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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209(2009)01-0100-07
在工业革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消费社会，是以消费为核心的社会文化形态，它以进入大众规模消费阶段为标志，其消费的作用成为社会运转的“中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物质产品的日渐丰富，消费社会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必经的发展阶段。与重道德说教以抑制人欲来维持社会简单产出为主要特征的生产社会相比，建立在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基础上的消费社会在社会生活中日益彰显出独特的作用。然而，消费社会具有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和社会危机，认真的梳理及合理的批判有助于更好地指导当今中国的社会发展。
一、消费社会的悖论
消费社会作为一种生存状态，使人们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其自身发展也存在着一系列悖论，主要表现在：
使用价值与消费价值的悖论 消费的本来意义是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实际需要的满足，由此决定消费在本质上是对消费品使用价值的消费。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在前消费社会中(生产社会)，消费价值等于使用价值，有使用价值的物品等于可消费用品的原则是消费行为所遵循的基本价值原则。当消费品的使用价值还没有最终被消耗殆尽时，它就仍然具有消费价值，仍然是可消费用品；只有当消费品的自然物质结构完全遭到破坏，其使用价值完全消失时，它的消费价值才会完全消失。这种消费丝毫没有对使用价值的浪费，因而是一种节约型的可持续发展的消费价值观。
进入消费社会，消费发生了价值尺度的根本转换，其典型特征是消费价值对使用价值的背离。消费品的使用价值贬值，人们重视的是消费品的“时尚价值”。时尚是一种将艺术、文化与商业行为结合在一起的综合体。时尚通过把消费品符号化,赋予消费品一种象征性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导引下，时尚成为评价消费价值的主要尺度，人们在购买消费品时主要不是以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为尺度，而是以时尚为尺度，这种消费已经主要不是对使用价值的消费，而是对时尚所代表的符号价值的消费。在对消费品的消费中,“主要不在于满足实用和生存的需要，也不仅仅在于享乐，而主要在于向人们炫耀自己的财力、地位和身份。因此，这种消费实则是向人们传达某种社会优越感，以挑起人们的羡慕、尊敬和嫉妒。”[1](P200)它的一个巨大的附加值就是对拥有者的成功、高贵的身份、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实现的宣示和确定。其结果是，只有具有时尚价值的消费品才能受到人们的青睐，不管消费品是否仍然具有使用价值，只要它背离了时尚，它就不再具有消费价值，就要被作为废弃物扔掉。因而导致了使用价值和消费价值的背离。
客观性价值与主观性价值的悖论 所谓客观性价值是由使用价值决定的价值；所谓主观性价值是由符号引起的价值。任何消费过程都是消费品的价值衰减过程。客观性价值衰减主要是使用价值的衰减，以及由于使用价值的衰减而造成的消费价值的衰减；而主观性价值衰减主要是消费价值的衰减，这种价值衰减是由于时尚的变化引起的，与使用价值没有必然的联系。
在生产社会，消费过程所发生的价值衰减主要表现为客观性价值衰减。在这种消费过程中，由于作为使用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消费品的自然物质结构不断地遭到破坏，因而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也不断衰减，直到消费品的自然物质结构完全遭到破坏，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也就完全消失，因而它的消费价值也随着完全消失。建立在客观性价值衰减基础上的消费价值观是一种以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为消费尺度的价值观。根据这种价值观，只要消费品具有使用价值，就仍然具有消费价值，就不应当退出消费过程。
在消费社会，消费的准则是建立在消费品的主观性价值的基础上，客观性价值衰减对它来说已经不再是主要因素，它主要发生的是主观性价值衰减。人们的消费，主要不再是消费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它的符号价值。符号价值与消费品的客观属性和使用价值没有必然的联系，是人们主观选择的结果。因此，在一种消费品的使用价值没有任何衰减的前提下，它的消费价值仍然可以随着时尚的变换而衰减以至完全消失。符号价值的大小，集中体现在品牌消费和时尚上，商品一旦被确立为品牌，便超越其物理的特性，而带有某种象征性，于是商品被“图腾化”。这种现象的出现，抹杀了消费品价值的客观性，使人们看不到物品的真实价值，而是雾里看花，眼花缭乱，真假难辨，好坏不分，从而导致了客观性价值与主观性价值的背离。
目的和手段的悖论 在生产社会，生产——消费——再生产——再消费——再生产，生产是整个链条的逻辑起点，当然也是逻辑的归宿。古典经济学认为，消费是生产的“附庸”，消费主要是为了生产和生活需求而去耗费物质的一种行为。消费是存在手段，而非生活目的。而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是整个生产链条的逻辑起点。消费也不再是或主要不再是一种物质行为，而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符号消费和象征消费之类的文化行为。消费，而不是工作，成了生活世界旋转的轴心。这样，消费成为目的，生产则变成手段。人们为了消费而消费，消费成了存在的理由。正如丹尼尔·贝尔指出的：“资产阶级社会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它所要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因而它是无限的要求。”[2](P68)于是，本来属于人类行为的消费反而支配人类，在这个一切受欲望所驱使的社会中，社会规范松弛，人的主体性动摇。在这里，目的和手段发生了完全的颠倒：生产和经济的增长不再是为了满足需要，而成为惟一的目的，而消费成了保证过剩性生产和无限度的经济增长的手段。因此，不是消费者，而是企业和商业经营者在领导着消费的新潮流，在制造着挥霍性消费。因而迫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何谓消费”，“消费到底为了什么”？
从社会发展的宗旨来看，尽管经济对社会发展具有基础性地位，但是经济的发展不能置于目的性地位，而应把人与社会的发展作为发展的主要目的，经济的发展只是人与社会发展的手段与附属，“不是把发展附属于增长，而是要把增长附属于发展。不是要把人的社会发展附属于技术、科学的发展，而是把技术、科学的发展附属于人的发展。”[3](P459—460)而消费社会则正是相反，经济、技术的发展成为目的，人的发展变成手段。渗透在当代社会制度、政策和生活时尚之中的消费主义要求人们将消费作为人生的根本意义，认为人生的消费就是我们“精神满足和自我满足”的根本途径[4]。这使现代人在很大程度上把消费作为表现自我或体现自我价值的手段，在高速增长的GDP面前，失去了人的踪影。
在消费社会，由于时尚消费和符号价值的作用，使人的价值、地位也发生了扭曲。“我是谁”的问题是通过他的消费来做出回答。衡量一个人的地位和价值不是看你对社会的贡献，而是看你穿什么、吃什么，甚至看你“扔”什么。“告诉我你扔的是什么，我就会告诉你你是谁！”[5](P24)消费标示着人们的身份差别，那些一顿饭吃上万元的人与在街头小摊充饥的人的身份是不一样的；穿着名牌的人不是官员就是大款。在这里，衣和饭的使用价值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的牌子以及由牌子赋予的面子。人们吃什么、穿什么，主要不是为了填饱肚子、为了御寒遮体，而是为了使自己获得一个受人尊敬的外表。吃饭和穿衣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人的价值、地位被包裹在花花绿绿的行头中。
物质丰盛与精神匮乏的悖论 伴随着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消费社会日渐成为人类社会主导型的社会形态。注重消费，以消费带动、激发GDP或人均收入提高成为西方社会文化的发展模式，与此同时，消费主义便成为世界各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导意识形态。消费社会在带来物质和商品的极大丰富的同时，也使人们的价值观念、消费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消费主义是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高度结合，它导致了人的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的严重失衡。消费主义“把物欲的满足、感官的享受作为人生追求的主要目标和最高价值。个人的自我满足和快乐的第一位的要求是占有和消费物质产品”[6](P116-117)。消费主义者认为，只有物质生活的丰富和感性欲望的满足才是重要的、有价值的，个人所占有和享用的物质财富才是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象征。在消费主义的驱使下，“今天，在我们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富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被物所包围。”[5](P1-2)所以，当代人的生活所采取的消费方式没有改变它的物质主义的本质，他们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物质主义理解却是现代化价值追求的致命错误。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物质的丰富和发展并未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感。事实上，被消费主义激发出的是人的无限物欲，而物欲的膨胀并不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反而造成人的精神空虚。多数人在面对空前丰富的物质世界时，惊羡之余往往不由自主地被裹挟进去，陷入奢靡、麻木、庸俗乃至迷失、堕落。
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应当是辩证统一的，物质的丰富为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奠定了基础，精神生产又促进物质的发展。文化本来是社会生活中的精华所在，但在消费社会，文化成为产业，而由文化产业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其主要目的不在是弘扬精神，而是为利润生产。既然如此，文化那种神圣的乃至神秘外衣已经脱去，剩下的是赤裸裸的利益，因而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精神价值。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追求不断变化的漂亮外观，强调新奇多变的视觉快感，文化的终极意义日益衰竭。尽管大款们也把大本大本的经典搬到自己硕大的书架上，但不是为了满足其求知欲望，而是作为日常生活的点缀和掩饰内心孤独的装饰。现实生活中，看起来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处是花花绿绿的文化“繁荣”景象，却掩盖不了人们的精神空虚。
精神生活是人和人类社会所特有的内容，它在人和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人对精神生活的本能追求，对意义世界的积极建构，既是人的本质的表现，也是人类追求和实现幸福的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如果人们之间没有精神上的对话，人类就将退化为一堆器官，而世界也将变成精神荒漠。当人的消费行为被渲染出所谓的性格、审美、人生、价值的特征之时，人的主体性也就丧失了——人被异化为物，此时消费的选择不但没有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幸福，相反，贪婪的消费却带来更多的问题和苦恼。而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剥夺了人们精神上的创造和享受，已成为制约人全面发展的主要因素，人们在过剩的物质生产和眼花缭乱的大众传媒面前，越来越成为精神乞丐。
真实与虚拟的悖论 消费社会出现了“实事”和“意象”的分离，使得真实和虚拟难以分辨。在生产社会中，人们的需要是真实的，消费也是真实的，消费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消费社会则是一个被意象统治的社会，消费本身不再是基本需要的满足，而是被意象激发的需要的满足，即伪需要的满足。由于意象消费的作用，这就使得真实的消费变成了幻觉的消费。人们对物的消费过程，首先必须转变为符号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只有通过广告的影响，在人们心中形成了一定的消费意象之后，人们才会去购买物品。所以，博德里亚深刻地指出，人们面临的不是以意象方式呈现出来的景观社会，在其深层是符号社会。符号社会一切在符码控制中，一切原件都不再存在，存在的只是通过机器、特别是电子媒介才能呈现的符号产品。判断产品的价值标准已不再是原件，而是变成了拟象本身，即通过符码的组合形成所需要的意象与结果来判断。所以，符号支配世界的时代也是真实死亡的时代[7]。
在生产社会中，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收入状况和个人的爱好自由决定自己的生活，而在消费社会的运作机制中，广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成为消费经济须臾不可或缺的机制。广告等新闻媒体操纵着日常生活的决定权，经济的决定权已经退居其次。广告通过讲述着一个个关于美好生活的神话，激发欲望、刺激消费从而带动社会发展。广告会用无穷的联想和暗示，使欲望变得丰富多彩，欲望不再是有限的欲望，它脱离于“实实在在”的功能，成为对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无缥缈之物的追求，使人在电视、广告等媒体面前成了不会思考也懒于思考的精神乞丐。
同时，广告通过赋予不真实的所谓符号价值来吸引顾客，于是广告本身成了商品。既然广告变成了商品，所以广告宣扬的是自己而非商品，广告以贬低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前提，只有贬低使用价值的意义，才能张扬其符号意义，把人们的消费注意力引导到社会意义上来。广告最基本的经济功能不是告诉消费者哪里有他需要的东西，而是劝说消费者去购买他们并不需要的东西。正因为广告牵挂的不是使用价值，它也就不是对使用价值“有用与无用”的一种证明。正如广告是超越有用与无用一样，广告也是超越真实和虚伪的。因此，广告艺术主要在于创造非真非伪的劝导性陈述。广告的真正功能在于制造时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广告是一种制造时尚的机器。通过媒体的“哄扬”，一种新的消费尺度、新的社会编码宣告诞生，这就是时尚。时尚是代表身份、地位和美的符号和编码，是诱导消费者对它集体迷恋的巫术。时尚是“美”的象征和标志，但就其实质来说，时尚是超越丑和美的，正如当代物品就其符号功能而言是超越有用与无用的一样。时尚只是广告制造的关于“美”的符号，并非真正的美本身。随着新的时尚的形成，一种新的关于美的符号就会代替原来的美的符号，使原来的“美”变成“丑”[8]。
节俭与奢侈的悖论 消费社会导致了“节俭的悖论”的产生。“节俭的悖论”最初来源于孟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揭示了个人节俭的美德，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发展疲软的社会罪恶这样一个道理。也就是说，在由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后，个人奉行的节俭美德与刺激需求、发展经济的社会效应之间存在着冲突与矛盾。凯恩斯从储蓄与投资的角度对“节俭的悖论”进行了深刻的解读。他认为，储蓄与消费是此消彼长的。节俭增加储蓄，必然使消费减少，对他本人的收入不至于有重大影响，但他减少的消费需求必然压低消费品的价格，减少目前的投资需求，影响投资者的收入。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势必使总收入减少，其结果是使储蓄与消费两者都减少[9](P75)。
节俭消费论与奢侈消费论是国内外有关消费伦理的两种主要观点。在生产社会，由于生产资料的匮乏，节俭消费论倡导节制个人欲望，减少消耗，增加资本积累，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这种消费观符合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发展经济的需要，对资本的原始积累和生产的增长起了促进作用。但由于节俭消费观没有科学和系统地界定奢侈和评价个人消费是否合理的标准，抵制暖衣饱食之外的消费，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限制了人们的消费视野，不利于随着生产力发展重组消费结构和提高消费水平。随着工业的进步，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奢侈消费观伴随着消费社会来临成为时尚。这种消费观认为节俭有其适用的范围，超出适用范围之外的节俭是毫无必要的。有人认为，节俭观是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念，有其历史进步意义，但是工业社会的到来，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念，无疑节俭观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应该由新的精神价值取而代之。但奢侈消费观也有其理论的局限，奢侈不仅会造成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助长腐败、享乐主义等消极社会现象，而且也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制约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投入，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
由此可见，“节俭的悖论”涉及到个人伦理与社会效应或个人伦理与社会伦理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来，节俭是一种美德，它不仅是个人修身养性、勤俭创业、安身立命的道德戒律，而且也是增加社会财富、减少消耗、促进生产的经济信条。但这种美德在消费社会却出现了问题，遵守这种美德似乎成了阻碍社会发展的绊脚石。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此悖论作了进一步分析。他告诫世人必须警惕逻辑上的合成谬论，即“对每个单独个人有益的事不一定因而就对全体有益；在某些情况下，个人的精明可以是社会的愚笨”[10](P283)。具体说来，由于个人的节俭与社会的经济之间存在矛盾，每个人要求增加储蓄的企图可以造成所有人都不能有更多的实际储蓄。这样，个体节俭的伦理与社会发展的效应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与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在发展主义的发展战略的指导下，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往往突出强调后者，而忽视前者的建设，特别是当资本主义处于危机阶段时，西方经济学家便主张节俭反对论，反对储蓄与节俭，主张花钱与奢侈。由此，便导致了消费主义取代节俭观念，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
二、消费社会的危机
消费社会及其产生的一系列理念，虽然在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化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上述悖论的存在，必然导致一系列的危机。
消费社会必然带来生态危机 人与自然本应是相互依存的有机统一体。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社会经济增长的方式和生活方式并没有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相反，发展是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
由于消费成为社会发展的逻辑起点，社会的发展最终也要落脚于消费力的提高上。所以，“大量消费”，“大量生产”的模式就应运而生了。“大量生产”推动着人类去无限度地开发、耗费自然资源，使环境、能源和生态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突显出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其后果是形成这样一个怪圈：大规模开采→大规模的生产→大规模的消费→大规模废弃→大规模的对自然资源掠夺的公式。这样的循环就是维持现代社会特有的“发展方式”，其结果“生态困限”等灾难将不可避免地降临。
消费主义之所以开足马力进行大规模的消费——大规模的生产，是建立在一个不可靠的“环境无限性”的预设基础之上。他们认为，生产和消费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只要人们的欲望能够不断地被激发出来，生产和消费的循环就可以在这一体系“内部”无限地进行下去。这种未经反思的前提性假设，非批判地、无条件地假定了人之外的自然环境的承受力是“无限”的，它可以无限度地支撑起以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为本质特征的现代社会发展模式。整个现代社会的发展模式都建立在这一预设之上，现代人天真地相信：通过市场体系中不断循环和扩大的生产与消费运动，将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把人们带入一个自由富足的“人间天堂”，而为了实现这一切，自然界将作为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为它们提供无偿并且无限的支持。这一预设遗忘了：它赖以支持其实践的思想前提乃是不充分和不牢靠的“幻觉”，因为，承载我们的地球既不“丰富”又不“伟大”，它的资源是十分有限的。无限的生产和无限的消费，其实并不是一个自足的体系，它面临着“外部”环境的制约，有着外部“临界点”的限制，这就是说，生产与消费并非是完全自恰的，资源和环境始终构成了它不可超越的外部制约条件，所以，当它高歌猛进于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大旗下时，那潜存的病灶终将发作出来，甚至将导致一场危及人类生存根基的灾难。因此我们说，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式在本质上包含着一个内在的悖论。
消费社会必然带来社会危机 在前消费社会，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的动力是生产，是持续改善和更新生产条件和基础设施，并且培育兢兢业业、以工作成就作为最高奖赏和具有一定生产技能的劳动者。鼓励人们踏实工作，为社会创造财富。进入消费社会后，便是想方设法不断膨胀人的物质欲求和刺激大规模的物质消费。靠广告媒体刺激起人们无限的消费欲望，成为引导社会发展的动力。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文化价值观的产生，大众性高消费以及大众对消费时尚的普遍追求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驱动力。倘若没有更大的物质欲求和消费动机来予以支持和驱动，物质生产和财富创造将失去不可或缺的刺激，当然更谈不上扩大再生产，以在更大规模和更高层次上创造更多数量和更高质量的物质产品。生产和消费的过程由过去生产——消费，变成了消费——生产。但这样一来，却颠倒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于是，能赚会花，透支消费、贷款消费等等现象成为当今社会的时尚。进而造成人们在价值观上只讲索取，不讲奉献，贪图享乐，不求进取，不求天长地久，但求一时拥有，过把瘾就死的观念充斥整个社会。
博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是一个彻底异化的社会，消费逻辑不仅支配着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以至个体的幻象和冲动。这种不断复制传播的、内爆出的一种无差别的仿像流使得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消失了界限，社会万象处于目眩神迷的变幻流动之中，哲学话语、社会理论、大众传播理论以及政治理论的边缘正在侵蚀消融，甚至不同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结构都不再壁垒森严。在这个生产过剩的消费社会中，当代人的活法是白色的，没有感情介入，没有形而上冲动，也不可能有理想热忱[5](P231)。这样的社会必然是危机四伏的社会。
消费社会必然导致人的危机 消费主义鼓励个体到消费中去寻找人生的意义，“我消费我存在”，“消费就是我们精神满足和自我满足”的根本途径。“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11](P5)它使人们把占有和消费尽可能多、尽可能高档次的物品当作人生的价值。现代人成功的标志就是所拥有的金钱和权力的增加，所消费的物品和所享受的商业性服务档次的提高。人的价值求证于物的价值，物的价值确证和彰显着人的价值。然而在消费主义的意义之网中，人们对物质的需要趋于无限，完全不能领会内在精神超越的价值，它使人附属于商品和市场，成为“消费动物”、“经济人”。对周围的一切，除了关心“它对我有什么用”之外，人们似乎再也没有别的兴趣了。天上的繁星、心中的道德律令、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些问题，现代人已经无暇问津了。
人们的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满足感，而消费主义却把个人的满足感建立在自己是否比身边的人或过去消费得更多的基础上。人们都希望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提高自我价值实现的程度，也就是都希望提高自己的消费档次或“品位”，这样人们就总处于一种竞争张力中，很少人有满足感、幸福感。从社会思潮到文学艺术，从生活方式到“偶像”，人们都追求虚无缥缈的时尚、时髦，而且“用”过就扔，人们搭建一种价值观念比搭建一个地震棚还要简单，人们感兴趣的是那些“肥皂”文化，很少有人对厚重的智慧细嚼慢咽；人们更多的是为了成果、政绩、效益而折腾，普遍缺少神圣和崇高的目标。然而单纯的消费毕竟无法承载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现代人虽然在物质生活上丰裕舒适，但精神上却更多了焦虑、痛苦、压抑和忧郁。
贝尔认为，“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用不时兴的语言来说，它就是一种精神危机。”[2](P74)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舒马赫指出，人的需要是无穷无尽的，而无穷无尽的需要只能在精神王国中实现，在物质王国根本不可能实现。人性的升华是逐步摆脱“物性”、越来越远离自然本能的过程，人的超越性应该表现在精神需要上，越是高级的需要越代表人的本质。正是通过精神追求，在给生活创造丰富而深刻的意义中，人“诗意地栖居”。消费主义者们试图用物质的东西，来满足实质上是社会的心理的和精神的需要的行为只能是可悲的挣扎，最终将会因陷入对商品不断变换的符号价值的无尽追逐中而疲惫不堪，不知幸福为何物。
中国目前正处于由生产性社会向消费性社会的过渡阶段。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各种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促成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这种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渗透，使消费主义的价值观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同时也悄然地走进中国。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消费主义被许多人所接受，尤其是受到暴富阶层和一些年轻人的青睐。由资本操纵的商业文化通过大众传媒，在客观上将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树立为中国消费者的理想消费模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发达国家具有较大的差距，而中国人在低收入的经济基础上争相仿效高收入的物质消费方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超前意识”。为此，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抵制西方发达国家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消极影响，建立一个有利于个人进步和国家富强、科学、健康、合理的“消费”社会和消费价值观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