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背景下乡村美学的意义建构
——评郭昭第《乡村美学：基于陇东南乡俗的人类学调查及美学阐释》
魏小雨
（天水师范学院 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 天水741001）
摘 要： 传统乡村美学作为中国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独特的审美趣味，而陇东南作为乡村美学的地方性代表具有这种独特性，通过审视陇东南乡村存在状态及其美学特征，不难发现，陇东南乡村目前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速消逝。面对这一消逝，很有必要重新建构乡村美学的意义。郭昭第的《乡村美学：基于陇东南乡俗的人类学调查及美学阐释》为研究以陇东南文化乡俗为代表的乡村美学提供了意义建构的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 乡村美学；自然审美；城市美学；意义建构
《乡村美学：基于陇东南乡俗的人类学调查及其美学阐释》一书用人类学方法系统记录和描述了陇东南乡村相关特殊生活方式及其民间表征，并联系相关文献，用美学方法分别系统发掘和阐释了陇东南乡村基于衣食住行的器物美学智慧、基于生老病死的礼乐美学智慧、基于春夏秋冬的生态美学智慧乃至天地宇宙美学智慧。对进一步认识包括陇东南在内的中国乡村美学以及乡村美学与城市美学的协调统一发展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启示意义。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药汤剂组及中药汤剂+穴位注射组在耳鸣疗效方面（近期、远期）优于中成药组（P＜0.05），而中药汤剂组及中药汤剂+穴位注射组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本课题设计之初预期疗效中药汤剂+穴位注射组优于或等于中药汤剂组，中药汤剂组优于中成药组，完全符合预期。研究分组设计出于大多数患者畏针、晕针，对针灸的依从性较中药治疗差,故分组中没有单设针灸治疗组。且预期结果中如出现中药汤组和中药汤剂+穴位注射组疗效无差异情况，则指导我们以后治疗中可单纯用口服中药汤剂治疗。
一、乡村美学的概念界定
关于乡村美学的概念，需搞清楚两个问题：一个是乡村美学与自然审美的区别，另一个是乡村美学和城市美学的关系。
乡村美学与自然审美的区别。过去常常有人把两者混为一谈，觉得乡村美学就是自然审美，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合适的。首先，两者产生的时间不同的。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就有“比德”说和“情志合一”说，通过自然的人格化，寻求人与自然山水内在精神的契合，如孔子：“仁者乐山，智者乐山”（《论语·雍也》）的观念。道家也有“天然”说和“物我两忘”说，认为自然之美是客观存在的，人不应该用外力去改变。“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到南朝宋时，人们普遍开始了自觉的自然审美，谢灵运的山水诗以及宗炳山水画所表现的“畅神”审美都具有典型意义。而乡村美学则产生于东晋时期，以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为代表，也有学者认为只有在东晋时期，乡村田园生活才真正被作为审美对象而关注。其次，两者的关注对象不同。自然审美主要是关注自然万物，以山水诗为代表去表达诗人意志，更多的具有士大夫的精英审美色彩。而乡村美学则更具有日常生活气息和平民的底层关怀意识。
乡村美学和城市美学的关系，总体来说是对立统一的。两者都是中国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认为乡村美学是基于对城市美学的反驳提出来的，但就中国美学的实际来说，乡村美学更多的是受玄学的影响，是对当时山水自然审美的回应以及对仕宦文化的厌恶逃避而出现的，更多体现了隐逸文化的某些特征。而西方乡村美学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对城市美学的背离，主要是在十八世纪末浪漫主义运动典型的体现了走出城市，到大自然和乡村去的情怀，甚至影响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和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艺术。郭昭第在此书中所说的乡村美学是在人类对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导致的盲目城市化和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的。
二、乡村美学意义建构的原因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一个以农村和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只是在最近的几十年发展过程中，中国城市人口急剧上升，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我们在庆幸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给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伴随着城市生活带给人过多焦虑、无归属感、自杀率逐年上升的事实和巨大生态压力等问题，面对这一系列问题，郭昭第在本书中提出用回归乡村、放逐心境来缓解我们目前面临的困境显得尤为重要。
（一）自我精神重塑的深刻反思
陇东南乡村的人们在面对生老病死这一永恒话题时大都体现出了复归婴儿、乐天知命的生命意识。“与城市人们相比，乡村人们因生活环境与物质条件、生活方式与人生态度而更容易衰老，”[1]170但他们选择顺应自然，任老服老，重视清淡即福、平淡即福的养生之道。所谓“草活一年需留根，人活一世留子孙”、“有钱难买老来瘦”，以及真正意义上“清贫乐”的生活观念，却客观上形成了最具养生性质的家庭饮食习惯，这也是城市中减肥人群常常采用的一种方式，只是用“极简主义”的字眼将其包装，其核心精神就是老子“复归于婴儿”及杜光庭所云“婴儿者，未分善恶，未识是非，和气常全，薄然凝静”的境界。面对疾病，人们往往有自己的土方子，“药粥疗法，人们习惯于煮食小麦粥，或将小麦捣碎，同大枣、粳米煮粥食用，可养心神、止虚汗、补脾胃，适用于心气不足、神经性心悸、失眠等症状。”[1]190这就是陇东南乡村人们的生活智慧学，是现代人面对纷繁复杂社会中保持自我的一剂精神良药。
（二）社会和谐发展的共同追求
书中围绕基于物质器皿和生活用具的代表人类动物性最原始本能的衣食住行；基于诗书礼乐和精神认知的体现人类文明发展最本质课题的生老病死；基于四季运行和天地大道的源于自然又回归自然之最终归宿的春夏秋冬等方式认识陇东南乡村美学，为乡村美学的意义建构提供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
（三）人与万物共生的客观需要
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生活使人更容易对天地万物产生情感。古人常在日升月落、斗转星移、四时变化中感受万物的生存、发展、变化。孔子曰：“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道家注重回归自然，“以天合天”（《庄子·达生》），提倡人与自然的姿态，与物为一；阮籍也说：“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达庄论》）。这些似乎与城市化快速发展是矛盾冲突的，人类的社会发展必然以牺牲自然为代价，这种代价也迅速蔓延到乡村，乡村随着城市化加快也逐渐失去了人与自然和谐，成了钢筋水泥城市发展中的垃圾储藏室，城市无法承载更多人制造的生活垃圾、工业垃圾等，只能将其转移到郊区，到后来郊区无法承载，便转移到更为偏远的乡村，我们离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越来越远，埃比尼泽·霍华德说：“城市磁铁与乡村磁铁都不能全面反应大自然的用心和意图。人类社会和自然美景本应兼而有之。”[4]10一个良好的社会发展绝不是以牺牲乡村为代价，更不是以牺牲和征服自然为前提，所以，城市发展必须得遵守人与万物共生的客观条件，而乡村美学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这种需要。
三、乡村美学意义建构的价值
书中提到“乡村与城市二元对立和极端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能是乡村与城市的两败俱伤，使得乡村更加荒凉、破落和衰败，城市更加嘈杂、拥挤和污染。”[1]1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把城市和乡村割裂开来，使得城市呈现畸形发展态势，其实乡村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农业、矿业、畜牧业、劳动力等方面的物质资源和劳动资源，我们的目的是让城市和乡村两者能够协调统一，让生命得到真正的自由解放，这才是人类真正的精神活动，“人类这种最高的精神活动、艺术境界和哲理境界，是诞生于一个最自由最充沛的深心的自我。这充沛的自我，真力弥满，万象在旁，掉臂游行，超脱自在，需要空间，供他活动”[2]368-369而这种哲学境界又何尝不是在乡村生活中得到深刻体会呢？现代城市由于人口规模的复杂性，常常要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持社会的和谐发展，人们的伦理道德意识逐渐淡化，出现碰瓷老人，熊孩子等无法完全用法律制止、考验人性的事件，也出现信用缺失、邻居对门却不识的现象，一定程度上，这并不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标志，反倒是社会无法和谐发展的根源。中国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乡土式的社会，乡土中国作为以己为中心存在差序格局的网络，“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因之，传统的道德里不另找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人伦而存在了，”[3]10社会和谐的追求是：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人们都能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克己复礼，遵守信用。“其实乡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桃花源，不可能完全没有矛盾、竞争与强制，只是相对于城市而言，似乎更接近本性与自然，使人可以获得心灵最大限度的自由和解放”[1]15这正是城市化背景下城市生活所需要的。
（一）树立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生存意识
营改增的实施使得税法税率等发生了改变。该背景下财务、销售、采购等部门应相互配合，整理各类合同，使其保持规范，对合同中的各类价格是否含税具备清晰地认知，既要了解税率，又要明确发票类型，并厘清与规定不符的发票引发的赔偿责任，优先选择一般纳税人作为供应商，最大程度争取进项税抵扣。采购过程中因涉及到供应商优惠问题，存在普通发票的情况。现实情况很难达到如此力度的优惠，酒店仍需供应商提供专用发票。
迦达默尔指出：“游戏的人好像只有通过把自己行为的目的转化到单纯的游戏任务中去，才能使自己进入表现自身的自由之中。”[7]158正是由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缘故，使时至今日的许多活动变成了一个个纯粹的游戏。相比较于城市，陇东南乡村仍然保持着天然的食物链，最大限度保证资源的充分利用。如人吃粮食，家畜家禽吃粮食皮壳、庄稼秸秆，家畜家禽以及人的粪便成为农用肥料；将家畜家禽吃剩或不吃的秸秆烧炕或者烧炉子，变成草木灰还原于田地作为农用肥料，这不仅能物尽其用，也能很好的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以礼县西和为主的乞巧节，从六月最后一天夜晚搭桥迎巧，到祀神迎水、会餐拜巧、照瓣验巧，以至七月七日深夜送巧为期七天八夜的全过程中，反复吟唱的“巧娘娘祥艺德，我把巧娘娘请下凡”，“巧娘娘下凡来，给我教针教线来。”农历十、十一、十二月是人畜生养休息、养精蓄锐的季节，人们主要以迎着太阳转悠聊天、打牌下棋、踢毽子、打毛蛋等休闲娱乐或者为辞旧迎新做准备为主。凡此种种，无不透露出陇东南乡村人们通达万物、天人合一的生态意识，这往往是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忽视和不太敏感的地方，也为城市环境污染的处理方式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二）构建复归婴儿、乐天知命的生命意识
在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为了追求更好的医疗卫生条件、教育文化环境和更公平、公正的工作机会选择留在城市，逃离乡村。但目前的现状是：在经济建设改变人们生活现状的同时，也让城市面临“千城一面”的同一化，人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迷失自我、找不到生活真正的意义。现实生活中的城市是“围城式”的生活，面临着“里面的人想出来但没办法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但长时间无法融入”的困境，这何尝不是现代人处于一种漂泊感和时常焦虑中的真实写照呢？一直以来，乡村就是封闭、落后、贫困的代名词，而城市则是开放、先进、富足的代表，但我们终究无法把中国人和乡土彻底割裂看来。郭昭第教授在书中提到“乡村美学的价值与意义，就是为急功近利乃至乐不思蜀的人民注射一针强心剂，使他们能恢复应有的理性和良知、法律和道德意识。”[1]10中国人的乡愁来自于乡村，“关于乡村的想象重构，多基于中老年人的童年记忆特别是乡村情结，人们在不尽善尽美的城市环境中，往往出于身体和心理的安全需要，试图寻找一种更简单、更熟悉、更安全的适应环境，这会让人们，特别是在童年有乡村生活经历的人不约而同的将希望寄托于乡村。”[1]11可见，人们需要一个休憩的地方去放松心境、重塑自我，这是构建乡村美学的原因之一。
相较于城市生活的人们，陇东南乡村人们对春夏秋冬四季变化更加的敏感，分工更加明确：农历正月、二月和三月是祭拜天地、缅怀祖先、收获希望的季节，承载着包括陇东南乡村在内的中国乡村更为直接、持久、深切的生活体验和生命智慧，比如元宵节认先人、三月三烧单衣、清明节扫墓，这种追祖溯源的传统，往往通过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等节日和对祖宗、家神、财神、等祖宗神灵的膜拜，强化人最基本的生命意识、表彰不忘祖恩的文化精神。“陇东南人们必须为基于自我、家庭家族、亲戚朋友所构成的人情圈付出力所能及的努力，将互利互惠与礼尚往来演绎的淋漓尽致。”[1]271陇东南人们的智慧与长时间从事农业有关，往往通过判断天气状况来预测来年一年的农耕、播种、成败得失的运势。从已经出土的“天水放马滩秦简”可以看出，陇东南人们从秦代开始便能炉火纯青地运用天人合一的美学智慧去观察天象及预测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正月一日风不利鸡，二日风不利犬，三日风不利于豕，四日风不利羊，五日风不利牛，六日风不利马，七日风不利人，八日风不利谷的经验逻辑来判断和预测鸡、犬、猪、羊、牛、马、人、谷的本年度运势。在现代科学看来往往是不可思议，甚至荒谬可笑的，但这是陇东南乡村人们祖祖辈辈积累起来的经验，尊重和顺应自然，乐于把握和利用自然规律。
（三）形成通达万物、天人合一的生态意识
陇东南乡村人们通过参与操办大体相同的丧葬仪式和程序不断重复体验和表达着对生命和死亡的理解认知。这些丧葬仪式背后彰显出人们对于死者尊严和生命神圣的高度认同，既然人终有一死，那对待死亡应该采取最豁达自如的态度。“陇东南人们对非正常死亡，如车祸、水淹、他杀、自杀等，往往心存疑虑或非议，认为非正常死亡更多的是当世或前世作恶的报应，对自杀更是嗤之以鼻。”[1]219所谓“尽其道尔死者，正命也。梏桎死者，非正命也”（《孟子·尽心上》）“人的生命就有如一个漫长的诉讼程序，其中的每个行为都将受到某项法令或至少是某些执法人员的审判。”[6]141陇东南乡村人们较之城里人更加易于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活的留恋，他们相信“积德虽无人见，行善自有天知”“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人们一般觉得人死后要经历七七乃至百日、周年、三年的地狱终极审判，之后便会达到灵魂不灭的境界，虽然有一定的封建迷信色彩在里面，但可以看出陇东南乡村人们希望弥补生命的有限性，这些都是陇东南乡村人们复归婴儿、乐天知命的生命意识体现。
陇东南乡村人们在饮食上以谷物为主，从食材到工艺、品性都具有一定的地域性，也做到了观物取象、立象尽意。如天水以呱呱和浆水面等著名；陇南以武都的洋芋搅团、豆花及西和锅盔、杠子面等著称；还有庆阳以臊子面、羊羔肉、荞剁面、搅团最为别致有名；平凉以静宁烧鸡、平凉酥饼、泾川罐罐蒸馍、华亭核桃饺子较为著名。陇东南地区的住宅以梁柱式建筑之“构架制”为最大特点彰显其实用价值，这种安逸静谧，朴实无华的天人合一思想是陇东南乡村人们的最大美学智慧。因此步行也变成最基本最深入的出行方式，手推车和架子车究其本质还是人力车，正是基于这种特征，陇东南乡村人们最大的美学智慧就是自由、随意、洒脱。这给生活在城市的人们更多的思考空间，给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提供更多的洒脱自由。
衣食住行是人类动物性最原始本能的表现，是人们生存的最基本保障，陇东南地区人们在衣食住行方面总遵循着观物取象的原则。郭昭第教授在书中提到陇东南民间服饰的乡村美学特点有两个：一个是服饰材料来源的地域性；另一个是服饰设计理念的地域性。这由独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所决定，只能就地取材，物尽其用，以御寒保暖为主，兼具展示诱惑、趋利避害功能，渔猎之民多以皮为衣服的原料，农耕之民多以草为衣服原料。其根本在于：发挥特定地域乡村自然条件和人文传统，又具有入乡随俗，宗教巫术的象征意味，《天水通史》作者明确阐述为：“人头器口彩陶瓶塑造的是一位身着花衣的怀孕少妇形象。寓含祈求人口繁衍的精神意志，具有图腾崇拜的神圣性。”[5]9这和陇东南民间服饰文化中有向亲戚邻居乞讨布头、布片以缝纫连缀成百家衣来保佑小孩子长命百岁的传统也有相似之处。
治疗后随访3～5年。至2017年12月，共有5名患者复发，其中盆腔复发2例(7.14%)，远处转移3例(10.7%);3年肿瘤复发率为7.14%。
四、结 语
书中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陇东南乡村民俗图，也引发了我们更加深入的思考：乡村美学和城市美学都是工业化背景下的产物，城市化是国家的战略行为，其积极意义我们必须进行肯定，但对于乡村美学不断消逝的状况我们必须加以反思。首先，这意味着我们面临被城市同一化的命运。城市固然给我们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服务和充裕的机会，但只有城市美学，会严重损害审美文化的多样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城市文化的过度发达造成个体文化一定程度的衰败。其次，乡村美学的消逝意味着我们生命根基不断被撼动。城市是以乡村为根基建立起来的，乡村是我们生命和价值产生的根源，因此，人不能忽视乡村，“人类从自然中产出文化来，本来就具有和自然反抗决斗的姿态。然而文化终必亲依自然，回归自然。否则文化若与自然隔绝太甚，终必受自然之膺惩，为自然所毁灭。”[8]266如果我们失去乡村美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本。乡村美学的消逝，不仅仅是外在感性形式的消亡，更是一种内在价值观的消亡，郭昭第在书中提到的各种祭祀仪式、结婚仪式、丧葬仪式等等正逐渐走向衰败，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信仰的缺失。最后，乡村美学的消逝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解体，传统审美文化中的“气本体论”思想，“天人合一”理念等，都无一不是来自于乡村文化和乡村美学。
2017年6月26日，苏州某地铁线路部分列车在ATO模式下，出现司机界面显示时间不正确，以及在站台停站时间过短的现象。
硬件方面，一是积极构建跨境电商服务一体化平台，为第三方服务平台和电子商务企业提供市场产品信息查询、企业信用和市场咨询等公共服务，为市场交易提供准确、合法的企业和产品信息。整合信用网内涵盖的公安、税务、法院、海关等政府部门的企业相关信息资源，提高跨境物流以站式服务，提高物流效率；二是加强海外仓和边境仓建设，提高物流效率，缩短配送周期；三是加强基础物流设施建设。跨境电商的目标市场，正在从欧美发达国家扩大到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这就需要加强对当地物流、支付体系，包括互联网和电信基础设施的建设。
《乡村美学：基于陇东南乡俗的人类学调查及其美学阐释》一书给我们提供的思考是：随着这些了解陇东南乡俗文化的人的逐渐死亡，这种仪式感强烈的审美文化会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存在于世，需要的是有“在家”之感的“家园”。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不能一味的发展城市美学，而是在城市美学与乡村美学之间找到平衡点，两者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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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351（2019）05-0111-04
收稿日期： 2019-08-28
作者简介： 魏小雨（1994-），女，甘肃陇南人，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陶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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