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二十世纪文学研究中盲目西化现象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论文,盲目论文,世纪文学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植根于中国现实的文化需求，对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反思，应该是富有继往开来的人文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20世纪文学研究的成绩是沛然的，有目共睹的。在几乎直观感悟了两千多年之后，中国的文学研究终于从西方的文学批评中吸取了科学实证与分析的研究方法，使阿波罗理性的光芒照亮了中国文学批评那朦胧模糊的春江花月夜。这种变动是全方位的。在文学史的研究中，那种附着于历史或者从作品的选本来感悟文学的发展与变迁的传统，被各种专门的文学史著作取代了——不仅有了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而且有了小说史、诗歌史等文体史。在文学理论领域，那种语录、格言、诗话、词话、小说评点甚至是以诗论文的传统，被一种从体系出发的文学理论著作取代了。在文学欣赏中，对文本的感悟被各种分析性的批评理论与美学理论取代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在理论引进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我们也需要继续引进世界各国的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来丰富中国的文学理论建构。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创新与西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过问题就在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经验教训也往往是由盲目西化所带来的。
从魏源的《海国图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的进步总是与向西方学习相联系的。如果说在甲午战争之前，向西方学习主要还停留在儒家之所谓“外王”的层面，那么在甲午战争之后，文学与文化的西化步伐也在加快，并且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达到了高峰。这种一浪高过一浪的向西方学习的大潮，固然使古老的中国焕发了生机，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唯西是趋、唯新是趋”的文化倾向。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虽然在向西方取法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唯西是趋、唯新是趋”的研究态势，使得中国研究文学的学者很难从容地建构一种批评理论，而往往是用新学到的西方文学观，去否定先前学到的西方文学观。有趣的是，那些守旧保古的文学倾向，也要在西方的话语中找到自己的依据，才可能在新文坛上发生影响，譬如梁实秋的古典主义文学批评。于是，“五四”刚刚建立了一种文学传统，很快就被“革命文学”的理论家扬弃了。新时期文学刚刚在接续五四文学的传统，就又被“后新时期”的后现代主义与解构主义给否定了。在20世纪中国的文学创作中，很少作家能够将自己的文学追求贯彻到底；在20世纪中国的文学研究中，很少学者有一个前后一致的评估标准。文坛上真是“急匆匆、你方唱罢我登场”。尤其是在90年代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当作为西方最新思潮引进的解构主义批评将一切价值——主要是启蒙主义、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价值，统统颠覆之后，金钱与权力却可以在价值的荒原上开怀大笑，学术腐败也可以在没有任何价值可依的真空中目空一切。而较新兴起的后殖民主义在西方作为一种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批评，却被中国的一些文学理论家解释成可以因循守旧与发扬国光的理论。我想，正是从这个角度，林毓生教授才提出了“比慢”的命题，即不是去“唯新是趋”地比快，而是追求实质性的进步。因此，在21世纪中国的文学研究中，我们应该吸取这种唯西是趋与唯新是趋的经验教训，在浏览西方以及世界各国文学研究的最新思潮的时候，应该植根于中国现实社会的价值需求，追求文学研究的实质性的进步。
五四文学革命之后，西方的文学研究术语与批评概念快速地涌入中国。西方文学研究新概念的引进，是对中国印象感悟式的文学批评传统一种巨大的冲击，并且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中西文化几乎是在互不相关、自成系统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因而在一种文化中形成的概念，到另一种文化中未必能够找到对应的词汇。英文中的humour，林语堂将之译成“幽默”，还自以为得计，但是深知中国文化的鲁迅以为并不恰切。反过来说，由于中国文化的整体性与模糊性，中国的一些概念就更难翻译成西方的词汇。西方主宰意义上的天(god,heaven)与自然意义上的天(sky,nature)是分裂的，而在中文中都统一在“天”这一概念中，因此“天”在一些表示整体性的上下文中是无法翻译成英文的。又如，由于中国文化感性与理性的合一，“心”这一概念也无法译成英文，译成heart太偏重肉体，译成mind又太智性化。至于中国文学的一些概念，如“气”、“气韵”、“神韵”等等，都无法译成英文。甚至一些文体，也无法找到对应的文体来翻译，譬如“赋”，译成英文只能是汉语拼音的"fu"。所以，当中国的文学概念翻译成外文时出现令人哭笑不得的直译或音译，也就毫不奇怪。
但是，20世纪中国一些文学研究者，却不顾中西语言文化的巨大差异，硬是将西方的文学批评概念往中国的文学现象上贴，随意比附，生搬硬套。西方文学从希腊的史诗、悲剧到文艺复兴后的巴罗克、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几乎没有什么重复的主义，可是为什么西方一个阶段形成的文学“主义”，譬如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可以解释中国几千年的文学现象？与西方文学从《荷马史诗》开始到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史诗传统不同，中国文学从《诗经》开始，形成的是一种抒情诗传统，《毛诗序》论诗的时候也是从抒情与表现的角度立论的，认为诗歌是“言志”的，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结果；但是我们的一些文学研究者却硬是将《诗经》与杜诗说成是现实主义的，而且这种说法在迄今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而且还在继续被运用。当然，这种生搬硬套、随意比附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屡见不鲜的。譬如，将中国的戏曲（类似于西方歌剧）与西方的话剧相提并论已经应该很谨慎了，可是一些研究者还觉得不过瘾，非要根据西方的分类标准在中国戏曲中分出悲剧与喜剧不可，而且还搞了所谓的《中国十大悲剧选》与《中国十大喜剧选》。仿佛西方如果有“喜诗”与“悲诗”的概念，就一定要在中国诗歌中分出喜诗与悲诗来，而这就是文学研究似的。因此，20世纪从西方引进的某些文学概念，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对古代文学的狂轰滥炸，在21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中是应该废止了。21世纪中国的文学研究要从中西文化巨大差异的角度，对这种随意比附、生搬硬套的一大堆概念进行清理；在中西文化相互对话与相互阐释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使中西文学的概念真正得以沟通。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盲目西化中，有一个更危险的文化倾向，就是以西方的某一种批评理论，一统中国文学研究的江山，使得文学研究中一花独放，百花凋零，正所谓“我花开后百花杀”。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虽然是朦胧模糊的，然而却是整体性的，而西方的文学理论虽然是精确性与分析性的，却往往是片面性的，肢解整体经验的。所以，最可怕的是以整体性的思维框架，将西方一时一地产生的片面性的批评理论，以绝对权威的方式在中国加以推广。譬如我们在20世纪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就曾以现实主义作为评价标准，符合这个标准的文学就是好的有价值的文学，不符合这个标准的就是坏的无价值的文学。就是这样，整个文学研究被一步步逼进了死胡同。新时期以后，文学研究又恢复了多元共存的局面。西方更多的批评流派被介绍到了中国，一时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是，中国的文学研究要真正在21世纪对整个世界的文学批评有较大的影响，就不应该仅仅是西方文学研究方法与批评流派之火花的燃放地，而应该有自己独特的贡献。经过笔者的反复思考后认为，要想做到这一点，除了将中国古代那种充满生命活力而不肢解感性经验从而具有诗性和完满性的诗学遗产翻译到世界上之外，还有两条道路值得我们走一走，试一试。
首先，中国已经走出了封闭状态，正在走向世界，走进世界。作为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明古国，一个在经济上起飞的东方大国，应该在文化上具有自己的主体性，并有能力在西方诸种文学研究方法与批评“主义”中完善某种方法，深化某种主义，或者在西方诸种文学研究方法与批评“主义”之外，贡献出一些新方法与新“主义”。俄罗斯虽然可以看做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东正教分支，但却是与我们非常相近的一个分支，它的跨欧亚的地理位置以及与东方文化上的相似性，几乎可以说是东方眼里的西方而西方眼里的东方；但是在20世纪的文学研究中，俄苏给世界贡献了俄国形式主义、苏联符号学、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和文化诗学。那么，在21世纪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为什么就没有能力给世界贡献一些方法与“主义”呢？这种贡献肯定要夹杂进一些东方色彩，但是这不是更富有独特的理论魅力吗？
其次，利用中国整体性的思维优势，对西方片面性与分析性的批评流派进行更高层次上的综合。在20世纪西方的文学批评中，除了对19世纪文学批评的实证研究与作家传记研究有所冷落之外，可以说是精彩纷呈，应有尽有，但是其缺憾也是一目了然的——往往执着于一端而不计其余。形式主义批评只着眼于文学之为文学的科学规定性，新批评与符号学只执着于文本的细读(close reading)，结构主义只执着于在文学现象中寻找恒定的语法规则，精神分析批评只执着于研究文本与作家的心理内涵，传统的传记学批评只执着于研究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只执着于研究文本与读者的关系，神话原型批评则执着于研究文学的原型与由来……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利用中国固有的整体性思维框架，将西方各种批评在整体性的大框架里各安其位，进行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综合呢？系统论告诉我们，整体大于各部分相加之和，对各种片面的批评流派的成功的更高层次上的综合，是否会产生文学研究中的达尔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