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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人物”这个概念在当代文学中出现之前，有一个产生的历史过程，它与“五四”新文学以来文学创作思潮中写人观念的确立及演变有密切的关系。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其理论最初在写人以及写什么人方面并没有太明显的具体要求，当时理论上更多是关注小说的地位及文体特点的探讨，对于人物描写问题主要是强调写出人物的“性格”，要写得“逼真”与“可信”。到了30年代后期，我们才开始在一些理论文章中看到关于对文学写人问题的特别关注。1938年6月茅盾在《抗战文艺》上发表的《论加强批评工作》（注：载《抗战文艺》1938年7月16日。）一文中指出：“文学作品中总不能没有‘人’，”而“从‘事’转到‘人’”，是当时文学创作的“一大趋势”。周扬在《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注：见《抗战文艺论集》。）中也提出：“要描写抗战，首先就要描写在抗战环境下行动着的一个个中国人。”这种创作要求的形成，从理论上来说，显示出对文艺创作规律认识的某种深化，懂得了“人”这一命题在文学创作、尤其是在叙事文学创作中的意义，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周扬进一步提出，应该把“表现抗日英雄的典型”当作文学创作的“一个最光荣的任务”。这就是把文学创作中写人、写人的性格这一带有普泛意义的规律，明确归结到了“最”要写“英雄”的思想开端。茅盾则认为，在抗战时期，要写“典型人物”，就不仅要写“新的人民领导者”、“新的军人”、“新的人民”；同时，与此相对应，还应写“新的人民欺骗者”、“新的‘抗战官’”、“新的‘发国难财’的主战派”以及“新的荒淫无耻、卑劣自私”等等。茅盾这种主张，其用意看来是为了纠正只注意写英雄、写正面力量的片面性，但这种从两个极端上来提要求的方式，无疑会容易造成文学在写人问题上的两极化倾向。当然，这种要求的出现，也与当时的历史形势有密切关系，正如茅盾当时所说的：“抗战使得‘人’在急剧地变化，抗战把中国民族社会的平素也还不大惹眼的好处和缺点都‘表’了出来”，（注：茅盾：《论加强批评工作》。）使“新生的优点”和“新生的劣点”更加泾渭分明。对文学创作中表现对象“优”者—“劣”者的分界，基本上属于“好人”与“坏人”创作思维的演化。不过在当时还没有普遍使用“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的概念罢了。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文艺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任务，在毛泽东那里，“新的人物”这一概念与“正面人物”的概念是有联系的，但他却赋予它特定的内涵，它已经不止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人”，而是新世界中的新主人的特指，是光明的代表，也即正在走上历史舞台中心位置的工农兵。我们从他在座谈会上《讲话》中的一段话可以理解到他这一观点的潜在意念：“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注：《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73页。）
到了1949年建国前夕举行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第一次文代会）上，就主要使用“新的人物”的概念。周扬在《新的人民的文艺》（注：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5月东北初版。）的报告中，介绍解放区文艺成就时就是用“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的提法。不过这个报告中，有一段话是很值得注意的，在谈到如何提高作品的思想性时，他强调了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上的重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力地表现积极人物，表现群众中的英雄模范，克服过去写积极人物（或称正面人物）总不如写消极人物（或称反面人物）写的好的那种缺点。”这里，周扬实际上是直接给“正面人物”的概念作了注脚，也就是说，“正面人物”即“积极人物”，亦即“英雄模范”。这个注脚在当时来说似乎只是隐含在报告的行文中，未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提出，但今天回过头来看，它基本上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创作在人物问题上的一个认识基准。
当第一次文代会刚结束，1949年8月，上海的《文汇报》就开展了关于“写小资产阶级问题的讨论”。问题的缘起是，当时刚参加完文代会回到上海的作家陈白尘在一次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文学作品“应以工农兵为主角，所谓也可以写小资产阶级，是指以工农兵为主角的作品中可以有小资产阶级的人物出现。”（注：载《文汇报》1949年8月2日。）这种观点，无疑是周扬“注脚”的一种引申，也就是说，作品的主人公必须是“积极人物”亦即正面人物，这自然就应该是工农兵。陈白尘的观点一发表，立即就引起争议，8月27日的《文汇报》发表了署名冼群的题为《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的文章，就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也可以写小资产阶级为主角的作品。争论实际上牵涉到文学创作中的两个重要问题：其一，“正面人物”（亦即“积极人物”）是否一定是工农兵，小资产阶级是否也可作为正面人物？其二，即使小资产阶级不能算作正面人物或积极人物，那么，它在文学作品中能否当主角？这可以说是新中国文学领域的第一次论争。讨论结束时，何其芳的意见基本上可以代表当时的共同认识：“如果能够通过作品中的人物正确地生动地写小资产阶级的特点和命运，写出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改造，是可以用这样的人物为主角来教育人的。”（注：载《文艺报》第1卷第4期，1949年11月。）这样的认识现在看来还比较客观，尽管何其芳文章总的倾向仍然是强调文艺应该更多地去写工农兵和他们的生活。在论争期间，有一篇文章很值得注意，这就是后来被称作“胡风分子”的文艺理论家阿垅写于1949年，后以张怀瑞的署名在《起点》杂志上发表的《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他明确反对在文学创作中把“正面人物”“神化”，并认为：文艺不能仅仅以工农兵为艺术人物而不描写其它阶级，因为“其它的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也是这里那里地各式各样地活动，因此在文艺上有作为一定主角的资格”。（注：载《起点》1950年3月第1辑第1期。）今天看来，这种见解无疑是有见地的，然而在当时的影响却极为有限。
50年代初，文艺理论界仍然没有广泛使用“正面人物”的概念，出现频率最高的还是“新的人物”和“英雄人物”的概念。1951年，《文艺报》发表陈荒煤的文章，直接提出了“为创造新的英雄的典型而努力”的主张，文章针对的是当时创作中过多写人物“从落后到转变”的现象，认为应该学习苏联文学，写“正面的、积极的人物”，显然，他这里的正面人物恰是指那些“集中了人民的好的品质”、“向上的、积极的人物”，也就是“新的人民英雄”，（注：载《文艺报》第4卷第1期，1951年9月25日。）这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思潮，《文艺报》1952年下半年所开展的也是“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的讨论”，在编者按中我们看到，讨论所希望达到的目的，还是为了强化文学创作写正面人物或积极人物，亦即写新英雄人物的要求。
1953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周扬所作的主题报告《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注：载《文艺报》1953年第19号。）中，在关于人物创造的问题，有一段完整的论述。他明确提出：“创造正面的英雄人物”是“文艺创作最崇高的任务”。周扬当时的这个思想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马林科夫1952年在联共（布）的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关于“现实主义艺术的力量和意义就在于：表现普通人高尚的精神品质和典型的、正面特质，创造值得做别人的模范和效仿对象的普通人的明朗的艺术形象”的思想，强调了创造正面的模范人物在现实主义艺术中的关键性意义；另一个重要来源自然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特别强调的我们的文学艺术必须首先写光明，写正面人物，写工农兵的思想。据此，周扬作了这样的发挥：“文艺作品需要创造正面的英雄人物”，但是，“决不可以把在作品中表现反面人物和表现正面人物两者放在同等的地位”，为了突出地表现正面英雄人物的光辉品质，“有意识地忽略他的一些不重要的缺点，使他在作品中成为群众所向往的理想人物，这是可以的而且必要的。”在这次会议上，茅盾也从时代的使命出发，提出：“应该要求我们的作家把创造人物性格的问题，特别是创造正面人物的艺术形象问题，提到我们创作的首要地位上来。”但是，茅盾对于正面人物形象的塑造问题，在观点上显然与周扬有所不同，茅盾比较强调注意表现人物的个性，注意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避免“神化”的倾向。同时，他对塑造反面人物形象也给予足够的重视，认为“应该深刻地来描写那些反面的、敌对的人物中的形象，引起人们对于他们的仇恨和警惕。”（注：茅盾：《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载《文艺报》1953年第19号。）
就在此前后，苏联的文学思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对我国文艺界产生了直接的冲击。
1953年10月间，苏联召开了作协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上，著名作家西蒙诺夫在《苏联戏剧创作的发展问题》的报告中，针对戏剧创作粉饰生活的现象，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用理想人物的概念来代替正面人物的概念。”他还反对这样的做法，即：“企图多余地规定一张正面人物应有的和不应有的特点的名单，把正面人物归纳成一种或数种类型”；他还提出，“正面人物应有它正常的温度，而不必人为地去给人物加热力”，而且，“不应该强迫每一位剧作家在任何情形下都必须把正面人物放在自己剧本中的中心位置”。西蒙诺夫的意见虽然在苏联文艺界引起了争论，但他报告发表后一个月，就在我国的《文艺报》（1953年第21号）上转载了，说明我国文艺工作者对此相当敏感。1954年12月，苏联召开了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作协第一书记苏尔科夫在《苏联文学的现状和任务》的报告中，又进一步谈到了文学创作中的人物问题，他肯定了“正面人物”的提法，在列举了苏联文学中一系列正面人物形象后指出，“这些书的确无疑的‘正面人物’是以什么来吸引青年人的心呢？是因为他们在一切表现的都是‘理想的’吗？恰恰相反。”他认为，这是因为作品“揭示了主人公生活中十分艰苦复杂的全过程”。苏尔科夫还指出，“企图规定文学作品正面人物的形象和性格中，先进的和落后的东西，或者是先进的和‘平凡的’东西之间的对比关系，这也是同样有害的”。苏尔科夫在报告中还断然宣布：“我国文学不能走创造‘理想人物’或者是创造‘理想性格’的形象的道路。”这个报告，也立即在我国1955年1-2期的《文艺报》上全文刊登。它在我国文艺界所引起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这股活跃的思潮所带来的春天气息虽然在我国创作界很快获得了回应，出现了一批突破禁区的作品，但在理论界尚未得到切实的回应，反胡风的政治风暴就掀起了。在对胡风的批判中，把表现人民群众“精神奴役的创伤”当作胡风的罪状之一，其批判结果，自然更进一步导致文学创作中人物的形象越加简单化、单一化。
不过也要看到，当时情势的发展并不像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么捷当。对“胡风集团”批判刚刚结束，我国文艺界却提出了反对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这大概是因为前几年那种绝对化的理论要求造成的恶果已经越来越严重的缘故吧。所以这时周扬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的报告中没有再明确提出大写英雄人物的问题，而是强调作家要“随时随地地留心地观察自己周围的一切事物和一切人们”；同时还批评一些作家在观察他所选定的对象时，“往往先设定一个主观的‘框框’，如甲是‘正面人物’，乙是‘反面人物’，‘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应当具有如何如何的特点等，然后按照这个‘框框’在对象身上去寻找作者所需要的和愿意寻找的东西，因而就把人们的性格简单化、片面化了，对象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人，等到进入作品的时候就更加缺乏生命了”。（注：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载《文艺报》1956年第5-6期。）周扬这番言论尽管与他几年前的说法大相径庭，但它毕竟是切中时弊的，表明他对创作中那种先入为主地将作品中的人物定作“正”或“反”而导致艺术形象简单化、概念化的现象有所正视。这种认识背景除了由于实践的恶果所使然外，恐怕也与前面介绍的50年代中苏联文艺思潮的影响有关。特别是苏联1955年批评了马林科夫关于典型问题的错误观点后，那种把一定的人物归结为某种社会力量的本质的认识，自然得到一定的修正。在此后几年中，尽管经历了“反右派”斗争，但文艺界许多有识之士在纷纭复杂的创作现象面前，都能自觉地坚持了上述那种正确认识。像1959年至1960年间对《青春之歌》的讨论，当时曾有人因作品把林道静写成成长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让余永泽身上带有“民主”、“人道”色彩的描写，不符合“正”与“反”的原则而对作品提出责难，但最终这种简单、片面的观点没能得到人们的认同；1961年间，在开展对长篇小说《金沙洲》的讨论时，针对有人批评作品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都不够典型”的说法，许多论者更是理直气壮地抵制了那种从社会本质的概念出发来强求作品中富有个性的形象的错误观点。
然而，也就在此前后，由于国内外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斗争，文艺战线各种观念又重新发生变化。1960年7月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周扬的报告十分鲜明地体现这一变化。周扬这时在谈到文艺创作的人物问题时，又重新强调“创造新英雄人物”的观点，并且指出这些英雄人物是“最能体现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的人物”，这时，他已经不仅不再提“正面人物”的概念，而且把这一概念一下子送给了资产阶级。他说：“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学，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也曾描绘了一些体现资产阶级革命理想的正面人物。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资产阶级所宣传的理想就完全破灭了，资产阶级作家就再也写不出他们本阶级的出色人物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应该把创造“最能体现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的人物”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光荣任务”。（注：载《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9月出版。）这种给概念冠上“阶级成分”的作法，也就使“新英雄人物”的概念自然取代了“正面人物”的概念。
自此以后，“正面人物”的概念就很少在理论界出现。1962年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一批自觉坚持现实主义立场的作家、理论家，不满于文学创作中只写先进人物、英雄人物的狭窄路子，提出要注意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因为“两头小，中间大，好的、坏的人物比较少，广大的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是很重要的，矛盾点往往集中在这些人身上”。（注：参见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那荃麟评论选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这种理论主张，固然有其针砭时弊、反对人物创造上的两极化倾向的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这种理论是建立在承认创作“好人绝对的好，坏人绝对的坏”的“正、反”式绝对观念的前提下提出的。承认了“中间人物”“是会进步，但也有旧的东西”，身上“集中了”矛盾，有“好的”和“坏的”因素，也就等于承认“英雄人物”与“反动人物”身上可以绝对的“纯”，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否则，就不必要再提出一个“中间人物”的概念来。实际上这正体现了当年我们文艺理论工作者在摆脱绝对化思维方式时的一个思想弱点。
当文艺界在1964年开展了对“中间人物论”的批判后，人物创造问题的绝对化思想更加发展到极端，到了1966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出台以后，人物创造上的“三突出”思想，即“在所有的人物中要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要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原则，就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进入新时期以后，首先是创作实践冲破了以往的理论框囿，描写了许许多多血肉丰满、性格复杂、内涵丰富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已经难以用“正”或“反”的简单划分来给予判别。因此，理论上也逐渐不再使用“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的概念，而是更注意对人物“性格”的分析以及形象内涵的揭示。至于“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概念当然还在使用，但它也已经不是作为一个极向化、简单化的概念而存在，丰富的、发展着的现实生活将不断给这一概念注进新的时代元素和充满生命动感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