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美国族群结构的变化及其对美国多元文化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族群论文,战后论文,结构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对美国多元文化的探讨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热点，研究美国移民状况的学术成果也层出不穷。学术界围绕对美国多元文化形成的起因、特征、演变及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个别族群的移民状况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本文主要针对战后美国族群结构出现的新变化，特别是亚裔、西裔移民的增多，探讨其对多元文化中的政治文化、宗教文化、教育文化产生的影响。
一、战后美国族群结构的变化
美国的移民历程从1607年始至今，已融合了一百多个民族成分，种族之多是世界之最。自合众国建立以来，全美移民人数已达5000万之多。[1](P67) 美国历史上早期的欧洲移民潮与美国主流社会的形成密切相关，1880年前进入美国的移民主要是来自北欧和西欧，属盎格鲁-撒克逊脉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出现在18701910年间。[2](P8) 与美国主流社会相应的美国主流文化WASP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即信奉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白种人）逐渐形成。而就当代美国外来移民高潮考察，从时期上分主要有两次：一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另外一次则是战后60年代至今。
1960—2002年间进入美国的移民为2637.65万人。[3] 欧洲已不再是美国移民的主要来源地，取而代之的是拉丁美洲讲西班牙语的各个民族和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群体。20世纪60年代，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数量超过了欧洲。而到了70年代，双方比例竟被拉成4∶1。尽管此时非欧洲移民在美国2.5 亿人口中还仅占很小的一部分，但他们却已经改变了6个以上的美国最主要城市的民族构成。[1](P69)
到80年代，大批东南亚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难民及非法移民涌入美国，使美国承受移民史上第一次接受数以百万计来自第三世界的合法和非法移民。人口专家认为，美国自1970年以来人口的变化表明多样化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长期的特点。在1975年，美国每5个中学生中有1个是少数种族，到1995年，每三个中学生中就有1个是少数种族。1970年，在美国2.03亿人口中外国出生的人口有970万，如今，在美国2.65亿人口中有2260万，白人占83％，黑人占13％，其余4％其他人种。 西班牙血统的人在人口中占10％。在美国有2300万的人自称为拉美移民，这一数字比1982年增长了50％，其中还不包括非法移民。据移民专家估计，来自拉美的非法移民至少有700万人。[4](P165)
战后移民高潮出现的最主要原因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移民政策的改变。《1965年移民和国籍法》是美国移民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即从以民族来源为基础的移民限额制转为以国籍为基础的全球限额制，这一转变打破了以民族来源为基础的移民模式。它将西半球移民最高人数纳入此法，从而改变了对西半球长期实行的自由移民政策。在解释20世纪后期出现的又一移民高潮，则与美国社会经济的吸引、移民来源地的战争动乱和贫穷等因素相关。
正如前面所述，自1965年美国颁布的《1965年移民和国籍法》生效以后，美国移民来源结构出现了欧洲移民大幅度减少，亚裔、西裔大幅度增长的失衡现象。所谓“西裔”，按照美国普查局的定义是指“居住在美国，但在西班牙出生以及在讲西班牙语或文化渊源于西班牙的拉美国家出生的人”。美国学术界通常把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古巴人、多米尼加入和哥伦比亚人视作西裔群体的五个主要成员。美国人称操西班牙语的美洲人及其后裔为伊斯班尼克人（Hispanics）。总的来说，伊斯班尼克是指所有拉丁美洲操西班牙语、法语及葡萄牙语国家的人民和居住在美国的拉丁美洲移民及其后代。因此，这里所指的伊斯班尼克人同西裔的定义差别不大。在10年后的1975年，墨西哥移民人数就占了西半球入境移民的1／3。根据美国1990年的人口普查，墨西哥裔人数已达到了1330万之多。[5](P134) 作为美国西裔移民的最大一支移民团体，墨西哥移民人数的增长即标志着西裔移民人数的增长。根据美国官方统计，美国的伊斯班尼克人移民在1940年仅有186.14万人（但据民间统计，这一数字是40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墨西哥、中美、 南美的移民大规模涌入美国。1977年统计表明，美国本土伊斯班尼克人达1200 万人， 其中墨西哥人650万，波多黎各人170万，古巴人70万，中南美人90万，其他操西班牙语国家的人140万。1980年，美国伊斯班尼克人总数达到2700万人，到1998年达到了3000多万人，比1990年增长了35.2％。在世纪之交，伊斯班尼克人已经达到3500多万，占美国总人口的12％强，已略为超过黑人人口（占美国人口的12％弱）。[2](P180)
最近10年来，美国各族人口增长最快的是亚太裔，即从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来的移民和他们的后裔。目前亚洲移民已是继黑人和伊斯班尼克人之后的最大少数民族群体。据美国联邦商务部人口统计局的统计，1990政府数据显示，全美亚太裔人口总数746万人，到1998年则突破千万，达到1057万人。[2](P321) 移民美国的亚洲人共有10个民族，除华人，还有东南亚各国人、菲律宾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日本人、韩国人等。[2](P113) 菲律宾的移民人数几乎是每10年翻一番，1970年为34万，到1980年是78万，到了1990年则达到了140万。[6](P185) 在考察亚裔移民的族群结构时，华裔这一族群的变化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按美国非官方研究机构统计，1998年，华人总数已超过200万。目前，华裔在美国已达243.2万人，是美国人口总数的0.9％，而占全体亚裔移民总数的1／4。1980-1990年的十年间，华人人口增长了126％，是亚太裔中移民人数最多、增长最快的。[2](P117)
在美国的各个地区，有色人种的数量也都在高速增长，从1960年到1990年的30年间，由于新的移民法案放宽了移民限制以及本土移民后裔人数的自然增长，少数种族的人口从2000万增加到了6000万。官方人口统计机构预测：到2050年有色人种的数量将占美国总人口的48％50％。[7](P23)
二、族群结构的变化对美国多元文化的影响
多样性的文化是美国的国家财富，族群结构出现的变化给美国多元文化带来多重影响，这种影响在政治、宗教、教育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1.亚裔和拉美裔移民参政为美国选举文化补充了新元素
西裔是仅次于黑人的在美国最具政治实力的少数种族。在美国政府担任要职的除了迈阿密市市长哈维尔·苏亚雷斯以外，还有古巴籍的国会议员亚娜·罗斯，她是美国第一位拉丁少数民族的女议员。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掀起了“戚加诺运动”，即在美国出生的墨西哥人后裔为争取人权、工作权、平等权、民族认同和保持自己语言和文化权的运动。他们还成立了“种族联合党”（La Raza Unida Party,LRUP）来争取自己的权利。70年代，该党在德克萨斯州克里斯多市击败了所有政党，赢得了市议会和学校董事会的选举，为当地贫困的墨西哥移民提供资助，改善福利。
1965年以来美国华人社会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从移民到选民”，参政积极性也是从个体参政到族群动员。到20世纪80年代，华人社区的进一步扩大和华人影响力的增强，使得华人担任公职的层次明显提高。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陈香梅担任白宫出口委员会副主席；1984年，莫虎（Hugh Mok）出任纽约市警察总局副局长；1986年，谢国翔任旧金山市参议员。也有不少华人在联邦政府担任高级职务：1982年，胡少伟担任美国商务部副部长；1997年克林顿总统任命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华人李亮畴为联邦政府主管民权事务的司法部代理助理部长；在小布什总统任期内任命赵小兰为劳工部长，成为首位华裔内阁成员，邝杰灵提名为陆军次长，骆家辉两届连任华盛顿州州长，吴振伟蝉联联邦众议员。[2](P38) 华人参政意义正如第二代美籍华人余江月桂当选加利福尼亚州州务卿时所说的：“我代表的不是一小部分人，而是各族人民的要求、希望和理想。但是，由于我是华人后裔，所以我扮演的角色对加利福尼亚华裔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有着重大影响。”[8](P282)
华人逐渐认识到个体参政行为还不足以有力地表达本族群的政治诉求，而组成团体参加政治活动，更有利于扩大选民。例如：1983年10月15日成立的洛杉矶华人参政促进会就以跻身美国政坛为宗旨，它主要是促进选民登记，训练公职领袖人才，并建立档案制度，对政界人士的背景、立场及动向作深入了解，促进他们融入美国政治主流为华人争取权益和福利，以发挥最大的政治力量。1987年3月22日在洛杉矶成立的华裔政治委员会由吴仙标、陈香梅、吴家玮等著名华人发起创建，其宗旨为凝聚华人政治力量，促进华人出任美国联邦决策阶层要职，提升华人地位。会议达成了3项决议：（1）征集10万人签名，以支持华人参与美国高层政治；（2）成立游说团体，接触有意角逐总统的候选人，表达华人对政治权益的关心；（3）募集基金，推动会务开展。该会的活动取得一定的成效，如1988年美国各竞选党派承诺，表示当选的任用华裔出任美国政府高层职务。1990年5月在纽约成立的百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100），是一个关注华人社区和中美关系的综合性组织，但它的宗旨也有利于推动华人团结，改善华人权益，引导华人参政和参选，是一个关注华人社区和中美关系的综合性组织。1996年6月成立的华人参政促进总会在1996年的美国大选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推广投票登记，鼓励华人投票。1998年，目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田长霖、国务院美中贸易委员会主席陈春梅等知名华人发起成立的“80／20促进会”则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动员和引导亚裔选举，促进亚裔参政从而提升亚裔政治权利的政治动员组织，其直接目标是在美国2000年总统大选中整合亚裔投票，支持关心亚裔权利的总统候选人。[9]
当然在华人参选参政热情提高的背后，我们能看到亚裔华裔在选举上相对不稳定的一面。他们与西裔不同，前者倾向于支持利于自己群体利益的政党，而后者则更多的是派出自己的代表直接参政，显然，后者是更积极、更有效的举措。
2.亚洲和拉美移民对美国宗教多元化的影响
宗教是美国传统价值观念的载体，是美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1987年出版的《美国宗教百科全书》列举的全国性宗教团体有1350个左右，这还不包括印第安人的土著宗教。宗教的社会作用在于它是教育、卫生和福利事业的最大赞助者，也是美国人自愿奉献时间和财物的最大受益者，它与美国文化相互影响、渗透，具备了多元主义、宗派主义、自愿主义、实验主义等特点。
与欧洲不同，美国教会之众多并非随着某一国教的崩溃而至，它几乎是一种从来就有的特点。殖民地移民定居方式的多样性产生了美国宗教的多样性。新教与天主教，官方教会与宗教异端，福音派与崇仪派，西欧基督教各派及犹太教均被带到北美大陆。经过18世纪大觉醒，以及1791年通过的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宣布国会不得制定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美国宗教的多元化特征日趋巩固。而20世纪60年代美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对宗教的多元化局面产生重大影响。60年代青年的反传统文化运动，民权运动，以及由越战引起的社会分裂刺激下，各种激进神学思潮应运而生，竞相为多元化社会提供神学依据。同时，还有许多美国人转向东方宗教或神秘主义以寻求解脱。[10](P46)
如果说在殖民地和建国初期，宗教多元化还主要表现在基督教新教内部的不同派别，那么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教-天主教-犹太教形成了美国社会的宗教主流，更加体现出美国宗教的多元化特点。
移民带来的宗教影响自然不可忽视，阿瑟·曼在《从移民到文化移植》一文中指出：“在美国，几乎所有人都与某种宗教活动结缘；几乎在移民迁入的同时，他们各自的宗教便也大量地移植到了美国社会。在移民中，许多人都信奉本国的教派；出于自身利益，他们大都努力维守本族的传统信仰，并要把这一信仰变成美国式的箴言。”到70-80年代，美国宗教多元化特点更加鲜明。不要说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东正教以及其他信仰上帝的教派并存，来自东方的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儒教等宗教的发展势头也很强劲，宗教领域呈现出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的特点。[1](P88)
与亚洲移民潮现象相适应，宗教与文化的多元主义在战后扩增，亚洲与中东的宗教传统在美国大量植根。例如，1934年，美国只有一所清真寺，回教徒不到两万人，到1988年，已有六百所清真寺和伊斯兰教团体，教徒超过了400万人。从数字上看，伊斯兰教已是美国的第八大宗教，甚至比圣公会教会、美国长老派教会、基督联合教会和上帝联合大会还要大。[12](P79) 除伊斯兰教外，印度教和佛教的发展速度也很快。根据1940年的估计，美国印度教徒约有15万人，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了75万人。[12](P80) 1988年版的《不列颠百科年鉴》（Eneyclopedia Britannic Book of the year）将数字定为380万穆斯林，190万佛教徒，80万印度教徒。移民逐渐改变着美国的宗教面貌，如今，佛教徒和印度教徒在美国已有牢固的基础。这些来自亚洲的宗教，其发展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已让有些研究人员认为：“如果可以找到伊斯兰教服务机构和领袖，伊斯兰教有足够的潜力成为犹太教的竞争对手，或是超越它，成为美国的第二大宗教。”[13] 此外，越来越多的南美、非洲的宗教，如锡克教、耆那教、琐罗亚斯德教等纷纷在美国传播开来。
3.亚洲和拉美移民促进了美国教育多元性的发展
在社会文化方面，多元主义已经引起了所谓的“文化战争”。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关于设立必修课美国文化（Americon Cultures Requirement,ACR）的争论清晰地表现了这场文化战争的性质、起因和内容。早在1981年，伯克莱分校讲授种族研究的教授私下就设想将美国少数民族文化课程作为种族研究的一个必修课程，此后历经曲折，终于学校理事会设立的种族特别委员会通过。另外，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潮中，双语教育也是受关注的焦点。在学校中进行双语教育是为了顺应大量移民后裔的需要，特别是西班牙裔孩子的需要。美国自二战以来，移民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即便美国以“英语立国”，各地语言仍名目繁多。20世纪60年代以来，因为墨西哥移民和拉美移民的大量涌入，西班牙语实际上成了美国的第二国语。而且基于墨西哥移民对本族群的情感，他们尽管居住在美国，仍然认为墨西哥是自己真正的“故乡”，因此他们仍然保留西班牙语作为他们的主要语言。[5](P134) 当今，西班牙语已是美国大学、中学、小学中最普及的外语教学语言。真正在美国学校兴起双语教运动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了部分解决新移民，特别是亚洲和拉丁美洲新移民的子女就学问题，美国民权委员会决定支持实行双语教育。在70年代，美国教育家就已倾向于双语教育。到了80年代，美国的移民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来自拉美、亚洲国家的移民人口增长很快，文化多样性的格局已十分明显，因此双语教育的意义和内涵也有所变化，人们对双语教育的关心度也提高了。正如冯小钉在《美国的双语教育与外语教育的政治性》一文指出的：“双语教育教育现象已不可能只关注教育的形式和课程的设立，还要深入了解双语教育政治性的一面，其中包括美国民众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移民、机会平等、个人权利、族群权利、民族同化和民族多元化、文化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等问题的态度。”[14]
另外，为适应多种族、多民族的社会结构现象，在师范教育修业计划的课程编制上作出了多种文化教育的要求。许多师范教育修业计划，比如多种文化教育、文化多元论、多民族意识、人际关系等课题，要求发展其组成部分，以对这一需要作出反应。这些组成部分朝着几个目标：增加对美国文化多样性的历史洞察；理解各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特别是与教育有关的行为和态度；认识和消除个人的偏见；与其他种族和民族群体进行建设性的交往；尊重文化多元性并在教学中促进这种多元性。[15](P555)
综上所述，战后至今的移民高潮已深刻地改变了美国族群的结构，少数民族、种族人口的增加与他们在政治、经济上实力的增长是相适应的，对美国多元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预见的是，这种影响仍将进一步扩大深化，反映到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多元文化的美国社会呈现出纷繁杂然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