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变革还是产业结构升级——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源泉及其未来改革的重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源泉论文,重心论文,经济制度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03）09-0005-09
中国在过去20年转轨过程中取得了辉煌的经济业绩，但什么是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核心源泉，却是一个在理论界并没有达成共识的问题。一般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原因在于中国渐进的制度变革——市场化、非国有化以及对外开放化大大提高了中国资源配置的效率和资本的积累，进而导致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田国强，2000；刘伟，2001；Megginson，2001）。但这种观点受到各方面的质疑。萨克斯（J.Sachs）在研究中国与俄罗斯转轨经济绩效时就提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是制度转轨的产物，而是落后的二元经济快速转型的产物，二元经济转型导致的产业结构升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源泉（Sachs，1994，1996）。著名经济学家波波夫（V.Popov）进一步扩展了该观点，他利用格申克龙（Gerschenkron）的“后发优势理论”指出，人们在认识转轨经济绩效时，过分地强调了制度以及制度变迁模式的重要性，而忽视了改革初始条件的作用。中国和越南等国出现高速经济增长而前苏联各国经济崩溃的原因，并不在于这些国家所采取的经济制度变革方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在于中国和越南这些国家享受了转轨的“后发优势”（Advantages of Backwardness）。因为在转轨过程中，一国在前体制下的发展水平越高，原有制度以及经济水平带来的价格水平扭曲、产业结构扭曲、贸易模式扭曲、专业化定位扭曲以及固定资本存量越大，转轨成本也就越高，转轨绩效也就越差。相反，一国发展水平越低，各种扭曲以及固定资本转型带来的供给性经济崩溃的可能越小。因此，发展水平的低下不仅不是负担，反而是一种资本。中国经济水平的落后以及工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低下，不仅使其存量改革的成本很低，而且可以使它把大部分财力物力用于增量改革。所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是其渐进制度变迁的产物，而是落后的二元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不在制度变革，而在于产业结构的发展（V.Popov，2000）。
如何认识萨克斯和波波夫的反论，不仅涉及理论上的问题，即“制度—经济增长论”与新古典发展理论的争论，更重要的是它涉及中国未来经济改革重心的取向——是继续以包括所有制、市场化以及开放在内的经济制度变革为核心，还是以推动二元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为核心？
一、制度变迁、二元经济转型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关系的计量
制度变迁以及二元经济转型是如何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新古典发展理论都做了大量的研究（Hayami & Rutten，1978；Ranis & Fei，1961；Oman，1999）。因此，本文不对这些内容进行分析，而直接选定变量，建立计量模型进行检验。（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新制度经济学家根据“制度—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出一系列计量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回归法、虚拟变量法、残值法及结构法。刘元春（2003）的研究成果表明，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计量方法，回归法和结构法是较好的选择，因此本文选择这两种方法从不同层次上分析制度、二元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对于制度变迁变量，由于中国的经济制度变革基本沿着三个方面展开：一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主要是打破以往计划体系，建立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体系；二是经济主体产权制度的变革，它主要通过发展民营经济、集体经济壮大非公有制经济，通过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和治理结构的变革深化国有经济的改革；三是发展战略的全面调整，它通过全面改革外贸体制以及其他相应的制度措施，用外向型发展模式代替进口替代的内向型发展模式。因此，我们在计量模型中将经济制度变量界定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市场化程度（MRL），用投资的市场化指数表示，即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投资”三项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来表示。②非国有化水平（NOSW），用非国有经济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由于统计数据的限制，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来表示。③开放程度（ORL），经济运行的外向化水平，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开放程度的通行指标是对外贸易比率，即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它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贸易和分工的程度。而对于二元经济转型变量，我们选定“非农化水平（NA）”为变量，以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表示（见表1）。
表1 二元经济转型变量单位：％
注：GDP是以1978年为100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可比价格定比增长指数。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01）。
依据上述制度变量的含义，我们首先建立“制—经济增长”综合评价模型：
GY=A[，0]+A[，1]MRL+A[，2]NSOW+A[，3]ORL
回归得到的方程为：GY=167.37-5.784MRL+11.562NSOW+0.405ORL
（132.418）（2.377）（0.895）（1.450）
R=0.991DW=1.10
F=293.204
该计量方程的DW值较大，表示自变量之间存在比较强的自相关性。“非国有化（NSOW）”、“市场化（MRL）”以及“开放水平（ORL）”之间的正相关性非常强，说明这些制度变量的变化并非相互独立的，而是发展中相互作用的。因此，简单地利用回归方法无法表明这些制度变量与经济增长的确切关系。要排除“非国有化水平（NSOW）”、“市场化程度（MRL）”、“开放水平（ORL）”变量之间存在的强烈的正相关对我们的制度—经济增长分析的影响，我们可以利用岭回归（Ridge Regression）的方法，用
作为回归系数的估计，以考虑变量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其中k是岭回归的参数。表2是随着k值的不同，得到的不同回归系数和R[2]的估计值。
表2 岭回归K值和系数估计
图1 岭回归系数变化
结合岭回归系数变化图（图1）和表2，我们看到，随着k值的增大，市场化程度（MRL）的回归系数从负变为正。k=0.5时，岭迹图已经比较稳定。最后取k=0.5，估计回归方程为：
CY=421.714+6.119MRL+4.22NSOW+4.754ORL（1）
（132.418） （2.377） （0.895） （1.450）
R=0.945F=44.87
该方程说明，我们所选定的制度变量与经济增长呈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制度—经济增长论”基本能够得到证实。这些相关关系中，“非国有化（NSOW）”、“市场化（MRL）”以及“开放水平（ORL）”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致相当。同时，岭回归参数K=0.5以及它们之间的高相关性，说明这三个制度性变量是相互推进、相互作用的，任何单纯的制度变量的变化都无法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大的作用。
对于“二元经济发展论”，我们先考虑简单的计量模型，测算二元经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
从估计回归方程可以看出：①制度变革、二元经济结构性转型与中国经济增长都呈现较高的相关关系，即“制度—经济增长论”与“二元经济发展论”在中国同时成立。②与三变量综合模型比较，在纳入二元经济变量后，各种制度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较大的变化，其中对“非国有化”、“开放水平”影响最大，说明“二元经济的转型”与这两个制度变量的关系更为密切。结合这些变量的相关性，我们从经济上不难看出这些联系的基础，即“非国有化”、“开放水平”是推动“二元经济转型”发展最为重要的动力，“二元经济转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到“非国有化”和“开放水平”的发展之上。③“二元经济”与制度变量的自相关性同时也说明了，虽然制度变量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很大，但它的作用在经济增长分析过程中无法忽略。“二元经济转型”一方面是制度变量作用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另一方面也是推进制度变量变化的因素，二元经济转型的滞后不仅严重制约着制度变革的传导，而且直接影响了制度调整的空间。所以，经济增长是制度转轨、对外开放以及二元经济转型等因素相互作用、协同发展的结果。
二、经济增长的源泉分析
利用回归分析方法可以表明制度变迁、二元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能反映出这些因素在何种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因为从严格的统计意义上讲，回归关系并不等于因果关系。因此，为了表明制度变迁、二元经济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具体作用和地位，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既包含制度变迁，又包含二元经济结构的社会生产函数，以分析出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在抽象的生产函数
制度变迁和二元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的影响；二是对资本和劳动配置效率以及包括技术在内的生产效率的影响。这些因素对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力产出弹性影响的核心因素体现于：资本或劳动力的所有制分布状况的变迁、资本或劳动力的产业结构分布。而对资本和劳动要素的配置效率以及技术水平的影响的核心因素来源于：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专业技术人员占总职工人数的比重。根据这种判断，我们可以建立以下生产函数：
（9）劳动力所有制结构产出弹性（即劳动力由国有经济向非国有经济流动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幅
将各时期的数据带入上述14个方程中，可得到表3。
表3参数时间序列值
续表3
注：所有制结构产出弹性=劳动力所有制结构产出弹性+资本所有制结构产出弹性，表明经济增长对所有制结构变化的敏感性；产业结构产出弹性=劳动力产业结构产出弹性+资本所有制结构产出弹性，表明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变化的敏感性。
从这些序列值，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从制度变迁、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上看，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程度远远高于制度变量（所有制结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因为二元经济转型带来的产业结构产出弹性的平均水平达到6.025，而制度产出弹性的平均水平只有0.267，相比而言技术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贡献就更小，平均技术产出弹性只有0.064。因此，从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的角度看，过去20多年的经济增长应当是以二元经济转型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为主导。当然，结合回归分析可以看到，这种二元经济转型的产业结构调整是以制度变迁为基础的。
第二，结合过去各种变量调整的幅度，我们看到中国大幅度的经济制度变革弥补了其产出弹性低下的缺点——非国有经济劳动力就业比重提高了64.23％，非国有经济固定资本比重提高了253.33％，市场化程度提高了245.68％，对外开放指数提高了90％，而二元经济转型的较小变化幅度却抵消了其高弹性的作用——非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比重增加了1.23％，非农劳动力就业比重提高了72.88％。所以经济制度变革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与二元经济转型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差异并不大——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4.29％，二元经济转型的贡献率为46.54％，技术水平提高的贡献率为23.13％，而要素投入增加的贡献率为16.04％。从这些数据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如人们想像的那样完全来源于或主要来源于制度的变革，其主要来源应当归结为二元经济转型带来的产业结构的升级上，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是渐进制度变迁的产物，更为重要的是享受了“后发优势”。当然，这种“后发优势”是与制度变迁密切相连的。
第三，中国经济制度变迁为何没有对经济增长起到核心主导的作用，而二元经济转型的作用却异乎寻常呢？我们对一些参数指标进行进一步分析可以表明其中的原因。①从规模经济指数来看，中国规模经济指数虽然一直在提高，但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无约束值远远低于1（介乎0.6—0.7之间），即中国经济增长长期处于规模经济递减的状态。从规模经济指数方程可以看到，导致中国宏观经济生产规模不经济的原因在于：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的增加，或国有资产的民营化有弱化宏观经济规模经济的效应，因为非国有经济中的集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的发展，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逐步将规模较大的企业进行了拆分，降低了生产的规模；劳动力在所有制之间转移规模并不很大；资本在第一产业和非农产业的转移空间很小，从1978年起非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就超过了92％；劳动力工业化转移力度很大，但是大部分仍集中在第一产业，工业化程度不够依然是制约中国规模经济出现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不难看出，非国有经济粗放式的发展以及二元经济转型不足是中国规模经济指数低下的主要原因。②从资本边际产出方程来看，非国有经济固定资本的增加也有弱化整体资本边际产出的作用，其原因在于，非国有经济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而大部分中小企业以粗放式经营为主，国有经济的民营化在其初期并没有提高资本的技术含量和相应的使用效率。③从劳动力边际产出方程可以看到，我国劳动力边际产出一直处于恶化状态，导致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在于y[，1]、y[，2]值不足够大，以及L存量只增不减。而这又与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立足点有关。大量的制度变革集中在资本产权改革之上，资本产权改革是非国有经济以及工业化的核心，而引导劳动力的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改革往往是附带的，劳动力所有制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往往是产权结构变化引致的产物，资本产权的变革虽然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二元经济的转型，但由于这种推动是引致的，其幅度并不显著。这也是资本边际产出与中国改革进程密切相关，而劳动力边际产出与制度改革关系不大的主要原因。
第四，与技术产出弹性相比，各种制度产出弹性的平均水平都很高。但是，从发展趋势可以看到，从1995年起各种制度产出弹性（所有制产出弹性、市场化产出弹性和开放产出弹性）的增长态势趋于平缓，甚至有下降的趋势，说明制度变革推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变窄。相反技术产出弹性却出现大幅度增加，在1999年（0.116）超过了市场化产出弹性（0.115），在1997年（0.089）超过所有制产出弹性（0.088）。这充分表明核心技术的培育将是未来经济边际增长的核心之一。
第五，与所有制结构产出弹性、市场化产出弹性以及开放产出弹性的变化趋势相比，产业结构产出弹性直线上升的趋势表明，产业结构的调整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制度变革推动经济增长的时期将成为历史。因为，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空间依然很大，而各种经济制度变化的空间已经很小，例如，第一产业的比重仍高达16％，农业劳动力比重仍高达50％多；而市场化程度和开放度达到近80％，非国有工业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近60％。因此，未来的经济改革应当将重心放在如何推动中国二元经济转型以及产业结构升级之上。
三、结论及建议
（1）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和二元经济的转型构成了过去20多年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从总体上讲，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制度转轨、对外开放以及二元经济转型等因素相互作用、协同发展的结果，“二元经济转型”不仅是制度变量作用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同时也是推进制度变量变化的基础，二元经济转型的滞后不仅严重制约着制度变革的传导，而且直接影响了制度调整的空间。“制度—经济增长论”与“二元经济发展论”在中国同时成立。
（2）如果从各种增长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的影响角度看，二元经济转型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对于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同时，虽然从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总量贡献来看，二元经济转型、技术进步、制度变迁和生产要素的增长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二元经济转型的贡献高于其他因素。因此，从这些方面讲，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享受了渐进制度改革的好处，而且享受了转轨的“后发优势”。
（3）从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发展趋势以及作用空间来看，制约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经济因素将从以往的“经济制度瓶颈”转向“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因此，“核心技术的培育”以及“产业结构的转型”将是中国经济边际增长的核心。这也决定了中国未来经济改革的重心应从“所有制改革”、“市场化”和“开放化”转向资本产业结构和劳动力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技术进步之上。
（4）资本产权的非国有化虽然对经济增长的绝对速度变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过去简单的“非国有化”发展中，资本产权结构的变化有弱化中国规模经济以及资本边际产出效率的作用。未来的产权改革，不仅仅要注重资本产权所有制之间的流动，而且必须注重资本规模的调整，以及资本产权调整与劳动力产权调整的协调发展。劳动力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将是未来中国经济规模经济指数提高的关键之一。资本产业结构产出弹性、劳动力产业结构产出弹性分别高于它们的所有制结构产出弹性表明，未来资本的产业开放和劳动力的产业流动引导比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更为重要，以所有制为核心的产权改革应当逐步淡出，让位于行业的开放和二元经济的进一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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