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在抗战时期的国民外交活动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述评论文,外交论文,国民论文,宋庆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D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1)06-0099-04
学术界在研究宋庆龄的成果中，大多数着眼于探讨她是如何继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一步一步地实现由民主主义战士向共产主义战士转变的思想历程，对她的外交活动，特别是抗战时期的国民外交活动着墨不多，尚无专题论文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此作些粗浅探讨，以求斧正。
国民外交又称民间外交，是通过非官方、非正式途径开展的对外交涉与交流，与政府外交相互补充，具有多层次、多渠道、形式灵活、针对性强等特点，是一个国家总体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寇深祸亟、民族存亡之秋，宋庆龄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崇高的威望，积极开展国民外交活动，为中国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宋庆龄的国民外交活动主要是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
一、大力宣传中国抗战，倡导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
“九·一八事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日本侵华还处于局部阶段，加上国际上弥漫着绥靖主义情绪，南京政府虽通过官方渠道把中日冲突诉诸于国际社会，但西方各国反应冷淡，中国抗战几乎处于孤立无援境地。有鉴于此，宋庆龄在参加国内救亡运动的同时，又利用其在国际上享有的良好声誉，努力争取国际声援，积极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强调日本侵华也损害了英美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中国抗战也是为世界人民而战，呼吁各国积极援华制日。为争取世界人民对中国反侵略斗争的支持，她运用自己广泛的国际联系，把反对日本侵略与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
1932年8月，世界进步人士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国际非战及反对日本对中国之侵略大会，会上成立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为主席。在宋庆龄的积极影响和推动下，这个委员会专门讨论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问题，并议定派副主席巴比塞率团来华调查日本侵华罪行，以正义公道的立场揭露事实真相。大会还决定在中国召开远东反战大会，任命宋庆龄为大会筹备委员会主席。宋庆龄接到通知后，立即着手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以远东反战大会筹备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声明，揭露了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扩军备战，进攻弱小国家的阴谋，全面阐述了必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种种理由，她呼吁“一切愿意参加这个运动的人们，都派遣代表出席这次大会。”[1]翌年9月，在宋庆龄的推动下，远东反战大会在上海举行。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有英国的马莱勋爵、法国《人道报》主编伐扬·古久烈等中外人士65名。宋庆龄任执行主席，并在大会上作了《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报告，号召中国人民起来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会上，代表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法西斯蒂的决议及宣言》等文件，这些对于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中国的反侵略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大会最后宣告成立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中国分会，选举宋庆龄为主席。远东反战大会的召开，给在极其困难条件下抗日的中国人民以很大的鼓舞，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莱等国际代表回国后，对远东反战大会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情况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报道，使世界人民对中国的正义斗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次大会也是宋庆龄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把国内反日斗争和国际反帝斗争相结合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1932年12月，宋庆龄发起组织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宗旨是“唤起民众努力于民权之保障”[2]。在宋庆龄主持下，同盟积极参与国内国际的反法西斯斗争，把中国的抗日斗争和世界范围内反法西斯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曾竭尽全力营救国际反法西斯主义战士牛兰夫妇，并对希特勒政府迫害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提出最严重的抗议”。这就使中国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运动互相支持，有利于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建立。
宋庆龄还通过各种渠道，积极联系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为中国争取最广大的同盟者。1932年2月，宋庆龄致电高尔基，希望他向中国人民伸出援助之手。高尔基随即在《消息报》上发表《响应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呼吁》，坚定地表明他的立场，指出：“援助中国——世界无产阶级团结的表现——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不准干涉中国”[3]。1933年2月，英国著名作家、世界反帝大同盟主席肖伯纳到达上海。由于他十分敬仰宋庆龄的高尚品格，行前就打电报给她要求会见。宋庆龄亲自到码头迎接并在寓所宴请他，就抵抗日本、制止侵略与他交换了看法，主张以革命战争制止侵略战争。作为一个为世界和平事业奔走呼号的国际著名人士，肖伯纳的来华，本身就体现了他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中外记者纷纷报道他来华的情况，扩大了中国抗战在国际上的影响。许多国际友人还以她为桥梁，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我国的抗日斗争。如斯诺、路易·艾黎、马海德、史沫特莱等人就直接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救亡活动。宋庆龄就是这样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抗日救亡和世界和平事业中去，赢得了世人的尊重。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团结在她的周围，形成一条特殊的国际反日统一战线。
二、建立保卫中国同盟，争取国际援助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争取国际援助方面，国民党主要是以政府名义、通过官方的途径向国联和各国政府寻求援助。共产党则主要从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方面得到一些援助。但国共两党当时都面临着严重的军事压力，无法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一个卓有成效的争取外援的机构。于是，成立一个民间的援华组织，与各国友好团体和个人接触，寻求各国上层社会和民间组织援助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宋庆龄肩上。
上海沦陷后，宋庆龄接受中共的建议离沪去港。她一到香港，就以政治家的气魄，决定利用香港特殊的政治环境，成立一个沟通海内外、支持长期抗战的组织。1938年6月，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成立，其宗旨是争取“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4]，成员皆为国内外著名人士，如尼赫鲁、赛珍珠、爱泼斯坦、英国驻港教会大主教何明华及孙科、冯玉祥、廖承志等人，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相结合的组织。“保盟”一经诞生，就“积极参加了反法西斯主义与军国主义，争取民主、自由与人类进步的世界性斗争。”[5]由于宋庆龄的大力推动和积极参予，被推选为“保盟”主席。
宋庆龄以“保盟”为阵地，积极争取国际社会从道义和物质上全面支持中国抗战。在她的关怀和主持下，“保盟”用中英文出版了《新闻通讯》，发行到欧美及东南亚各国，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忠实报道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事迹。由于报道准确，笔锋犀利，深受海内外人士的欢迎，对帮助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及时了解中国抗战的真相，支援中国抗战起了巨大的作用。宋庆龄本人更是勤奋笔耕，在《新闻通讯》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论述援助中国抗战与保卫世界人民利益之间的关系。她向全世界严正宣告：中国不仅是为了它自己而战斗，并且也为了全人类而战斗，所以中国有权要求世界各国的帮助。
宋庆龄还坚决主张“中国的所有地区都应有得到同等救济待遇的权利”，“帮助需要最迫切的地方”[6]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保盟”的援助重点就自然而然地放在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因为“它们虽然牵制了并且仍在牵制着日本在中国几乎一半的兵力，但是他们已经三年没有得到过任何武器和金钱的援助，以及与他们工作特别有关的医药援助。……我们并不要求给他们优先待遇，而是要求平等待遇。”[7]由于宋庆龄和“保盟”向外做了大量的宣传，为敌后抗日根据地争取到许多急需的物资，使“保盟”的援助为中国抗战发挥了最大的效益。
在宋庆龄和“保盟”的不懈努力下，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等许多国家的援华团体纷纷成立，并与“保盟”建立了联系，通过“保盟”向中国提供重要援助。到1940年2月，这些援华团体达100多个，如美国援华会、巴黎中国人民之友社等，其中有些团体是宋庆龄直接促成或在其影响下促成建立的。她还多次亲自给英、美援华会等团体写信，要求它们争取更多的人支持和援助中国抗战。宋庆龄以其独特的政治地位、崇高的威望、正义的声音博得各国各阶层人士对援华事业的广泛支持。特别是她还亲自做国际上层人士的工作，请他们支持本国的援华工作，收到极佳的效果，如美国援华会就得到罗斯福总统母亲的支持，英国援华会得到英国工党领袖克里普斯爵士的支持，其夫人还担任该组织的主席。加拿大、印度等国还向中国派出了医疗队。宋庆龄还多次会见香港总督和国外的一些富商巨贾，在她的感召下，香港总督罗富国、杨慕琦都曾以总督身份给“保盟”工作以很大的帮助。很多外国大资本家，从英国的大工业家到挪威船主都曾给“保盟”捐助巨款，正如爱泼斯坦所说：“宋庆龄领导保盟这个事实，就可能吸引许多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原与我们有距离的外国著名人士，参加到更多的政治活动中来。”[8]
香港沦陷后，“保盟”曾一度停止活动，但经过宋庆龄的努力，1942年8月“保盟”得以在重庆恢复。宋庆龄以她个人的独特地位和交往方式很快和国内外爱好和平人士重新建立起广泛的联系，并且利用战时首都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国民外交活动。她与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副总统华莱士交换对时局的看法，还获得了许多驻华使节、军事长官如高斯、史迪威等人的同情和帮助，“保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除了各国上层社会外，“保盟”还特别注意争取国际民间援助，通过工会等民众组织深入基层，宣传发动普通群众，成效卓著。许多国家的工人、学生、普通海员等都把自己省吃俭用及募捐来的钱捐献给饱受战火的中国人民，几乎世界上所有的货币美元、英镑、比索等都从世界各地源源而来。
1938年6月至1939年6月，“保盟”共收到国外捐款25万港币[9]。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虽然面临严重困难，但由于宋庆龄及“保盟”的努力，各国对华援助数额依然可观。1942年至1945年，“保盟”拨给国际和平医院、儿童、河南灾民救济项目款额就高达163.5万美元、2.15亿元法币[10]。
三、广泛动员华侨，支持祖国抗战
发动华侨积极支援祖国抗战是宋庆龄国民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样是炎黄子孙的华侨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他们虽身居海外，但心系祖国，因为祖国的兴衰枯荣直接影响他们在海外的生存和发展。他们有着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被孙中山尊称为“革命之母”。宋庆龄在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实践中，十分钦佩这些海外赤子的爱国热情，一直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她称赞侨胞“远在总理倡导革命之始，数十年来，未曾间断，尽其国民天职，将其财力物力人力，效忠革命，贡献祖国，给国内同胞极大的鼓舞奋慰。”[11]
抗战爆发后，宋庆龄立即着手发动华侨参加抗战事业。因为她深深知道，华侨在海外繁衍生息，与当地各阶层人士接触广泛，交往密切，是天然的“国民外交专使”。他们可以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团结、联合侨居国的国家政要、社会活动家、商人、学者及各种进步团体等，积极开展援华制日的活动。而宋庆龄又是海外赤子心目中令人敬仰的“国母”，由她出面动员华侨可起到一呼百应的效果。于是她在华侨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推动华侨结成一股支持抗战的重要力量。
宋庆龄首先与著名的爱国侨界领袖陈嘉庚、司徒美堂等人取得联系。他们在华侨中具有很高的威望，可影响和带动整个华侨社会。于是宋庆龄积极联络各地侨领，推动他们成立“华侨抗敌总会”，并担任名誉主席。1938年9月，“华侨抗敌总会”在香港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宋庆龄出席了大会，并发表了《华侨总动员》的著名演说，高度赞扬了广大华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她说：侨胞们“积极筹募捐款……达数千万元。更进行抵制日货，组织救国团体，扩大国际宣传工作，成立战时服务团体，回国参加抗战，支持抗战，给予抗战极大的帮助，这是值得大大赞扬和效法的。”宋庆龄还对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华侨救国运动，提出了宝贵意见，指出为了配合国内抗战建国的急需，必须进行华侨总动员。而要“保证华侨能够动员，最重要迫切的是加紧华侨中的团结，充实与扩大华侨救国的组织，统一华侨运动的领导，以及发扬应有的民主精神。”为此，必须克服华侨中一部分人的地域帮派观念，以使侨胞“不分地域，不分畛域，精诚合作”。宋庆龄还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如：“训练华侨技术人才，筹办华侨垦殖救济难民，投资国内，从事生产，组织各地华侨回国服务，参加抗战工作”[12]等，使华侨成为一支强大的生力军。
为了更好地组织华侨抗日，宋庆龄还拨款帮助创办了爱国的中文晚报《华商报》，联络许多知名人士为其撰稿，她本人也在该报上多次发表文章，阐述对抗日救亡运动中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向广大华侨宣传抗日。该报在侨胞中享有很高威望，为团结侨胞，坚持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宋庆龄的号召和推动下，侨胞掀起了支援祖国抗战的热潮。他们消除了门户之见，在抗日救亡的大旗下团结起来，组织了许多救国团体，进行大规模的爱国宣传和募捐活动，以大量的财力、物力支援祖国抗战。据统计，从抗战爆发到1941年初，各地华侨捐款达26亿元。出于对宋庆龄的信赖，有的华侨把捐款直接汇给她，由她再转给各地。延安的“洛杉矶保育院”就是用宋庆龄向洛杉矶华侨募捐的款项创办的。此外，还有物资援助，如飞机、坦克、车辆、寒衣、药品等。据不完全统计，从抗战爆发到1940年，华侨捐献的坦克有27辆，救护车1000多辆，飞机200余架。仅南洋华侨为祖国捐献的棉衣就有700多万件，夏衣30万套，军用蚊帐8万床[13]。更有许多华侨青年直接回国参战，甚至英勇捐躯。华侨为祖国的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战时期，宋庆龄的国民外交活动是多方面的，并取得了世所瞩目的成绩，为此她被聘为“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的名誉理事长。宋庆龄之所以重视国民外交活动，并能取得巨大成效，主要原因是：
第一，有感于政府外交的局限性。“九·一八”事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对待日本侵略的问题上，实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这使宋庆龄认识到，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仅靠软弱的政府外交是不行的。随着形势的变化，蒋介石虽然逐渐改变了内外政策，但在争取外援时，和内政上只依靠政府抗战而忽视甚至压制民众抗战一样，仅注重官方层面，尤其是仰英美政府的鼻息。有鉴于此，宋庆龄发挥国民外交不拘官民、国别的优势，多层次、多渠道开展民间外交，从而弥补了政府外交的不足。
第二，早年特殊的政治经历。宋庆龄具有强烈而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早年积极支持并参加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深得三民主义思想的精髓，这使她以后能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发展孙中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思想，积极争取国际进步力量支援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宋庆龄在其特殊的革命生涯中，从事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外联络和宣传，争取国际援助，同时也支持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的斗争。因此，在长期的对外交往中，她和一些外国政府、友好团体、国际友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极大地有利于她在抗日救国斗争中开展国民外交活动，并能取得显著效果。
第三，独特的身份和人格魅力。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夫人，是人所敬仰的“国母”，其拳拳爱国之心早为世人所知，正如爱泼斯坦所指出的那样：“她的地位也是唯一的，别人再巧妙也无法代替”，“孙夫人可以做公开工作，还可以做地下工作，她还可以同时做两个工作”[14]。而且“宋庆龄在外国威望很高，全世界进步人民都熟知她，崇敬她，热爱她”[15]，许多人“就是为了得到她在捐款收据上的亲笔签名而慷慨解囊的”[16]，正因为宋庆龄有这样特殊身份和地位，才使她能利用各种场合，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国民外交活动，为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援发挥独特的作用。
第四，抗战以来政局的变化。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抗日战争日渐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共同的利益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抗战赢得了越来越多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这也为宋庆龄开展国民外交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有利的条件。
［收稿日期］2001-09-08
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外交活动论文; 华侨论文; 宋庆龄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孙中山论文; 共产主义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