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唐宋间的“疑孟”、“非孟”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宋论文,思想论文,疑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09(2)=4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3)10-0026-06
早在1933年，周予同先生在《群经概论》一书中即指出唐宋间的经学更新有一“孟子的升格运动”，即孟子人成为圣、书奉为经的过程，“始于唐而完成于宋”。[1](p289-290)此后，陆续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其历程已大体澄清。如果作更进一步的考察，会发现与“孟子升格运动”相伴随的还有一个“疑孟”、“非孟”运动。对于这一问题，过去的学者也有提及，但大多将其视为尊孟运动的“逆流”。随着研究的深入，情况略有改变。如陈寒鸣《宋儒孟子观述论》一文认为，“宗孟”和“非孟”是宋人对待孟子的“二大思潮”，在肯定“宗孟”思潮为“儒林主调”的同时，也对时人的“非孟”主张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夏长朴的《李觏的非孟思想》、徐洪兴的《论叶适的“非孟”思想》等文则以个案研究的形式对李觏、叶适等人的“非孟”思想进行了分析。（注：陈寒鸣文载《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1期。夏长朴文载《孪觏与王安石研究》，台湾大安出版社1989年版。徐洪兴文载《浙江学刊》1994年第3期。）但总的看来，对该问题的注意还很不够，不仅缺乏全面的梳理，也未能对其成因予以深入的探究。本文旨在对唐宋间的“疑孟”、“非孟”思潮作一述论，试图分析时人“疑孟”、“非孟”的内容以及不同的表现态度，并回答这一思潮形成的缘由。
一
唐以前，孟子的地位并不高，《孟子》也只是作为诸子之书而流传。研究《孟子》的著作屈指可数，可考者共有六家，分别为程曾的《孟子章句》、高诱的《孟子章句》、郑玄的《孟子注》、刘熙的《孟子注》、赵岐的《孟子章句》和綦毋邃的《孟子注》。（注：程曾《孟子章句》见于《后汉书·儒林传·程曾》，《隋书·经籍志》未有著录，盖早亡。高诱《孟子章句》历代志书皆未著录，惟《吕氏春秋·序》言：“诱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经》解。”郑玄《孟子注》、刘熙《孟子注》、綦毋邃《孟子注》，《隋书·经籍志》皆有著录。）流传至今者，仅赵岐一家。赵岐十分尊崇孟子，誉之为“命世亚圣”，称赞《孟子》一书“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粲然糜所不载”，并为之作“章句”。[2]（《孟子题辞》）批评孟子者主要有荀子和王充。（注：见《荀子·非十二子》以及《论衡·刺孟》。）但无论是尊孟的赵岐，还是抑孟的王充，其观点在当时都未能引起较大的反响。社会的普遍漠视正是《孟子》地位不高的反映。
唐中叶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唐代宗宝应二年(763)，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要求把《孟子》与《论语》、《孝经》并列为“兼经”，作为明经考试的一个科目。[3]（卷四十四，选举志）约半个世纪以后，韩愈又起而表彰孟子，认为孟子辟杨墨、斥异端，功“不在禹下”[4]（《文集》卷三，与孟尚书书），并提出了一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世代相传的儒家“道统”[4]（《文集》卷一，原道）。至晚唐，皮日休又请立《孟子》为“学科”。[5]（卷九，请孟子为学科书）虽然杨绾、皮日休等人的请求未能实现，但在他们的揄扬之下，孟子其人其书却逐渐为人所重视。在这种情况下，中唐以后相继出现了多部研究《孟子》的著作，有陆善经的《孟子注》、张镒的《孟子音义》、丁公著的《孟子手音》、刘轲的《翼孟》以及林慎思的《续孟子》。（注：陆善经《孟子注》，《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皆著录为7卷，已佚。宋孙奭《孟子音义》中曾采用了一些陆的说法。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从其中辑录《孟子注》1卷，共16则。《崇文总目》称陆善经对赵岐分《孟子》为14篇、又在每章之末加章指的做法不满，“删去赵岐章指与其注之繁重者，复为七篇”。张镒《孟子音义》，《旧唐书·张镒传》中著录有是书，《新唐书·艺文志》以及《宋史·艺文志》也有著录，3卷，已佚；《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辑录，1卷，共94则，多采自孙奭《孟子音义》。丁公著《孟子手音》，《宋史·艺文志》著录为l卷，宋以后亡佚。《玉函山房辑佚书》自孙奭《孟子音义》中辑录出214则。刘轲《冀孟》，朱彝尊《经义考》著录为3卷，宋以后亡佚。林慎思《续孟子》2卷，《崇文总目》以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皆有著录，《四库全书》收有是书。）与本文有关者则为林慎思之《续孟子》。
至宋代，随着《孟子》地位的提高，研究著作骤增，著录于《宋史·艺文志》以及《宋史·艺文志补》的有28部，见于朱彝尊《经义考》者则多达100余家，在文集、笔记中援引《孟子》或发挥《孟子》思想者，更是不计其数。[6](p193)在如此众多的《孟子》研究中，“尊孟”固然是主流，但“疑孟”、“非孟”也绝非罕见。仅《邵氏闻见后录》中著录的“非孟”著作就有10家：王充的《刺孟》、司马光的《疑孟》、苏轼的《论语说》、李觏的《常语》、陈次公的《述常语》、傅野的《述常语》、刘敞的《明舜》、张俞的《论韩愈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刘道原的《资治通鉴外纪》以及晁说之的《奏审皇太子读孟子》。其中除王充一人外，其他九家皆为宋人。（注：邵博，字公济，河南洛阳人，所著《邵氏闻见后录》30卷。他认为，“大贤如孟子，其可议，有或非、或疑、或辨、或黜者，何也？予不敢知。具列其说于下方，学者其折衷之”。因此，该书十一至十三卷中详引了诸多的“非孟”言论。）
余允文所著《尊孟辨》以及《尊孟续辨》，其主旨是为《孟子》辩护，但为了驳斥的需要，也援引了大量的“非孟”言论，“凡辨司马光《疑孟》者十一条，附《史剡》一条，辨李觏《常语》者十七条，郑叔友《艺圃折衷》者十条……辨王充《论衡·刺孟》者十条，辨苏轼《论语说》者八条”（注：见《四库全书·尊孟辨·提要》。余允文，字隐之，建安人。余氏著书的目的在于“辟邪卫道”，对种种“非孟”言论予以批驳，成《尊孟辨》以及《尊孟续辨》。书中保存有大量宋人“非孟”、“疑孟”的材料。例如李觏之《常语》，四库全书本李觏《旴江集》中多有删改，其“非孟”部分仅保留“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及伊尹废太甲、周公封鲁三条”，而余允文所引则比较完整地体现了李觏的“非孟”主张。中华书局1981年版《李觏集》所附录之《常语》，即是根据余允文的《尊孟辨）所补。）。
此外，可考的具有“非孟”或“疑孟”主张的，至少还有冯休的《删孟子》、苏辙的《孟子解》、李蓍的《楚泽丛语》、黄次伋的《评孟》、叶适的《习学纪言序目》等，（注：冯休《删孟子》1卷，《宋史·艺文志》有著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三载：“冯休撰。其序云：‘观孟轲书，时有叛违经者，殆轲之没其门人妄有附益耳，将删去之，惧得罪于独见，遂著书十七篇，以别其伪。’其后温公、苏子瞻皆尝疑轲之言有与经不合者，盖始于休云。”苏辙《孟子解》1卷，见《栾城后集》卷六。李蓍《楚泽丛语》8卷，防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载：“其书专辟孟子，绍兴中撰进。”黄次伋的《评孟》，周密《齐东野语》卷十六中曾有提及，赵与时《宾退录》卷二则著录曰：“黄次伋者，不知何人，赋《评孟》十九篇，极诋孟子，且及子思。”叶适之“非孟”言论甚多，《习学纪言序目》为其较集中的体现。）至于在个人文集或议论中偶尔表露出不满于《孟子》者则更多，不一一列举。
二
在众多言论中，即便同样是“疑孟”或“非孟”，由于受个人、学术等因素的影响，所表现出的态度不尽相同。余允文在《尊孟辨》中指出：“本朝先正司马温公与夫李君泰伯、郑君叔友皆一时名儒，意其交臂孟氏而笃信其书矣。温公则疑而不敢非，泰伯非之而近于诋，叔友诋之而逮乎骂。夫温公之疑，疑信也，俟后学有以辩明之；彼二君子昧是意，其失至此，人之讥诮不恤也。岂以少年豪迈之气攻呵古人而追悔不及欤？”[7]（《原序》）将司马光与李觏、郑叔友作了区分。
早期的“疑孟”著作，如林慎思的《续孟子》，其怀疑思想表达得比较隐晦。《崇文总目》载：“慎思以为《孟子》七篇，非轲自著书，而弟子共记其言，不能尽轲意，因传其说演而续之。”[8]（卷五）这样，林慎思不仅否定孟子是《孟子》一书的作者，且认为《孟子》中有不忠于孟子原意的部分。当然，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到底什么才是孟子原意？既然《孟子》不能作为完全的根据，那么能“尽轲意”的只有林慎思本人的观点了。所谓的未“尽轲意”处也就是不符合林慎思见解的地方。正是从这一角度，林慎思委婉地表达了对《孟子》的不满。林氏并没有径直改正他所认为的《孟子》中的不当之处，只是“因孟子之言推阐以尽其义，独其不自立论，而必假借姓氏，类乎《庄》、《列》之寓言”[9]（《提要》）。
同样是为了表达自己怀疑的观点，在苏轼、苏辙那里就有所变化：一方面他们仍采取发挥孟子思想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主张；但另一方面则据孔子之言直接驳斥孟子，可视之为与《孟子》在学术上的争辩。苏轼自言：“吾为《论语说》，与《孟子》辨者八，吾非好辨也，以孟子为近于孔子也，世衰道微，老庄杨墨之徒同出于孔子而乖离之极至于胡越。今与老庄杨墨辨，虽胜之其去孔子尚远也，故必与孟子辨，辨而胜则达于孔子矣。”[10]（卷下，苏轼《论语说》）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对《孟子》并非是一味的批评，还有许多推崇之处，认为孟子“可谓深于《诗》而长于《春秋》者矣。其道始于至粗，而极于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厘有所必计。至宽而不可犯，至密而可乐者，此中必有所守，而后世或未之见也”[11]（《孟子论》）。相对而言，苏轼还是以肯定孟子居多，与司马光相近，同属“疑信”的行列。因此，郑叔友认为，“近世欧阳永叔、王介甫、苏子瞻之徒僻好其书（指《孟子》——引者）”[7]（卷下，郑叔友《艺圃折衷》），把苏轼划入了尊孟者的行列。
李觏一方面大声宣布“孟子者，名学孔子而实背之者。……孙吴之智、苏张之诈、孟子之仁义，其原不同，其所以乱天下一也”[12]（《附录一·常语》）。与苏轼、司马光相比，李觏的态度要激烈得多。但他也有另外一面。杨升庵曾力辨李觏并不反对孟子，言：“小说家载李泰伯不喜孟子，非也。泰伯未尝不喜孟子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内治论》引仁政必自经界始。《明堂制》引明堂者王者之堂。……由是言之，泰伯盖深于孟子者也。古诗《示儿》云：‘退当事奇伟，夙驾追雄轲’，则尊之亦至也。”[12]（《附录一·李泰伯不喜孟子》）四库馆臣也称，宋人多言李觏非孟，但其文中，“亦颇引及孟子，与宋人所记种种相反”；认为李觏之文“格次于欧、曾，其论治体，悉可见于实用……不喜孟子，特偶然偏见，与欧阳修不喜《系辞》同”。[13]（《提要》）表明“非孟”只是李觏思想的一个方面。
至于郑叔友，由于其《艺圃折衷》已经亡佚，只有《尊孟辨》中保留有10条，就此10条内容来看，其“非孟”言辞在诸家中最为激烈。试引一例：“（孟轲）徒以口舌求合，自媒利禄，盍亦使务是而已乎。……轲，忍人也，辨士也，仪秦之雄也。其资薄，其性慧，其行轻，其说如流，其应如响，岂君子长者之言哉？其自免于苏、张、范、蔡、申、韩、李斯之党者，挟仲尼以欺天下也。”[7]（卷下，郑叔友《艺圃折衷》）这已不是学术上的辩论，而是采用了人身攻击的方式。难怪余允文言其“诋之而逮乎骂”，朱熹也言“诋孟子，未有若此言之丑者”，强调郑氏并不能真知孟子，其所言只是“好为太高之论以骇世”。[7]（卷下，朱熹《读余氏〈尊孟辨〉说》）
三
考察上述各家的“疑孟”、“非孟”言论，其批判的侧重点不尽相同。
其一，否定孟子为《孟子》一书的作者。
关于《孟子》一书的作者，历来有不同的说法。《史记》记载，“（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14]（卷七十四，孟轲荀卿列传），认为该书由孟子及其学生共同完成。赵岐则认为“此书孟子所作，故总谓之《孟子》”[2]（《孟子题辞》）。两种观点虽有差异，但皆肯定孟子曾亲自参与了该书的编撰，能较准确地反映孟子的思想。至唐，出现了第三种观点，即认为《孟子》一书是在孟子死后，其弟子乃至再传弟子根据其生前言行整理而成。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是韩愈。韩愈强调：“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殁，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4]（《文集》卷二，答张籍书）否定孟子为《孟子》一书的作者，也就开启了“疑孟”的缺口：既然《孟子》一书是其弟子在孟子死后所记录，它能真实地反映孟子思想的原貌吗？这一点，或许是韩愈所始料未及的。林慎思正是认为《孟子》一书不能“尽轲意”，而作《续孟子》！最初的“疑孟”思想正是以这种曲折而隐晦的形式表现出来。
其二，对《孟子》所载内容的质疑。
以《孟子》对舜的记载为例。舜是儒家理想中的古代君王，孟子更是把他描绘成孝子以及仁君的典型。但《孟子》中关于舜的事迹，如“完廪”、“浚井”、“不告而娶”等，皆引起了“非孟”者的质疑，认为这些只是“齐鲁间野人之语”[15]（卷十一，苏轼《论语说》）、“闾夫里妪之言”[16]（卷七十二，疑孟），不可信。李觏指出，征诸上古典籍，并无“瞽象杀舜”之事，如果“瞽象欲杀舜，刃之可也”，何必要通过完廪、浚井等迂阔的方式？这只能是“委巷之说而孟子之听不聪也”。[12]（《附录一·常语》）苏轼也强调，“自舜已来，如瞽瞍者，盖亦有之，为人父而不欲其子娶妻者，未之有也”[15]（卷十一，苏轼《论语说），认为《孟子》的记载大可怀疑。
孟子对“瞽瞍杀人”一事的回答，也成为批判的标的。刘敞指责孟子之言“察而不尽理，权而不尽义”，认为如果“舜为天子，瞽瞍必不杀人”；即使杀人，根据“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原则，为子者必讳其父，为臣者必讳其君，舜不会追究瞽瞍杀人的罪责，皋陶也不会过问舜袒护父亲的过失。[15]（卷十三，刘敞《明舜》）司马光也对此进行了层层批驳，指出，“所贵于舜者，为其能以孝和谐其亲，使之进退以善自治，而不至于恶也。如是则舜为子，瞽瞍必不杀人也”。如果瞽瞍真的杀了人，并被皋陶所执，“舜恶得而窃之”？如果说皋陶“外虽执之以正其法，而内实纵之以予舜，是君臣相与为伪以欺天下也！”[16]（卷七十二，疑孟）刘敞与司马光的批评言辞虽有不同，但不满于孟子的解释则是一致的。
其三，对孟子思想的驳斥。
1.人性论。性善说是孟子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理学家大力推崇的观点，程颐即称“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17]（《孟子序说》）。对于人性问题，孔子只是笼统地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没有涉及人性之善恶。苏轼认为“夫子之文章，非有意于为文，是以未尝立论也。所可得而言者，唯其归于至当”[11]（《子思论》），“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要在于不可易也”[11]（《荀卿论》）。也就是说，关于人性问题，孔子没有“必然之论”是有原因的，是为了使其言“归于至当”。孔子殁，诸子“欲为书以传于后世者，其意旨存乎为文，汲汲乎惟恐其汩没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论”[11]（《子思论》），于是有孟子性善之说。故孟子之性善说，其本身即与孔子的主张相悖。在苏轼看来，“性不可以善恶命之”，苟可以谓之善，也可以谓之恶。“孟子既已据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于恶。人之性有善恶而已，二子既已据之，是以扬子亦不得不出于善恶混也”。立论不求其精，而务求有异于人，是“三子之争，起于孟子”。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孟、荀、扬等人的内部纷争，不能继承“圣人之微言笃论”，加上释、老、申、韩等学说攻乎其外，致“夫子之道，千载之后，学者愈众，益晦而不明”，[11]（《子思论》）则孟子之罪大矣！
苏辙与其兄有着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人不仅仅有“善端”，也有“恶端”，所谓“忍人之心，不仁之端也；无耻之心，不义之端也；争夺之心，不礼之端也；蔽惑之心，不智之端也”。此“四端”与孟子所言“四端”，“均出于性而已……孟子则别之曰：此四者，性也；彼四者，非性也。以告于人，而欲其信之，难矣！”[18]（卷六，孟子解）
在人性问题上，司马光倾向于扬雄的观点，对孟子的性善说也有非议。《疑孟》中即专有一条评论孟子与告子关于人性的争论。司马光认为，告子言“性犹湍水”，固然有失，但“孟子云人无有不善”，也有错谬之处，丹朱、商均之不善，尧舜不能移，当然是“人之性染有不善”之处。[16]（卷七十二，疑孟）
2.尊王。孟子十分注重《春秋》，认为“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2]（卷六，滕文公下）。《春秋》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尊王”。孟子生活的时代，周天子虽失去了天下共主的身份，但依然存在。孟子游说列国，皆劝诸侯称王，绝无尊周言辞。这就与《春秋》“尊王”之意相悖。“非孟”者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矛盾，对孟子进行了严厉的指责。李觏指出，孟子当周显王之时，显王未闻有恶行，“特微弱尔”，孟子不尊之，“视周室如无有”，“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顺耳”。[12]（《附录一·常语》）郑叔友的言辞更为激烈：正如父亲病危，为人子者当竭力挽救，“如之何直置诸不救之地哉”？“孟轲非周民乎？履周之地，食周之粟，常有无周之心，学仲尼而叛之也……忍人也，辨士也，仪秦之雄也……安得为仲尼之徒欤？嗟乎！孔子生而周尊，孟轲生而周绝”。[7]（卷下，郑叔友《艺圃折衷》）
3.王霸之辨。孟子主张行“王道”，强调王霸之辨，所谓“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而在《论语》中，孔子曾称赞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19]（卷十六，宪问第十四）。孔子赞扬管仲的话遂成为“非孟”者批驳孟子的经典依据。而且在叶适、李觏等人看来，孟子的主张“语治骤”、“涉世疏”，不切合实际。“徒讲经界井田，何益治乱哉”？从心术出发来判断为政之得失，也无益于现实政治，“夫指心术公私于一二语之近，而能判王霸之是非于千百世之远，迷复得失，焕然昭苏，宜若不待尧舜禹汤而可以致唐虞三代之治”。[20]（卷四十四）因此，孟子之学说在当时即被视为“迂阔”也就不为无因。况且，滕文公行“仁政”不闻其王天下，也在实践层面证明了孟子“仁政”说不可行，仅仅是“无验”之辞。故“霸者岂易与哉，使齐桓能有终，管仲能不侈，则文王太公何恧焉？”[12]（《附录一·常语》）
其四，否定孟子在“道统”中的地位。
自韩愈提出“道统”说之后，宋儒，尤其是理学家，多继承了这一观点。（注：宋儒多继承了韩愈所提出的“道统”说，但理学家一般不承认韩愈在“道统”中的地位。程颐在为其兄程颢所作的《明道先生墓表》中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先生生于四百年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史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明，为功大矣！”（《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不仅确立了孟子在道统中的位置，也奠定了其兄在道统中的地位。程颐之说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黄百家言：“自斯言出，后人群然无异辞也。”（黄百家《明道学案》案语。见黄宗羲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十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非孟”者虽不一定反对“道统”说，但对孟子在“道统”中的位置有不同的看法。张俞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强调孔子之道甚大，“衣被天地，陶甄日月”，周代末年，其说“偶不行于一时，亦犹天地之晦，日月之蚀，运之常也，复何伤乎”？即使孟子不能辟杨墨、攻异端，也无损于孔子之道，“若使圣人之道遭杨墨之害而遂衰微，则亦一家之小说尔，又乌足谓万世之法哉？轲虽欲张大其教，天下可从而兴乎？是圣人之道不为一人而废，一人而兴，又昭昭然矣”。[15]（卷十三，张俞《论韩愈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叶适虽赞成有“道统”存在，但认为道始于尧，次舜，次禹，次皋陶，次汤，次伊尹，次文王，次周公，次孔子，“然后唐虞三代之道，赖以有传”。他坚决反对有所谓孔、曾、思、孟“道统”的提法。他首先否定了曾参继承孔子之道的观点，指出：“按孔子自言，德行颜渊而下十人，无曾子，曰：‘曾也鲁’。……曾子之学，以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不暇问，于大道多所遗略，未可谓至。”进而又否定子思对曾子有所继承的提法，认为“若以《中庸》为孔子遗言，是颜、闵犹是足告，而独密其家，非是；若子思所自作，则高者极高，深者极深，宜非上世所传也”。“言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必有谬误”。[20]（卷四十九）既然否定曾子、子思是孔子之道的继承人，当然也就否定了孟子作为孔子“道统”传人的地位。
以上所举只是当时“非孟”思想的大概。事实上，唐宋间的“非孟”思想十分繁复，对孟子的指责全面而具体，囿于篇幅，不一一详述。
四
由于“非孟”者甚多，加上个人因素的影响，就使得他们“非孟”、“疑孟”的出发点和原因各不相同。总结起来，约有如下数端。
第一，怀疑思潮的必然体现。
唐初，随着《五经正义》以及《五经定本》的修订与颁布，并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科书，经学走向了统一。经学统一的一个负面影响就是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从而走向了另一端——统死。加上科举和佛教的冲击，作为统治学说的经学，其地位却在下降。这样，“必定引起儒者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化为实践，便出现唐宋间的经学更新运动。它的特色，就是怀疑传统经典，怀疑官方的经义”[21](p114)。韩愈的“道统”说事实上已经否定了孟子以下对经典解释的合法性，不仅否定了两汉经学，也否定了以《五经正义》为代表的唐代经学，从而开启了怀疑之风。晚唐以后，这种怀疑风气逐渐蔓延开来。其中，以啖助、赵匡、陆淳为代表的《春秋》学最为突出，其治《春秋》，不但不拘泥于《五经正义》，且对“三传”也表示怀疑，“务在考三家得失，弥缝漏阙，故其论多异先儒”[22]（《经部·春秋类》）。韩愈所言“《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4]（《诗集》卷七，寄卢仝），正是这一风气的反映。除《春秋》外，其他诸经也有类似的现象，如施士匄的《诗》学，仲子陵、袁彝、韦彤的《礼》学，蔡广成的《易》学以及强蒙的《论语》学等，皆不再拘泥于官方注疏。发展到北宋庆历年间，怀疑之风大盛。陆游曾言：“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23]（卷八，经说）司马光也对这种风气有所描述：“新进后生，未知臧否，口传耳剽，翕然成风，至有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高阁。循守注疏者，谓之腐儒；穿凿臆说者，谓之精义。”[16]（卷四十二，论风俗札子）既然作为官方科举考试的经典注疏，甚至经典本身都可以被怀疑，《孟子》被怀疑、被非议也就在情理之中。
第二，对“孟子升格运动”的反动。
肇端于中唐的“孟子升格运动”发展至宋，形成了一股洪流。孟子由原来儒家中的普通一员变成了仅次于孔子的“亚圣”，配飨孔庙；《孟子》一书也由诸子而升为经典，与《论语》、《大学》、《中庸》一起构成“四书”体系，取代了原来的“五经”系统。这种变化，引起了许多正统派儒者的抵制。晁说之曾在多种场合表达了其质疑的态度：“予不知世所谓孔孟云者孰自而得耶？其尊孔子欤？其尊孟子欤？盖天下万世之尊师者，孔子一人而止耳，容孰偶之耶？学者于是乎权有度无，欲挽二子以并驾，又无乃甚耶？”[24]（卷十四，辨诬）李觏也对《孟子》被尊为经而不满：“今之学者雷同甚矣，是孟子而非六经，乐王道而忘天子，吾以为天下无孟子可也，不可以无六经。”[12]（《附录一·常语》）此外，陈次公、傅野等人也纷纷指责孟子悖孔子而叛六经，表达了自己对《孟子》“高出六经”的不满。[15]（卷十三，述常语）
第三，政治因素的影响。
作为中世纪统治学说的经学，其本身即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经学的发展变化以及学术争论的背后总会隐藏着政治的因素。正如朱维铮所言，王安石是“尊孟的第一功臣”，在“孟子升格运动”中，王安石的贡献绝不亚于叔孙通在“儒术独尊”的转变中所起的作用。[21](p116)王安石之尊孟不仅仅限于学术上，更重要的是他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在实际行动中尊孟。早在熙宁四年(1071)，经过王安石的努力，《孟子》被列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元丰六年(1083)，孟子配飨孔庙。虽然此时王安石已经退隐，但当时掌握朝政的却是“新党”，因此朱熹后来也承认，“孟子配享，用荆公之请”[25]（卷九十，礼七·祭）。作为王安石的政敌，司马光指出，“介甫于书无所不观，而特好孟子、老子之言”[16]（卷六十，与王介甫书）。司马光之所以作《疑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针对王安石之尊孟。关于这一点，前人早已指出：“王安石假孟子大有为之说，欲人主师尊之，变乱法度，是以温公致疑孟子，以为王安石之言，未可尽信。”（注：南宋倪思语，元白珽《湛渊静语》引。转引自徐洪兴《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晁说之也与其师司马光有着类似的观点，所作《儒言》即“力诋荆舒之学”[24]（《提要》）。南宋初李蓍也因认为“王氏之学出于孟氏”而著《楚泽丛语》一书“专辟孟子”。（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载：“其书专辟孟子，绍兴中撰进，大意以为王氏之学出于孟子。然王氏信有罪矣，孟氏何与焉。此论殆得于晁景迂之微意。”）可见，因反对王安石而反对孟子的大有人在。需要指出的是，反对王安石政治主张者不一定皆反对其尊孟的主张。如朱熹，虽是王安石的政治反对派，但在尊孟问题上，两人的观点却颇为近似。
第四，个人好恶的缘故。
周密曾言：“人各有好恶，于书亦然。……王充作《刺孟》，冯休著《删孟》，司马文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孟》，晁以道作《诋孟》，黄次伋作《评孟》，若酸卤嗜好，亦各有所喜。”[26]（卷十六）虽然周密把王充、冯休等的“非孟”都归之于个人“性所不喜”有可商榷之处，但至少指出了一点，即个人之好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学者都指出，造成“孟子升格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孟子自身的思想适应当时的需要，如讲仁政、主性善、谈心性、辨王霸、别义利等。但不可否认的是，并非所有人皆欣赏这些观点，因不好孟子学说而非之者也并非罕见。在这一点上，司马光颇具典型性。在孟、荀、扬之间，司马光倾向于扬雄，称赞“扬子云真大儒者也。孔子既没，知圣人之道者，非子云而谁？孟与荀殆不足拟，况其余乎？”[16]（卷六十八，说玄）他对扬雄的著作也有很深的研究，著有《太玄集注》、《法言集注》，还仿照《太玄》著《潜虚》一书。司马光之“疑孟”，除了是在政治上反对王安石外，其个人不喜孟子也是一重要原因。
【收稿日期】2002-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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