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义如何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唯物主义论文,唯物主义论文,主义哲学论文,基础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唯物主义古已有之。为什么在马克思那里，唯物主义成为了作为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认为，它是唯物主义在社会领域的推广。但是，古希腊唯物主义就开始了“推广”，如德谟克利特的幸福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等。近代唯物主义则更是以“推广”为其特色。社会与自然的根本差异就是有人。因而，他们都以论人为自豪，如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孔狄亚克的《人类知识起源论》，爱尔维修的《论人》，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等。德国哲学（青年黑格尔派），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是以“推广”，即以自我意识代替人构造自己体系为其拿手好戏。其结果，它们都走向了唯心论，因而，“推广”还不足以说明马克思的方法特征。如果我们认真地研究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年间（即1845～1846年前后）的实践和思想发展历程，就会发现，马克思从唯物主义到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在于论人方法的逻辑转换。马克思吸收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论人方法的主要成就，运用经济学研究所获得的成果，批判和改造了施蒂纳哲学的合理因素，终于摆脱了德国哲学人本主义方法，发现了认识评价人和人的社会的科学方法。马克思运用科学方法论人，因而阐明了人和人的社会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
一
唯物主义如何导向社会主义？1844年马克思提出了这一论题。他在致费尔巴哈的信中说：“在这些著作（指《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引者注）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50页。）费尔巴哈的“人”和“类”（社会）的概念，是否是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我们暂且存而不论。但马克思的论题蕴含了两个问题：第一，唯物主义是否认识人和社会，它是成为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的前提；第二，唯物主义成为社会主义哲学基础是否可能，即论人和社会的方法问题。此时，第一类问题对于马克思已经不是问题。1843年的《克匀茨纳笔记》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已标志马克思确立了唯物主义立场，而且他已运用唯物主义去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等社会问题。（注：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9～149页。）但第二类问题，才是他当时最大难题。由于他尚未发现论人的科学方法，在论人和人的社会时，他仍然不得不采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方法。毋庸讳言，马克思如果继续停留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方法上，马克思的命运也只能是下半截的唯物主义，上半截的唯心主义。
1844年底，在批判鲍威尔唯心主义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了唯物主义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途径。他说：“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尔，一派起源于洛克。后一派主要是法国有教养的分子，它直接导向社会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0页。）在欧洲近代哲学史上，洛克开了唯物主义论人的先河。洛克是斯宾诺莎的学生，但是他们论人的方法绝然不同。斯宾诺莎的代表作《伦理学》就其内容来讲，包括自然观、认识论和伦理学。自然（神）是绝对的必然的永恒实体，人从自然分化出来，并与自然相对立，表现在人身上的就是情感意志与理性行为的对立。但人可以通过理性对自己的情感意志和外在事物达到正确理解，此时外在必然就转变为人的内在意识到的必然，从而达到了人的自由这一“至善”的“人生圆满境界”。因而，人的世俗世界与自然（神）世界的对立，通过人的理性认识，最后在道德的“至善”境界，得到了“圆满解决”。所以，世界要达到几何公设般地和谐归根在于人的理性追求善的道德行为。斯宾诺莎虽然在自然观上是唯物的，但是由于他用人本主义哲学道德化方法论人，即把社会历史观所要解决的前提、动力、目的等基本问题归根于“人的行为”可用善恶评价的道德原则。因而，当他用人的道德理性去说明世俗世界和神的世界对立的根源时，他仍然陷入唯心主义的囹圄之中。洛克的论人方法则迥然不同。他提出了著名的“白板说”，认为人的心灵既然是一块“白板”，人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感觉。凡在理智中的，无不先在感觉之中。所谓“天赋的”观念，普遍同意的道德实践原则，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比如：公道，如果说公道是一致同意的，那么社会就不会再有谋财害命的现象等。他说：“人底行动是最能解释他们底思想的。”（注：（英）洛克：《人类理解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7页。）人的感觉行为既然否定了这些原则，那么还说这些道德原则是天赋的，则是十分荒谬的。因而，人的道德良知归根要用“人底行动”来说明。洛克从人的感觉行为开始，揭开了人本主义哲学道德化方法借用神学笼罩在人的道德理性上的虚伪面纱，人的感觉行为从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哲学必然的真诚。虽然洛克的唯物主义也有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不彻底性，但他开了唯物主义感觉论论人的最早尝试。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继承和发展了洛克的方法。它的杰出代表是爱尔维修。马克思说：“爱尔维修也是以洛克的学说为出发点的，他的唯物主义具有真正法国的性质。爱尔维修也随即把他的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爱尔维修‘论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5页。）社会是人的社会。所谓“社会生活”，实际是“论人”。在古代哲学中，“论人”的思想前提就是伦理学，即关于人的行为善恶评价的道德原则。所以，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就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对人的道德行为作出正确的哲学诠释。在“论与不同的时代和民族相联系的正直”时，爱尔维修认为，人的美德不能用观念来说明，而应把“美德”同时代、历史和民族利益相联系。人的行为之所以“相继”在不同时期有“美德”和“罪过”之分，它是由各个时代民族的不同利益决定的。因此，人的行为道德价值评判应由利益来说明。（注：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18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64～465页。）爱尔维修，包括霍尔巴赫和后来英国的边沁等，他们都遵循了这一方法论原则，从洛克哲学中人的感觉行为出发，阐述了他们“论人”的哲学主张：1.既然人能认识人的“合乎人性的东西”，从而“认识到自己是人”，因而，人是这个世界的主体；2.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3.“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因此，应改造环境，改造社会，改造人本身，等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6～167页。）在马克思看来，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用感觉、利益、环境来说明人的道德行为的正确方法，第一次在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马克思这一认识，决不仅仅是思想的自我发现，它是马克思青年时期社会实践的必然结晶。1842年，在“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中，马克思从各等级对出版自由的不同态度认识到：“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2页。）1842～1843年，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第一次挺身为捍卫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进行辩论，并“陷入困境”。1859年马克思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时，谈到这一次实践活动对他的研究方向产生的重大影响时说，这个事和他后来替《莱茵报》驻摩塞尔记者辩论时接触到的关于摩塞尔地区酿造葡萄酒农民的贫困状况的大量材料，它“第一次推动我去研究经济问题”。（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7～8页。）1844年，鲍威尔唯一地认为法国革命丢了“批判”“精神”，而迁就了“群众”利益。马克思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资产阶级在1789年革命中的利益决不是‘不成功的’，它‘压倒了’一切，并获得了‘实际成效’，尽管‘激情’已经消失，尽管这种利益用来装饰自己的摇篮的‘热情’之花也已经枯萎。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3页。）在这里，马克思阐释了利益对于人的行为动机的基础决定作用。所以，当法国唯物主义用利益来说明人的道德行为时，马克思终于发现了唯物主义导向社会主义的正确的方法和途径。
二
现在，我们该论及费尔巴哈了。在《神圣家族》以前，马克思对费尔巴哈还是肯定的。但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前所未有的一种方式将他们自己与费尔巴哈区别开来”（注：（英）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8页。）。从1844年到1845年，前后不到一年，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认识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原因有两个：第一是一直被人们认为看不出对马克思有任何影响的施蒂纳哲学，恰恰对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论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是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
首先，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为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活资料。施蒂纳不同凡响，一向前就抓住了费尔巴哈的要害。他认为，费尔巴哈的哲学出发点虽然是“人”，但他的“人”，只不过是具有“人的最高本质”的被客观化的神，它仍然无法进入“人的生活”。人的道路应与费尔巴哈相反，从“唯一者”开始。所谓“唯一者”，就是“我”，现实存在的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那么，“唯一者”进入人的生活是如何可能的呢？
1.“我”从“唯一者或实现的个人”出发。“我”“以无当作自己事业的基础”。他研究了数千年的历史，洞悉了神的奥秘，从中发现，人的事，神的事，无非都是利己的事。因此，“与其无私地为那些伟大的利己主义者继续效劳，还不如自己也成为利己主义者”。（注：（德）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页。）因此，我将我的事业置于我自己的基础上。一切其他事物对我皆无，我的一切就是我，我就是“唯一者”。花样尽管不断翻新，但谜底只有一个，“唯一者”，就是以德国小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为原型的“现实的个人”。“我”是如何开始人生的呢？因为我是创造性的无，是作为创造者的我自己所赖以创造一切的这个无。“我集创作者和被创造者于一身”。这种创造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我具有独自性。“独自性就是我的全部本质和存在，就是我自己”（注：（德）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64页。）。独自性不仅摆脱了你所不欲的东西，而且拥有了你所意欲的东西。这样，世界就成了我的世界。“我”就是这样凭着“良好意图”，进入了人的世界，成了世界历史的创造者。
2.过去时代的历史，是“唯一者”的自我发现、自我完善史。换言之，“唯一者”的自我完善史也就是一部现实的历史。历史伊始，首先是儿童，儿童相当于古代人。儿童只是饮食、玩具，沉浸在眼前的物欲之中。儿童没有理想精神。儿童是依赖于事物的现实主义。但儿童有利己主义本性，于是儿童发现了自己，成了青年。青年比儿童完善，理想充满了心灵。青年是依赖于精神的理想主义。青年虽然有了精神，但他又把对象搁在一边。刚才发现的我，即精神的这个我，立即又丧失了我。于是，我发现了彼岸完善的精神。青年成了现代人。现代人不再像儿童那样沉溺于事物，也不再像青年那样只追求精神。现代人按自己的利益来把握世界。世界便成了我心目中的世界。我把一切都归于我，这就是完善的现代的利己主义个人。
3.在现时代，我的自我意识使我成为了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所谓“自我一致”就是利己主义现象与本质相符合。他认为，斤斤计较，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和“自我牺牲”的共产主义，他们都够不上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他装腔作势拿起架子，说，你们一定要牢记阿婆罗神庙的缄言，“反复地认认自己”，一定要了解你们的本来面目。现象和本质的一致究竟如何才是可能的？他终于抛出了底牌，那就是你应该意识，你才是利己主义。换言之，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就是那些自己意识到自己是利己主义的利己主义。这样，你的现象才符合你的本质。它是人生最完满的境界，全部历史最高的价值目标。“唯一者”，从“我”出发，依靠独自创造的良好意图，阅尽人间沧桑，最后终于成为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的“现实的个人”。
施蒂纳论人的方法虽然远比他同时代的人“精致”，但它仍不过是德国人本主义哲学道德化方法的翻版。马克思说：“德国哲学是从意识开始，因此，就不得不以道德哲学告终，于是各色英雄好汉都在道德哲学中为了真正的道德而各显神通。费尔巴哈为了人而爱人，圣布鲁诺爱人，因为人‘值得’爱，而圣桑乔爱‘每一个人’，他是用利己主义的意识去爱的，因为他高兴这样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4页。）这种从“意识”开始，把哲学变成“道德哲学”，然后在真正的道德中各显神通的方法，就是人本主义哲学道德化方法。黑格尔是最大的魔术师，德国哲学都在他的节目单上。他从斯宾诺莎的“实体”出发，实体经过自为的发展过程，上升为自我意识，即达到主客体同一的绝对精神。黑格尔“用自我意识来代替人，因此最纷繁复杂的人类现实在这里只是自我意识的特定的形式，只是自我意识的规定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44页。）。自我意识在历史王国，凭着神的善良意志，开始了创造历史的活动。它经过历史的幼年、青年、成年，最后到达成熟的老年，即日耳曼世界。在那里，精神成了世界精神，它是世界历史的“圆满境界”。如果有人追问：黑格尔的体系和斯宾诺莎的体系为何如此相似？答曰：原来他们都是人本主义哲学道德化方法的制品。鲍威尔仿效黑格尔论人的方法，把自我意识绝对化，人成了一个绝对的纯粹的“批判”精神。费尔巴哈的哲学出发点是“人”。人本在社会中，但他是被抽出社会本质的自然人，而不是现实中的人。“在宗教哲学里，我们终究还可以看到男人和女人，但是在伦理学里，连这最后一点差别也消失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9页。）他们因为爱而消融。于是，爱代替了一切，爱成了创造奇迹的神。爱创造了人、社会和世界历史。一部历史是一部爱的宗教变迁史。费尔巴哈的“人”，就这样成为了被抽去社会本质的自然人、宗教人和道德人。这种“人”，仍然是无法进入“人的生活”的“共同人”，“一般人”。“一般人＝‘思维着的人的精神’”。（注：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页。）费尔巴哈的“人”，仍然是黑格尔用自我意识代替人的思辨哲学的影子。1844年11月，当恩格斯看见施蒂纳的“惊世之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的校样后，当即给马克思写信说：当施蒂纳摒弃了费尔巴哈的‘人’时，他就是对的。“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伸出来的，费尔巴哈从上帝进到‘人’*
这样，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轮。”（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2～13页。）因此，如果从费尔巴哈的“人”和“类”出发，那“就是对历史的莫大侮辱”。
从施蒂纲“精致”的论人方法，马克思发现了费尔巴哈方法的错误。那么，费尔巴哈的错误能否证明施蒂纳论人方法的正确性？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施蒂纳论人方法对马克思探索唯物主义成为社会主义哲学基础是如何可能的产生了重要影响。施蒂纳的“逻各斯”虽然那样神秘，马克思去掉它的神秘外壳，终于从中发现了“人之光”。(1)“圣物世界归根结底集中于‘人’”。人是“全部过去历史的积极的主体”，世界历史的创造者。(2)“‘人’这种统治扩展到全部现存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扩展到现存个人的一切特性。一切都是属于‘人’的，因此世界就变成了‘人的世界’。”(3)但是，这个人是“现实的个人”，而不是施蒂纳的“哲学观念中的个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2页。）可见，马克思的方法建立的基础同施蒂纳相比，有本质的不同。当然，这一点还须进一步证明。
三
马克思论人方法基础的确立，事实上是马克思在1843～1845年研究经济学过程中获得的成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有别于费尔巴哈的是，不是用“爱”去规定人的类本质，而是从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劳动来规定人的类本质。但是他把一部历史看成是一部人的本质即劳动异化史，对异化的扬弃仅仅看成是人道主义的要求，而不是物质生产发展的结果。显然，他的论人方法仍然暂时还得借用费尔巴哈的。但是，1845年3月，在评李斯特经济学著作中，马克思有了新的发现。当论及人的异化劳动同废除私有制的关系时，马克思说：废除私有财产只有理解为废除“劳动”时，才是现实的。“当然，这种废除只有通过劳动本身才有可能，就是说，只有通过社会的物质活动才有可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55页。）在这里，带引号的“劳动”，无疑是指1844年《手稿》中讲的异化劳动。既然废除私有制只有通过现实的劳动才有可能，那就是说，人的历史并不是一部劳动异化史，而是一部劳动的发展史。人的劳动异化只是一般劳动，即社会的物质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样，它也必将随着物质活动的发展而消除。社会的物质活动不是个人道德行为的结果，而是个人道德行为背后的真正原因。因而，个人本质异化的历史，只有通过生产的物质活动才能得到正确地说明。如果说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发现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论人的方法，但那时他仍保留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论人方法，因而，人本主义论人方法法国唯物主义论人方法还是同一的话，那么，只有在评李斯特经济学著作中，才标志着马克思的论人方法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论人方法对立起来。此时，虽然尚未达到辩证法的“扬弃”，但是它预示处在逻辑转换中的科学方法即将诞生。而辩证的“扬弃”，只有在批判施蒂纳哲学这一步才能完成。所以，恩格斯说：“我们不应当把它丢在一旁，而是要把它当作现存的荒谬事物的最充分的表现而加以利用，在我们把它翻转过来之后，在它上面继续进行建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2页。）。显然，对待施蒂纳哲学，首先要克服其唯心主义缺陷，将其翻转过来，赋予其唯物主义内容。然后，可以利用其合理的形式，“在它上面继续进行建设”。马克思在结束对施蒂纳的批判时，阐述了他的方法与施蒂纳方法的差别。他说：“‘唯一性’——如果像上面所谈的，把它了解为独创发展和个人行为一不仅是以同善良意志和正确意识完全不同的东西为前提，而且是以同桑乔的幻想恰恰相反的东西为前提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6页。）“个人行为”是以“善良意志”为前提，还是以相反的东西为前提，这就是马克思的科学方法与人本主义论人方法的分水岭。后来，列宁对历史观中的论人方法，提到哲学史的高度进行了概括。列宁认为，以往的历史理论有两个主要缺陷：(1)从个人来讲，“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2)“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事实上，这两点是相联系的，“个人行为”后面的真正动因，就是人民群众的活动，而不是“善良意志”。列宁真正读懂了马克思论人的科学方法。因此，马克思论人的科学方法与施蒂纳人本主义哲学道德化方法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从事实本身的联系”出发，揭示了“个人行为”背后的真实动因。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是“现实中的个人”，而不是“哲学观念中的个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开始就提出，我们要谈的前提是“一些现实中的个人”。显然，这里的“前提”，有别于前面的“个人行为”的真正前提。在那里，“前提”的内涵是指起决定作用的原因。而这里的“前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既不是施蒂纳那种掠夺社会，吞吃国家的利己主义个人；也不是费尔巴哈的“共同人”、“一般人”和道德人。它是指一定的具体的历史中，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个人。所谓“现实中的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注：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从客观事实出发，“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人类的历史，首先是一部现实中的个人的生存方式的发展史。一定社会历史具体存在的现实的个人，他们才“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历史唯物主义以“现实的个人”为前提，更为重要的还是方法论上的原因。恩格斯认为，与费尔巴哈论人的方法相比，“达到‘人’的真正道路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像施蒂纳那样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这里上升到‘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3页。）为什么必须要从现实的个人才能上升为人，“必须从个别物中引伸出普遍物”呢？因为科学的开端只能从个别开始。黑格尔在《逻辑学》中一开始就提出科学应当如何开端的问题。他说：“开端必须是绝对的”，“它于是不可以任何东西为前提，必须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也没有根据；不如说它本身倒应当是全部科学的根据。因此，它必须直接了当地是一个直接的东西，或者不如说，只是直接的东西本身。”（注：黑格尔：《逻辑学》（上），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54页。）黑格尔的开端是“绝对的”开端，这正是其方法的合理性。列宁说：科学就是“从最简单的基本的东西出发（存在、无、变）”，“在这些基本东西那里，‘全部发展就在这个萌芽中’”。（注：列宁：《哲学笔记》，第92页。）比如，马克思的《资本论》，不是从价值出发，而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最简单最基本的细胞商品出发。现实的个人是一社会中最简单的最基本的存在，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开端，全部发展也就在这个萌芽中。他不以任何“正确意识”为前提，他以“他们自己的活动”为前提。他不以任何“善良意图”为根据，“他们自己的活动”就是根据，也无需任何中介。他的存在是直接的，即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些以一定方式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个人，就是他们，在一定的现实生活过程中，发生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从而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结构和国家等。一言以蔽之，现实的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中才真正上升到人，即社会关系总和的人。这才是科学认识人的道路。
从社会存在出发，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只是科学方法论人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在上面“继续进行建设”。马克思吸收了经济学研究中的成果，运用科学方法批判改造了施蒂纳的哲学，揭示了“个人行为”后面的真实原因，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1.“个人行为”自我完善的真正动因是“生产的物质条件”。马克思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生产条件不同，个人的完善化程度也就不同。所以，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个人行为”的不断完善，人类价值目标的丧失和获得，不是施蒂纳等人“善良意志”的自我发现，它是生产的物质条件，即生产方式的结果。
2.“个人行为”自我完善的创造活动是受动性和能动性的辩证统一。现实的个人自我完善的创造行为，是一种现实的活动。它是“个人创造世界的活动和个人从世界获得的推动力”的统一。现实的个人首先面对的是感性世界，旧唯物主义对它的理解是“直观的”，而实践的唯物主义则把它“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这种活动，“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本质上是一种自主性的创造活动。现实的个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不仅创造了个人自身，而且创造了个人赖以生活的现实基础和生存环境。但是，现实的个人创造世界的活动又是受客体制约的。个人必须从世界获得推动力。因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5页。）显而易见，只有这样一些受客体向度制约的以创造性“自主活动”为特征的具有主体向度“现实的个人”，他们才能成为创造历史活动的主体。（注：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148页。）与之相反，“唯一者”的独自创造只是唐吉诃德般的主观幻想。
3.“个人行为”自我完善的现实生活过程，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社会历史不是“唯一者”的“逻辑虚构”，而是现实的个人的现实的物质生活的生产过程。在古代，由于生产力太低，每个人不是做奴隶就是拥有奴隶，因而，隶属于某个民族成了人的“最自然的利益”。这就出现了以人的依赖性为特征的古代的个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无情地割断了人的依附关系的血缘和自然纽带。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特有性质，现实的个人跳出了宗法等级特权统治的魔窟，但又陷入物役性社会统治的泥沼。马克思说：“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这样就给现有的个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确立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5页。）这就意味着无产者将在生产力巨大增长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消除以物的依赖性为特征的交往关系，建立共产主义联合体。在那里，个人摆脱了人和物的依赖关系，向上发展为“全面发展的个人”。“个人行为”不断完善化的这一现实历史过程，反映在理性思维中，同样经历了一个具体—抽象—具体的逻辑进展过程。由此可见，马克思把现实的个人作为方法的开端，其理想目标则是“全面发展的个人”，而联结这两端的是“个人行为”自我完善的真正动因，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方式及其矛盾运动由低级向高级全部发展的逻辑进程。
总之，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人，人才终于摆脱“神的王国”的幻想，走进了“人的生活”和人的社会。马克思以现实的个人为前提，通过揭示现实个人行为后面的真实动因，摸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于是，唯物主义成为了作为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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