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神仙美学思想初探_吕洞宾论文

道教神仙美学思想初探_吕洞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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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14(2013)01-0082-05

在东晋道教理论家葛洪明确地告诉我们“仙之可学”之后,人们开始逐渐相信,天界除天神之外还有“人仙”,并且这种仙乃是从人而来的,人可以通过修炼而得道成仙。葛洪是深信仙的存在的,虽然他没有实在的例子可以作为他有效的论据,但从他在使用反证法论证“仙之实有”时那种言之凿凿的气势,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论证的信心。尽管我们无法理解他的信心从何而来,但这并不影响他的观点对后世道教理论与实践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也对中国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从此之后,“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1]这种遥远的神迹,不再似真似幻,反而是越来越具备理论上的可能性,越来越逼真,越来越具人性化,东汉刘熙在其所著《释名·释长幼》里说:“老而不死曰仙。”[2]葛洪在《神仙传》中进一步发挥道:“仙人者,或竦身入云,无翅而飞;或驾龙乘云,上造太阶;或化为鸟兽,浮游青云;或潜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元气,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间,则不可识。”[3]即便如此,似乎还是不够,葛洪为了使神仙的面貌更加清晰可触,在《抱朴子内篇》中,他又仿照人间的等级形式,也为仙人设置了等级:“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4]43而且指出,“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劳苦,故不足役役於登天,而止人间八百馀年也。又云,古人得仙者,或身生羽翼,变化飞行,失人之本,更受异形,有似雀之为蛤,雉之为蜃,非人道也。人道当食甘旨,服轻暖,通阴阳,处官秩……若委弃妻子,独处山泽,邈然断绝人理,块然与木石为邻,不足多也。”[4]75葛洪把“仙”从神坛上拉了下来,成为了人。仙的传说骤然一变,仙不再是脱离现实生活,超越人情冷暖的神话形象,而是与常人一样要吃饱穿暖、要当官、要娶妻生子的人,差别最多也只是仙能通阴阳、而且绝不抛妻弃子,恪守伦理道德之规约,绝不逾矩。为什么要强调仙与常人无异,但又要比常人守更多约束呢?因为,“为道者救人以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俗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前善,乃当复更起善数耳。故善不在大,恶不在小也。……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4]76这种认为只有将个人自身修炼与传道济世的社会活动相结合,才能最终修得功德圆满的思想,使“仙”成为了一种既入世又超然于世的理想形象。在葛洪之后,“仙”作为一种理想美人格,从未缺乏追求者。

不过,尽管仙道理论体系已非常完善,但有一个事实,却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引用一组史料数据来作说明。这组数据,也同时可以用来对“仙格美”这个词语作出更人性化、更合理的解释,仙格美是人格美的提升,而非为神秘幻化之说作辅证。据有本可寻的史料记载,各代著名仙真高道的生卒寿命如下:陈抟(872-989),117岁;张紫阳(984-1082),98岁;石泰(1022-1158),136岁;薛道光(1078-1191),113岁;王重阳(1112-1170),58岁;孙不二(1119-1182),63岁;马丹阳(1123-1183),60岁;谭处端(1123-1185),62岁;郝大通(1140-1212),72岁;王处一(1142-1217),75岁;刘处玄(1147-1203),56岁;丘处机(1148-1227),79岁;赵道坚(1163-1221),58岁;陆西星(1520-1606),86岁;刘一明(1734-1821),87岁;闵一得(1748-1836),88岁;李西月(涵虚)(1806-1856),50岁。如果说真正的仙人,寿命已超过常人,因此造成知其生年者,不知其卒年,或知其长寿者,却不知其生年,以致无人能识,更致无人能信——那么,仙是否存在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信不信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葛洪在驳不信世有仙人的凡俗思想时,说过“凡世人不信仙之可学,不许命之可延者,正以秦皇、汉武求之不获,以少君、栾太为之无验故也。然不可以黔娄、原宪之贫,而谓古无陶朱、猗顿之富。不可以无盐、宿瘤之丑,而谓在昔无南威、西施之美。进趋犹有不达者焉,稼穑犹有不收者焉,商贩或有不利者焉,用兵或有无功者焉,况乎求仙,事之难者,为之者何必皆成哉?彼二君两臣,自可求而不得,或始勤而卒怠,或不遭乎明师,又何足以定天下之无仙乎?”[4]29意即超出人类所知领域的知识,已经不存在有没有,而只存在人们信与不信的问题了。信则有,不信亦不能否认其有,不信只能表明人之不智。“而浅识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间不见仙人,便云天下必无此事。夫目之所曾见,当何足言哉?天地之间,无个之人,其中殊奇,岂遽有限,诣老戴天,而无知其上,终身履地,而莫识其下。形骸,己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志之所以然焉;寿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修短之能至焉。况乎神仙之远理,道德之幽玄,仗其短浅之耳目,以断微妙之有无,岂不悲哉?”[4]22为使此说更具有说服力,葛洪又以二曹、刘向为例:“乃知天下之事,不可尽知,而以臆断之,不可任也。但恨不能绝声色,专心以学长生之道耳。彼二曹学则无书不览,才则一代之英,然初皆谓无,而晚年乃有穷理尽性,其叹息如此。不逮若人者,不信神仙,不足怪也。刘向博学则究微极妙,经深涉远,思理则清澄真伪,研核有无,其所撰《列仙传》,仙人七十有余,诚无其事,妄造何为乎?邃古之事,何可亲见,皆赖记籍传闻于往耳。《列仙传》炳然,其必有矣。然书不出周公之门,事不经仲尼之手,世人终于不信。然则古史所记,一切皆无,何但一事哉?”[4]28-29葛洪此证,无非告诉我们,人可成仙,但并非人人都能成仙。

那么,何种人能成仙?葛洪打开了“仙”之人性化的源头,为后继的理论家免去了费力不讨好的、阐释仙存不存在这样的大难题的艰难,可以轻装上阵,自然使“仙”的讨论更上层次。唐代著名道士吴筠(?-778)就写出了《玄纲论》、《心目论》、《神仙可学论》、《形神可固论》等著作,“以‘神仙可学’的论断强化了道教的成仙理想”[5]263,吴筠说:“仙者,人之所至美者也。”[6]那么“美”在哪里呢?唐末五代道教学者杜光庭(850-933)说:“长生之本,惟善为基”[7],而且“不善之人,行与教违,故远于道矣。虽欲保身倚道,解难救厄,亦不可得矣。又经或云不善人之所不宝,言不善之人违反于道,故不宝于道也。何者?道好柔弱,不善人好强梁;道好恬和,不善人好刚躁;道好冲寂,不善人好喧哗;道好谦卑,不善人好格捍;道好无事,不善人好有为;道好生成,不善人好伤害;行与道违,故不善之人不宝贵于道也。”[8]美是不可言的,但不美却是可知的。仙道理论的成熟,使“仙话”开始繁盛起来,道教文学中开始出现如沈汾的《续仙传》和杜光庭的《神仙感遇传》、《墉城集仙录》等“仙话”小说。并且这类仙话小说都具有较为明显的世俗化特征,如《续仙传》中“所述成仙之人遍及士、农、工、商等社会各个阶层,甚至包括了普通的劳动妇女(如‘谢自然’、‘裴玄静’、‘戚逍遥’)、外国人(如‘金可交’)等。不管是贫富贵贱、男女道俗,还是文庄粗野,在《续仙传》中都能找到对应的代表,社会各阶层的人都能从中找到亲近的对象……这些与传统礼教相悖逆的神仙,混迹世间,不嫌贫贱,不拘礼教,与普通老百姓并无太大区别。”[5]342从这种现象可以看出,道教“修道成仙”的出世理念,已经被“仙话”演绎成世俗意味非常强烈的入世理想。“仙”之美开始与人格美挂上钩,人之所至美者即为仙,那么也就是说,“仙”之美乃是人格美的提升。仙不再是神话,那么人格之至美,我们便不妨可称之为“仙格美”。

由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了解到“仙格美”的典型特征: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具体而言,大致可谓:道德高尚,忠孝两全,行善人间,不惧生死,长生久视,心不为形所役,超然于物外……“仙格美”的内容其实是无限的,是以人格美为参照的。典型例证有二,一是关圣帝,即关羽,他是死后被追封而名列道教神仙的;二是八仙之一的吕洞宾,他是修道成仙的代表。

道教有四大护法元帅,其中之一关元帅,即关羽,又称“荡魔天”、“伏魔大帝”,道教将其奉为护法四帅之一,并祀之为武财神。宋真宗时期的道教首领张天师第一次请关羽出来降妖除怪,才开始把关公拉进道家的教门,以后的道教信徒也由此开始尊崇关羽。关羽的“成仙”之路并非一路顺畅,关羽死后,又过了几代,再经过历朝加封,才显威名。而且从魏至唐,关羽在民间的影响并不太大。唐时偶尔见于传,称关三郎,为人鬼之流。宋以后,才声名日彰,其身世逐渐被神化。如《历代神仙通鉴》称其生前是雷首山泽中的龙神,因吸黄河水救助旱民,得罪天庭,后转世成人,“忠义性成,神圣之质”。《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亦称其为青龙转世,降生时竖眼攒眉,超额长面,及长,身高九尺五寸,须长一尺八寸,面如重枣,唇似抹砂,丹凤眼,卧蚕眉,力敌万夫。北宋末年,关羽被封为公(或谓真君),相传时为张天师属下神将。综观历代史料,关公成仙之历程大致如下:北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封忠惠公,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又封崇宁真君,徽宗大观二年(1107年)再封武安王,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追封义勇武安王;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封壮缪义勇武安王,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加封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元泰定帝天历八年(1335年)封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1613年)封单刀伏魔、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明思宗崇祯三年(1630年)封真元显应昭明翼汉天尊;清世祖顺治九年(1652年)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清世宗雍正三年(1725年)封三代公爵、圣曾祖、光昭公、圣祖、裕昌公、圣考、成忠公,清高宗乾隆三十一年(1767年)封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清仁宗嘉庆十八年(1813年)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关圣大帝,清宣宗道光八年(1828年)封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

如果说关公成“仙”,可能纯粹出于某种神力崇拜与忠义之精神,是源于道教教义开始倾向于世俗入世的缘故,那么八仙之一的吕洞宾的“仙格”形象,则大不相同。简而言之,如果关公是因为神力与忠义而位列仙班,那么吕祖则更多地是因为其旷世之才华。北宋时期的大多数著述,都把吕洞宾描绘成是一个才子神仙。“形成于10世纪晚期至11世纪早期的吕洞宾仙传材料赋予这位仙人多种多样的形象:隐士、内丹大师、预言家、书法家、诗人。吕洞宾被描述成一个自由散漫的仙人,其仙踪遍布大宋帝国的全境。”[9]72而且,据北宋官员张方平(1007-1091)所作《华山重修云台观记》所述:“关中逸人吕洞宾,有剑术,虽数百里,顷刻辄至,以为神仙。”[9]73另据吴曾(活跃于1127-1160年)所撰《能改斋漫录》中,有篇以自传体形式写成的吕洞宾传,其中写道:“世言吾卖墨,飞剑取人头,吾闻之哂。实有三剑:一断烦恼,二断贪嗔,三断色欲,是吾之剑也。世有传吾之神,不若传吾之法;传吾之法,不若传吾之行。何以故?为人若反是,虽握手接武,终不成道。”[9]76此外,吕洞宾还被描述成一个热心肠的人,无论人们的社会地位如何,他都会在他们需要时给予帮助。据传吕洞宾修仙成功之后,下山云游四方,为百姓解除疾病,从不要任何报酬。吕洞宾一生乐善好施,扶危济困,深得百姓敬仰。因此他死后,家乡百姓为他修建了“吕公祠”,以示纪念。

自葛洪“论仙”之后,经历代道教学者完善,仙逐渐从理论到实践,成为了人格美的代表,而且从葛洪及众多后世道教理论家对神仙等级的划分来看:人格美的初级层次是,生前存在于人世间,肉体死后精神却永恒存在,关羽被拉入仙班即是明例;更进一层次则是肉体获得长生,游历于名山之间,此或可将吕洞宾算为范例;人格的至美则是“天仙”,举形升虚,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都到达了永恒不灭的境界,升天成仙之类,如葛洪所言“人皆不信”故无例可举。如果说“仙”是这样一种集大成的理想人格,那么与西方文化中的“上帝”岂不一样?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中国道教所信奉的仙与西方宗教所信仰的上帝,根本区别就在于“仙”是人格的提升,其美也是相对于人的,而上帝乃是人的创造者,其美是先天的绝对的。道教理论家认为,人修炼而成仙;西方宗教神学家则认为,上帝依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因此,道教仙真美学思想,与“美在上帝”之美学思想,是不同的。

对于“美在上帝”,我国的美学研究学者分析认为:所谓美在上帝包含了多种意义:其一,美是上帝的本性,上帝是至美或绝对美的。其二,美的根据在于上帝,即上帝是美之所以为美的根据或原因。其三,天上或人间的一切事物之所以美,都是分享了上帝的美。其四,美本身既不是一种实体,也不是具体事物本身的特性,而是使实体具有美的特性的超验形式,类似于柏拉图所说的美的理式;其五在人们谈论美的时候,并不能言说美本身,而只是表达了某种体认到的关系,即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由此,使得对美的探讨不可能离开上帝的本性,同时美又只有在人的具体活动中才能实现。[10]

也就是说,上帝先于一切而存在,是至高无上的、是一切事物的源头。上帝先天就有特殊的异能,他创造了人类,掌控人类,对人类的生存设置种种考验,但人却不能有自己的思想,不能有任何怨言。上帝掌握着一切的真理,解释世间万事万物的因由,因此,美也必定只能在于上帝。——这与道教的“仙格美”思想大相径庭,甚至几乎可以说是背道而驰。仙并非先天存在,而是人修炼而成;仙不掌控人类的生活方式,崇尚自在逍遥的生活,介于出世与入世之间;人成仙后虽也继续实践着传道于人的活动,但并不强度他人,只度有缘之人……如此种种,皆表明“仙”与“上帝”并无任何相似之处,若强作联系,至多也只是,人求仙得成之后,“仙”又反过来作为一种生存理念,成为后世人所追求的理想人格。

因此,若依照引文格式作逐一对照区分,仙格美所包含的特征和意义无疑是:其一,美在精神,仙是具有永恒的精神的实体。其二,美的根据在人,只有人格之美实有,仙格美才实有。其三,所有人格之美的综合,构成了“仙格美”。其四,仙格美不是先天的理式,而是后天的社会伦理道德经验之体系性的总结。其五,“仙格美”的根源在于可学而致。

除了精神性问题上的区分,道教神仙美学还有一个此外任何宗教所没有的特点,那就是追求一种理想的肉身,这种肉身“耳目聪明,骨节坚强,颜色和泽,老而不衰。延年久视,长在世间,寒温风湿不能伤,鬼神众精莫敢犯,五兵百虫不能近,忧喜毁誉不为累,乃可贵耳。”[4]75而且,从更高层次的角度说,这种理想的肉身,还掌握着“法术”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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