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中国热”与中国和平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热论文,中国论文,直接投资论文,和平发展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际直接投资“中国热”的深层动因
目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连续10年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吸收国际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最多的国家。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在过去10年里，中国吸引外资占全部发展中国家总额的1/5，2004年中国吸引FDI再次突破500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FDI最大的受资国。
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构成了一个几乎包括所有国家和所有行业的、多样化的、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它们集生产、贸易、金融和技术开发于一身，通过全球性经营战略，推动资源的全球性配置，其生产、销售、投资、技术转让等活动构成了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而由跨国公司所推动的国际直接投资成为推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力量。
发达国家的跨国并购取代了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直接投资而占据全球直接投资的绝对优势。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显示，1995—2000年期间，跨国并购形式的直接投资占全球FDI的比重持续增长，1995年为56％，1996年为58％，1997年升至64％，到1998年则为77％。1999年虽略有下降，但仍达到73％，而2000年更是高达90％以上。跨国公司以国际直接投资为其对外扩张的物质载体，通过寻求理想投资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目标。跨国公司在国际竞争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全球竞争方式与竞争格局以及东道国的产业成长产生了重大影响。放眼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状况，具有巨大市场需求的中国可谓一枝独秀，同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所呈现的巨大商机必然吸引众多跨国公司大举进军中国。从更全面的角度看，随着经济全球化影响的日益广泛，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开始更多地注重受资国的政治状况、经济增长速度、市场需求、人力资源状况、投资领域等因素，尤其是在2001年后世界经济出现新一轮衰退的大背景下，跨国公司更是把以上因素作为对外投资的重要决策依据。中国目前政局平稳，社会稳定，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市场需求增长迅速，这些有利因素无疑使中国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竞相追逐的目标。
25年来中国累计合同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金额9469.45亿美元，累计实际使用外国直接投资金额5063.78亿美元。1983—2003年合同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额年均增长31.78％，实际使用外国直接投资额年均增长达21.75％，远远高于这一阶段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
自1997年起，外商在我国的直接投资方式开始发生明显的转变，外商独资企业逐渐超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并成为中国利用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即使在原来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资控股比例也开始逐年增大份额。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规范，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各种限制性条款的取缔，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独资化”趋势还将在我国进一步扩大。
虽然国际直接投资原来大部分集中于制造业领域，但随着中国入世承诺的逐步兑现，外商的投资领域、投资规模、投资形式都将发生更大变化，过去属限制外商投资或控股行业，将逐步向外资放开。此外，根据国际国内有关资料分析，新一轮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也将对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带来深刻影响。
国际直接投资正是看到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状况，看到了中国政府在对外开放进程中所奉行的互利共赢原则，看到了中国入世所蕴涵的巨大商机，才长驱直入大举入驻中国。然而，当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以或转移剩余生产能力，或寻求国外廉价劳动力，或扩大海外销售市场方式获取超额利润时，国际社会却担心中国的经济崛起挤占了他们的经济利益，造成了他们国内诸如失业等等的社会问题，甚至抛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国际直接投资大举进入中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华投资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虽然当今世界各国竞相出台优惠政策以努力吸引外国投资，但国际投资“中国热”现象却丝毫没有改变，其背后所蕴涵的深刻动机已经表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具有独特的重要性。
二、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总是“福音”
中国对地区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巨大影响和作用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就已充分显现出来。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其庞大的市场和巨大的贸易份额将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特别是周边地区及主要的贸易伙伴都将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得更多利益。而“中国威胁论”者，却无视中国经济对世界发展的真正意义，称“不出几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而且它正在朝着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大国方向迈进。”、“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不久即将变成全球第二大强国的中国将随着世界面貌在新的千年中发生变化而成为一支支配力量，而作为这样一支支配力量的中国将势必不再是美国的战略友邦，而成为它的长期敌人。”[1] (P9)对于如此偏执的论点，美国有识之士虽给予了回应，但只是出于西方人计量其本国利益得失与否、得失多少做出的最简单结论。
当我们全面审视中国对外经济发展，审视当代国际直接投资对于我国的全面影响时，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经济可以互动共赢，还要看到全球竞争的“新宠”——国际直接投资对我国的负面影响，甚至“威胁”。而“中国威胁论”者，却对此或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笔者认为，论述中国经济崛起对世界的意义，有必要辩证地看待被称为“经济发展重要推动力量”的国际直接投资对于中国的“另类”意义。
1.部分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安全构成威胁
大量跨国公司携巨资落户中国后，往往会凭借其技术、规模、资金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挤占我国市场并形成垄断，最终威胁中国的产业安全。外资已经在我国的相当一部分行业居于市场垄断地位，在中国轿车行业中外资企业占有68％的份额；电梯行业中外资占有70％的份额；彩电显像管行业中外资占有65％的份额；机床行业中外资占有63％的份额。外国企业在中国全行业所占的生产和销售比例日渐增高，而且，已开始控制了一部分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的市场。尤其是新兴产业和高科技领域，部分外国企业已占据绝对优势。
国际直接投资之所以在中国的某些产业形成垄断，主要源于以下两点：一是跨国公司具有所有权优势。具备所有权优势就使得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时，能够得到其他企业没有或难以得到的生产要素禀赋，以及产品的生产工艺、发明创造能力、专利、商标、管理技能等。由于国际专利制度和技术本身的复杂性，使得这些跨国公司在某个时期对这些资产的拥有上具有排他性。因此，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来实现这些要素禀赋的收益要比转让所实现的收益大得多，跨国公司具有这些所有权优势，自然就容易在我国市场形成垄断，也正是这种所有权优势使得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迅速扩张。二是发达国家与中国在市场结构上存在巨大差异。由于这种差异的存在，许多单个跨国公司的规模可能比我国某些产业的整体规模还要大。当这些公司进入我国市场后，如果没有适当的外资政策和产业政策保护国内产业发展，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就很容易成为垄断者，从而也就控制了我国的市场和技术。当这种垄断地位确立后，他们不仅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制定垄断价格，而且也丧失了技术进步的动力。
一般来说，跨国公司的垄断控制行为通常包括：行业控制、技术控制和品牌控制。在行业控制方面，外资在占领市场后，一方面通过其技术、规模、资金等优势高筑行业进入壁垒，阻止我国民族企业进入该行业参与竞争，扼杀了我国民族工业成长与发展；另一方面，成为垄断寡头后，跨国公司在市场上更是表现出明显的垄断行为，他们往往将其在母国已经淘汰的产品投放到中国市场，且价格居高不下。例如，从1983年到1999年长达16年时间里，上海大众汽车公司的主导产品一直是第一代桑塔纳，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母公司德国大众就已在全球市场上淘汰了第一代桑塔纳车型。上海大众在中国市场不仅继续沿用已淘汰产品，且价格还一直维持高出国际市场价格的一倍以上。
在技术控制方面，跨国公司在控股后，往往取消中方原有企业的技术开发机构，使其依附于外资母公司所提供的技术，从而形成中方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削弱了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此外，为了维持自身的技术优势，跨国公司往往对技术转移控制严格，对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更是严加封锁，而他们转移给中国的技术绝大部分并不先进甚至是被淘汰的技术。“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资策略，使中国在某些行业让渡了市场，却没能换回技术。
在品牌控制方面，外资通常在与中方合作之初就要求中方将商标转让出来，然后外方在其后的销售活动中，利用中方的销售渠道推销标着外方商标的产品，等其产品具有一定知名度后，外方便逐步减少直至停止使用中方商标，或将中方商标产品定位于低档产品，从而使中方商标市值下降。在外资企业取得控股地位后，国内企业的产品品牌也随即被束之高阁，被国外品牌所取代。例如，1994年，日本松下公司与杭州金鱼电器公司合资，建立杭州松下家用电器公司，从此在洗衣机行业，国内的“金鱼”不见了，代之以“松下爱妻号”；再如1995年，韩国三星电子公司与苏州香雪海公司合资，成立了苏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而香雪海品牌从此绝迹。
跨国公司通过对华直接投资在中国不遗余力地进行兼并、收购活动，斥资开设工厂，其目的意在控制中国的重要经济部门，垄断某些产品和市场，进而影响乃至左右中国的经济活动，以及产业政策调整和政府经济决策。其后果，中国的经济自主权将受到极大影响。一旦跨国公司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也就意味着对中国拥有了经济“霸权”，这将使中国不仅在经济上，甚至在政治上也将依附于资本输出国。由此可见，在引进与利用国际直接投资中如果中国忽略产业安全问题，势必引发今后我国在经济及政治上连锁的不良反应。
2.跨国公司通过内部化交易转移利润，损害中国经济利益
随着生产分工和科技革命的发展，企业经营的内容和范围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中间产品由传统的原材料、半成品改变为以知识技术为主的信息产品。由于外部市场缺乏交换中间产品的定价机制与交易机制，导致市场交易成本上升，降低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的协调与经营效率。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一方面源于最终产品市场的不完全性(也称市场失效)，另一方面则来自中间产品市场的不完全性。为了在市场不完全中克服外部市场的某些失效，以及由于某些产品的特殊性质或垄断势力的存在，而导致的企业市场交易成本增加，跨国公司开始在其组织内部创造市场，将本来应在外部市场交易的业务转变为在公司所属的企业之间完成，从而形成跨国公司内部市场。
如果单纯为了克服市场的不完全性进行内部交易当然无可厚非，但有些外资企业，却以此作为一种谋求超额利润的重要手段。比如，在我国部分外商投资企业中，有的生产经营状况不容乐观，有的账面赢利能力很低，还有1/3的外资企业更是连年亏损。根据中国第三次工业普查统计资料，1995年我国共计510381家工业企业中，127920家亏损，亏损比例高达25.1％。其中，比例最高的是港澳台投资企业，26601家企业中有11604家亏损，比例高达41.6％，外商投资企业亏损比例居第二，17692家中有6960家亏损，比例达41.1％，而我国国有企业亏损比例为33.8％，集体企业为21.1％，股份制企业为21.7％。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不少三资企业累计亏损已超过其注册资本，可他们非但没有破产，反而继续扩大其在华投资的规模。
探究其中原因，我们不难发现跨国公司通过内部交易手段——转移价格，在“制造”个别子公司或分公司亏损情况下，早已实现了公司的整体赢利目标。转移价格是指跨国公司内部即跨国公司的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在进行商品和劳务交易时所使用的约定价格。它不受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只服从于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和全球利益最大化目标，通过“高进低出”即采用高价格进口原材料、低价格出口产品方式，甚至“主观列支”，达到调节利润的目的，并最终将利润汇往国外母公司或相应子公司。同时转移价格还可以实现逃避税收、享受优惠、优化资源配置、减少和避免经营风险等目的，进而实现对公司的总体战略性调控。据统计，1990年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的商品进口价格高出全国平均价格50％以上的有62个品种，1993年外资企业对我国的进出口逆差高达165.9亿美元。
通过各种形式的“转移定价”，跨国公司可以在中国堂而皇之地赚取超额利润，但同时却严重侵害了我国的经济利益。首先，无偿侵占了中方合资、合作者的利益。由于外方转移价格少报利润，这就必然导致合资、合作企业总利润减少，甚至出现“零利润”、“负利润”，而中外合资是根据股权比例分配利润的，总利润减少势必造成中方收益减少甚至亏损。在中国投资的外资分公司虽然账面利润很低，但外方母公司却保证了总利润的增加。其次，严重侵吞了我国的财政税收。外资企业的税收是我国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外资企业通过转移价格“高进低出”，减少在华子公司利润的同时，也就实现了逃避在我国境内上缴所得税的目的。再次，降低了外国直接投资在我国产业发展之间的关联效应。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本地企业的派生需求是提高外资使用效率的重要途径，然而跨国公司为了达到降低账面值的目的，通常会利用子公司的进口控制权，高价从国外上游企业购入所需原料而不使用我国的产品，这就必然降低了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上下游行业发展的关联效应。
总之，跨国公司利用内部化交易行为转移利润，“制造”了在华投资企业账面收益小甚至严重亏损的经营状况，从而实现其整体利润增长目标。跨国公司的内部化行为一方面给国际社会造成外资在中国经营困难的不良印象，损害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声誉；另一方面转移利润、逃避税收的结果也侵害了我国的经济利益。
三、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成就中国和平崛起
中国经济实力的空前迅速增长和对外经济交往的高速蓬勃发展，构成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民族成就。在谋求对外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中国政府始终秉承“和平发展”的原则与立场，始终致力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共赢。经济全球化将中国的对外经济发展置于国际体系框架下，同时也改变了中国对国际体系的态度，成为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实质上已全方位地加入各个主要国际组织，开始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一方面，中国认真遵守国际规则与国际惯例，按照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办事，根据世贸规则修改有关法律法规，改善中国对外经贸发展的体制与政策环境，中国正在努力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遵守者和维护者。另一方面，作为还没有完全被认定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目标是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提高本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综合国力，在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中担负起繁荣经济的大国责任。
中国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意义，并非都能从正面得到理解，有人就主观臆断：“当国家变得富有和强大的时候，它们不仅寻求与其能力相称的、更大的、世界范围的政治影响(对于领土、其他国家行为和世界经济的控制)，而且更能扩张它们的利益，如果必要，进行大规模的争霸战争来猛烈地修正或者完全推翻现有的秩序。简单地讲，一个国家变得越强大和越富有，它就需要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也更愿意并有可能为推进其利益而战。”[2] (P3)由西方国家制定并倡导的国际经济运行规则已必然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体制环境，在这种体制约束下，中国经济崛起又如何会成为“威胁”世界的力量？国际社会的担忧一方面“低估”了其自身所建构的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却反应了作为以往经济利益的唯一既得者，他们不愿意在经济全球化中，与他人共同分享世界资源相互整和所带来的巨大成果，他们无法接受经济崛起的中国在对外开放中与世界的互利共赢。
实际上，当代世界各国的发展都是在世界经济广泛联系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中国的经济崛起也正是这个开放的世界经济系统所造就的。
1.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就中国经济崛起
首先，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世界贸易组织通过制定各国参与国际贸易竞争的共同标准，为每个成员国开展国际贸易提供了比较公平的竞争环境。世贸组织成员间实行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增加了竞争的公平性；实行透明度原则，增加了贸易的可预见性；规定了在一定特殊条件下可以实施保障措施，避免成员经济遭受不公平贸易的影响。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对大国还是小国，世贸组织都一视同仁地将他们置于同一标准下，这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其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目标后，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但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还没有完全消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客观上要求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消除生产方式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并完善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
再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经济崛起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一是入世为我国经贸往来拓展了国际市场，中国入世后在国际贸易事务中享有更多的权利，享受其他国家和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这就为我国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开拓国际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是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社会经济活动必然要纳入世界生产大循环中，从而促使我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同正在进行的全球性经济结构调整相结合，以适应国际市场竞争要求；三是提高社会生产的资源配置效率。中国劳动力充足、自然资源丰富，入世后我国可以利用这些生产资源优势在更广阔的世界市场上展开合作，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在世贸组织框架下，世界经济在成就中国经济崛起的同时，后者的“溢出效应”也必然要通过这一广泛联系的国际经济体系对周边地区以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而实现与世界经济的共赢共荣。
2.中国经济崛起的“溢出效应”
首先，崛起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从2001年开始世界经济陷入新一轮衰退，历年的增长率始终徘徊在3％左右，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额也开始逐年下降，2002年世界贸易额只增长了2.5％，为7.7万亿美元，2003年的增长也仅为6％左右。而中国在2003年对外贸易额突破8000亿美元大关，达到851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7.1％，其中，中国进口增长39.9％，达到4128亿美元，中国的巨大市场需求为各国扩大生产规模、创造就业、拉动经济增长创造了机遇。
其次，中国经济发展吸纳了世界各国过剩的生产能力与资源，并为其创造巨大收益。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一方面聚集了大量资本，另一方面国内部分行业市场已开始趋于饱和，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大量过剩生产能力无法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利益。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便是拓展国外市场，寻找新的投资需求。而中国目前经济发展一方面需要大量的有效投资和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国内许多行业尚处于建设与发展时期，中国的现实状况恰好满足了发达国家转移过剩生产能力并创造巨额收益的需要。
再次，中国经济发展是区域经济稳定与繁荣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国与亚洲各国的经贸往来使亚洲区域经济异常繁荣：中国将与东亚、东南亚国家在2010年建立拥有17亿人口、产值超过2万亿美元、贸易额达1.2万亿美元的巨大市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由此所产生的“集聚”效应将促使更多的国际投资与跨国公司落户亚洲，从而推动这一地区经济发展；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往来使饱受战乱和前苏联解体等原因所引致的中亚各国的经济低迷状况大大改观，中国大量物美价廉的轻工产品和日用消费品，满足了中亚各国人民的生活需求，对于稳定社会局势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中国对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巨大需求也刺激了这些国家的出口增长，对拉动该地区经济复苏做出重要贡献；中国与西亚之间的经贸往来也同样使双方互利共赢，中国石油进口的一半以上来自该地区，巨大的石油需求使西亚拥有稳定的出口市场，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经济发展，而西亚地区也是中国开展国际工程与劳务项目的重要市场。
最后，中国经济崛起对于未来世界经济体系的合理构建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经济发展最强劲的国家，中国代表发展中国家在现行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争取公平合理权利的地位与能力毋庸置疑。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当前世界经济格局不合理具有必然的联系，广大发展中国家虽然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获得了一定发展机遇，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相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的收益而言，其所获收益不但微乎其微还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比如承接发达国家因担心环境恶化而转移的产业；与发达国家开发本国稀缺资源的投资项目等等。在经济交往中，“合作共赢”本应作为双方合作的基础，但发达国家依据由他们制定的现行经济体制，依靠其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往往在世界经贸活动中占据绝对优势，于是发达国家便垄断经济利益，背离“合作共赢”目标。如果按照现行的世界经济规则，这种“马太效应”将愈演愈烈，发展中国家会更加贫穷，世界贫困人口会继续增长，届时发达国家也将失去庞大的市场需求，失去充裕的原料供给，失去持续发展的合作伙伴，甚至由于世界贫困群体的“怨恨”而失去他们现在安宁与富足的生活。为此，构建与发展公平合理的世界经济体系就显得异常重要，而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且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体系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崛起的中国势必将承担起这一重任，推动世界经济朝着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实现世界经济的共同繁荣。
国际直接投资中国“热”现象，聚焦世界的目光于中国对外经济的高速发展，并在一定范围内引发了“中国威胁论”。然而审视当今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国际直接投资流向的动因，回顾中国对外开放近30年来的发展历程与其对地区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繁荣与稳定的贡献，探究中国对当今世界经济体系的价值取向，我们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对外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不但不会成为威胁世界的因素，相反，中国的崛起恰恰是维护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世界经济共同繁荣的最重要力量。
标签：国际直接投资论文; 世界经济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市场垄断论文; 海外投资论文; 价格垄断论文; 经济利润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垄断竞争论文; 企业利润论文; 投资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