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过热：形成原因及宏观调控后的走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调控论文,走势论文,原因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过热的原因分析
1.投资是怎样过热的
一个案例：投资中的种种违规行为是为了获取利益。2004年4月6日，民营企业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800万吨钢铁项目被叫停。可以粗略估算一下这个项目通过违规运作节省了多少投资成本。
首先看土地成本，报道没有提到这个项目的土地交易价格。但据有关资料，2003年，全国协议出让土地面积占同期土地出让总面积的70％，但却只占土地出让总金额45％，可以保守地认为，协议出让比其它竞价性的土地交易方式价格低25％。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成本在工业项目总投资中约占到20％—40％，我们以平均数30％计算，则该项目中投资方通过土地违规操作节省了7.5％（25％·30％）的总投资成本。
再看环保成本，钢铁项目属于较重污染的项目，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修建大规模的钢铁厂应该有严格的环保措施。而且环保设施要与项目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和同时投产。从一般情况来看，环保投资应占工业项目总投资的10％—30％，钢铁项目靠近上限。据了解，由于这个企业污染严重，周边居民多次上访，要求企业搬迁，其环保措施可能是没有，至少是不完善。那么，保守估算，这个项目至少节省了占总投资10％的环保成本。
最后看资金成本，该项目投资总概算为104亿元，银行贷款约34亿元，假设自有资金约占40％（全国平均水平为30％）即41亿元，这样至少有29亿元缺口。也就是说，凭拖欠农民工工资、材料费等，该企业等于获得了近30亿元的长期无息贷款。按年利率5％计算，年节省利息1.5亿元。以拖欠3年计，总节省利息4.5亿元，折合资金成本为4.32％。如再考虑到拖欠土地补偿费用，总的节约资金成本不会低于5％。
总的来看，该钢铁企业依靠违规占地、违反环保法律和拖欠工程款等节省了22.5％（7.5％+10％+5％）的投资成本，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数字。更客观地分析，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通过非法和非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比正常条件下至少节省了20％—40％的投资成本，而这些是其投资者本应承担的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
可以看出，企业违规的背后都有地方政府的作用。2004年1-2月份的投资增长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占60.81％，增长55.2％。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钢铁新开工项目中，国有和国有控股的项目占到80％以上。即使是民营企业投资，后面也有政府的影子。可以说，地方政府成了企业违规低成本投资的包庇者和怂恿者。
但地方政府的职能为什么会错位？垂直行政体系下的官员升迁机制是其体制基础；不合理的考核指标体系是其诱因；地区之间的非理性竞争成为其外部推力；而层级结构下的委托代理问题则放大了地方政府官员的目标偏差。
2.投资过热的另一面——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消费结构的突变点
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我国人均GDP开始突破1000美元的临界点。对这个数据的一种经典解释是，消费结构开始升级，也就是说，汽车和房子逐渐成为主要的消费对象。
消费结构的变化怎样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化应该说是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中最值得关注的事情。就此而言，尽管国家的相关产业政策早就把汽车和房地产列为支柱产业，但是，汽车和房地产业从未能像现在这样多地体现出它们的支柱特征。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于2004年初宣布，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重化工业时期——另有人把这种变化描述为新型工业化。就像钢铁等行业的投资增长被称为“天文数字”一样，“中国经济进入重化工业时期”也是我们此前未曾经历过的，它究竟怎样带动了投资的增长，是值得我们仔细研究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投资迅猛增长的排斥，差不多就是对“中国经济进入重化工业时期”的排斥。换一个更为正面的说法就是，所谓的经济过热很可能是“中国经济进入重化工业时期”的一个基本条件。与此同时，它还可能是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或者结果。
3.人为地扭曲市场机制造成投资过热
目前造成一些特定行业投资过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在一些地方政府的行政倾斜下，项目投资中成本收益比发生了人为扭曲。据调查，许多企业家之所以积极投资钢铁等行业，一方面是市场价格走高，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在土地、税收、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倾斜政策。因此，在企业家看来，当前投资钢铁等行业确实是见效快的投资，常常是一年建厂、二年投产、三年回本，这样的投资回报率，即使采取审批管制等措施，依然还是可能有一些地方设法投资钢铁。
又比如，一些沿海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区已经十分缺电，但是，对于电解铝等高耗能行业，依然给予的是与居民用电差不多的优惠电价；中国的石油资源短缺已经是一个中长期的现实问题，但是中国的油价水平在世界范围内比较却相对较低，以至于在中国的汽车市场上油耗最大的汽车车型销售状况非常好；一些高污染的行业，因为政府没有将其污染行为进行监管、采取税收等方式将其外部化的污染内部化，使得这些高污染行业在不考虑污染时依然是盈利水平很高的行业。
特定行业的投资过热，还是基于其盈利空间过大，资本在盈利动机下必然要进入这些行业，目前对特定产业的调控，应当着眼于影响企业家的成本收益权衡，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宏观调控必须需要适应的一个调控趋势。上述判断的前提是一些地方政府在电力、财税、土地等方面对于特定行业的支持，实际上是将公众的资源转移给了特定的企业，造成了企业投资过程中高估了收益，低估了成本。当前的宏观调控不应过于强调恢复行政审批和管制，而应当采用市场化的方式，着力于消除扭曲企业进行成本收益判断中的干预因素，让企业家在市场化的竞争环境下，自己作出判断。
地方政府之所以热衷于上项目，实际上也与当前的财税体制的导向有关，地方政府一上项目就可以增加税收，当然会投入最大的热情、动用各种公共资源来促使企业上项目，因而目前应更多考虑财税体制的改革、规范税收的减免、规范地方政府对公众资源的转移行为等。事实上，实践已经证明，采取行政审批的方式来限制准入，往往会导致低效率和寻租行为。
4.房地产过热与地方政府行为
地方政府，尤其是城市政府，在经济过热中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在投资主体上，现在是一反过去几年中央热地方冷的局面，地方政府一马当先，取代了中央政府，成为拉动固定资产投资的主力。2004年第一季度，中央政府的投资仅增长了12％，而地方投资增加却高达65％。
1997年经济低潮前后，城市政府的投资一路猛跌，最后不得不由中央政府直接出面，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依靠国债维持固定资产的投资。为什么同样是地方政府，在经济低潮时没有投资的冲动？
如果缺少制度约束是这次地方政府狂热投资的主要原因，那么当时的城市政府一样没有制度约束，为什么不像现在一样搞“政绩工程”？
只要我们换一个角度，将地方政府看作是一个经营空间的企业，这个问题就会一目了然。作为一个企业，无论其具有多大的投资冲动，都必须具有足够的预算。
1994年，中央-地方政府实行分税制后，地方政府的财政约束变硬。一般来讲，地方政府的税收，只能维持现有城市功能的运转。对于大多数城市政府来讲，其经常性收入只能覆盖其日常收入开销（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和行政成本等）。
城市政府固定资产扩张的主要动力来自土地市场——出售开发过的土地。因此，土地收益成为地方政府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支撑。
1997年前，城市最大的市场消费者就是蜂拥而来的外资企业。这些外资大部分来自香港、台湾以及东亚（东南亚）一带。1997年的金融风暴横扫亚洲，中国主要投资来源地几乎无一幸免，外来投资对城市基础设施及其服务的消费急剧萎缩。当时，城市土地根本找不到有效的需求者。同时，为了防止缺少财政约束的地方政府透支信用，中国的法律禁止地方政府举债，实际上断掉了地方政府盲目供给的可能。当时地方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是靠中央转借给地方政府的国债维持的。显然，国债的规模，决定了地方政府扩张的能力。所以，即使当时中央政府号召地方扩大财政支出，地方政府也无钱可支。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城市政府突然又变得富裕起来了呢？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对城市土地的需求有了一个急剧的增长。土地是城市政府的第二财政，唯有这个资金来源突然丰沛起来，城市供给的增加才有可能。显然，外部投资不是主要的推动力，统计表明，使用外资金额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1994年达到高峰后，就在逐年下降。那么启动此次经济增长的动力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答案是1997、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这个改革是继1990年土地制度改革和1994年财税制度改革之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又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从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房地产的起伏，大体上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起伏是一致的，即经济增长较快，房地产发展也较快；反之，经济低迷，房地产业随之下滑。
1989、1990两年，受治理整顿和“六四”影响，中国经济沉到谷底，房地产更是前所未有地呈现负增长，商品房开工面积从1988年的6千多万平方米，猛跌到3千多万平方米。1990年，中国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开始启动，从1991年开始，房地产业同国民经济增长同步恢复，1992年从上一年的6千多万平方米，一举增加到1亿多平方米，并在1994年爬上1亿8千多万平方米的顶峰。此后，宏观调控开始，经济增长趋缓，房地产开工面积也逐渐下降，并在1996、1997年再次达到谷底。
但是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房地产却一反常态，出现了宏观经济无法解释的快速上升。统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分水岭：全国住宅当年开工面积1996、1997年跌到谷底1亿平方米多一点，但在1998年有一个急剧的跳升，达到1亿6千万平方米，猛增将近6千万平方米，当年就超过了1994年经济高潮时1亿3千万平方米的顶峰。随后一路攀升，连续几年高速增长，1999年达到1亿8千万平方米，2000年突破的2亿平方米，达到创纪录的2亿3千万平方米。2001年房地产投资的增长更是达到1994年以来的最高点——将近30％！。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次脱离了经济运行曲线的超常规增长？我们的答案是，制度。回顾1998年所有的经济变量，只有住宅分配货币化这一项，能够解释这次房地产高潮的启动。1998年的住宅改革，单位以很低的价格，将住宅的产权转让给个人，这就使很多人一夜之间财产倍增。房改将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财富在短时间内猛烈地释放出来，整个社会的实际财富在短短的几年，成千上万亿地剧增。正是这个制度改进不仅推动了房地产的超常规增长，而且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从2002年看，国家总体经济近1/3都是由房地产带动的（刘福垣2002）。2003年中国房地产投资超过1万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的18.3％，直接拉动GDP增长1.3个百分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2004）。工业几乎所有高增长的部门，都是由出口和房地产两个轮子驱动的。在国际经济起伏不定的今天，真正攥在我们自己手上的牌，实际上就只有房地产一张。在地方层次更是如此，对于许多城市来讲，房地产已经成为当地经济的全部动力，甚至像上海、北京这样有强大非房地产因素带动的城市，也在越来越多地依靠房地产来拉动其经济成长。
2002年上海房地产投资首次超过700亿元，达到720.23亿元，比上年增长14.2％。房地产增加值达373.6亿元，比上年增长14.5％，比全市GDP增幅高出3.6个百分点。来自房产业的税收97.61亿元，同比再次攀高五成。北京房地产更是如此，以2001年为例，1-10月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两者之和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高达75.6％。以居民住宅需求为支撑的房地产投资增势极为强劲，占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的52.05％，成为北京投资的主导力量。进入2002年房地产在北京经济中的作用不断提高，投资进一步上升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7％。2003年的GDP增长更是有30％以上来自房地产，即使在宏观调控的今天，北京2004年上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依然有50％以上来自房地产。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房地产已经成为从国家到地方，各个层面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现在经济的高增长很大程度是由房地产拉动的，这是此次房地产高潮同常规的房地产高潮最大不同。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逆世界经济主流而动，反周期运行，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内部投资和需求的增长，而其中最主要的动力就是房地产。
住宅制度改革使普通市民一夜之间取代企业和政府成为城市设施和服务的最主要消费者。个人购房从1997年的20％左右直线上升，到2002年已高达95％以上，成为推动城市扩张最主要的因素。正是这个对城市土地需求的爆炸式的增长，才是地方政府新一轮投资膨胀的主要原因。没有这个动力，无论城市政府多么想搞“政绩工程”，无论其编制了多少“巨型规划”，也不会导致城市高速扩张。这样我们就可以回答目前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这一轮新的经济增长是否是没有真实经济动力支持的泡沫？
在我们看来，这次住房制度改革导致的经济增长，不仅合理，而且必须。这次改革释放出来的不是泡沫，而是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真实财富。没有这次改革，我们不仅不能享受到反国际经济周期运行带来的大规模外资转移、产业升级和大中华经济圈加速整合的好处，相反，下岗职工、金融泡沫、三农问题、收入差异和WTO效应等潜在和积累的问题，可能在短期内一起爆发，甚至中美关系、台海关系都会受到强烈的冲击。此时房地产的任何减速，都是国家战略所无法忍受的（赵燕菁2002）。1998年的中国经济，很可能像金融风暴下的其它亚洲国家一样——会有一个很陡的下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正是住房制度改革，挽救了当时的中国经济。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是传统的发展中经济里不可能出现的。这个改革就是利用了我国转型经济提供的发展潜力，通过制度创新，将以前被制度压抑的存量资产，大规模释放出来，从而触发了最近一轮房地产井喷，使我们国家得以完全背离国际经济的下行曲线，脱颖而出，一骑绝尘。
这个分析角度可以很好地解释目前国家的经济特有“冷热并存”现象——居民收入剧增和失业下岗并存；供给过剩和供给不足的产品同在；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现象交织。没有这个分析，目前宏观经济中很多现象就得不到合理的解释。由于中国在住房制度改革的同时，执行了紧缩货币的政策——暴增的社会财富对应减少的货币符号，导致社会财富在不同的人群和产业间重新分配——些人一夜暴富，另一些人则下岗待业，退出社会分工。所以，中国经济基本上是以住宅制度改革为界，凡是与此有关的行业（钢铁、水泥、建材、原材料以及高端家电和汽车）都从这一改革中获利；凡是与此关联较差的行业（农业、低端家用电器、传统日用产品）都依然在低位徘徊。换句话说，高速发展却导致通货紧缩、基尼指数扩大和大规模失业，很大程度上乃是错误的货币政策所为，而不是此次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杨晓陆2004）。
正是由于对此次经济增长动力判断不清，经济学家们对目前这种“冷热”并存的宏观经济形势解释极为分歧，甚至完全相反（王梓2004）。中央也在经济是否应当踩“油门”还是踩“刹车”上也是举棋不定，左右为难。而一旦明白了此次增长的根源，我们就可以立刻知道，只要抓住房地产这个核心，目前存在宏观经济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只要房地产过热，整个经济就会继续过热；而一旦房地产熄火，整个中国经济增长就会熄火。
经济过热本身没有什么不好，我们真正要防止的不是经济高速增长，而是这种增长可能带来的经济泡沫。那么，为什么高速增长可能诱发泡沫经济？所谓泡沫经济乃是高速发展经济急剧减速时出现的经济现象。无论经济发展是否过热，无论其原因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只要经济减速，就会程度不同地出现经济泡沫。这是由于高速发展环境下对需求的预期，在速度降低后落空，透支的信用无法兑现，从而导致资本流动性困难。正如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1997）所言：“尽管对泡沫的定义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很直观：如果今天的高价仅仅是因为投资者相信明天的售价会更高——然而市场基础因素并不反映这种高价——那么泡沫就存在”。因此，经济发展“速度的变化”，对于泡沫经济的产生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显然，经济增长的速度越快，急剧减速并形成的经济泡沫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因此，此次抑制经济增长过热的关键乃是能不能维持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发展——既不过热、又不熄火。所谓“过热”就是超出真实需求的超量供给。我们知道城市政府在此次投资过热中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但同时我们也知道，没有真实的市场需求，城市政府这个“经济增长放大器”是无法发挥作用的。如果没有对土地市场的巨大需求，城市政府在经济流程里就不会成为关键性的角色。因此，抑制宏观经济过热需要首先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为什么市场会出现“超量需求”；其次，这种“超量需求”如何在城市政府的行政流程中被放大。
超量需求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归根结底都是价格信号在起作用。很多人都把目前房价过高当作推动房地产过热的主要因素。但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只要价格“过”高，需求就会下降，市场自然会调节供给和需求。理论上讲，市场上根本不会出现“过高”或“过低”的价格。因此，价格过高并不是诱致房地产“超量需求”的主要原因。
真正导致市场上出现“超量需求”的不仅是价格的高低，而更主要的是价格上升的速度。如果一个产品增长速度超过其它产品，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此产品的回报率要超过其它产品，由于财产的市场价值是通过其未来收益的折现来评估的，因此，价格上涨越快，同样的产品贴现后价值就越高。银行利率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函数，如果以住宅形态存在的财富增值快过银行存款形态存在的财富，人们就会倾向于把财富从货币转为住宅，而不管是否自己真的有这种需求。如果这个价格上涨的速度是虚假的或不可持续的，这时虚假贴现得到的预期就会诱致“超量需求”的产生。因此，我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抑制土地特别是住宅价格上涨的速度，应当是比压抑房地产投资规模更主要的政策目标。
城市政府的运行机制和考核制度，是导致其投资冲动的内在动力。但如果没有房地产市场的真实需求，这些冲动也只能是无源之水。土地市场收益是推动城市基础设施扩张的主要动力。理论上讲，只要其收益是正的，投资就是合理的（包括所谓政绩工程）。但是如果地方政府能够通过虚假的超低成本获得“超额的收益”，其偏离市场真实需求超额供给的可能就会大大增加。一旦政府投资超出了真实需求，无法形成足够的回报，投资就会变成政府债务。因此，我们得出的第二个结论就是，抑制政府的过度投资冲动要从规范政府土地收益和引导政府有效投资入手。
二、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
（一）经济不会硬着陆
首先，数据显示，宏观调控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增速回落，部分过热行业投资增速回落幅度很大，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都有了明显的成效。在大力度调控阶段，GDP在前三季度仍然增长9.5％，说明经济保持平稳的增长态势。
其次，宏观调控的“有保有压，平衡发展”政策在农业方面有了成效。农民收入增长的重大突破，是公平、和谐和持续发展的基础。第一产业虽然从来都是被冠以“第一重要”的地位，但是缺乏实质性支持，近七、八年来往往都是偏“冷”行业，农业的发展几乎处于一种停滞状态。这次农民收入的大幅度提升，使农民收入问题有了重大突破。
第三，进出口的增长说明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和国内市场对国外产品的需求，保持在一个较高的增长水平，继续支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对世界经济也有实质性贡献。
总之，宏观经济调控成效明显，经济可能在优势行业中保持优势，在偏“冷”行业中有新的增长点，短期内经济不会出现人们担心的硬着陆。
（二）仍然不可掉以轻心
最近公布的数据也显示CPI仍高位徘徊，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2％。有研究表明，在高位徘徊的CPI中，新涨价因素有越来越高的趋势。数字显示所谓“翘尾”因素的影响已经蜕化，新增因素对CPI的贡献更大。一般认为，当2003年粮价上涨引起的“翘尾”因素的影响消失后，2004年第四季度CPI会自然下降。现在看来，这种观点似乎有点过于乐观。
特别是不能低估油价高企对CPI的影响。有国际组织的分析表明，如果从2004年第三季度开始，国际油价上涨10美元并持续到明年第一季度，中国的GDP将下降O.6％，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上升0.3％。如果从2004年第三季度开始，国际油价上涨10美元并持续到明年年底，中国的GDP将下降0.8％，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上涨O.6％。
由于过去石油对中国经济的关联度不高，所以中国并没有经历过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石油危机的冲击。因原材料提前采购因素的影响，一般说来石油危机的第二年通胀会高于提价的当年。两次石油提价引起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特别是对拉美国家造成了超级通货膨胀，使拉美国家多年经济发展的停滞，颇为惊心动魄。
这次国际油价上涨的原因除了投机和一些产油国的政治经济前景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外，还有一个可能并不是暂时和短期的因素。有研究表明，与不断上升的需求相比，石油的全球生产供给能力包括石油的勘探和开采，已经有“供不应求”之感。石油价格的上升很可能不是一个短期现象。中国经济与石油和能源的相关依存度已“今非昔比”，石油价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实在不可低估。
还有其他潜在的通胀因素。粮价上涨和对其他食品价格的影响会逐渐显现，房地产的非理性需求对价格水平推动，还有其他能源包括煤、电等短缺，由于这些短缺的能源产品大部分还是进行人为价格控制，并不完全是市场在调节需求，所以当前的CPI并不完全是真实通胀情况的反应，有某种程度的虚假成份。
还有上游的能源价格和原材料价格传导到下游，影响物价消费指数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滞后。这些潜在的通胀因素变成真实的影响时，高通胀的风险就更大了。现在不提前进行预期管理，市场没有接受到正确的信号，不能进行合理的调整，将来的冲击会更大。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通胀因素是劳动力成本增长的影响。近期沿海地区劳动力短缺的现象比较突出，打破了中国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说法。劳动力市场与其他要素市场一样，供求的不均衡实际上是劳动力价格偏低。工资上涨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要素的成本上升，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带来的不是个别最终产品的价格上升，而是整体价格水平的上升。
而且不可忽略的是，由于城市的生活消费指数越来越高，民工和城市的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压力增加，再加上工资的刚性特征，会导致劳动力价格和总体价格水平轮番上涨的局面。
总之，通货膨胀的问题是到了必须给予特别关注的时候了。
（三）深层次的问题没有解决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存在不确定因素。这次农民收入的突破，是农业税的减免与各种对农业直接和间接补贴的财政转移支付的政策效应。粮价的上涨也对农民收入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但是粮价已经达到或已超过国际粮食价格的水平，不可能无限制地上涨，而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还在不断攀升，如油价、种子和化肥等，农民的收益空间会越来越小。
所以对农业的发展，对保持农民收益的持续增长，需要有进一步的措施，需要有根本的措施来达到长治久安的效果。
再者，银行体系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许多讨论认为，本次过热源头之一与银行体制问题有关。从表面上看，投资过热的原因与地方政府的大量投资有关，但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可能是永远存在的。问题是，投资的资金来自何处。在硬约束下，那些向没有收益的形象工程和附加值不高的简单重复建设的政绩投资，恐怕不是很容易就能够“过热”的。但这个政绩标准如能得到银行资金的支持，“过热”就“轻而易举”了。没有彻底改革商业银行的运作方式，这轮由于严厉的行政措施得以暂时控制投资“过热”随时可能反弹。
近期数据显示虽然银行贷款总额下降，但短期贷款下降幅度大大超过中长期贷款的下降幅度。中小企业首当其冲，因为中小企业最需要的就是短期周转的流动资金。所以银行信贷减少首先打击的是中小企业，而不是“过热”行业。“一刀切”式地减少短期贷款的做法，使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更加恶劣。而因中长期贷款继续支持项目运行，只要货币政策稍一宽松，投资过热就很容易卷土重来。这种缺乏一个严格的风险防范机制，仅靠贷款额度控制的银行体制，为下一轮的投资再过热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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