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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市位于湖北省东部长江南岸，市区西与武汉市毗连，东与黄石市相接；南界咸宁市，北与黄州市隔长江相望，是鄂东城市群的组成部分。土地面积1504平方公里，1992年人口95万，其中非农业人口23.2万，是湖北省省辖地级市之一。鄂州市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是鄂东最为悠久的历史文化城市。
一、鄂渚、鄂县
鄂州市位于长江南岸，此点古今一样。长江自岳阳至九江一段略呈等腰三角形，底边是幕阜山主脉。幕阜山北麓有两条大的长江支流，一是陆水，一是富水；两条支流与长江之间构成一个平行四边形；其陆水和富水之间，幕阜山脉有两条余脉向北伸延，直抵长江岸边，蛇山和西山便是尾闾，在古代产生了两座城池，一为夏口，今武汉市武昌，一为鄂县，今鄂州市城区。
陆水和富水之间的江南地区，是一个山丘与湖泊相间的丘湖地区，由于没有大的河流汇入，与江汉平原的平原湖泊有显著的不同，前者没有太大的水旱灾害，特别是水灾的危害相对较小；后者的水旱灾害，特别是水灾极为严重，这在古代，是人类生存条件的巨大差异。江汉湖群古代称为云梦，鄂东南湖群称之为鄂渚，顾野王在《舆地志》中所言：“云梦之南为鄂渚”〔1〕。
渚，《说文解字》诠为：“水在常山中，丘逢山东入，从水者声”。据此可以理解为湖在山中，山在湖中，这样的景观称之为渚。鄂南湖丘称之为鄂渚，是很贴切的。《尔雅》诠为：“小洲曰渚”，如《诗经·召南·江有汜》中的“江有渚”。故后人将鄂渚诠释为：“《楚辞·九章·涉江》：‘乘鄂渚而反顾兮。’相传在今湖北武汉市黄鹄山旁三百步长江中。隋改郢州（治今武汉市武昌）为鄂州，即因渚而名。世称鄂州为鄂渚。”这是《辞海》中的说法，此说最早见于宋祝穆的《方典胜览》：“鄂渚在江夏黄鹤矶上三百步。”〔2〕如按此说， 《史记·世本》说：“熊渠（当周夷王时）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封中子红为鄂王”，这个“鄂”就与鄂渚无关，屈原：“乘鄂渚而反顾兮”，在江中遇到一块小沙洲就发感慨也说不通，如果把鄂渚理解为鄂南丘湖地区，这里的和平安宁，与纪郢地区的风声鹤唳相比较，就会感慨至深。顾野王“云梦之南为鄂渚”，若鄂渚是江中的小沙洲，则顾野王的说法就是荒谬的；若指江南之湖，就可顺理成章。
鄂渚一名至关重要，因为熊红封鄂王之前，这里便是鄂地，“鄂”不自鄂王之封始，熊红是周夷王（前828年以前）时的人， 说明此前这里便已有鄂的称呼，征伐鄂地的扬粤之后，才封为鄂地之王。最早记载释鄂地望的是《九州要记》：“鄂今武昌”〔3〕。 由于《九州要记》为佚书，著者和年代不详，无从考证，但南朝宋裴骃在《史记集解》引述了上述内容，应是此前著作。《晋太康地记》以鄂为东鄂。《水经注》认为：“旧樊楚也，《世本》称熊渠封其中子之名某者为鄂王。”〔4〕由此可见，鄂地之渚在此，以渚得名鄂王驻地设此， 秦设鄂县也在此。
鄂王城的具体位置，历史上文献记载在一致肯定时，也在具体位置上模糊。肯定的是楚鄂王城在鄂县境内，但在具体位于鄂县的何处，则十分模糊。《名胜志》“鄂王城在武昌县西南二里马迹乡”〔5〕。 《名胜志》是引的《九州（要）记》。而鄂王城遗址也在马迹乡，只是位置在县（今城区）西南百二十里，距府城（今武汉市武昌）百八十里。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鄂王城在西北（东南）百八十里。楚王熊渠封中子红于鄂，僭称王居此城，九州记曰今武昌是也，九州记略，今鄂人事鄂王神即遗像也。”〔6〕此马迹乡原属鄂城县，后划入大冶县，今为西畈乡胡彦贵村。
鄂王城遗址今位于大冶县西南边界，在金牛镇西南约7公里， 高家河西岸，黄（石）贺（胜桥）公路南侧。地处大冶、鄂州、武昌、咸宁四县市交界处；高家河发源于咸宁市，是大梁子湖地区入注的最大河流。遗址邻近梁子湖（今距约15公里），又是幕阜山脉向北伸延的两支余脉结合部，倚山扼湖，地利人和，是古代城址的理想选择处，直到1949年前，大梁子湖地区以其左近之金牛镇为商贸交通的枢纽，便是证明。
鄂王城何时废弃，史无记载。顾祖禹在《方舆纪要》中写道：“史记熊渠当周夷王时，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又封中子红为鄂王，……秦置鄂县，汉因之。”〔7〕这一段似有奥妙，其一，鄂王城、 秦鄂县、汉鄂县似乎皆在一地，也就是吴孙权改汉鄂县为武昌的地方，即今之城区，显然，与上述鄂王城遗址所在不符；其二，今城区，按《水经注》最早的城池是：“城东故城，言汉将灌婴所筑也”，这应是汉鄂县故城。许多历史文献记载：“汉鄂县，属江夏，吴改为武昌，晋太康元年复立鄂州，此县废也。”〔8〕显然秦鄂县城不在今城区， 应在鄂王城遗址或其附近。《方舆纪要》：“鄂城在县西南二里，本楚邑。”后面叙述皆指鄂王城。历史文献正是将汉鄂县与秦鄂县混淆了，方才出现种种错误。从这里似乎可以说明，鄂王城、楚邑、秦鄂县在今鄂王城遗址，汉鄂县、吴王武昌城则在今城区。
三国以前，在今岳阳至九江一段以南的今湖北地区，行政上只有鄂县之建制。沙羡县也是汉县，历史文献往往把今武汉市的江南部分，以及武昌、嘉鱼、蒲圻、咸宁等县市归为汉沙羡县的隶属范围，其实直到汉末沙羡县并未逾越长江，沙羡县为汉末刘表镇荆州时改曲陵县置，《水经注》：“沔左有却月城，然亦曰偃月垒，戴监军筑，故曲陵县也，后乃沙羡县治也。”三国吴与魏以长江为界分治，吴沙羡县治今嘉鱼县，后移治于夏口。
若此，在岳阳以东的湖北长江以南地区，秦汉时期只有一个建制县鄂存在，相当于吴于黄初二年（221年）所置武昌郡除寻阳、 柴桑二县外的范围。鄂渚在其境内，县名不改，只是治所的迁移，加之原鄂王城和秦鄂县堙失荒废，渐渐被人遗忘。造成鄂王城、秦鄂县城废弃和县治的迁徙，直接的原因是水灾。间接原因是今城区滨江扼湖，地势高亢，无水患之忧，且地近铜绿山矿冶之地，兵械制造，钱币铸制皆可进行，是故徙此。从熊红鄂王城至灌婴筑汉鄂县城，约七百年。
二、汉鄂县、吴都武昌城
汉置鄂县在今鄂州市城区，但这不是说今城区是灌婴故城开始有城时才出现。此前，就历史记载，《水经注》：“江之右岸，有鄂县故城。”郦道元注之首句“旧樊楚也”。《路史国名记》有：“帝尧时，有樊仲文国在今武昌樊山”〔9〕。 《名胜志》引《春秋》：“鄂渚樊楚”〔10〕。这里的记载虽不多，却可以说明鄂州市鄂城区的历史相当古老。帝尧时的樊国虽无可考，但《春秋》中的鄂渚、樊楚则有据，加之郦道元的《水经注》注记，起码说明樊楚早于熊红的鄂王之封。
樊山位于今城区，北濒长江，西滨长港，南临羊栏湖（今名南湖），仅东面为缓冈漫丘，是古代城堡的理想建筑场所。《画墁集》写道：“鄂州城（今武汉市武昌），即孙权所创，与润州（今江苏镇江）子城，金陵（今南京）覆舟山城，武昌县（今鄂州市城区）吴王城制作一体，皆园山附丽，止开二门，周环不过二、三里。乃知古人为城，欲坚不欲广也。”〔11〕樊山自古为长江锁钥之地，它与对岸黄州赤壁山隔江相对，与今武汉的龟、蛇二山形势相彷佛。对岸今黄州市堵城乃楚国时的邾县故城。可以认为，隔江相对的樊楚，在汉以前已有城址存在，是有其客观环境为基础。
樊山之重要，还因樊口更显其彰。《水经注》：“鄂县北，江水右得樊口。”此处樊口扼江湖交汇之口，具交通传输之利，为城市发展提供了腹地，又为外部联系提供了条件；樊口湾港深水阔，既是水军良好的训练场所，又是防御上的优良港湾，为这里古城池的建立创造了很好的外部环境。
汉鄂县城为汉初灌婴所筑，文献记载颇多，且未见争议。其位置在吴王城，依现在的情形看来，其规模不大。孙权于黄初元年（220）由公安徙鄂，改鄂县为武昌，徙鄂县于袁山东。袁山东的鄂县城与武昌城并存了很长时间，顾野王《舆地志》认为：“汉旧鄂县，属江夏，吴改为武昌，晋太康元年（280）复立鄂县，此县废也。”〔12〕吴黄初二年置武昌郡，辖武昌等六县，晋以后武昌县并未废，又同时在此复立鄂县（《晋书·地理志》），也就是说在此地同时存在一郡两县，直到隋平陈后鄂县废入武昌县，结束了两城并立的现象，共历时309年之久。顾野王“此县废也”，不是废，而是并置。
吴王城是孙权在黄初二年（221）四月由公安徙此， 同年八月开始筑城。此城并非新筑，而是在灌婴的汉城基础上改建。《元和郡县图志》写道：“孙权故都城，在县东一里余。本汉将灌婴所筑，晋陶侃、桓温为刺史，并理其地。”〔13〕改建的吴王城，城周约二三里，规模与孙权于建安十四年（209）至十六年（211）的驻地丹徒（今镇江），建安十六年后的驻地建业（今南京）以及同时修筑的夏口（今武昌）相当。《寰宇记》：“吴大帝城，魏黄初三年吴主置。城有五门，各以所向为名。西角一门谓之流津，北临大江”。中有宫，名安乐宫，宫城前有御沟，后有庙。宫前有正殿，名太极殿。
孙权于黄龙元年（229）称帝于武昌。孙权前后驻此达八年之久， 在武昌建都又迁都，这是古今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颇值得注意的问题。其根本原因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 确立了魏、吴、蜀鼎立的局面，曹丕于延康元年（220）称帝，刘备于次年， 孙权于再次年先后建国，长江中游的荆州成为三国的接合部，也是争夺的焦点。武昌作为长江中游地区的战略要地，对于孙权巩固长江下游，囊括中游的战略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孙权将丹徙、建业、武昌、夏口作为战略重地，清楚地表明是要凭借长江天险，确保江南半壁的巩固后方，进而东部向淮河流域及其以北拓展；西部据江汉、越南阳向中原进发。东部战略居主导地位，在关键的赤壁之战，孙权的总兵力，达十多万，而投入赤壁之战的兵力只3万，不到总兵力的1/3，就是证明，事实上东部吴军的前线在赤壁战前已推进到淮河一线；西部尽管取得了与刘备战争的胜利——吴蜀彝陵之战（222）， 此战胜利是其称帝的基础，同时又是孙、刘联合抗曹的彻底破裂，蜀国甚至将对吴的仇恨上升到第一位，孙权也与曹魏媾和，实现以汉—江为界的共处局面，武昌、夏口对岸的江北皆为曹魏之地。将国都建在前线，是不合适的。孙皓甘露元年（265）九月又从建业徙都武昌，至宝鼎元年（266）十二月还都建业，历时一年零三个月，都是这一原因。
其次是当时武昌的地广人稀，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又以其年立为江夏郡，分建业之民千家益之。”“甘露元年，归命侯（孙皓）又都之，扬土百姓，溯流供给，以为患苦。陆凯疏曰：武昌土地实危险而瘠确，非王都安国养人之处。且童谣言：‘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14〕《水经注》和《元和志》的两则记载，真实地揭示了当时武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作为一国的都城是不相适宜的。
虽然作为都城不适宜，孙权在此登基称帝，建筑了豪华的安乐宫，在寒溪之上西山建造了避暑巡宫，江滨建了供竭憩的钓台，在西山还筑起了宏伟的郊坛；还有他步猎于樊山，见一姥问猎何物，答曰得一豹，姥曰何不竖豹尾，寓示天意要他做皇帝，建起了皇权象征的樊姥庙等，都说明他建都武昌，决非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就建筑而言，与魏都许昌、蜀都成都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同建业相比要落后，但与许昌、成都相较也并不逊色。孙权不想定都而又建都，不想长居而又给人以长治久安于此的印象，恰恰说明孙权政治家、战略家的谋略所在。因为他在中游的武昌、南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六郡组成的吴荆州几乎是半壁江山，由武昌实现总理的作用，在2000多公里的长江沿线，仅依靠后都建康是无法实现其统治的，《江表传》所谓：“初，权在武昌欲还都建康，而虑水道溯流三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怀疑。”更何况曹魏荆州尚有南阳、襄阳、江夏为其所有，在下游魏吴的国界是淮河，在夏口以西的国界是汉江；蜀吴的国界是鄂西、川东的山地；只夏口至柴桑一段吴魏国界是长江，因此：“司马懿尝言，东关、夏口，敌之心喉，是也。”〔15〕东关即武昌，夏口即今武汉市武昌。此事李吉甫记述得更详细：“魏明帝问司马懿曰：‘二虏宜讨，何者为先？’，对曰：‘吴以中国不习水战，故敢散居东关，凡攻敌，必扼其喉而舂其心。夏口，东关，敌之心喉。若以陆军向皖，引权东下，为水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坠矣。”〔16〕孙权的忧虑，司马懿的谋略，都说明建都和迁都都是必要的，孙权的用心良苦和谋略过人都体现了出来。
孙吴的58年里实际上是两都制，建业是皇都，孙权、孙亮、孙休、孙皓四代吴王坐镇而居；武昌是军政之都，由皇太子和丞相总理。“黄龙元年于此即尊位，还都建业。皇太子登留守武昌，以陆逊辅之。嘉禾元年（232），太子还建业，立皇子奋为齐王。居武昌， 诸葛恪不欲诸王处濒江兵马之地，徙居豫章（今南昌）。”〔17〕为了加强西都武昌的防务，将夏口建为军事重镇。《水经注》：“鹄山东北对夏口城，魏黄初二年，孙权所筑也。”《元和志》：“州城本夏口城，吴黄武二年，城江夏以安屯戍地也。”夏口建城后，周瑜、程普、吕蒙、黄盖、鲁淑等先后在此戍守。《方舆纪要》：“孙氏都武昌，非不知危险瘠确，仅恃一水之限也，以江夏迫临江汉，形势险要，特设重镇，以为外援，而武昌退处于后，可从容而图应援耳，名为都武昌，实以保江夏也，未有江夏破而武昌可无事者。”〔18〕吴国双都双城：建业—丹徒，武昌—夏口，是其最大特色。
三、鄂渚、武昌、鄂州
武汉市武昌和鄂州市同在鄂东长江南岸，直线距离57公里，而且地理形势极为相似，今武昌以蛇山作为基础，依山建城，西南有鲇鱼口水（今名巡司河），江中有鹦鹉洲，洲内有黄鹄湾；对岸汉阳有龟山，汉水在龟山之麓注入长江，是江汉的汇合之口，形势极为险要，武昌、汉阳、汉口号称武汉三镇。今鄂州，城西有西山，是其城市的基础，其西樊口通长港，江中有罗洲，内有樊口大湾；对岸黄州有赤壁山，长江汊流至此合流，是著名的三江之口，鄂城、樊口和对岸黄州成鼎足三镇，形势也极险要，故其地理环境极为相似。
六朝以前鄂渚指梁子湖。张之洞《樊口闸坝私议》说：“按《水经注》‘江水又东经邾县故城南，鄂县北，江水右得樊口，江津汇入，历樊山上下三百里。’郦注义例，凡遇众水入江之处，必曰江水得某口某水注之，此不言湖注江，而言江入口者，明口内本无水源，因江入其中潴为巨浸，此古来山水自然之形势也，所以分杀江涨者也。《楚辞·涉江》‘乘鄂渚而反顾兮’，据六朝以前言鄂渚皆指今武昌县，《韩诗内传》曰‘水溢为渚’，然而《楚辞》所云鄂渚，即今樊口内之梁子湖无疑。”〔19〕梁子湖为今湖北省仅次于洪湖的第二大湖泊，湖底平坦，湖岸曲折，多岬湾，有大小湖汊300多个，湖岸线长达636.5公里，湖底高程13.3米，正常控制水位17.8米，平均水深2.44米，是湖北省平均深度和蓄水量最大的湖泊，面积约300平方公里，分属鄂州市和武昌县。 其中东梁子湖属鄂州市，西梁子湖和牛山湖属武昌县。历史上鄂州与大冶交界的保安湖、三山湖，鄂州市内鸭儿湖、杨桩湖，武汉市江南地区和武昌县内鲁湖、东湖、汤孙湖、严西湖、南湖、青菱湖、团墩湖、后石湖、沙湖，武昌县与嘉鱼、咸宁间的界湖如斧头湖，以及嘉鱼、咸宁、蒲圻交界处的西梁湖、蜜泉湖，以及大岩湖、沧湖等，这些湖泊在浅水期间分开，在涨水期彼此联接成为烟波浩淼的大梁子湖；其中斧头湖和西梁湖等历史上也是联成一体，统称西梁子湖，湖泊面积也达300 余平方公里，鄂渚是这些湖泊古代的总称，金口和樊口为大梁子湖与长江相通之口。鄂渚在古代属秦、汉鄂县和后汉、 三国沙羡县， 总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的鄂渚，这是历史上许多学者未曾弄清的问题，以致把本来就是一体的自然地理实体分割开来，混淆不清。
鄂，无论是楚鄂国，秦汉鄂县以及隋以后的鄂州，都是因鄂渚而得名，今天湖北省的简称也不例外。在隋以前，鄂是专指今鄂州市，并无歧解；隋平陈，改郢州为鄂州，“鄂”开始与今武汉市武昌发生关系。《太平寰宇记》：“隋平陈，改为鄂州，取鄂渚以为名。”〔20〕而《方典胜览》则把“鄂渚在江夏黄鹤矶上三百步”定义化，从此鄂渚变成江中小沙洲，并定位在今武汉市武昌，甚至武断地说“世称鄂州为鄂渚”。唐建中三年（782）赵景在《鄂州新厅记》所说：“鄂在楚为国， 秦为县，吴为江夏郡”〔21〕，这是指今鄂州，而非今武昌。
武昌是黄初二年（221）自公安徙鄂，改鄂县为武昌， 是三国时期吴国的西都。黄初二年，孙权以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置武昌郡，为郡治所在。武昌县为汉鄂县所改，《水经注》：“孙权以魏黄初元年中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县”，此为武昌县治。同时鄂县未废，《水经注》写道：“鄂县徙治于袁山东，又以其年立为江夏郡，分建业之民千家以益之”。将《吴志》和《水经注》合在一起，这就是吴武昌既是西都，又是武昌、江夏二郡治，还是武昌、鄂县两县治。这在我国历史上的城镇中，是绝无仅有的一例，说明当时吴国对武昌的特别重视，也表明武昌的规模绝非一般。
吴、东晋和六朝时期，也就是从公元222年至589年共计367年， 武昌的地位在当时的荆州，或今日湖北地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顾祖禹在《方舆纪要》中写道：“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何言乎重在武昌也，夫武昌者，东南得之而存，失之而亡者也。汉置江夏郡，刘表镇荆州，以江汉之冲，恐为吴人侵轶，于是增兵置戍，使黄祖守之，孙策破黄祖于沙羡，而霸基始立；孙权知东南形胜必在上流也，于是城夏口，都武昌；武昌者，则今县也，而夏口则今日之武昌也，继孙氏而起者，大都不能改孙氏之辙矣，故重在武昌也。”
武汉市武昌也是吴王孙权所建，《水经注》：“鹄山东北对夏口城，魏黄初二年，孙权所筑也。……对岸则入沔津，故城以夏口为名，亦沙羡县治也。”在三国、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是军事重镇和商贸港埠，在《水经注》中甚至未在经文中出现，与涂口（今武昌县金口）、沌口（今武汉市蔡甸区沌口）、武口（今黄陂县沙口）等都是注中出现的地名。吴国初建时，是吴江夏郡沙羡县，沙羡初治涂口，后移治夏口，这是夏口作为行政单位驻地之始，当然黄祖、刘琦为江夏太守都曾迁此，然皆属战争期间临时驻地，非正式治所。东晋侨立汝南郡、县，先治涂口，后治夏口；庾翼（305—345）任荆州刺史，由武昌迁治夏口，后又迁襄阳，五年内三迁其治，故夏口为治时间颇短。南朝宋自安陆移江夏郡治夏口，并置郢州亦驻此，自此至隋，郢州、江夏郡、江夏县、沙羡县并治此，成为与武昌齐名的行政中心。但其地位仍然未超过武昌。
三国后，武昌为荆州治所，晋元帝（317—322）时江州自豫章（今江西南昌）移理武昌。王敦（266—324）以镇压杜弢起义，升镇东大将军，都督江、荆、扬、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握重兵屯武昌；陶侃（259-334）在王敦之先为荆州刺史，镇武昌，王敦败后再为荆州刺史，后任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军事、镇守武昌；咸和九年陶侃死，庾亮（289-340）任征西将军，握重兵镇武昌；亮死后，其弟庾翼继任其职，亦屯武昌。有晋一代，特别是东晋时期，武昌的地位绝不逊于孙吴时期，王敦、陶侃、庾氏兄弟皆是兵权在握的晋代大将军，从王敦两度进攻建康（孙吴建业，今南京）来看，东晋初年武昌实是统帅部的驻地。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代，武昌的地位下降，渐为郢州（驻夏口）所代替。宋孝建元年（454）分荆州立郢州，治江夏。 夏口自此名称消失，直至清末移于江北，即今汉口。武昌郡受郢州领导，结束了武昌领导夏口一千多年有史可查的历史。而最早的倡议者是何尚之，《宋书·何尚之传》说：“夏口在荆江中心，正对沔口，通接雍梁，实为津要，由来旧镇根基不易。今分取江夏、武（巴）陵、天门、竞陵、随五郡为一州，镇在夏口，既有见城，浦大容舫。竞陵出道取荆州，与去江夏不异，诸郡至夏口，皆从流并为利便。湘州所领十一郡，其巴陵边带长江，去夏口密通。既分湘州，乃更成大，亦可割巴陵属新州，于事为允。上从其议”。何议本不涉及武昌，问题是江州界线东移，武昌郡转属郢州，遂变成上下隶属关系。
吴、晋时期，吴领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晋领武昌、柴桑、阳新、沙羡、沙阳、鄂、官陵七县。南朝宋因西部分置江夏郡，两沙析出；东部寻阳郡复置，柴桑析出，武昌郡只领武昌、阳新、鄂三县；齐虽增义宁一县，然为寄治县，无辖地；后又增西陵，亦是江北县寄治江南。隋平陈后，废武昌郡，又废鄂县、西陵等县入武昌县，武昌城降为一般县治。
夏口在取代了武昌的历史地位之后，又在名称上取代武昌，先是改郢州为鄂州，孙权改鄂县为武昌，然在武昌始终还有鄂县之设，武昌和鄂县是专指今鄂州，郢州改鄂州后，鄂州和鄂渚均改为今武昌的专指，随着鄂县废入武昌县后，鄂在专指今鄂州长达1400年左右后，为今武昌所完全代替。不仅如此，唐宝历元年（825）于鄂州特置武昌军节度使，一直延续到五代和宋朝，元大德五年（1301）改鄂州路为武昌路，明初改路为府，清依明制不改，仍为武昌府，也就是说从825年至1912 年，武昌军、武昌路、武昌府治江夏（今武昌），武昌县治则在今鄂州，在长达1087年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两地共用一个专名——武昌。
*收稿日期：1995-02-20
注释：
〔1〕〔12〕顾野王：《舆地志》，载《汉唐地理书抄》， 中华书局1961年，第202页。
〔2〕祝穆：《方典胜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74页。
〔3〕乐资：《九州要记》，载《汉唐地理书抄》， 中华书局1961年，第136页。
〔4〕〔14〕〔17〕王国维：《水经注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02、1102、1102页。
〔5〕〔19〕转引自张仲炘《湖北通志》，中华书局1921年，卷六，第345页，卷四十二，第1202页。
〔6〕〔20〕乐史：《太平寰宇记》，光绪十年，卷一百一十二。
〔7〕〔18〕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1956年，第3218、3203页。
〔8〕〔9〕〔10〕转引自张仲炘《湖北通志》，中华书局1921年，卷六，第342页；卷十四，第565页；卷六，第345页。
〔11〕〔21〕陈诗：《湖北旧闻录》，武汉出版社1989年， 第690、693页。
〔13〕〔15〕〔16〕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卷二十七，第645、645、6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