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学研究的方法论认同与理论创新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情报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问题的提出
我国情报学者经过20多年来的共同努力，实现了恢复情报学的任务，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一个包括研究方法、理论构架在内的学科体系，将情报学的学科地位提升到了中国学术史上的最好水平。然而，如果对我国当前的情报学状况做一审视性的思考，就会发现，我国的情报学研究还存在着方法论上的困境，以及思想理论创新不足的问题。这突出地表现在某些情报学研究成果的“自说自话”的“精英学术”倾向和缺乏科学性的“庸俗学术”倾向[1]。由此引发的一个结果是：一方面，一些成果因方法先锋、学术规范程度较高，却知音寥寥；另一方面，大量的情报学成果又因没有科学的方法论作为依据，从而变为低水平的“学术赘品”[2]。简言之，“有学术少思想”和“无学术无思想”的现象，越来越阻碍着我国情报学在新世纪的成熟和发展。实际上，任何一门学科的成长都不能离开公众和社会的需求，以及学者方法论的尝试与理论的创新。从西方情报学发展史上看，无论是约维兹(M.C.Yovits)、兰卡斯特(F.W.Lacaster)、萨拉赛维克(T.Saracevic)、哥夫曼(W.Goffman)，还是维里克(B.C.Vickery)、法拉丹(J.E.L.Farradance)、布鲁克斯(B.C.Brooks)和德本斯(A.Ddbons)等，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大师级的情报学家，并长期引导情报学的主流范式，都是因为他们在方法上的独特贡献。甚至可以说，没有一种创新性的方法论，便不会有与之相适应的情报学新理论、新思想的产生。同时，也不会出现具有原创性、多样性的科学发现。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情报学界始终关注的一个核心，就是中国情报学如何在整个人文与社会科学中获得其应有的学科地位的问题[3]。为了实现这一学科建设目标，许多情报学者积极地倡导“问题意识”[4]和“规范意识”[5]，且成为世纪之交我国情报学界的一大学术景观。可以说，这两个向度的努力都在某种意义上把握住了中国情报学的现代性和本土性问题。围绕着上述问题，情报学界以《情报学报》、《情报科学》、《情报理论与实践》、《图书情报工作》、《情报学进展》等学术刊物为媒介，展开了一系列方法与理论的探讨。同时，一些具有现代学术背景的中青年学者还从借鉴欧美正盛行的研究方法入手进行了“中国问题域”的研究，这些智力性工作对实现中国情报学的现代化、国际化和规范化起到了极大的学术示范作用。
2 方法论认同问题
应当说在目前国内情报学方法论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对西方情报学中方法论资源的利用和借鉴，在建立中国化的情报学学科制度方面是很有价值的。
然而，这种方法论的选择与应用还有一个人们是否认同、怎样认同的问题。认同，一般表现为同一性和独特性。学术方法上的认同，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学术研究的主体——学者或学者群体所选择和使用的研究方法一致性与差异性。作为一种社会认同的情报学在方法论上的认同，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在特定学术领域中，学者在方法论上的认同常常会成为方法论创新的前提之一。不管是作为个体行为，还是群体行为的学术研究过程，都存在着方法论上的趋同和求异现象。由此情报学研究方法，或者变成一种知识群体或学派的研究时尚，或者变成某些学者的学术风格。例如，萨拉赛维克、哥夫曼、维里克三位情报学家尽管都是把情报传播过程作为研究对象而成为情报学社会传播派的代表[6]，但他们的研究角度、研究风格、立论过程与研究取向上却存在着差异，这就是方法论个性化的必然结果。我国的情报学者，如卢太宏、文岳雄等人的研究，在方法上也独具特色，卢太宏在其论文《情报科学的三个研究规范》[4]中，就成功地运用了分类剖析与功能主义分析的“问题域”方法，并开辟出一条中国本土化的情报学理论体系研究路径。国内外著名情报学家的学术经历都表明，情报学巨子的研究风格与方法模式一旦形成，就会成为其他情报学者认同的对象，从而成为持续地影响情报学者以及相关学科学者研究行为的重要因素。甚至会成为颇为流行的一种方法，使人在做同类研究时难以绕开。
当前我国情报学界在方法论认同这一点上却还存在着不少问题，进而导致了方法论的困境。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情报学者个体方法认同“趋同化”[7]，研究缺少个人风格；二是情报学者群体方法论认同“无序化”[8]，研究形不成学派影响；三是情报学者情报学方法论认同“陈旧化”[9]，研究没有现代性。方法论认同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导致了中国当代情报学方法总体落后的状况。另外，情报学研究方法论上存在的问题还同情报学者的现代科学素质有关。以往的经典情报学研究方法是以因果决定论的线性科学为基础的，而鉴于现代社会情报结构、社会情报现象及社会情报问题的复杂性或丰富性，中国情报学在方法论上必须实现由单一化向多样化、线性化向非线性化等的转型与创新。当代研究者的科学素质离不开对非线性科学的把握。这不啻为增加情报学科学含量的必然选择。所谓“科学”的情报学就是一个可以承受各种理性的和经验的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方法的分析、研究的结果，也就是说可以将社会情报现象、社会情报行为理想化或客观化解释的方法论演进过程。换言之，由于社会情报现象是一种异常复杂的系统，其中充满了大量的非线性因素和不可测度因素，唯其如此，情报学比之其它学科是一种更依赖于或偏倚于方法论的，兼具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社会科学。
3 理论创新问题
与方法论认同问题相应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情报学理论创新的问题。学术的成熟与发展必须以理论创新、思想创新或“范式的革命”为本。没有创新，学术就没有生命力。中国当代情报学的一个问题就是理论创新不足。表现为：研究者在选题上虽不乏新意，但提供不出既能干预现实社会情报结构、情报活动，又有深邃思想的体系，致使在情报学理论建构上无大作为。无原创理论就意味着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情报学大师，而大师级学者的短缺，加之欧美等国情报学的强势地位又使其理论成为我们争相效仿的范式，从而更加剧了本土化情报学理论的“悬空状态”的延续。近年来情报学界在“规范”研究方面虽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思想精湛之作，以及布鲁克斯、萨拉赛维克、德本斯式的，以理论见称的情报学大师却千呼万唤不出来[10]。究其原因，可能与中国情报学知识积累薄弱、思想方式单一、学术藩篱较多、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影响较大、学术批评制度不健全，以及过分重视实证研究的实用价值等因素不无关系。
学术创新，从本质上说应该是思想的创新。而思想的创新，又是情报学理论创新的核心内容。从总体上看，我国情报学论文缺少学术个性和思想内涵。文章虽多、篇幅虽长，但真正在理论上具有创造性和建树的不多。“多几篇不算多，少几篇不算少”的现象说明，我们还缺少“诚实之作”和“慎思之作”。随着学术风气的恶化，重复性、非学术性的研究工作还在延续，并在新的形势下得到某种程度的强化。
当然，这里应该补充说明的是，我们提倡理论创新，必须以中国的本土情报文化、社会情报结构为基础，同时不拒绝西方情报学理论资源，但并不是说理论创新必须以西方情报学大师的范式为唯一标准。那样，也便失去了原本的创新意义。开创性的理论行为，是使一门学问达至最高境界的重要途径。以质的研究为例，可以选择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等“另类范式”，但必须克服其相对主义、精英主义和抽象主义的弊端。
4 方法论认同与理论创新的关系
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情报学理论和方法是处于互动关系状态的，也就是说，二者是互相促进的。情报学本身无方法，离开了社会情报活动事实这个基点，方法也不会起作用。方法是手段，不是目的。一方面，方法论的认同可以促进情报学理论的创新，满足21世纪中国情报学本土化、全球化、综合化、成熟化、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如果中国的情报学理论有了重大突破，也能够验证方法论的科学性，并使之广泛应用。诚然，处理好这一关系无疑将有助于促进“情报科学的多样性”，从而达到情报学与科学学、科学哲学、认知心理学等多学科的优势互动。
方法论的认同与理论创新具有挑战意义，这在西方情报学理论上是屡见不鲜的。方法论的认同，不仅有助于提高情报学对重大社会情报问题的解释能力，而且还对最大限度地完善方法论体系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方法论的重要性在于它本身并不亚于情报学理论建构，甚至可以说就是一种创新的理论建构的前提。如结构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等，其方法论与理论简直就是同构的，很难截然分开。另外，独特的方法论选择，一经与特定的情报学研究视角、论域相契合，就能成为独创的情报学理论研究的工具性条件。在情报学理论创新过程中，还要以科学的“规范”为形式，并使之能促进新思想的产生。规范是为理论创新服务的，而不应成为束缚创新的东西。
方法论的认同不易，理论的创新则更难。但是，只要我们从事情报学研究，就一刻也不能停止利用科学的、恰当的方法来进行理论与思想的创新。情报学者只有借助自己的和它学科的方法以及不断地改进研究方法，才能实现情报学理论建构的学术使命。值得欣喜的是，2004年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颁布试行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必将为包括情报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的积累与创新提供更好的规制条件。
收稿日期：2006-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