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时间：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构建的新维度
李 洋1，2
（1.华东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620；2.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摘 要： 当下中国，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作为人的发展的主体性条件的自由时间，已成为人们“自由而全面发展”和美好生活实现的迫切需要。对于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构建来说，自由时间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够打开生活的多维面向，使其变得鲜活立体；能够拔高生活的意义层次，使其变得丰实厚重；能够赋予生活以内驱动力，使其焕发无限可能。然而，由于我国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依然突出，客观上导致人民群众对自由时间的占有、分配、利用仍存在着许多制约美好生活实现的因素。因而，为了使人民群众的生活在内容的不断充实与意义的不断厚重中达至美好之境，我们必须要以创新为驱动促成自由时间的大量生成，以共享为准则实现自由时间的普遍享有，以财富观的变革为抓手推动自由时间的内化。
关键词： 新时代；自由时间；美好生活；生成；内化
马克思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毕生致力于“人类的幸福”和“自身的完美”的实现，致力于人类美好生活的实现。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美好生活“就是所有社会成员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1]，是人的物质需要、精神需要以及发展需要均得到充分满足的圆满状态。而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来说，一方面需要有坚实的物质支撑，另一方面还要有可供“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只有这两这个方面均得到满足，人才能在“既有闲又有钱”的状态下去驾驭那些“外部世界对个人……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2]330，才能发展和实现自身，才能过上美好生活。正因如此，所以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自由时间构成了美好生活实现的必要前提和现实基础，是美好生活实现必不可少的一环，“‘美好生活’是以‘自由时间’的发展为基础和特征的”[3]。当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已经得到了极大满足，相应地，他们愈发渴望能有更多机会去实现自己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需要，能有更多自由时间来实现和发展自身，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整个社会关于“恢复五一小长假”“推行2、5天休息制”“逃避996工作制”等一系列讨论中加以体会。面对这一现状，我们必须要以马克思的自由时间理论为指导，阐明自由时间之于美好生活实现的意义究竟何在，在此基础上进而回归社会现实，探求为何当下人们在物质富裕的同时却出现了“时间荒”，又当如何在筑牢美好生活的外部支撑的同时使人民群众获得更多闲暇和自主。只有明确了这些问题，才能在外部客观条件与内部主体条件的统一中使人们享受生活之美好，使美好生活由理想变为现实。
一、自由时间：人民美好生活实现的主体性维度
美好生活作为人们对理想生活样态的表达，它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因而是一个发展的、具体的、历史的范畴。当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跃升，美好生活已经不再是美好物质生活的同义语，而是上升到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维度，并旨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更高层次。正是在这一转变中，自由时间的意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现，对此马克思早就有所洞见，正如他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的，“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作为必要的基础”[4]215。而自由时间之所以能够促成人的美好生活的实现，关键就在于它能够打开生活的多维面向，使其变得鲜活立体；能够拔高生活的意义层次，使其变得丰实厚重；能够赋予生活以内驱动力，使其焕发无限可能。
首先，自由时间打开了生活的多维面向，使其变得多维立体。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人作为一个“完整的存在”，是“自然的存在物”“精神的存在物”以及“社会的存在物”的有机统一。正是基于这一点，马克思才指出，人不能单单只有物质生活，还必须有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不能只有生产自身物质生活条件的劳动时间，还要有可供“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5]70。自由时间作为与劳动时间相对的范畴，它并不以任何“直接劳动生产”为目的，而是供人们休息娱乐、接受教育、发展智力、履行社会职能的，是用于享受家庭生活、政治生活以及其他社会生活的时间。在自由时间的范围内，人从纯粹的物质生产的领域中走了出来，从各种固定化或是强制性的劳动中脱身出来，继而扮成各种不同的角色、披上各种不同的身份去体验和尝试各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去探索那些新鲜且尚未涉足的领域。此时此刻，人的活动不再死死框定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6]52，而是在一切可能的领域以一切可能的形式来展开，在没有任何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做自己愿意去做的事，创造可能的生活。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自由时间“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7]537，它在人们面前打开了无数扇通往生活之可能的大门，让人可以通过自我决定、自我控制、自我调节去尽情地选择、尝试和探索。一个人占有的自由时间越多，那么展示其面前的道路就越多，他的行动和思想的自由就越宽广。而随着人的活动内容的不断丰富、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活动形式的不断多样，他们的生活样态和生活结构也由简单变得丰富、由片面变得全面、由贫乏变得多姿多彩，从而最终成为一个包含着多重维度、多层面向、不同环节的全面立体性存在。
其次，自由时间拔高了生活的意义层次，使其变得丰实厚重。从根本上说，美好生活之所以是美好的，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它可以使人从中获得幸福感、尊严感与满足感，因此意义的向度是美好生活所固有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成为美好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是最核心的内容”[8]。然而，在马克思所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劳动本身带有强烈的强制性与奴役性，所以人在劳动时间内完全无法体会“生活的乐趣”，也丝毫得不到应有的尊严，他们所感受到的永远只是劳动之苦与生活之累。相反，只有在劳动时间之外的少许闲暇之中，在极其有限的自由时间之中，人们才感受到一丝的幸福。自由时间之所以能够给人带来幸福感，是因为它的本质是完全“属己的”和“为我的”，“为发展而活动”构成了其最为鲜明的特征。具体来说，就是在自由时间里，人不再受役于物，“活劳动”也不再受役于“死劳动”，人完全以自身为着眼点进而去发展那些“不追求任何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去发展“科学、艺术、社会方式等等……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5]258。在这一过程当中，人一方面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全面施展出来，并将其注入到对象化世界当中，从而实现了自我确证；另一方面则养成了自我独特的品性，成为独具一格、不可替代的“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更为紧要的是，人还在此多元化的活动中与其他社会成员、群体和组织发生信息、心理以及情感上的实际联系，从而建立起广泛的社会关系。如果说在劳动时间里，人们只是在物质交往层面生成自己的社会关系，那么在自由时间里，则是在扩大了的社会交往实践中形成包括政治关系、文化关系、法律关系、伦理关系等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通过这一系列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不再是相互封闭的“单子”，而是互为前提的“共在”，人们彼此互相敞开而得以结缘，并从他人那里获得无比的关爱、尊重、认可与肯定，使自己的尊严、情感、荣誉、价值得到充分的体认，这恰恰构成了美好生活的基本诉求和现实面向。总而言之，自由时间作用的结果是人“对象性本质”“主体性本质”以及“社会性本质”的全面生成，从而大大地拔高生活的层次，使其无比丰实厚重。
最后，自由时间赋予了生活以强大内驱动力，使其焕发无限可能。美好生活不可能从天而降，当然也不会一成不变，它归根结底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创造，并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下不断向前发展，而人民群众创造能力的高低则决定了美好生活能否实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自由时间是激发人的创造潜能、提高人的创造能力的重要载体，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自由时间本身所指向的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恰恰是以人的自我确证为内容、以人的自我发展为目的的各种创造性活动，并且这些活动不是在某一特殊范围内展开的，而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一切部门内展开。借助于这些活动，人一方面使自己的肌肉、神经、大脑等得到训练和强化，使自身原有的创造力得到不断巩固和加强；另一方面，人还不断将自身的其他潜能源源不断地激发出来，锻造出新的才能、技艺、能力。在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人的各方面能力才干将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和完善，并最终告别过去的自己，即打破原有的生命状态从而生成全新的自我。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明确揭示道，“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6]204，变成一个掌握了新的观念、新的力量、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以及新的语言的全新主体，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9]370。而当这一全新主体再次回归到生产生活实践当中去的时候，他将充满表现的能力和表现的意图，不仅拥有无限的创造热情，更加具有无限的创造活力，进而成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6]203。总之，自由时间不仅使人“更新他们自己”，同时也更新了“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世界”[6]204。这就为美好生活的实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使其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获得新的内涵，并一步步攀至更高境界。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说，自由时间不仅是“过去进步的结果”，更是“未来进步的原因”。[10]344
在人民美好生活的构建过程中，除了自由时间的占有不足和分配不均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制约因素便是自由时间的运用不当。对于社会中的每个人来说，弥足珍贵的自由时间本应是供其发展自身的，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一些人却把它浪费在了各种无所事事的消遣和无节制的消费等活动之上，进而造成了自由时间的浪费和虚度。甚至在极少数个人看来，自由时间简直就是“无事可忙”的同义语，是无聊和消磨的代名词，由此他们的自由时间也多被“娱乐型”和“空耗型”的活动所填满，而与“创造性”和“求知型”的活动基本无缘。由此一来，自由时间给人带来的只能是短暂的身体放松、心情愉悦或者是慵懒感受，除此之外就再没有什么更有意义的东西了，自由时间之于人的重要意义、之于生活的重要意义已经从创造性的层面悄然地滑向了享受层面，而这与构建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要求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二、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构建中的自由时间问题
也许有人会提出，在我国的一些欠发达地区，虽然其生产力发展水平并不高，但人们却似乎占有着大量的“自由时间”。确实，就这些欠发达地区而言，由于其发展的相对滞后使得传统生产方式依旧发挥作用，与之相适应，人们的生活面向十分单调，生活节奏也相对平缓，于是人们便可在劳动之余获得大量的时间持存。不过，需要辨明的是，这里的“非劳动时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时间，因为自由时间的前提是剩余劳动，它是剩余劳动的转化形态。而在欠发达地区，人的非劳动时间的获得实际上是以物质财富的相对匮乏为条件的，是以人的各方面需要的受限为代价的。由此，在这所谓的“自由时间”里，人们并不具备享受个人教育、参与政治实践、开展艺术创作等活动的条件，更不用提构建自身美好生活了。在此意义上，我们说一切脱离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而存在的“自由时间”只能意味着并不自由。
不仅如此，发展的不充分还使得马克思所设想的“按需分配”的分配方式暂时无法成为可能，整个社会财富的衡量标准依然是奠基在以物为标准、以“物化的劳动时间”为坐标的价值体系之上，人们仍普遍把经济上的成功和占有物质财富的多少作为自我生命价值的体现。为了能够取得物质上的成功，为了能“在金钱上力争上游，胜过别人，从而猎取荣誉，赢得同侪的妒羡”[13]27，一些人开始不再满足于基本的生活需要而是去追逐纯粹的量本身，似乎数量越大就说明自身能力越大、生活质量越高。在此理念的催动之下，人们会主动要求延长自己的劳动时间，提高自身的劳动强度，以“赚钱”为目的的各种经济活动成了个体生命时间的核心，“付薪工作时间建构了社会时间”[14]535。正是在对量和效率的不断追求中，整个社会的运行日益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加速”趋势，时间变得加快流逝，人们每天都生活在“赶时间”的状态之下，拼命地工作、拼命地生活，生怕无法跟上社会的节奏而沦为“失败者”。如此发展下去，其结果一方面是人的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但另一方面却是自由时间占有的严重不足，使人鲜有时间去顾及自身的发展和生命的充盈，更不用说享受美好的生活了。人最终只能在“身体的忙碌”和“心理的焦虑”中发出“时间都去哪儿了”的无力喟叹，并产生“一种特别的愿望，即希望有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15]11。
（一）发展不充分与自由时间的占有不足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自由时间作为人的发展空间以及美好生活实现的基础，它是从剩余产品中游离出来的，是剩余劳动时间的转化形态。对于一个社会以及其中的个体而言，谁占有的剩余产品越多，就意味着他可以支配的自由时间就越多，自我发展的舞台就越大。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虽然已经“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16]11，但是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问题却日益突出，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呈现扩大化趋势。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投射在人民群众的时间结构上，其结果便是：发达地区的人要比欠发达地区的人拥有更多自由时间，富裕者要比贫困者拥有更多自由时间。这无疑是说，当一部分人得以从劳动中抽身出来并着手满足自己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需要，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另一部分人却依然得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谋生之上，从而制约了美好生活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实现。
直接转矩控制则是根据式(2)实施电磁转矩控制的，直接转矩控制的研究者认为这方法是直接地控制着电磁转矩因而由此命名，其实，电磁转矩本是磁动势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电机本体上应用此法是对式(2)中的负载角δsr(即功角)箝制着进行调节，可见严格地说也不是直接控制了电磁转矩。箝制地调节负载角虽不同于转矩角被箝成定值的气隙磁场箝位，但也是气隙磁场箝位效应的表现形式之一。
RTK作业系统及其在城市测绘工程中的应用…………………………………………… 李艳军，李爱国（10-20）
（二）发展不平衡与自由时间的分配不均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亦有大幅度提高，在此条件下，每个社会成员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多。然而不得不说的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2]38，这就使得目前人民群众所占有的自由时间量还远不能满足其自身发展的要求，亦无法达到构建美好生活的要求。具体来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总体上并不高，以劳动强度大和技术水平低为主要特征的粗放型经济仍大量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财富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靠广大劳动人民的加倍努力和付出来实现的，是以其时间和精力上的大量投入为支撑的。而当人们的时间大都以劳动时间的形式被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创造吸收之后，留给人们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提升的时间就十分有限了。
作为人的发展的现实基础和美好生活实现的主体性条件，自由时间的意义在当前美好生活的构建中前所未有地突显出来。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新时代，美好生活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均已越出一般“物质文化需要”的范畴，而更强调以人的精神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满足为主要内容的较高层次。而对于精神生活、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展开来说，它们无一例外都要以自由时间作为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所表达的实际是对自由时间的渴望。但是，受到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存在的“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的制约，人民群众对自由时间的占有仍十分不足、自由时间的分配仍存在不均、自由时间的利用亦不够充分。这些都给美好生活的实现带来了阻碍，自由时间的生成和内化成为当下构建美好生活的关键。
（三）发展的不协调与自由时间的利用不当
正是因为自由时间能够打开人们生活的多重面向，能够使生活变得丰实厚重，同时还能为美好生活的实现提供动力支撑，所以说它是美好生活实现的最为牢固的基础，是构建人民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主体性因素。只有让社会中的每个人在享有丰裕物质生活的同时占有大量的自由时间，他们才能有机会、有条件去创造“他自己的自我选择的好生活”[11]246，才能在生活领域的极大拓展和自身能力的不断提升中去求真、求善、求美，才能获得精神上的极大满足和对生命意义的体悟，从而在个人收获感、幸福感以及满足感的不断提升中过上他们向往的美好生活。
鉴于自由时间对于美好生活实现的重要意义，以及当下在构建人民美好生活过程中所出现的自由时间占有不足、分配不均和利用不当问题，我们必须要以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思想为指导，立足于自由时间的不断生成和普遍享有，通过走创新发展之路、共享发展之路，让每位社会成员都能物质满足的同时，亦有充足的时间来保证精神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开展。除此之外，还要努力打破以物的占有和享乐为唯一准则的价值标准，构建以自由时间和人的发展为尺度的财富衡量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主动将自由时间内化于自身，进而投身到政治、教育、科学、艺术、交往等有意义的活动中去，并最终在自我社会活动、社会享用以及社会发展的全面性中实现美好生活。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国由“短缺经济社会”逐渐转向“丰裕社会”的过程中，能否充分、普遍地占有和高效地利用自由时间日益成为“塑造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新人的重要条件”[18]，成为制约人民美好生活实现的关键因素。面对美好生活构建过程中人们对自由时间的渴望，以及由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所引发的自由时间问题，只有一方面提高自由时间的量另一方面又确保自由时间的质，这样才能将其对于美好生活的作用彻底释放出来，才能使美好生活从理想变成现实。
基于以上输入构成形式的神经网络动态模型辨识步骤如下： ①初始化权值为小的随机值(一般采用均匀分布在[-1，1]区间上的随机函数进行初始化)；②按r、d构成输入向量X(k)，并计算及③根据所采用的学习算法修正权值；④将x1(k)、x2(k)、x3(k)及y(k)移位后，判断：若|e(k)|<ε，结束训练(ε为预先选定的允许误差精度)，否则转到②。
三、在自由时间的生成与内化中创造人民美好生活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由于受到我国物质产品匮乏与短缺的影响，大力发展经济、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成为发展的首要任务，而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则相对滞后。这种发展的不协调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运行的惯性，且在短时间内很难得到彻底清除。当发展的不协调作用于社会生活领域时，就直接表现为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过分关注而对其他生活领域重视不足。当下，得益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取得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孕育发展，人民群众长期受到抑制的物质欲望得到极大的释放，各种奇特别致的商品也开始迅速涌现，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些人开始逐渐迷失于物的世界难以自拔，继而将过度消费、奢侈消费以及攀比消费奉为时髦的生活方式并竞相效仿。当自由时间大都被无节制的消费冲动占满时，其后果将是人的精神世界的逐渐萎缩和落寞，正如格罗·詹纳所指出的：“当消费和享乐主义向每个人的极限发起挑战时，对真正自由、发言权和责任的需求就会被减少。”[17]242正因如此，所以我们会越来越多地发现有人用空虚、无趣、郁闷、迷茫、丧等词语来形容自己的当下生活。
（一）要以创新为驱动促成自由时间的大量生成，让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多样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在论及如何增加人的自由时间时，马克思曾写道，在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尚处于对立的情况下，如果能够尽可能地减少人们花费在物质生产上的时间，那么他们所赢得的用于“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6]67的时间就越充足。而要想缩短劳动时间，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6]203。这就意味着，在美好生活的构建过程中，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更多自由和闲暇，最为根本的还是要加快发展，只有发展才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不过需要言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是完全不同于过去那种粗放型发展的创新型发展模式。因为就粗放型发展模式而言，虽然它也可以凭借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大规模投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生产水平的提高，但这种提高背后所隐藏的实际却是人民群众劳动时间的过分延长，是物质上的丰裕与时间上的紧张的对立局面，以及人的其他社会活动空间的严重挤压。而为了使人民群众能够同时获得“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19]652，我们就必须转变发展思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12]201。为了实现创新发展，我们必须做到：第一，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发展理念，实现发展动力的根本转换。马克思曾指出，社会生产力首先有赖于科学的力量，因此要想加快发展，就必须大力支持发明创造、鼓励技术创新，并以此为抓手来不断对旧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做出变革，对传统产业实现升级和改造，最终完成传统产业由“制造”向“智造”的转变，大大提高生产效率。更为重要的是，还要在不断的科技创新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拓展新领域、培植新产业、开发新产品、打造新业态，着力发展知识密集型经济，最大限度地把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潜能激发出来，提高发展质量。第二，统筹推进人才队伍建设，落实人才强国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因此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和引入人才必须放在发展的头等重要的位置。在此基础上，进而把人才优势转化为知识优势、技术优势及产业优势，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引擎。当发展的质量提高以后，“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6]69，这样在劳动时间之外就有大量的自由时间游离了出来，从而使人在“既有钱又有闲”的条件下尽情地去享受物质、文化、政治、社会、生态等不同生活内容，把生活打造得更加鲜活、丰富和多彩。
（二）要以共享为原则实现自由时间的普遍享有，让每个人都能有人生出彩机会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所力求构建的美好生活，是“人人参与、人人尽责和人人享有”的美好生活。关于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我们的方向就是让每个人获得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20]102，只有当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获得了实现自我生活目的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时候，美好生活才能得以真正建成。因此，建设美好生活还须坚持共享原则，其中既包括物质财富的共享，又包括自由时间的共享。诚然，物质财富的共享可以通过构建公平正义的分配保障机制来实现，那么自由时间的共享又当如何做到呢？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其实早就作出了解答——关键是要实行“共同生产”，即要让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投入到社会生产中去，去主动承担起他们应负的生产责任，而不能将自己本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借助于“共同生产”，整个社会用于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将在所有生产者中间发生共同分担，这样单个人所应承担的量就会降低到最低程度，相应地，其所占有的自由时间就会达到最大化。鉴于此，在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构建中，我们必须做到：第一，要统筹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缩小发展差距。自由时间作为剩余劳动的产物，它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实际呈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为了使自由时间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获得普遍增长，我们就必须坚持走共享发展之路，积极为欠发达地区提供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通过以“先富”带动“后富”，从而全面提升其发展层次和发展水平，实现自由时间的全民共享。第二，要以共建为原则，使全体社会成员都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并积极有所作为。只有当所有人都作为生产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加入到生产过程之中，才能确保在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使每个社会成员所应承担的劳动时间量达到最小化，进而使每个人所占有的自由时间随着自由时间总量的增多而同步增长，才能为自身的各方面发展留下更为广阔的空间，为美好生活的实现提供现实条件。
（三）要构建以自由时间为内容的财富观，让人们在时间的内化中获得更多幸福感
诚然，美好生活的实现有赖于自由时间的生成，但相较于量的增长而言，能否切切实实把自由时间用于人的发展之上，从而使其内化于身则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当前，受到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各种不良因素影响，不少人都把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利益视为最大的生命财富，把弥足珍贵的自由时间当作谋取物质财富的因子以及进行无休止享乐的工具，赚钱——消费——再赚钱——再消费构成了其最鲜明的生活写照。对于这种完全以“物”为目的的财富观念，马克思是坚决反对的，他指出，以物和用于物的生产的“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6]200，它所表征的实际是人的不成熟状态，是一种“从狭隘的观点来看的满足”[6]138状态。那么，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财富，我们又当确立何种财富衡量标准呢？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的观点是，对财富的理解不能囿于“纯粹物”的维度，而应该树立“人是目的”的方向，正如他所指出的：“财富不就是……个人的需要、才能、需要、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6]137当明确了这一点后，自由时间就会上升为新的财富衡量尺度，财富就是“每一个个人和整个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6]197。循着马克思的思路，在美好生活的建设过程中，为了避免自由时间发生虚度，从而使美好生活不至于降格到单纯物质享乐的地步，我们必须做到：第一，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树立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理想信念作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它对人的行为和生活具有指导和塑造作用，通过加强理想理念教育，可以唤起人们的自觉意识，使其清楚地认识到生活的真谛并不在于无限的物质欲望、经济冲动或是肉体享乐，而在于自我生命价值的创造和人生意义的实现。这样一来，他们便会主动地抵制“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倾向，而把时间用于自身的发展之上，从而过上一种真正有意义的生活。第二，要打破以物为绝对内容、以物化劳动时间为唯一标准的财富评价体系，同时树立以人的发展为旨向，以自由时间为重要内容的新的财富观。通过这种财富观上的变革，促使人们把自由时间全都用于“创造型”和“求知型”的活动之上，使自由时间内化为自己的生命强度和生命厚度，从而获得无比强大的收获感、满足感和幸福感，过上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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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条件下，美好生活就其深度和广度而言已经远远超出一般物质文化需要满足的范围，而上升至“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在这一转变当中，作为人的发展的主体性条件的自由时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突显，因为只有当人们充分地占有了自由时间，他们才能做到自主地选择和自由地施展，才能去追求和创造自己所向往的生活。自由时间作为马克思理论中关乎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基本性范畴，它以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活动为内容、以人的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为实质、以人的生命意义的获得为归旨，因此是开辟人类理想生活模式的重要载体和基石。然而，鉴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不充分、不平衡以及不协调发展，这就使得在自由时间的供给、分配和利用上尚存在很多问题，从而阻碍了美好生活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以马克思的自由时间理论为指导，一方面致力于自由时间的广泛生成和普遍享有，另一方面更需明确自由时间的内涵要义和实质所指，只有将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让人民群众的生活变得更丰富、更鲜活、更多彩，变得积极且富有意义，进而达到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美好生活。
深化水利项目前期工作。认真抓好2014年度重大水利项目建设计划编制和实施。加快推进汀溪水库群至翔安原水输水工程、官浔溪中上游河道治理工程等14个项目前期工作，力争取得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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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Time:A New Dimens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eople’s Good Life in New Era
LI Yang1,2
(1.School of Marxism,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Shanghai 201620,China;2.School of Marxism,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 It is not only a new dimension,but also a necessary dimension to construct a better life for the people in the new era guided by Marx's theory of free time.In current China,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eople’s material living conditions,free time—as the subjective condition of human development,has become an urgent realistic need for people to achieve“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and a better life.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eople’s good life in the new era,the significance of free time is as follows:it can open up the multi-dimensional aspects of life and make it vivid and three-dimensional;it can elevate the level of meaning of life and make it rich and heavy;it can endow life with internal driving force and make it glow with infinite possibilities.However,in view of the insufficient、unbalanced and uncoordinated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process of our country,this makes the people’s possession of free time still insufficient,the distribution of free time still uneven,and the use of free time still wasted,thus seriously restricting the good life.Therefore,in order to achieve a better life in the continuous enrichment of life content and the continuous richness of life significance,innovation must be taken as the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the massive generation of free time,take sharing as the criterion to realize the universal enjoyment of free time,and take the change of wealth concept as the grasp to promote the internalization of free time.
Key Words: the new era;free time;good life;generation;internalization
中图分类号： D6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359（2019）06-0015-08
收稿日期： 2019-02-21
作者简介： 李洋（1989-），男，安徽淮北人，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师资博士后，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访问学者。
基金项目： 上海市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空正义维度研究”（2019EKS004）；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项目“马克思的社会时间理论与人民美好生活构建研究”（19HZK032）
责任编校 顾金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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