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怎样看待和介入“对岸之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对岸论文,之火论文,怎样看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辛亥革命的发生及由此而来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出现，迅即在与中国一海之隔的日本引起并非“举国一致”的反应。是乐观其成，并认为日本国内反藩阀反官僚的政治思潮将从中受到鼓舞；还是视其为对日本的潜在威胁，必须扑灭“对岸之火”而且“趁火打劫”？本文拟从“日本志士”(浪人及与浪人有联系的政界、经济界人士)、知识分子和舆论界、日本政府三个层面加以探讨。需要预先说明的是，前两者各自多有歧异，政府则包括内阁、元老和军部，彼此虽有差异却终能统合。
武昌首义爆发后的第7天，即1911年10月17日，日本浪人团体黑龙会的首领内田良平和玄洋社的首领头山满等人，就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召开了200余人的浪人大会。会后发表宣言，称“邻邦中国之动乱，关乎亚洲全体之安危。凡吾同志，应静观时势之演变，察人心之向背，去就之间慎重行事。我国应严守中立，成为大局之砥柱，以期不误经由内外予以支持之机宜”①。两天后，内田良平又面见外务省官员，要求有关方面对中国革命派“采取善意态度，切勿为庇护清王室招致汉人恶感，使日本工商业遭受打击”②。日本民间人士为壮大支援中国革命派的声势，相继组成有关政治团体。11月上旬，在内田良平、小川平吉的倡议下，发起组成了“有邻会”。宫崎寅藏、古岛一雄、三和作次郎、福田和五郎等有力人物均加入其中。该会除萱野长知正在中国外，另派宫崎寅藏去上海，尾崎行昌、伊东知也去武汉，支援革命派，同时收集关于中国革命的情报。有邻会的直接行动，得到了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田中义一提供武器的秘密援助，日本邮船会社为之减免运费，说明浪人与日本军部和实业界均有联系。
12月27日，东亚同文会的核心根津一与实业界的白岩龙平，日本国民党的首领犬养毅，太平洋会的大竹贯一，玄洋社的头山满、河野广中等，成立了“善邻同志会”。该会在东京、大阪举行大型讲演，号召日本各界大力支援中国革命，防止日本政府对中国进行武力干涉，并希望中国革命者坚持初衷，早日取得革命成功。③
由于头山满、犬养毅、池亨吉、萱野长知、内田良平等多人，早在辛亥之前数年就和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有交往，对中国革命表示同情，所以革命爆发不久，他们就纷纷公开在报刊上撰文，对这场革命表示肯定。如头山满说，“此次革命变乱，并非由外界刺激或他人煽动而起，完全是时局所促成。革命之目的是坚持废皇帝，建共和，决非轻举妄动”④。犬养毅分析孙中山等革命派的目标是“一举打倒满清朝廷，坚决实行政治上的一切改革，创立文明新国家”⑤。虽然不知他们是无意还是有意地忽略了因为列强的侵略政策给中国造成的深重灾难和深刻危机，并且当时革命者普遍怀有反帝救亡的情绪和目标这一事实，而称此次革命“并非由外界刺激”，但他们看到并且认同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废皇帝，建共和”、“创立文明新国家”，是值得肯定的。
曾经参加革命活动的日本浪人，也能看到清王朝灭亡的必然性。“如此老大帝国，窳政百出，治世之活力尽失，为民所怨，覆灭在即。试观行将灭亡之清朝末路，诚如中国人所感喟：国破山河在，黄龙旗倏为五族共和之五色旗所代。目睹满清被埋葬之情景，不禁感慨万千。日中志士多年之辛苦惨淡，为今日来临而不惜奉献全部身心，终于壮志得酬，欢呼雀跃自不待言。”⑥萱野长知高度肯定10月10日的武昌首义是“中国历史上值得永远纪念的民族独立日”。翌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他为“终于实现了同志们三十年如一日所从事的恢复中华，创建民国之大志”⑦而充满了成功的喜悦。
内田良平在1911年11月发表的《中国改造论》一文中，也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称“这次革命变动并非如义和团一样一时冲击性的动乱，而是具有长远的延续性质的国民革命”，“中国的革命是20世纪世界局势中最大的变动。等同于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所引起的欧洲大陆形势变化。中国的革命将促使亚洲各国的局势改观，其结果对世界机运消长的影响，不可等闲视之”。⑧具有自由民权思想的宫崎寅藏，一贯因“坚信人类应有同胞之义，故而厌恶弱肉强食之现状，信奉世界大同之说”，由于多年来一直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此时更相信“若使中国成为理想之国家，以其力定能号召全球，同化万国”⑨。
除了高度肯定辛亥革命之外，上述人士还不吝笔墨，对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导人大加赞赏。如犬养毅称赞孙中山“极力笃行自己信奉之学说，坚持共和主义，高举平等旗帜。……余素知其人，可以断言彼为难得之人杰”⑩。根津一的评价是：“孙逸仙其人既富智谋，又有胆略，亦具学识，实为出色之人物。……尤其是作为人数众多的革命党之领袖，十年如一日，始终对其信念坚持不渝。”(11)内田良平赞扬孙中山“是一位学问渊博，知识广泛，镇定自若的出色绅士。……而且他身先士卒，实践革命。前年镇南关之役，孙亲自督师前线，可见其不愧是革命党的伟大领袖”(12)。对于孙中山未曾参与谋划和指挥的武昌起义，池亨吉的认知是，“此次武昌的变乱，虽属突然，但其活动完全遵照革命方略，其行动计划亦步步按孙文之意而动”(13)。根津一还在前引文章中赞扬黄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此人具备诸多优点……是个实干家，充满为达目的不惜身冒万险之献身精神”。
上述日本民间人士和浪人或者出于与中国革命者的友好关系，或者出于所谓抱负和侠义精神，或者出于其他目的，在辛亥革命中非常活跃。
黄兴在香港得知武昌首义的消息后，在奔赴武汉的途中即致电萱野长知，要求“大量购买炸药急运武昌”。萱野设法购到炸药，包装起运，又从梅屋庄吉处拿到7万日元，招集金子克己、三原千寻等多名浪人，从日本赶到武汉。原在大连的末永节，听说黄兴将到湖北，亦率领吉田、川村等人赶赴武汉。这两支浪人队伍都在黄兴的率领下参加了阳夏保卫战，由于战况激烈，有两人阵亡，两人负伤。(14)由有邻会派出的松本藏次、长江清介等数人，则参加了江浙联军光复南京的战斗。(15)
经营电影业的梅屋庄吉，疏财仗义，是孙中山的知交。在武昌起义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两次共捐助28万6千日元，后又应革命派请求，在东京印成250万日元的军票运送来华，为此负债33万日元。梅屋还派出由山科多久马等6名医师、10名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在武汉和南京为革命军服务。同时派出优秀摄影师荻屋坚藏等人到武汉，拍摄了阳夏保卫战的实况及大量照片，制作成纪录片《武昌起义》(16)。
在阳夏保卫战期间，日本多家报社如《大阪每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东京《万朝报》等，派出多名记者来汉报道战况，其立场多站在革命军一方，他们谴责清军火烧汉口的暴行，赞扬革命军的英勇斗争，肯定建立民主共和政府为创举，试图影响和促成日本政府在这场中国革命中保持“中立”。
中国革命者的目标是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政体，这对地处中国近邻，实行天皇制的日本而言，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政治上，是否会成为一种无言的影响乃至威胁？最先提出这个问题，并以中国的政体选择为干涉理由的是德富猪一郎。他受明治政府元老、以东方俾斯麦自居的桂太郎指使，站在藩阀势力的立场上说，“鼠疫为有形之病，共和制为无形之病”，中国如果“新建共和政体，必然冲击我帝国奉为国是之皇室中心主义”。所以对于“隔岸之火”，不能视同“儿戏”。(17)言外之意是应尽快扑灭中国革命。
此论一出，立即引起舆论界的强烈反响，众多报刊纷纷发表意见。早稻田大学法学部的教授们更在当年11月和翌年2月，举办了两次关于政体问题的学术讲演会，每次与会者多达数百。该校“学长”高田早苗也出席过讲演会，并称“此刻正是研究这一问题的最好时机。历来关于政体论和国体论，不过是单纯的理论研究，而今天才是最接近于实际的研究，所以十分有意义”(18)。会后迅即编有数本《早稻田讲演》。综观日本国内当时的这场讨论，涉及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是共和政体是否适合中国的问题。从知识界人士的议论来看，可以说直到袁世凯表示赞成共和，清帝被迫退位之前，多数学者并不看好中国实行共和制。如高田早苗曾说：“文明程度不高，国民知识不发达的国家，绝不能实行共和政治。现今之中国即使实行共和政治，仅属昙花一现，将转瞬转为专制政治。……虽然倡言废君主立共和，最后一定不能实行。”他甚至猜测，“若不能由议和结束中国事变，或将待外国之仲裁或干涉方可有所决定”。(19)青柳笃恒也断言中国不具备实施共和政治的条件，因而主张君主立宪制。连后来被孙中山聘为临时政府的法制顾问，但此时还是早稻田大学教授的副岛义一，也持同样的观点。浮田和民则有些模棱两可，一方面说“征诸清国目前之情况，只有共和政治一途”，但又说“实行共和政治谈何容易？”故“为中国计，以尽力使现今之清朝得以延续，渐次施行立宪政治为宜。如按照袁世凯之意实行，乃保全中国之最佳方式”。当然，浮田也有态度明确之处，断定“中国的共和政治虽说与日本的政体相反，但反对革命党对日本不利”。(20)即反对干涉中国的政体选择。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之后，赞成共和制的舆论占了上风。如平野英一郎在讲演中说：中国“三千年之历史几乎全处于君主制度之下，至为明确，但亦终不能否认自上古以来即同时存在共和思想”。现在君主立宪“政体在中国已近无望”，只能“以美法两国之长短相补充，建成完美的共和制”。(21)前述高田早苗后来在讲演中也变而赞同共和制，称“中国成为民主、共和政体的国家，是中国之利，东洋之利，世界之利……本人极愿直截了当地建议汉族，此时应果断地创建一大民主国家、一大联邦国家”(22)。高田早苗的这种态度和主张，对日本学术界、舆论界有较大的影响。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中国实现共和政体，是否会对日本产生影响；进而如果产生影响，论者又希望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在这类问题上，日本知识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曾与宫崎寅藏共同出版《革命评论》，声援中国革命的和田三郎，此时正在坂垣退助领导下编辑《社会政策》杂志。他在该杂志上发表《国际上之社会政策》一文说：“我国人民虽然愚钝，但在我们面前出现了比我们先进的国家，看到了自由之政的实施，不能视而不见。如若警醒，即应粉碎现在的官僚政客。……正是因为现在之官僚政客有惧于此，方借皇室安危之名而希图干涉中国的共和制。”他还写有《日本的满清朝廷》一文，在对中国实施民主共和政治表示欣慕之余，愤怒谴责充斥日本的藩阀势力，将其称为“在日本的满清朝廷”，明确表示希望日本出现深刻变革的信念，“明治已历45年，我国社会亦届发生大变革之际。正当此时邻邦中国独立之战兴起，推翻冥顽不化之满清朝廷，摆脱封建的桎梏，行将建立共和政体。而我国还不知容忍此半身不遂之立宪政体至何时？中国之独立，定会给我国带来巨大教训，予对此确信无疑”(23)。这是当时日本最激进的言论，再往前一点就要触犯对天皇的大不敬罪了。
其他还有乐于看到中国革命影响到日本的人，但态度要比和田三郎温和得多。如早稻田大学教授岛村抱月指出，对于日本的藩阀而言，“此次事件(指中国革命——作者)使他们内心如何地惊恐不安，不知所措，实是大快人心。我等普通日本臣民，深感这场革命是对在彼等统治下的日本社会的一大讽刺，不胜欢迎之至”。但是这种情绪只是反对藩阀，不会影响到反感天皇制度。岛村承认，“中国此次革命，无论如何予日本人以刺激，但……所谓引起对皇室本身怀有反感之情，殆属微波难兴，此乃不争之事实”。(24)金丸子筑水在《中国革命与我国思想界》一文中也说，“我国引帝政以为荣，决不会因中国革命而动摇其根基。如果说中国事变多少有些显著影响的话，那也不是涉及国体的问题，而是引起对今日官僚政治的怀疑”(25)。中野正刚从1911年12月18日起，在《大阪每日新闻》连载5次的《对岸之火灾》长文中，反驳前述德富猪一郎要扑灭“对岸之火”的主张，强调“若夫邻邦革命之形势对我国有所影响，亦非革天下之命的革命，而仅是打破政界现状之革新运动。详言之仅为打倒藩阀，改造腐败之政党，此岂非正为吾人之所快，所乐于接受者乎？”(26)
还有承认中国革命对日本会有影响的论者，但言论、观点均极模糊。如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向军治在讲演中说，“中国革命是大势所趋，成立共和政府亦为大势所趋，其结果或将影响日本，亦为势所必然”；“姑且不论日本将来是否会发生革命变乱，但完全不发生类如共和动乱之事，实难保证。一旦中国革命成功，共和政府终于实现，日本必因之大受影响。……考虑如何将其向良好的方面引导，乃当前之大事”。(27)他只认为影响必然产生，至于这种影响是好是坏，以及日本如何考虑对这种影响“将其向良好的方面引导”，都没有明确的说法。
由此自然导出第三个问题，即对于中国发生的“共和革命”和可能出现的共和政治，日本在外交上应取何种态度？前已说到，德富猪一郎秉承桂太郎的观点，以中国革命和产生共和政体会对日本的天皇制产生影响为借口，主张以坚定的意志和坚决的手段扑灭中国革命之火。但这种无理的赤裸裸的侵略言论，不仅招致日本以外所有国家的警觉，而且首先引起了日本民间的反对之声。和田三郎在前引《国际上之社会政策》一文中，强调“国际上的社会政策的根本要义……首先在于各国应尊重作为其国家之生命和独立基础的国民性。其次应以该国国民自行治理其国家为原则”，不能干涉他国内政。他谴责以天皇制和共和制不相容为由干涉中国，是“以别人不戴与自己同样帽子为由而击打他人之头的野蛮粗暴行为”。中野正刚则在前述长文中认为，中国的共和革命虽会在东西方产生影响，但“对吾人毫不足惧。非良好导体不能通电，我国国民决非共和政体之电的良好导体”。岛村抱月也在前引讲演中使用了类似的比喻，称“在原本就没有种子的土壤上，培植与之漫不相干的感情，实非易事”，就是说日本从来没有“革命”的传统，习惯于“拥戴”和“顺从”皇室，以这种文化和感情形成的日本“国体，根本有异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国体”，不可能受到中国共和政体的影响。向军治在前引讲演中也强调，日本不能因中国实行民主共和而横加干涉，“切不可逆时势而动”。
总之，在如何看待中国共和革命本身及其对日本的影响问题上，当时日本民间的公开舆论，虽然呈现出多样化的情景，但反对干涉的意见成了主流。1911年12月下旬，正当中国的南北议和开始之际，日本的《万朝报》、《太阳》杂志、《日本新闻》、《东京日日新闻》、《报知新闻》、东京《朝日新闻》、《二六新报》的众多报人，联合法学家浮田和民、盐谷恒太郎、平松市藏等，酝酿发起“中国问题同志会”。12月26日，该会正式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发表宣言称“本会议决以下二大方针，警告朝野，务期贯彻：一、帝国为世界和平，务须保全清国领土。二、帝国应尊重邻邦之民意，不可滥行干涉政体问题”(28)。决议发表之后，《大阪每日新闻》、《东洋经济新报》、《日本及日本人》、《实业之日本》、《新日本》等报刊也表示赞同。28日，平松市藏和《万朝报》的岩佐溪龙，《日本新闻》的工藤田东，《东京日日新闻》的鹈崎鹭城等，作为中国问题同志会的干事，历访首相西园寺公望和外相内田康哉，呼吁不要干涉中国政体问题。(29)
在民间舆论的支持下，日本政界的反对党和一些议员，也在政党集会上和国会中向执政者施加压力。日本国民党于1912年1月20日召开大会，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作了激烈批判。该党党魁犬养毅就辛亥革命前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以及把居留日本的中国革命者“当作罪人对待”提出谴责，批评政府至今“不悟昨日之非”。议员竹内正志也指责日本政府“藐视冷遇南方”，“过于相信袁世凯，实为失策”。在众议院的会议上，犬养毅和竹内曾向首相西园寺、外相内田、“军神”山县有朋等质询日本是否“持保全中国领土之主张？”“有何必要(向南满)出动第12师团？”“有无滥行干涉他国政体”等问题，批评政府的举动是“与四亿人为敌的极为拙劣的外交”。迫使首相、外相只能表示保全中国领土的主张“始终一贯不变”，同时辩称“并未干涉中国的政体选择”。(30)显然，反对派的质询无力，答辩者更是回避实质和虚情假意，所以这种话语交锋只是形成了一种氛围和压力，民间舆论和非主流的力量终究不能使强势的日本政府尤其是军部改弦易辙。
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对国际关系富有洞察力的孙中山最担忧的就是日本或日俄联合干涉中国。1911年春他在致宫崎寅藏信中就说：“惟英美方面政策皆疑日本有大野心，欲并支那者也。弟……亦不能不疑贵国之政策实在如是。”(31)故武昌首义爆发之后，孙中山从美国赶到伦敦，通过中间人向英国外交大臣葛雷转达“制止日本援助清廷”的要求；到法国又与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交谈，希望法国政府“劝阻盟友俄国不与日本沆瀣一气”。(32)孙中山的目的显然是利用欧洲列强牵制日本。
日本人则怀疑孙中山“亲美”，对孙中山回国时身边有荷马李等美国人随行尤有各种猜测和议论。孙中山从法国马赛启程归国时，特地致电让宫崎和池亨吉等人去香港迎接；在上海接见并招待犬养毅、头山满等百余名日本人，并表示“今后由各位的努力，得与日本政府越来越亲密，更进而密切与欧美各国的关系，系我等真正希望所在”(33)。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任命池亨吉为“书记”，寺尾亨、副岛义一为法律顾问，内田良平为外交顾问，太田三次郎为海军顾问(任犬养毅为政府顾问被婉拒)，均有稀释日本之疑的意味。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已由黄兴等用私人名义向三井洋行借款30万日元，用于购置军火和筹办临时政府之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曾有意以江苏铁路为抵押，向大仓洋行借款300万日元；以轮船招商局为抵押，向日本邮船、日清汽船两公司借款1000万日元；以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为条件，向日本财团借款1500万日元，除去该公司前借1000万日元，再续借500万日元(其中200万日元转借给政府)。三次对日借款，均因中国有关公司股东和社会舆论反对而未成。孙中山之所以有上述行为，直接原因是临时政府财政困难，不借款难以为继。但其思考深处，恐怕也有笼络日本商界财界，进而影响日本政府的愿望。
后来陆续出现的日本档案和学者研究，证明了孙中山的担心不是杞人之忧。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日本各界都有人要趁此“千载一遇的大机会”“趁火打劫”(34)。外交人员和政府、元老、军方和与军方有联系的浪人，无不表现出狂妄的野心和周密的计划。众说纷纭，但目标一致，即分裂中国，扩大日本对中国的占领和支配权。具体建议或计划则有：
其一，直接出兵。武昌首义后仅3天，在10月13日的日本内阁会议上，陆相石本新六即提出，“清国有事之秋，我国岂能安之若素？希先议定占领其何地……”同日陆军省军务局长田中义一向海军省出示了《关于对清国用兵》一案，设想趁此时机，“或取得南满，以满足我之要求；或占据直隶、山西，领有清国中央地带之资源；或遏制长江口，占据长江之利源及大冶之矿山等；或迫其割让广东、福建”。(35)其意是由陆海军共同行动，抢在其他国家行动之前，占据要津。为此陆军参谋本部向中国各地派出军官，收集情报以作准备。10月14日，海军省草成《对清国事变的方针》。17日，海相斋藤实派出第二、第三两支舰队到中国，分别驶往中国从渤海湾至南海的中国全部沿海和整个长江内河。连同原先已经在中国的军舰，共计20余艘，仅武汉最多时即达到7艘。与此同时，日本通过与美、俄两国的分别交涉，以保护北京——山海关铁路和天津为名，增派1338名陆军，驻扎在滦州至山海关一线。(36)日本政府为这次军事行动提出了“关于清国事变费支出法律草案”，包括陆军军队派遣费，海军军舰派出费，递信省增设通讯线路费和外务省的电信费，一共177万余元，由众议院召开的特别委员会秘密讨论后，列入特别会计的货币整理基金。日本快速出兵的目的，既是等待时机，实施占领中国要害之地的方案，同时也是为使列强“承认日本在该地区之优势地位”。这对当时中国南北双方都构成了巨大压力。
其二是谋划分裂中国。1911年10月19日，日本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宇都宫太郎建议：“就国际礼仪及对清政策而言，(我国)在表面上当然支援现在之清政府，不使其被颠覆。但暗中应该极其隐蔽地援助叛军，使其日益强大，斟酌适宜时机居中调停，使其分裂为两个国家，并在可能时与双方建立特殊关系，以待时局转机。”他还在附言中说“此系根据有力人物中的基本意见而决定的”。(37)10月28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向外相内田建议政府“不失机宜，先发制人”，“趁此绝好机会，亟应在华中、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家，而使满清朝廷偏安华北，继续维持其统治。……而使其与南方汉人长期对峙，乃属对帝国有利之上策”。(38)即便是被南京临时政府聘为外交顾问的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也在他撰写的《中国改造论》中要求在“满洲”巩固日本势力，在华东、华中和华南攫取殖民权益。
为了实现分裂中国的目标，日本政府在“严守中立”的外交辞令掩护下，默许部分民间人士对革命派做有限援助的同时，政府本身则在暗中支持清王朝。如前所述，驻华公使伊集院坚持保护清王朝，认为使其能“偏安华北继续维持其统治”，“此乃上策”。10月13日，清政府向日本驻华公使馆提出“火急购买炮弹约三十万发，步枪子弹六千四百万发，步枪一万六千支”的要求，日本从公使、外相、首相到内阁会议，一路绿灯，20日正式通过，23日清政府的陆军部与日本军火商“泰平组合”签订了2732640日元“军购”合同。虽然日本表示“坦率同情清政府一方”，这批军火居然比平常价格高出二成到八成(39)，鲜明地体现了日本政府外交的实利主义传统。清政府还通过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以汉冶萍公司名义，向日本横滨正金银行要求借款600万日元；以萍乡—株洲铁路为担保，借款100万日元。反对革命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也向正金银行提出借款500万日元。驻华公使伊集院均积极介入，只是由于清王朝垮得太快，上述借款最终没有达成。
日本政府企图分裂中国、维护清廷小王朝的另一个表现，是刻意支持君主立宪，反对南北议和。武昌首义之后，清廷无奈重新启用袁世凯。袁世凯担任内阁总理之后，担心日本出兵干涉，有意依靠英国牵制日本。英国此时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的纵横捭阖，且担忧日本取代自己在中国南部的优势地位，遂由驻华公使朱尔典暗中主导了中国的南北议和及废君主行共和的政治进程。日本对此非常不满，多次与英国交涉，又向袁世凯等施加压力。如1911年12月22日，伊集院向朱尔典表示，“共和制终究难以长期巩固，且有旋即酿成大混乱之危险”，并强调“日本对此问题在根本上与其他各国家不同，(日本)处于与清国具有特殊关系之地位，其实现共和制所引起之更大混乱，日本国将不仅在实质上因之遭受巨大影响乃至损害，且难保我国思想界不蒙受极大影响”，并向朱尔典建议，“除施以某种压力之外，别无他途”。(40)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奉该国内务部训令，既是引诱又是警告袁世凯派出的和谈代表唐绍仪，称“帝国政府为支持君主立宪，准备向袁提供充分之援助。至于何时援助，如何援助，将与袁随时磋商后而定”。他甚至暗示这种援助包括“出兵干涉”。唐绍仪则表示，“迄至外国之国家政体问题，日本亦竟图强行左右，言之令人齿冷。现时国民舆论既已要求共和，置此现实于不顾，而所欲扶持满清朝廷，本人实感难于理解”。他警告说，“假如由各国或一国以武力使战争结束，固非难事，但后果堪忧”。(41)因为迫使清帝退位以促成南北和谈，也正符合袁世凯窃取大总统权位的野心，所以袁世凯彻底听从英国而对日本虚与委蛇。
日本政府不甘心，又试图通过曾支持革命派的“民间志士”和浪人来影响孙中山。犬养毅来上海迎接孙中山之前，曾拜访西园寺首相和内田外相，询问政府的对华政策。内田让其转达，“中国如实行共和政治，(日本)深感为难，故打算极力反对。根据情况，必要时考虑动用兵力维持君主国体。且希望南方革命党也理解此一方针”(42)。犬养毅曾以实行虚君共和，联合岑春煊、康有为、梁启超以反对袁世凯之意向孙中山建言，孙中山没有采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1月12日日本内阁通过了“今后对革命军可采取稍进一步援助的政策”，成为唯一向南方独立各省提供军火武器的国家，但经手的大仓、三井等商社卖来的数百万日元的武器，多是日俄战争期间的废旧枪炮。
在南北和谈的条件问题方面上，由于日本政府始终希望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英国、袁世凯和南京临时政府，都有意排除日本的介入。内田良平获知消息后，认为“此际决不可与之(指袁世凯)妥协”，于是头山满、小川平吉、萱野长知、寺尾亨、葛生能久等人，在1912年2月9日向宋教仁、孙中山等发出劝告，“万不可为袁所欺”，“务必坚持贯彻初衷”等。已经回到日本的犬养毅，不顾缺席正在召开的第28届日本国会，抱着“在形势不利之中，仍要努力，势必为帝国取得伸展威力之地位”的目的，于2月16日再次启程来华。26日会见孙中山，劝其拒绝与袁世凯妥协。然后又赶到武昌，劝告黎元洪不要当袁世凯的副总统。(43)对于这些日本人的用心，章太炎当时就曾撰文揭露，“报载某国遣间谍游说某会，定都南京，反对项城，余亦备闻其说。其人以政党著名，而亦与中国革命、立宪二党有瓜葛者也”，虽未点名，但明显是指日本和犬养毅。章文说，日本“岂诚望中国革新耶？逆臆揭竿斩木，必无成就，乘兹鼎沸，得乘间以遂私谋……其阴谋若是也”。“彼间谍者，自为其主，无足怪也”，只望中国人“稍有智计”，“破其奸谋”。(44)现在看来，南北和谈当然仍是革命派对袁世凯的妥协，而且根本原因还是革命派的实力不及袁世凯，但如果说当时列强都支持袁世凯，则不是事实；日本政府和民间人士一致反对孙向袁妥协，但其用心却在乘乱渔利。所以革命派当时的妥协，确属无奈中的合理选择。
日本分裂中国的企图和行动，最鲜明地表现在支持和策划“满蒙独立”。1912年2月清帝退位以后，以肃亲王善耆等为中心的清室皇族策划在东北“复辟”，内蒙古喀喇沁王、巴林王等则企图“独立”。两者合流，拟先在内蒙古东部“举兵”，然后把势力扩大到东北，实现“满蒙独立”。这一活动实由少数日本浪人、参谋本部的军官和外务省共同策划与推动。1911年12月，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少将，与参谋本部派来的多名军官，已开始搜集情报，游说满、蒙王公的工作，曾任清廷民政部警政顾问、与善耆有深交的浪人川岛浪速则起主要作用。1912年2月初，川岛和多名日本军官将善耆护送出京，经旅顺潜往沈阳，与日本驻沈阳的总领事勾结。与此同时，川岛给喀喇沁王、巴林王等筹集举兵所需资金，经日本参谋本部、外务省直到内阁的促成，很快达成以两王领地内矿山为担保，名义上由大仓组提供，实际上由日本政府支付的11万余日元借款。并用部分借款从日本购置武器，藏匿在辽宁公主岭的三井仓库。3月初，喀喇沁王和巴林王逃离北京，奔赴内蒙古。5月下旬，日军大尉松井清助率领包括日本军人、当地土匪、蒙古士兵等数百人的队伍，护送装载军火武器的47辆大车，从公主岭前往喀喇沁王府。此时原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已经脱离清王朝，听从北京的袁世凯号令，北京政府反对“满蒙独立”，赵尔巽下令军队拦截松井指挥的车队。6月7日双方在辽宁郑家屯激战，13名日本人战死，松井等13人被俘，大车装载的武器被全部焚毁。此事转为中日间的外交交涉，以前秘密进行的满蒙独立运动被公之于世，引起各国舆论大哗。
肃亲王善耆在日本的支持下，在大连、辽阳、海城等地的日本租借地内组织“勤王军”，接受日本军官的训练，还准备了“大清帝国政府”、“大清帝国勤王师总司令部”等印鉴和50多面“龙旗”，预定8月10日在海城举兵，进攻赵尔巽所在的沈阳。为了筹集购买军火的资金，善耆拟以沈阳故宫的珍宝作为抵押向日本借款，并向日本提交了内容与后来的“二十一条”中的“满蒙条款”极其相似，即把满蒙变为日本殖民地的《誓盟书》(45)。由于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一致反对，欧美列强主张在中国维持“均势”策略的牵制，加上日本国内因财政困难而各种准备不足，日本内阁和参谋本部才在8、9月间下令中止对所谓满蒙独立运动的支持，等待下一次机会的来临。
孙中山在几年后撰写的《建国方略》中《有志竟成》一章时曾总结说：“英国……政府之对中国政策，则惟日本之马首是瞻”，“日本则与中国最密切，而其民间志士不独表同情于我，且尚有舍身出力以助革命者。惟其政府之方针实在不可测”。他同时又说，对于中国革命，“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是故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之所系者，厥为英国；倘英国佑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46)此说大体不错，但也有未必准确且不够深入之处。其一是日本民间的主流是同情中国革命，但也有众多“志士”、“友人”与日本军部、外务省有关联，实为受政府影响甚至实施政府谋略的行动者，像宫崎寅藏、梅屋庄吉、萱野长知等无私援助中国革命的人，可谓凤毛麟角。其二，在对华行动上，日本政府曾策划出兵干涉、维持君主制度、反对南北和谈以分裂中国等，最终没有实施和实现，说明英国更能影响中国时局，而不是英国唯日本马首是瞻。当然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的民意和主要的几派政治力量，都赞同实行民主共和并维持中国统一。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因日本趁火打劫的谋划和动作甚多，极大地引起了中国人的疑惧与恶感。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则因所谋大多未遂，极不甘心，故仅两三年后，日本政府就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无暇东顾；袁世凯要当皇帝，希望日本支持；且中国国内反袁势力再度聚集之机，出兵山东，同时提出“二十一条”，煽动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造成了日中关系的再次紧张和恶化。
注释：
①《浪人大会发表宣言》，《日本及日本人》1911年11月号，第10页。
②《内田良平要求善待清国革命派》，《东京日日新闻》1911年10月20日。
③《东京专电》，《申报》1911年12月29日。
④《头山满谈清国变乱》，《大阪每日新闻》1911年12月25日。
⑤《犬养毅评孙文等革命目标》，《太阳》1912年12月号，第111页。
⑥(15)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册)，东京原书房1966年版，第500、442～444页。
⑦(14)萱野长知：《中华帝国秘笈》，帝国地方行政学会1940年版，第160～169、148～150页。
⑧初濑龙平：《内田良平研究》，九州大学出版会1980年版，第137页。
⑨《三十三年落花梦》，《宫崎滔天全集(一)》，东京平凡社1971年版，第12页。
⑩《犬养毅称赞孙文》，《太阳》1912年1月号，第69～70页。
(11)根津一：《出色的革命领袖》，《中央公论》1911年11月号，第141页。
(12)内田良平：《清国革命党领袖孙文》，《中央公论》1911年11月号，第160页。
(13)池亨吉：《武昌革命的意义》，《新日本》1912年1月号，第59～60页。
(16)俞辛焞、熊沛彪：《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夫妇》，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1～53页。
(17)田井正臣编：《论集 日本历史——大正民主》第12卷，东京有精堂1977年版，第54～55页。
(18)《高田早苗学长的讲演》，《早稻田讲演》1912年2月号，第90页。
(19)《高田早苗学长的讲演》，《早稻田讲演》1912年新年号，第139页。
(20)《浮田和民教授的讲演》，《早稻田讲演》1912年1月号，第143、144页。
(21)平野英一郎：《论中国未来之政体》，《早稻田讲演》1912年2月号，第90～91、112页。
(22)高田早苗：《建立一大民主联邦国家》，《早稻田讲演》1912年2月号，第1１2页。
(23)转自田井正臣编《论集 日本历史——大正民主》，第55、56页。
(24)岛村抱月：《清国革命对我国产生何等影响》，《早稻田讲演》1912年4月号，第120～121页。
(25)转引自俞辛焞《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
(26)中野泰雄：《政治家中野正刚》(上)，东京新光学书店1971年版，第109页。
(27)向军治：《有控制局势者在》，《早稻田讲演》1912年12月号，第146～147页。
(28)曾村保信：《近代史研究——日本与中国》，东京小峰书店1962年版，第139页。
(29)《东京专电》，《申报》1911年12月31日，第1张第3版。
(30)《大日本帝国议会志(八)》，大日本帝国议会刊行会1928年版，第913～942页。
(31)孙中山：《复宫崎寅藏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12页。
(32)孙中山：《与西蒙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5页。
(33)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08页。
(34)(37)《上原勇作关系文书》，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版，第283、56页。
(35)栗原健编：《对满蒙政策史的另一侧面》，东京原书房1971年版，第290页。
(36)(39)(40)(41)《清国事变(辛亥革命)——日本外交文书别册》，东京岩南堂1982年版，第96～97、134～140、444～445、440～447页。
(38)《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113页。
(42)岩渊辰雄：《犬养毅》，东京时事通讯社1986年版，第115页。
(43)鹫尾义直：《犬养木堂传》(中册)，东京原书房1968年版，第741页。
(44)《敬告对待间谍者》，《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70～571页。
(45)俞辛焞：《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190页。
(46)《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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