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酒自酿——前南民族问题上的十大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大论文,苦酒论文,教训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存在45年之后，于1991年顷刻之间分疆裂土，一分为五。随后，相继爆发了五场战争，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伤亡人员之多、经济损失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并一度成为国际聚集的热点和西方国家干预的重点。作为南联邦的“继承者”，由塞尔维亚和黑山两共和国于1992年组成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因内部矛盾分歧难解，新的裂变将在所难免。造成这种以民族分裂和族际战争为特点的“南斯拉夫现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从铁托时期到米洛舍维奇政权，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从理论到实践出现的严重失误，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因此，其教训无疑是值得记取的。
一、片面理解和教条主义套用“民族自决权”理论，建立以民族划界的国家行政体制，人为强化民族意识，淡化国家意识，客观上为民族分裂活动提供了合法借口。“民族自决权”理论，在十月革命前曾得到列宁的倡导，但这只是列宁在特定时期针对特殊对象提出的应变策略。然而，南斯拉夫对这一理论，不顾其产生和发展变化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形而上学地仿效苏联，建立了以民族区域为实体的联邦制国家，并以宪法形式赋予各共和国不加限制的权力。如，各共和国拥有主权国家地位和自由退出联邦的权力；各共和国被冠以国家称谓，拥有自己的宪法，除外交、国防外，基本拥有作为国家必需的各种管理机构等。实践表明，南这种以民族为特征的国家行政区划形式，不仅实际上起到人为强化民族自我意识和激发民族独立情绪的作用，而且还为其分裂活动提供了基本条件。上世纪80年代末，无论是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共和国带头掀起脱离南联邦的民族独立活动以及“大塞尔维亚主义”发动瓦解联邦中央政权的争夺主权大战，还是后来的波黑、马其顿共和国频起效尤，谋求独立建国，都是利用宪法规定的共和国的主权国家地位和自由退邦权，作为本民族独立的合法依据。甚至在南联邦解体后，原境内波黑的塞族和克族人、马其顿和科索沃的阿族人都始终把民族自决权当成“法宝”，坚持要求拥有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权力。
二、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消亡论”，过分强调权力下放，忽视国家作用，联邦中央权力被分散化，成为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进而为国家的解体埋下了伏笔。南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初期，国家的主导作用是必要的。同时，国家的支配作用，将导致权力日益集中，使国家的集中领导逐步蜕变为行政管僚的中央集权制”。因此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的学说，而国家消亡的立足点则是不断推进联邦中央权力的分散化。上世纪50年代，南撤消了联邦政府中一些经济管理机构，如计委、工业部、农业部等，并“废除一切由国家任命的地方机关”。1965年以后，联邦政府又把扩大再生产的决策权完全交给了各共和国和自治省。1971年又把联邦中央手中政治、经济的大部分权力下放到各共和国和自治省。这样，联邦中央实际上把包括保证国家统一在内的大权全部给了各共和国和自治省，联邦已无决策权，只是个“协调员”。结果助长了各民族地区的各自为政，他们打着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旗号，纵向向联邦争独立权，横向相互间夺利，导致“地方民族主义”、“地方集权主义”的泛滥，最终倾覆了联邦大厦。
三、主动放弃党的领导，导致南共联盟出现“联邦化”和“民族化”倾向，不仅使国家丧失了维护统一的领导核心和凝聚力，而且南共联盟也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演变为民族主义的代言人，成为拆毁联邦大厦的始作俑者。南斯拉夫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1952年南共六大决定将党的名称改为南共产主义者联盟（简称南共联盟）。六大指出，在战后初期，南共在国家和社会中起领导作用是必要的，但“一旦超出允许的时间（指医治战争创伤并得到恢复之后）”，党就会开始脱离本阶级、脱离劳动者。强调“南共联盟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党”，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不再占据“垄断地位”或起“领导作用”，而是发挥社会“引导作用”。因而先后决定：南共联盟中央与各共和国、自治省共盟之间不再是上下级关系，三者平行成为“统一的南共联盟”；共盟内部生活由“协商一致”取代“民主集中制”原则等。对南这种以民族为依托的各个联邦单位来说，南共联盟领导核心的“联邦化”，必然导致南共联盟权力的“民族化”。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共盟领导层把本民族的利益视为最高利益，而国家利益则无人代表和捍卫。由于南共联盟大权旁落，国家丧失了运转的轴心，出现了“权力和权威真空”，最终命运落到了相互倾轧的各共和国和自治省手中。1990年1月，在南共联盟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各地共盟在南共联盟的性质、目标、组织原则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上发生分歧，十四大被迫无限期休会，实际上宣告南共联盟正式瓦解。随后各地共盟相继更名或建新党，并成为各自闹独立的“指挥中心”，从而拉开了联邦解体的序幕。
四、对本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特殊性与长期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一度高估了己取得的成果，低估了解决问题的难度，从而使潜存矛盾积累日益深厚，最终铸成整个国家分裂的一场悲剧。南民族关系先天条件不足：一是民族众多，但无一民族超过总人口的半数；二是各民族离多聚短，作为统一的国家仅有70多年的历史；三是东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三教鼎立；四是各民族之间的历史积怨甚深，曾多次发生民族仇杀。南共领导人在争取国家独立的过程中，把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定为立国之本，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建国后，尤其是1948年的“共产党情报局”事件，使南陷入逆境。面对外部的高压，为维护国家尊严，南原有的民族矛盾暂时得到缓解并被掩盖起来，实现了空前的民族团结。这时，南共领导人头脑开始发热，对民族问题的解决进程作出了盲目乐观的判断，公开宣称南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最好范例”。因此，南建国直到1964年近20年时间里，在南共议事日程中基本取消了民族问题，并把联邦议会中的民族院并入联邦院。铁托在世时，各民族间的矛盾已开始表面化，尽管当时也采取了种种措施，但各种问题已堆积如山，因此始终未能摆脱“按下葫芦浮起瓢”式的往复循环。当时，凭借铁托的个人威望，联邦尚能维系。铁托逝世10年后，南联邦国家便在民族仇杀的烈火中化为乌有。
五、片面理解和实行“民族平等”原则，使之“极端化”和“绝对化”，结果使民族的集团性、地方的区域性超过了国家的统一性，从而联邦中央被架空，出现了“8个独立王国”（6个共和国和2个自治省）。铁托时期，南坚持“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具体执行中出现严重偏差，其主要表现是：在党政领导机构的组成上，从联邦直至基层单位，都贯彻各民族等额代表原则；群众组织和民间团体、外交人员派出或组团出访、人民军军官团的组成及高级将领的任命，各民族一律“机会均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由各共和国和自治省按字母顺序选派相等人数“轮流坐庄”等。这种过于“极端化”和“绝对化”的民族政策，为地方民族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温床。他们为维护和谋求本民族利益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各自为政，自行其是，不断强化地方集权，结果在政治上，使得南由一个中央集权分散为“8个地方集权、8个权力中心、8个独立实体”，而联邦中央只是6个共和国和2个自治省中的“老九”。在经济上，使南统一的国民经济事实上被分割为“8个经济、8个市场、8条分割的经济边界”。如南面积不大，但电力工业、钢铁工业、铁路和公路交通则按共和国和自治省分成8个系统。
六、铁托时期长期采取“弱塞南则强”的政策，为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复活留下隐患；同时，把宗教信仰与民族属性混为一谈，在波黑“人造”穆斯林民族，为其引发民族冲突埋下了祸根。塞尔维亚是南最大的共和国，其面积和人口分别占南总面积和人口的35%和40%。铁托出于对“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恐惧，提出了“弱塞南则强”的思想，即：塞族是造成南民族问题的主要矛盾，若全面弱化塞族，将会使其他民族免遭大民族主义的威胁，随之其民族主义也就会偃旗息鼓。这种思想在具体落实中实际变成了对塞族的压制：政治上削弱塞族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在塞境内设立了几乎占塞1/3地域的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2个自治省，成为塞的国中之国。同时，实行“一族一票制”。经济上严重钳制塞的发展。塞被列为南经济发展的非重点地区，联邦对其投入一减再减。军事上排斥、打击塞族干部。仅1970-1974年间，就有4万多塞族干部遭到清洗，其中军、警干部居多。铁托去世后，塞族的不满情绪便迅速爆发出来，并提出“塞强则南强”的口号，歧视或压制其他民族，其结果在南联邦尚未解体之时，加剧了其他民族的离心倾向，在南联邦解体之后，则导致了南联盟中黑山共和国与塞之间的尖锐对抗。
与此同时，铁托破例不按当时的宪法规定，即在南境内的民族区域里主体民族可成立共和国的原则，对波黑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当时波黑境内塞族人口占其总人口的80%，理应作为主体民族成为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部分或建其他形式的塞族共和国。但当时没有这样做，而是以宗教划线，将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统统划为“穆斯林族”，从而使不占人口多数的穆斯林人反而成了波黑的主体民族，并有权单独成立共和国。南共联盟这种把宗教信仰与民族属性混为一谈的政策，在原苏联和东欧剧变大潮和民族独立风潮的冲击下，也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成为引发民族和宗教纷争的祸根。
七、缺乏完整的民族政策，对科索沃阿族采取“先姑息后强硬”的做法，被阿族极端民族主义势力钻了空子，刺激了阿族的独立情绪，使其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南建国后，“科索沃——梅托希亚自治区”的阿族人对未获得共和国地位一直耿耿于怀，不断举行游行抗议活动。为缓解阿族的情绪，铁托对其采取了一系列“安抚”政策：1968年将该自治区升格为自治省，且只用该地区阿族人聚居区的科索沃的称谓，删除了被称之为“塞族发祥地”的梅托希亚的称谓；塞族不再有权主管科的教育；1974年，给予科“准联邦单位”的地位。同时，科享有一项特殊权力，即塞共和国修改其宪法时，必须征得科同意，而科修改自治省宪法则无需塞的首肯等。铁托对科阿族的“怀柔政策”不仅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反而使阿族的胃口越来越大，他们不再满足自治省的地位，进而要求建立“科索沃共和国”，或独立建国。
1986年塞族领导人米洛舍维奇掌握大权后，一反铁托的“怀柔政策”，对阿族实行高压政策，取消了阿族的部分权力和科的自治地位。矛盾激化后，又采取不对话、不区分、不疏导的方针，把阿族的闹事定为反革命事件，逮捕科阿族领导人和大批闹事者，并派塞族人组成科新的领导班子。这种做法，更加刺激了阿族的独立倾向，并加速了分裂的步伐。1992年5月，科阿族强行单方面举行“大选”，选出了“科共和国的总统、总理和议会”。科索沃战争结束后，塞、阿两族旧恨未消，又添新仇，加之美欧大国横加干涉，致使南已失去了对科的实际控制权。
八、对经济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一味采取“输血”的援助方针，非但未能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反而进一步拉大，因而加深了固有的民族矛盾。历史上南各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南为了帮助落后地区发展经济，对其实行“优先”和“优惠”的政策，具体措施主要是：无偿投资，支持落后地区的重点项目建设；发放无息或低息贷款（1966-1988年，联邦共贷出101亿美元，其中科索沃获得40亿美元，波黑获得30亿美元）；落后地区优先使用外国贷款等。然而，上述措施的实施，各地区的经济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增大。1947年，落后的科索沃地区人均社会总产值为全国的49%，1987年降到24%。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首先，这种以注入资金为主的“输血”方式，不仅治标不治本，而且使其产生“等、靠、要”的依赖思想，甚至出现截留联邦援助款项的“分光吃净”的现象。其次，由于落后地区获得款项容易，且无风险，因而用大量资金兴建一些投资多、见效慢、污染严重、科技含量低的项目或无效益回报的“政治企业”或“地区政策项目”。再次，援助资金在一定程度上被落后地区人口快速增长所抵消（科索沃的人口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的两倍）。随着上世纪80年代南经济陷入危机，发达与落后地区的民族矛盾进一步恶化。发达地区民族认为，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是由自身原因造成的，并拖了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后腿，拒绝再向联邦缴纳有关资金；而落后地区民族则认为，发达地区是靠利用落后地区廉价的原料发展起来的。双方都为本地区受到对方“剥削”而不满，以至发展到互相进行“经济封锁”，并成为诱发民族对抗、联邦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九、米洛舍维奇政权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武装化早期防范失察，后期斗争失策。搅起科索沃危机的阿族非法武装“科索沃解放军”（下称“科解”），成立于1992年，1994年也只有500人左右。对此，当局警惕性不高，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随着“科解”制造的恐怖事件增多，南虽发现“科解”武装化的苗头，但认为，这是一群乌合之众，难成气候，因此未能坚持“露头就打”，将其消灭在萌芽之中的政策，以致“科解”羽翼渐丰，并迅速坐大，其活动也更加猖狂。在这种情况下，1997年，南政府对“科解”进行了大规模“清剿”，但在策略运用上又有两大失误：一是对“科解”定性不慎，错过良机。起初将“科解”定性为“阿族极端分裂势力”加以打击，因而给西方国家留下了“种族清洗”的口实，后来南对“科解”改定性为“恐怖组织”，但为时已晚。二是镇压行动扩大化，殃及无辜。没有利用“科解”内部的分歧与矛盾，孤立、分化、瓦解并重点打击首恶和顽固分子，而把“科解”的账实际上算在整个阿民族头上，客观上把一大批阿族民众推向了“科解”一边，从而使自己陷于被动。
十、米洛舍维奇政权对科索沃民族问题国际化的危害性估计不足，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斗争策略运用失当，最终酿成外部势力的直接武装干预。随着塞、阿两族民族武装对抗日益严重，大批难民涌入德国、奥地利等西欧国家，致使这些国家失业和治安等问题更加突出，因而对其舆论和民意都产生了消极影响，使科索沃危机一步步国际化。另外，南与大多数邻国，尤其是跨界民族国家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从而使一些国家不遗余力地以各种方式支持、配合南民族分裂势力。如邻国阿尔巴尼亚成为“科解”的后方基地，不仅向其提供训练基地，还利用边境之便不断向科阿族偷运武器弹药，输送武装人员等，结果使科阿族分离之火越烧越旺，进一步推进了科索沃问题的国际化。
同时，南在与美欧国家就科索沃问题进行多轮谈判中，缺乏斗争艺术，策略运用失当。如在1999年2-3月的朗布依埃谈判中，起先阿族拒不放弃独立要求和解除“科解”武装，后经美利诱阿族改变了态度，南虽认识到这是美国的一大阴谋，但并未采取相应有效的对策，仍不肯做出包括从科撤军在内的让步，此举正中美的下怀，美把谈判破裂的罪名全部加在南身上后，立即启动北约战争机器，对南进行了持续78天的轰炸。在北约动武后，南把宝押在西方阵营内部分歧并很快停止战争上，结果不得不接受城下之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