教《诗》的方法有关。
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与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
在孔子给弟子所开设的课程中，《诗经》是很重要的一门。《论语》多次记述孔子与其弟子谈《诗》的情况，《礼记》中也记述了不少孔子与弟子谈话时引用诗句。《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那么，教《诗》的目的是什么，孔子教《诗》要使学生达到什么样的思想境界呢？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礼记·经解》）
孔子是一位教育家，他主要的目的是教人成人。而达到这种标准需要教育手段，于是孔子在传统的文化积累中，选中了诗、书、礼来作为教育学生的手段。《诗》、《书》即传统的《诗经》、《书经》，而礼不可能是现存《三礼》中任何一礼，它是当时流行的礼仪。《诗》、《礼》并是教育的手段，《诗》、《乐》不分，所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孔门教育的完整体系。
马承源先生在《战国竹简中的诗乐》一文中，曾指出：诗本是音乐的组成部分，诗句就是乐曲的词。楚竹书中的《诗乐》是残件，所见七支简上端正地抄写着各种诗的篇名和演奏诗的各种音高。现今可以知道，每一篇诗都有其特定的音高，并不是随意用任何音调都可以自由地演唱。从中可以推知当时诗乐合一的情况。《诗经》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周礼规定的具体体现；换言之，周代的种种礼仪，决定了《诗经》的内容。特别是在《雅》、《颂》中，贯穿着对周礼的重视和遵从。如《孔子诗论》第五简对《清庙》一诗的评价，就说：“王德也，至矣。敬宗庙之礼，以为其本，秉文之德，以为其业。”又第二十六简说：“蓼莪有孝志。”都向我们论证了《诗》与礼、《诗》与德之间的关系。这就使我们很容易理解，孔子为什么那样重视《诗》，甚至把它看做“事父”、“事君”非读不可的教科书了。孔子教《诗》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学生“成人”，具有温柔敦厚的君子品性，成为从政的良材。
孔子虽然一生不得志，但还是希望自己的学生从政。他曾说：“学也，禄在其中矣。”[4]在孔子之前，学在官府，贵族子弟可以在官方特设的学堂里学习有关知识。但孔子的学生出身贫贱者居多，没有资格进贵族学堂，要想跻身于统治阶级行列，必须掌握贵族子弟所学的全部知识，从《周礼》记载得知，贵族学堂要教“三德”、“三行”，还以“乐德”、“乐语”、“乐舞”教这些“国子”，此外还有“六艺”、“六仪”等课程。《孔子诗论》第二十三简中说：“鹿鸣以乐词而会，以道交见善而傚，终乎不厌人。”说的就是诗乐合而为一，习起来令人愉快的意思。因为当时诗、乐不分家，《诗经》也是必修课。孔子所开课程也与此相差不多。孔子培养学生，首先注重道德教育。这与周代的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其次是“礼”。他曾说：“为国以礼。”[1]孔子的“仁”是指道德修养，而“礼”是治国纲领。只有学好《诗》，才能更好地进行道德修养，才能知礼。他说：
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礼记·仲尼燕居》）
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礼记·仲尼闲居》）
官场的需要便是培养目标。学《诗》是为了从政的需要，如从政“不达”，做外交官“不能专对”，即使把三百首诗背得再熟，又有什么用呢？
三、《诗》“可以怨”与风雅正变
在《论语·阳货》篇中，孔子教育弟子说：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是古代诗论的简明概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诗歌的本质特征和多种功能，而其关键之点，则在于强调习诗与“事父”、“事君”的重要联系。孔子着力提倡的基本伦理政治原则是“尊尊亲亲”，而“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要义，恰在于体现了“尊尊亲亲”的核心内容。那么，学诗的得失，就是牵涉到“必也正名”的大事，自然也就不能不关系到每个人基本品德修养的培植了。春秋时代，不论是处理政务，还是外交活动，常常通过赋诗来表达。孔子正是从当时赋《诗》言志的官场风气中总结出诗的“兴观群怨”作用的。其中“怨”的作用尤其重要，“怨”是说诗可以讽喻不良政治，批评某些令人不满的社会现象。但从《孔子诗论》中孔子授《诗》的内容看，他除了指出《雨亡政》（即《雨无正》）和《即南山》（即《节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以外，其他都没有发现如《毛诗》小序所言的那样许多刺、美对象都实有其人。
后代的许多《诗经》研究者从“《诗》可以怨”生发，把《诗经》中的篇章划成正、变两大类。《毛诗序》：“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正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4]第一类是在文武成王周公等圣明君王当政的太平盛世时产生的诗，谓之“正经”，《风》有二南，《小雅》有《鹿鸣》至《六月》等十六篇，《大雅》有《文王》至《民劳》共十八篇；第二类是自懿王、夷王而下至厉、幽等昏君当政的衰微乱世产生的“变风”、“变雅”，《风》《雅》中除第一类外均属此类。在经学家的眼睛里，《诗经》不是文学作品，而是提供给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一面镜子。其实，抛开风雅正变说中的封建教义，从诗篇本身的艺术风格来考察，《诗经》中的诗篇确实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风貌：一种是西周前期和中期表达“治世之音安以乐”[4]情绪的风雅传统；一种便是西周后期以迄东周“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4]的变风变雅精神。如果不拘泥于少数篇章而观其大略的话，那么从“安以乐”的风雅传统，到“怨以怒”的变风变雅的“正”“变”之分，也的确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历史环境和文学演变的真实情况。但在《孔子诗论》中，这种从政治出发的正、变之分还没出现，孔子只是认识到了这些所谓“变风变雅”之作的“怨”的功能。如对《邶风·柏舟》的评价就是以一个“闷”字概括了全篇，揭示了诗作者精神苦闷，对社会现状不满的事实。在《孔子诗论》第十七简中，“将中之言不可不畏也”，“将中”指的是《郑风·将仲子》篇。这首诗表现爱情比较大胆，充分体现了“郑风淫”的风格。《论语》中，孔子一再表示了他反对郑风的思想。在《孔子诗论》中，他表现了同样的精神主旨，认为《将中》诗中之言值得畏惧。但孔子并没有像《小序》那样说此诗意在“刺庄公”，“祭仲谏而公弗听，小不忍以致大乱”。在《诗论》中从未出现过像《小序》那样将诗的内容极端政治化的做法，其着重之处在于体认诗句所具有的教化作用。
孔子十分强调诗的道德伦理功能，这是《孔子诗论》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他把三百篇视为体现仁、礼原则的载体，看成指导人们修身、从政的读本，这就很大程度地把诗道德伦理化和政治化了，事实上也就把三百篇推向了经典的地位。由于孔子弟子众多，传诗又是他教学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加之孔子儒圣的特殊地位，他对于诗所持的态度和评价，遂被弟子以及儒家后学接受下来、传扬开去；诗之本身也就逐渐成为儒门“六经”之一。孔子对于三百篇“由诗向经”的历史演化，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收稿日期］2002-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