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泽民访美看中美关系——塑造更具韧性的中美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韧性论文,更具论文,访美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主席即将访问美国，举行自今年2月布什总统访华后中美首脑的第二次会晤，这将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
众所周知，受美国近年来保守主义外交哲学的驱动，布什这届政府上台初期，在中国问题上态度可谓相当强硬，加之发生“撞机事件”，中美关系一度受到猛烈的冲击。但两国领导人从战略高度出发，尽快处理“撞机事件”，才没有给中美关系造成巨大硬伤，并迅速重新启动了中美关系回归正常的进程。继美国务卿鲍威尔去年7月访华后，布什总统即使在发生“9·11”恐怖袭击的情况下，仍于去年10月赴上海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非正式首脑会晤，均表明美国对中国的高度重视，双方都在探索一种相对较长时间内能规范两国关系发展的框架。以目前而言，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成为中美双方高层的主流期望。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美国内始终存在两种不同声音，以鹰派、右翼等力量为成员的一派敌对意识依然强烈，把中国看作是美国潜在的“竞争对手”，力主发展美台关系。国防部出笼的《中国军力评估报告》及国会委托美中关系委员会出笼的《美中经济关系对美国家安全的影响》两大报告，都反映了此一派在对华问题上的消极认识与强硬倾向。另一派则认为中国的发展具有“不确定性”，但中国仍是可以合作的伙伴，美要重视中国。“9·11”事件后，由于需要争取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反恐合作，布什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更多倾向于第二种声音。这一“砝码”作用确保了中美关系主体稳定的局面没有受到严重干扰，两国关系改善的轨迹也逐渐明显。自今年6月开始，布什总统多次敦促国防部恢复美中军事交流。陈水扁出笼“一边一国论”后，美政要多次重申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美国防部对华立场原本不甚客气的副部长沃尔福威茨甚至明确提出反对台独。8月下旬访华的美国务院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在北京宣布，美国已将在中国新疆活动的“东突伊斯兰组织”列入美国的恐怖组织名单，并将冻结这个恐怖组织成员的资产。美国的这一政策认定，进一步注解了中美双方在反击一切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内涵，为反恐怖时代的中美合作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当然，坦率而言，建立一种主调积极的中美关系仍然任重道远，两国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并未因“9·11”而烟消云散。这首先表现于：中美双方仍存在战略猜疑。美国作为超级大国（近来常被一些美国精英认为是现代的罗马），谋求对世界的主导是其必然的思维取向，而从传统地缘战略思维而言，控制欧亚大陆、防范任何一个大国崛起挑战则是实现此一战略的关键。中国崛起的壮观景象，当然不为美国一些对华不友好的力量所乐见。因为任何大国的崛起，必然伴随国家利益的地理范围的逐步扩大，这也正是美国认为中国是“最不确定、最难掌控”的大国的原因。如果担心崛起的中国抑制美在东亚的影响，挑战美亚太利益，那么，这种所谓新兴大国与现存霸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注定美对华战略猜忌是长期的，不会轻易改变的。
“9·11”使布什政府改变了美国的安全环境。随着反恐怖成为压倒一切的议事日程而逐步展开，中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军事环境因之发生很大变化。美国的反恐主要在从东北亚到南亚和西亚这条动荡的“弧形地带”展开，集中在中国的周边；美国要打压的所谓“邪恶轴心”也在中国周边，这对念念不忘“大国挑战”的美国内强硬派而言，反恐怖正好可找到与谋霸的结合点，即兼顾反恐与消除传统大国挑战。在地缘战略态势上，一方面，中美在反恐问题上有共识、有合作；另一方面，美以反恐名义经营我周边与我稳定周边的外交努力目标不尽一致，从而难免出现猜疑而导致战略竞争。
其次，在台湾问题上，布什一度相当亲台，可谓美自中美建交以来最亲台的一届政府。他曾要明确美在台问题上的立场，把对台战略由“模糊”变为“清晰”，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在上述倾向的主导下，美对台军售、美台安全关系全面升级，美台政治接触层次也在提高。从国家主权和统一前途而言，台湾问题代表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正如本土防卫代表美核心国家安全利益一样，中国不可能在原则问题上做交易。中美在台湾问题上仍会有斗争，但台海并不存在迫在眉睫的军事冲突。中美之间在此一问题上仍有重大的共同利益，如反台独、维护台海稳定等。
再次，在反扩散问题上，对美而言，反扩散与反恐怖一样居于重要地位。因为一旦恐怖分子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对美造成生死攸关的威胁。武器扩散问题被认为是检验美中关系的试金石，美在此问题上动辄对我采取制裁。美在今年7月宣布对9家中国公司实施经济制裁，这是美方在19个月内对中方实施的第5次制裁行动。美还无视中方的一再要求，继续维持禁止美方公司利用中国火箭发射卫星的制裁令。但是，美在寻求中方在反扩散问题上合作的同时，却继续扩大对台军售。从眼前和长远利益而言，不扩散对于中国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大国中，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像中国一样拥有如此多的掌握核生化武器（能力）的邻国或地区，这对中国的国家安全而言不是福音。中国公布新的导弹出口管制条例不是要寻求一种交易，完全是基于自己的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举措。可以说，反扩散问题上中美有着不言而喻的共同利益，双方的努力与协商均需考虑两国核心的国家安全利益。
当然，中美关系面临的问题还有一些，其对中美关系会产生何种影响，取决于维系这种关系的客观基础和决定这种关系重要性的因素。
苏联解体后，中美关系定位处于模糊不清状态，美国内对华“敌友论”（竞争对手、战略伙伴）也时起时伏。但客观地说，双边关系并非缺乏依托，恰恰相反，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其内涵更为复杂，构件更为丰富，对双方的战略利害更大，已完成了新基础的重塑过程。某一具体方面虽不足以支撑整个中美关系，如反恐，但这种关系已深入到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个层面，使得中美关系基础更具复合性特征：中美在反恐怖问题上正展开合作，在全球包括美国经济不景气之际，中美经贸活力毕现。今天的中美贸易是建交时的32倍，两国人员交往规模扩大，在政治及地区问题上磋商增多。这种“复合性基础”正是“中美关系太复杂，不能用一个词或一个词组描述”的具体表现，在中美关系发生问题时其承重能力已得到检验。
但应看到，这种内涵丰富的构件不一定始终自动发挥合力来稳定双边关系，塑造双方关系的基础仍需努力辨别其构件的性质，以强化其积极面，控制其消极因素。一般认定这种基础构件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天然性的基础。如贸易与投资合作，对双方有重大战略利益，是双边关系“稳定的基石”。二是经过努力可以成为基础性的因素。如反恐、亚太安全合作及有关战略意图方面的认知，包括军事关系在内，这其中各自都有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的因素，双方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国内不同部门和地区利益的影响，因而成为增信释疑的最主要方面。三是惟一可能成为破坏性的因素。主要表现在台湾问题上，斯考克罗夫特甚至认其为中美关系中“惟一真正的矛盾所在”。不过，尽管布什这届政府最为亲台，但并不希望台独势力自主发展而冲击中美关系，对陈水扁误解美方立场已有警惕。中国可以强调双方在维稳（台海）和“反独”方面的共同利益，同智相谋，夯实中美关系高于美台关系的战略共识。
中国悄然崛起实质上已将自己置于一种战略主动，但不意味着以挑战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一国的国家利益为己任。随着中国崛起，中美关系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双边关系”，对此两国政要和精英人士都会有与日俱增的清醒的战略认知。即使在人权和宗教自由这些敏感问题上，阿米蒂奇也表示期望“将这些刺激因素转化为美中关系的一种更为积极的力量”。这表明双方将在坦率面对分歧的同时，力图找到办法解决问题。中美双方“内在价值”终将把中美关系推向成熟。中美两国国力同向增长表明，中国崛起不必然导致美国衰落，中美两国国家利益不仅不必然具有对抗性，而且有巨大的通融性，这是两国面临的战略现实。中美两国在广泛的领域合作被美方认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江主席此次访美将有助于为未来几年中美关系的稳步积极发展定下基调，以促进中美关系相对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