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陈独秀论文,关系论文,右倾机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以及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本文试图就1924年到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以及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关系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始，便积极地领导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并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之下，开始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同时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封建军阀的革命战争。这次革命斗争最后由于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而告失败。失败的历史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们的错误指导。那么，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与共产国际及在中国的代表们有无关系呢？我们说这条错误路线的形成除了陈独秀本人的主观原因外，客观上的原因，就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影响，它促成了陈独秀错误路线的形成及在全党的贯彻。陈独秀对中国革命问题的错误认识同共产国际指导上的错误是相吻合的，并且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和支持。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二次革命论”，放弃无产阶级对于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他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在“五四”运动之后，所出现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相互关系的新变化，过高地估计了资产阶级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无产阶级的力量。
我们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认为陈独秀错误理论的出现，以及这种错误理论指导下所出现的一系列错误，是有其主观上的原因的，是由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所决定的。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期，顺应了历史潮流，曾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促进了革命的发展。在斗争中，他本人也由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初步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陈独秀并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的实践中他并没有进行认真的自我改造，没有真正牢固地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样在复杂的斗争中，他的旧民主主义思想就又冒了出来，从而使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这段历史时期内，逐渐滑到了机会主义的泥坑。这就在主观上为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打下了思想基础。
然而，在研究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时候不能忽略共产国际对他的深刻影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加强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和领导工作。这从当时整个形势来说是正确的，对于推动中国大革命高潮的到来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统一战线成立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在对待中国革命领导权等问题上是失误的。主要表现在阶级分析上，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在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中就指出：“国民党是现时中国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只要国民党客观上进行着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在民族革命战线上一切运动中帮助国民党。”①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就指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②主动地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在整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不仅在思想上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而且在行动上以武器援助国民党。共产国际这种理论和一系列行动，不仅没有加强中国革命的力量，反而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降低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威信。
同时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代表也有严重的右倾观点，如鲍罗廷、罗易，他们对孙中山逝世后已经分化了的国民党过分依赖相信。认为蒋介石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中国革命的领袖。他们的这种错误认识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整个指导思想是一致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当时共产国际的动机是好的，想从各个方面来加强中国革命力量，以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和封建势力。然而由于对中国革命的各方面力量认识上的错误，所以在整个指导思想上犯有右倾错误，有二次革命论的思想。在客观上给中国革命带来不良后果。正是共产国际的这些思想和行动促进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陈独秀对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中国革命的性质等重大问题的认识都是与共产国际及代表们的影响分不开的。
从具体分析对蒋介石、汪精卫一手制造的一系列反共事件的态度上，我们不难看出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和陈独秀错误路线发展的关系。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同志和广东区委的同志们主张对蒋介石反革命阴谋予以彻底揭露和坚决反击。但陈独秀拒不接受正确意见，对蒋介石的进攻采取了退让政策。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曾派人到广州和正在广州考察的苏联布勃诺夫顾问团商量如何解决的问题，当时苏联顾问团不赞成反击。“他们从几个可选择的方案中选择了对蒋介石暂时让步的策略。”正因为苏联顾问、国际代表们不同意反击，所以中共中央及广东区委也只好执行。
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国际为了维护联合战线不仅一再向蒋介石妥协退让，而且继续支持他，从而使他的反共气焰更加嚣张。1926年5月15日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他抛出了排斥共产党人的所谓“整理党务案”。这次会议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们精心策划的。这是蒋介石排斥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反革命阴谋。在问题发生后，当时党内一部分同志主张退出国民党，将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合的形式，但共产国际反对这一做法。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中指出：“共产党离开国民党的观念是错误的，中国革命的整个发展过程，它的性质及其前途，均需要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并加紧在其中的工作。”③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旨意也积极主张：中共既然加入了国民党，现在决不能一无所得地撤退出来，现在应该继续容忍合作。对于“整理党务案”鲍罗廷认为中共中央不必重视此党务整理案，要想办法和蒋介石拉好关系。共产国际并派远东部长吴廷康到中国来纠正中共要退出国民党的倾向。当时问题的关键是要不要掌握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掌握了领导权革命就可能胜利，放弃了领导权就等于作了资产阶级的附属品，后果也只能是无产阶级的失败。正是在革命的关键问题上，共产国际及代表们是犯有严重右倾错误的。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蒋介石的反共行动一步步升级。1927年3月16日蒋介石命令解散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3月19日蒋介石又以武力解散九江市党部和九江总工会。3月21日蒋介石又在江西赣州枪杀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同志。同时汪精卫和蒋介石秘密会谈策划反共阴谋。但陈独秀根本没有理会这一点，还是主张和蒋介石合作。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以及对蒋介石都缺乏正确的了解和分析，蒋介石的反共决心已经下定了，但共产国际还认为他是一个好人。当时中共中央大多数同志认为蒋介石要叛变革命，主张用武力讨伐蒋介石。让北伐军第二、四、六军东征到上海，这样就完全可以把蒋介石的第一军打败，然而政治顾问鲍罗廷却反对东征。这样一来蒋介石很顺利地到了上海，在帝国主义及上海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支持下，便搞了一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
在“四·一二”政变后，共产国际又错误地估计了中国革命形势，对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盲目地相信，幻想和汪精卫继续合作下去。他们对汪精卫这个假左派并没有看透，认为他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共产党要联合他，要和他搞好关系。共产国际的这个指示在客观上助长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发展及在全党的贯彻。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任务是总结工作制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在会上陈独秀对其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但没有进行检查，而且加以辩护，顽固坚持。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但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却包庇陈独秀，并说中共没有机会主义，是英勇奋斗的党。“五大”以后，在罗易和鲍罗廷支持的情况下，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更加发展，在全党继续推行其错误路线。这样就更进一步助长了反动资产阶级的气焰。1927年5月17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并进攻武汉。21日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这是汪精卫、蒋介石两个反革命集团公开合流进行反共的信号。为了挽救危机中的革命，毛泽东同志利用他当时担任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条件，连续发表通电和文件，揭露敌人的罪行，号召各地农民协会加强武装，坚决回击反革命的挑衅活动。当时蔡和森同志，写信给中央常委：“事态既已如此明白，……中央及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④但是陈独秀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立场上拒绝接受毛泽东和蔡和森等同志的正确主张，失去了最后挽救革命的机会。陈独秀这时还是死抱着与国民党继续合作这个名存实亡的僵尸不放，这和当时鲍罗廷、罗易的观点是一致的。罗易认为：“现在中心问题还不是军事问题，乃是与左派的关系问题，只有与左派关系弄好一切政策才有中心，现在急务便在建立此中心。”⑤
这时中国上空布满了乌云，反革命的逆流滚滚而来。在这紧急关头共产国际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于1927年5月召开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中国问题决议案，随即向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五月指示”。然而遗憾的是对统一战线中的错误没有加以纠正。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们对决议案却抱有不同的态度，鲍罗廷主张要继续和国民党搞好关系来维持统一战线的存在，罗易主张搞土地革命，但他的主张只是空谈而已，根本没有提出如何搞的问题。由于他们之间的争论，使得中共中央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的混乱局面。同时罗易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包庇，对汪精卫进行拉拢。他被汪精卫的假革命面目给蒙混住了，把汪当成了亲信。当时汪精卫正要反共苦于没有借口，正好把这个“五月指示”当成反共的理由。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召集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分共，制定了追查制裁中共党员违反国民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的决定，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下，疯狂地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至此，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惨痛失败。
综上所述，“中山舰事件”之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们在制定和执行对蒋介石妥协对汪精卫信任等政策上起重要作用。这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有深刻影响。总之，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陈独秀对中国革命问题的错误认识同共产国际指导上的错误是相吻合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促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是应负责任的。
注释：
①《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之三，第185页。
②《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之一，第24页。
③《中办党史参考资料》之二，第337页。
④⑤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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