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周边外交的发展演进①
丑则静
摘 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周边外交始终因循思想理念探索与外交政策实践兼备、双边伙伴关系与多边机制合作并重的演进路径，经历了深刻的历史变迁，取得了丰硕的外交成果。这其中，国际地区形势风云变幻与中美关系竞合发展，赋予中国周边外交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与核心议题，成为理解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线索。当前，周边外交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布局的首要。依托自身综合国力不断增长，中国正实现对周边、国际事务的全方位参与。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正逐步超越传统“对大国外交”，更多地是以“大国”身份，透过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全面提升中国周边外交的影响力与塑造力。
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70年 周边外交 思想实践 双边与多边 议程影响力 机制塑造力
美国国际问题专家亨利·基辛格在《论中国》中曾言，“从公元前3世纪中国崛起为一个统一的强国到1911年清王朝的覆亡，中国一直占据着历史悠久的东亚国际体系的中心地位”，“中国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始终视自己为世界的中心”。(1) 〔美〕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前言第XII页。 但这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地缘环境却并未有效转化为现实地缘政治优势，中国是目前世界上邻国最多，邻国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制度、社会发展水平最复杂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而由陆上相邻、海上相接相望国家所组成的“周边”，或因国际、地区形势发展演变，涵盖中亚、西亚、南亚等地区的“大周边”，已经也必然成为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
中国对于周边外交的探索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便已展开，积累了丰富的周边外交政策理念与实践经验。进入新时代，围绕中国周边外交的布局与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96页。 周边外交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布局的首要。
一、冷战时期的中国周边外交：思想与实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了以独立自主崭新姿态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事务的新时期。但鉴于世界范围内冷战大幕已然开启，受制于美苏均势化的国际与东亚地区秩序，中国周边外交不得不以美苏两极划线，回旋余地有限，缺乏自主性。如何处理与美苏两极的关系，如何打破新中国成立初期较为孤立的周边外交局面，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周边外交理念构建与实践探索的核心。
(一)美苏两极格局：中国周边外交的思考起点
新中国成立之初，正值国际上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激烈对抗之时。为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发展，美国积极推行对华敌视、遏制政策，并将其作为美国总体冷战政策的一部分。在这种背景下，出于防止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保障国家安全，并尽快获得国际承认，获得必要援助的战略考虑，毛泽东于1949年6月，第一次公开阐述“一边倒”思想，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在驳斥各种错误思想的基础上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3)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3页。 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缔结，标志着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战略的正式确立。
“一边倒”战略，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战略的核心，表明中国坚定地站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是对美国推行对华敌视、遏制政策，恶化中国周边军事安全形势的有力回应。尽管此后一个时期，美国在军事上介入朝鲜、越南以及中国台湾内部事务，使得中美两国在朝鲜、越南以及台湾海峡三条战线上激烈对抗，并将中国描绘为“亚洲共产主义威胁的中心”，积极搭建地区性“半月形反华包围圈”，导致中国周边军事安全形势一度风声鹤唳，但受惠于“一边倒”战略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革命力量团结一致”的国际统一战线，使中国成功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孤立与扼杀压力，国内政权稳定，社会主义事业也得到蓬勃发展。
但受美国对华敌对政策持续影响，加之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国关系逐渐恶化，中国周边外交环境一度十分险恶。中国在那一时期曾经同多数地区国家处于敌对状态，向东有美国、日本、韩国、菲律宾步步紧逼；向北与苏联激烈对峙；向西南与印度兵戎相见；向南与印尼、南越同样关系紧张。(4) 颜声毅：《当代中国外交》(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3页。 为争取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地区外部环境，中国领导人注重推动周边外交思想理念创新，形成了一系列广受国际与地区关注的地缘战略思想，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渐被确立为中国开展周边外交的基本准则，主要针对“如何在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下，灵活开展外交工作的问题”。1953年12月，周恩来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6月在中印两国总理和中缅两国总理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又再次明确共同倡导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为主要内容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始终相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坚持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能够巩固和发展中国与地区国家间的团结。
(二)中美关系改善：中国周边外交的调整条件
金融影响实体经济的基本理论依据是金融发展理论，主要包括金融结构理论、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等。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学者们认识到金融规模的扩张是有边际的，即金融发展水平超过了一定边界后，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很有限，甚至没有作用。探索金融系统内部结构对经济的影响成为新的研究热点。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进入深化调整期，更需要新型投资、新型消费和技术创新的支持。研究金融结构如何适应当前经济新形势，特别是如何通过技术进步影响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5年三大湾区的GDP分别达到1.4万亿美元、0.8万亿美元和1.8万亿美元。其产业呈现高端化特征，服务业占比均达80%以上，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分别为22家、28和60家。
3.2.3 决策。智慧与判断和决策能力密不可分，智慧农业的重要特色就是决策水平的提升。在传统农业生产及销售过程中，常常因为农户认知水平有限、信息闭塞不流通而做出错误的决策，导致出现诸多问题。有了大数据之后，海量数据能够立体反映客观事物，发掘隐藏的规律和关联，通过预测分析事物未来发展的趋势，帮助数据使用者提前做好相应决策，避免出现扎堆种植养殖，滞销难卖的情况，真正实现从以生产为导向到以消费为导向的转变。
冷战结束前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基本实现正常化，背靠总体缓和的国际地区形势与不断深入发展的中美关系，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中的重要性不断显现。如何探索确立中国开展周边外交工作的原则与路径，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周边外交的重点。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首次将“周边国家”概念从“第三世界”概念中区分出来。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将“邻国、第三世界国家、发达国家、多边外交”并列为中国外交总体布局的四大支柱。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沿用了这一布局，并将排序调整为“发达国家、周边国家、第三世界、多边外交”。2007年、2012年，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在这一布局基础上，对周边外交工作提出了“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与“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等一系列更新、更高的要求。
二、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周边外交：双边与多边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继承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代表的周边外交思想；另一方面不再纠结于过去在意识形态上的争论，更自信地处理与布局地区外交事务。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对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调整和改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问题加以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能够为不同制度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发达程度不同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左邻右舍服务。由于中美关系改善，这一时期中国在周边地区已经不存在公开敌对国家。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周边外交的中心工作便是避免用战争和军事手段解决问题，为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和平的地区环境。例如，中国周边国家关系中最为复杂、敏感、困难的一环中日关系，在1972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极大地缓和了东亚地区紧张局势。与此同时，面对地区范围内的领土与边界争端，邓小平提出“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主张。邓小平在谈及南沙群岛问题时曾多次指出，“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6)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第87-88页。
游乐园不同于那些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部门，作为纯商业机构，它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销售儿童票。但既然肯出售儿童票，就是表明了认可儿童福利的态度。若家长们带着孩子到了大门口，却在园方脱离实际的身高要求之下，不得不给孩子购买成人票，当然一百个不乐意不服气。这也有损游乐园自身的商业信誉，按照他们的逻辑，“儿童半票”岂不成了“矮个子半票”？
(一)把握中美关系大局与中国周边外交
伴随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以及周边外交工作在总体外交布局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中国在双边与多边两个方向扎实推进，切实提升与地区各国双边关系水平的同时，不断融入并参与建设地区各领域多边合作机制，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但不可否认的是，鉴于美国在历史上与现实中的地区巨大影响力，这一时期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推行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这一域外大国因素的影响，中国更多地将“把握中美关系大局作为解决周边问题的核心”。
当前，美国对华战略的权力现实主义色彩在加深。周边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依托，也是中国由“地区强国”向“世界强国”转变的试验场。面对来势汹汹的美国印太新政，对中美关系的特定问题领域甚至全局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如何超越传统的“对大国外交”，更多地以“大国”身份，全面提升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与塑造力，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的中心议题。
进入21世纪，特别是“9.11”事件发生后，中美关系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意义开始逐渐显现。美国方面普遍认为“需要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7) 〔美〕 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http://www.state.gov/s/d/rem/5382.htm. 在此基础上，中美两国以经贸合作为“压舱石”，以在全球和地区治理领域广泛存在的共同利益为“连接线”，积极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健康发展。当然，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两国间一些深层次矛盾与分歧也不容回避，例如，崛起大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天然对立，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分歧。可以说横亘在中美两国间的结构性矛盾之多、分歧之大，远非其他双边关系所能比。除此之外，基于自身在东亚政治、经济以及安全领域的实力与优势地位，美国在东亚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地区战略框架，(8) 信强：《东亚一体化与美国的战略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6期。 留给其他国家的外交空间相对有限。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周边外交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中美关系，且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的竞争已然展开，并开始对中美双边关系走向产生影响。
(二)双边与多边并重：中国周边外交扎实推进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列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应当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已成为集中阐述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如何相处的指导思想，突出体现了中国着眼于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大局，努力参与解决世界难题的担当意识，积极思索人类未来的天下情怀。(11) 王帆、凌胜利：《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第3步：在软件Matlab 2012b中通过编程求得该预测方法的相对误差，并且与BP神经网络直接预测法的相对误差进行对比分析。
首先，在双边层面，实施“伙伴关系”外交，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及“睦邻、安邻、富邻”等周边外交新理念，积极推动与周边地区国家双边关系的改善。所谓“伙伴关系”，即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一种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国家关系模式。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开始于1994年，在1997～1998年间政策趋于活跃与成熟，透过搭建战略层面、地缘层面、双边层面的伙伴关系体系，中国在国际关系调整中的主动性不断提升。以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为例，长期以来由于美韩军事同盟关系的存在，加之朝鲜半岛分裂与对峙，中韩两国关系一直处于不正常的冰冻状态。随着中美关系解冻，以及冷战结束国际关系整体走向缓和，中韩两国都开始积极寻求双边关系的改善。1992年8月，中韩两国外交关系正式确立。在中韩两国建交初期，经贸合作成为双边关系最大亮点。仅在贸易领域，中韩两国双边贸易额从1979年的0.19亿美元，1992年建交时的50.6亿美元，上升至2018年的3134.3亿美元。中国从2002年起成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与出口市场。虽然2016年美韩两国在韩国境内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严重干扰了中韩关系发展，但中韩关系依然不失为当今世界双边关系的成功典范。可以说，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立和发展是中国在冷战结束后推行“伙伴外交”，落实“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成功案例，一方面反映中国周边外交自主性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助力中国不断增强在地区安全、经贸领域的影响力与话语权。
其次，在多边层面，以发展为核心突破口，积极参与构建地区多边合作机制，推动东亚地区一体化。中国投身多边外交、参与区域合作进程起步较晚，而这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习惯在双边层次处理与地区国家的关系，并不擅长从地区一体化角度出发处理周边关系。但随着1991年中国—东盟伙伴关系建立、1997年联合东亚地区国家共同抵御亚洲金融风暴，中国正逐步融入周边地区合作，周边外交工作重点也从双边走向多边。(9) 秦亚青等：《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而其中中国—东盟关系发展无疑是中国地区多边外交的成功实践、中国地区合作观的集中体现。冷战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国家关系主要以怀疑和对抗为主，但随着冷战结束，中国与东盟关系跨越式发展的背后，得益于中国对“发展”这一议题的重视。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始终以经贸合作为重点，自1991年中国东盟协商关系建立后，中国与东盟间的双边贸易额保持20%以上的年平均增长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通过援助贷款等形式真诚相助东盟国家。在此基础上，2002年中国—东盟自贸区谈判正式启动，一方面这是中国第一次参与自贸区建设，中国开始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东亚地区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另一方面中国—东盟自贸区谈判作为当时全球覆盖人口最多的自贸区谈判，被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佐利克称为“具有创意的行动”。中国与东盟经过8年谈判，在2010年1月1日迎来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反映了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干涉性、高压性的贸易政策，中国地区合作理念得到地区国家的认可与欢迎，也标志着东亚地区经贸整合经过20余年的摸索，终于逐步从单纯的市场驱动型向缔结区域性贸易协定和双边贸易协定的制度导向型转变。
三、新时代的中国周边外交：议程影响力与机制塑造力
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冷战胜利方、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坐拥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极力阻止任何潜在战略对手的崛起，希望以此进一步巩固自身世界霸主地位。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这一时期，美国部分政府官员与专家学者从冷战思维出发，认为应该像冷战时期遏制苏联那样来遏制中国，一方面加强亚太地区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建立针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另一方面利用美国在经贸、军售、人权等领域优势，影响中国发展方向。
所谓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即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中国周边外交工作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与进行的一系列新实践。2013年10月，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召开，将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提升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的高度。(10) 《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在引领周边地区议程设置、观念塑造中，提出并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还是在推动周边合作机制创设问题上，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都表明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已不再将中美关系作为近乎唯一的指标，中国对周边地区问题已形成较为全面系统的理解与认知，将以完全不同于旧时大国权力转移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崛起。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罗振玉旧藏敦煌本《刘子》残卷。此外还藏有一些敦煌写本和绢画，如《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三十三高弼写本，系购自1926年东京古典籍下见展观大入札会；一些绢画则来自与法国集美博物馆的馆际交换，原为伯希和携自敦煌的艺术品。
式中：M为节煤量，吨/年；Qw为地热水开采一年所获得的热量，取9.17×1010 kJ。代入相关数据可得：M=3.13×103吨/年。
(一)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对周边议程设置的突出贡献
背靠“在竞争与合作中曲折前进”的中美关系，冷战结束后的中国周边外交虽仍面临“禁区”，但政策制定空间与执行能力都有了一定的拓展与增强。
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变革与危机并存的时代。美国方面，国内经济增长率急速下降，同时还面临着失业率与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的考验，加之越南战争最终以美国失败而告终，美国在美苏争霸中处于守势，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出于制衡苏联的战略需求，美国希望通过改善中美关系以加强自身在美苏争霸中的实力，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其亚洲战略的调整。中国方面，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大幕开启，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反映在国际问题领域，首先是对时代主题与世界局势的看法发生了转变，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其次是对中国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进行了调整，明确中国外交实践应力图为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争取和保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在中美两国的积极推动下，1972年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被他称为“改变世界一周”的访问。在此基础上，中美两国于1979年1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关系坚冰的打破，使中国外交基本摆脱了过去被孤立和封锁的被动局面，中国周边外交工作也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具体到周边外交，二战结束以来，鉴于美国压倒性的权力优势，以东亚为代表的中国周边地区长期因循美国主导议程设置、其他国家响应参与的基本模式。相较之下，中国在探索地区合作议程的过程中，对域内各问题领域给予了综合性的关注，最大限度挖掘地区共同利益与观念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一方面涵盖政治、安全、经济、环境诸多领域，需要经历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等不同发展阶段；另一方面需要涉及双边、地区、全球等不同层面，才能通往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世界的美好前景。将不同问题领域、发展阶段与周边这一层面进行对接所形成的“周边命运共同体”(12) 习近平主席曾在外交工作座谈会上用“命运共同体”定位新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参见《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新华网，2013年10月25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5/c.117878944_2.htm. ，便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新时代中国参与周边地区秩序变革与转型的主要手段与议程，成为中国地区影响力的主要来源。
以周边安全共同体建设为例，目前中国周边地区安全形势复杂，安全领域热点问题交织，中国提出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核心构成的“亚洲新安全观”，在此基础上推进周边安全共同体建设。一方面，使中国能够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实现“主动谋划、积极进取”，成为地区安全议程设置国；另一方面，中国围绕构建周边安全共同体的诸多努力与尝试，将会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地区认知，即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在未来不会以极端激烈方式争夺地区与世界霸权，在相当程度上维护了地区和平与稳定，提升了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水平。
(二)“一带一路”与亚投行：中国在周边制度创设过程中的创新举措
冷战结束后，周边地区形势与中国自身实力出现的一系列积极变化，促使中国开始参与并积极投身于地区制度建设。1991年11月，中国以主权国家身份加入地区经贸领域最富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水平。1997年，为协调应对亚洲金融风暴，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机制建立并举行首次会议，在此基础上中国-东盟“10+1”、中日韩合作机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推进。中国已基本实现对周边经济治理制度的全面、有效参与。
不过应该看到，在中国周边地区，制度合作虽然东盟具有一定影响力，但权力结构中相对占优的域外国家美国、域内国家日韩也同样寻求发挥影响力，这使得制度建设在规则制定与议题引导方面带有明显的分散性，经常导致地区合作陷入制度化僵局。(13) 王明国：《制度实践与中国的亚太区域治理》，《当代亚太》2017年第4期。 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无论是奥巴马政府全力主导推动的“21世纪高标准、下一代”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还是特朗普政府高举“美国优先”旗帜，同日韩等国家围绕“对等贸易”进行双边经贸合作，都无法有效关照地区经贸合作、制度建设过程中的差异性现实，使地区“制度过剩”问题进一步凸显。
在这种局面下，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没有选择挑战区域内现有机制，而是另辟蹊径，采取“替代式外交”的方式，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为地区国家提供发展类公共产品，同时发起成立亚投行与丝绸之路基金，不断提升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制度引领与创设能力。相较于现有地区经济治理制度将更多关注力放在贸易、投资领域，“一带一路”倡议将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打造与之相应的融资平台摆在突出位置，意在让包括地区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分享中国改革发展红利，瞄准周边国家在经济合作领域的薄弱环节，得到地区国家的普遍响应。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及其重要支撑机制亚投行(14) 王达：《亚投行的中国考量与世界意义》，《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3期。 的建设与顺利运行，对地区发展具有战略意义。(15) 〔美〕 Caroline Freund, “The Export-Import Bank Strengthens US Businesses in a Changing World”,https://piie.com/blogs/trade-investment-policy-watch/export-import-bank-strengthens-us-businesses-changing-world.
四、结语
中国对于周边外交的探索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便已开始。背靠美苏冷战激烈对峙，中美、中苏(俄)关系曲折发展，以及周边国家构成多元化、历史现实问题交织化、权力利益关系复杂化的地区基本事实，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中国周边外交，始终因循思想理念探索与外交政策实践兼备，双边伙伴关系与多边机制合作并重的演进路径，卓有成效，成果丰硕。从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不结盟”等周边外交思想；从树立“睦邻友好”作为中国周边外交的指导原则，到进一步明确“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思想，中国周边外交不断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随着中国同周边国家双边外交关系的建立并不断改善，中国积极参与构建地区多边合作机制，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国周边外交进入一个相对平稳、成熟的阶段。从以“亲、诚、惠、容”作为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工作新理念，到逐步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做好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已经既同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紧密相关，又直接关乎周边地区稳定与发展福祉。
纵观中国周边外交70年的演进，风云变幻的国际地区形势与竞合发展中的中美关系，赋予中国周边外交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与核心议题，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理念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完善。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我国所处国际环境时多次强调的重要论断。鉴于周边外交已然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布局的首要，深入理解变化中的中国、地区与世界，透过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不断提升中国周边外交的影响力与塑造力，将极大推动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发展机遇，其地区示范效应也将不断显现与释放。
本文作者：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 讲师
责任编辑：李 冰
①〔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美国优先论”冲击下的国际秩序对中国影响及其应对研究》(项目编号：19CGJ031)阶段性成果。
DOI： 10.19498/j.cnki.dbyxk.2019.06.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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