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北京天桥的坤书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桥论文,民初论文,清末论文,北京论文,书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054(2010)04-0074-04
民国初期，华北、东北地区鼓书女艺人进京献艺，在天桥地区创立坤书馆，她们在表演场所、表演方式、表演内容、演员类型诸多方面对传统大鼓书进行了根本性的调整改革，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坤书馆现象。这一文化现象不仅促进了北京天桥地区大鼓艺术的繁荣，同时也成就了北京的鼓姬艺人。
一
坤书馆在清末已经出现，最初被称为“棒子馆儿”、“清茶馆”、“落(lào)子棚”、“落子馆”等。
张次溪的《天桥丛谈》中“落子馆”一节曾谈到：
天桥落子馆，在五十年前呼为棒子馆儿，兼带卖清茶（彼时没有落子馆，全叫做清茶馆）。开设在天桥迤北路西五间楼下，颇为一般迷瞪鬼所注意。当时五行八作，以及清六部书吏人等，无不热烈欢迎，因为该处零打钱，并不售票，所以大家趋之若鹜。虽云书钱随意，有几十吊钱也能挤干，而且并非一定戳活（即点唱）。架不住漫无限制，只要遇见相熟的顾客，唱手能够过去搜腰，不但少给不行，外带着听主儿人人痛快，借着打钱说几句话，何幸如之。弹弦儿者系一念昭（瞽者），又叫做十三恍，最能唱者为杜利顺，余如宛翠玲、刘四喜儿等，皆为个中著名的唱手。《热客后悔词》中有“懒得， 懒得入罗帏”一句，即为刘四喜儿信口唱出，后适弹弦杜九，改名杜顺喜，在津沽一带颇负盛名。后来天桥的落子棚，即当年变相的棒子馆，虽无下台搜腰之事，而青年子弟亦多两眼发直①(P188～189)。
这里的“五十年前”系此书1951年北京修绠堂书店初版《人民首都的天桥》时书内作者所称，而《天桥丛谈》最早应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此书卷前1951年周作人撰序称，“大概在十五六年前，张次溪君拿了他的《天桥志》的稿本来给我看，我很是喜欢，怂恿他付印。他要我给他写一篇小序，我也答应了，年月荏苒地过去，这书没有出版”云云。这里的“十五六年前”，即指1937年前，以此成稿的时间类推“五十年前”，应指19世纪八九十年代，即清光绪年间。文中所称“清六部书吏人等”，其时代则指清末无疑。
早期的坤书馆之所以被称为“棒子馆儿”，是因为清末唱落子的鼓书女艺人多来自东北和华北地区，而华北之山东、河北移民关外者，被东北人称为“棒子”，以其闯关东带着包袱也提着一根棒子（一为挑运行李，一为防卫自身）有关。此外，“落子馆”、“坤书馆”内鼓书女艺人所使用的带有东北、华北地方特色的鼓曲板腔种类亦可反证这一史实。
至民国初年，以往天桥的“落子棚”已经明确地称之为“落子馆”，但仍留有以往“席棚”的遗风，演唱活动仍然在“席棚”中进行，不过，这时的鼓姬艺人则十分引人注目了。
民国3年(1914)，湖南龙阳（今汉寿）人易顺鼎曾多次来天桥游玩，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天桥曲》。其序云：
天桥数十弓地，而男戏园二、女戏园三、落子馆又三，女落子馆又三。戏资三大枚，茶资仅二枚。园馆以席棚为之，游人如蚁，窭人（贫寒人）居多也。落子馆稍洁，游人亦少，有冯凤喜者，楚楚动人①(P35～36)。
易顺鼎(1858～1920)，字实甫，又字仲硕，自署忏绮斋，又自号眉伽，晚号哭庵，易佩绅之子。曾与袁克文、何震彝、闵尔昌、步章五、梁鸿志、黄秋岳等并称为“寒庐七子”。光绪元年(1875)举人，曾任两湖书院经史讲席，官广西右江道、广东钦廉道等。民国初，易顺鼎闲居京师，以袁克文引荐，被委任政事堂参事、国务院印铸局帮办。1915年9月，他与湖南绅士上书参事院，拥护帝制，次年，升印铸局代局长、局长。帝制失败后，易顺鼎仍居京师，出入于舞榭歌台。1920年郁郁而终。有《丁戊之间行卷》、《摩围阁诗》、《出都诗录》、《吴船诗录》等著述传世。
《天桥曲》所作时间，正是易顺鼎在北京居住、“踌躇满志”拥护帝制之时。《天桥曲》序中提到当时的天桥“落子馆”分男女（系指演员，非指观众），且“园馆”简陋，以“席棚为之”，即使这样，仍“游人如蚁”。他赞赏“落子馆”“稍洁”，较其戏园杂耍而“游人较少”，应是“窭人”较少光顾之地。他对“落子馆”感兴趣是因为馆中有“楚楚动人”的鼓书女艺人“冯凤喜”。当时的“落子馆”兼茶馆，茶资仅“两枚”，十分便宜，可以一边听落子，一边喝茶。
《天桥曲》序称男演员唱大鼓馆为“落子馆”，女演员唱大鼓的馆为“女落子馆”，说明当时有两种唱大鼓的茶馆，而“女落子馆”即“坤书馆”。自此以后，由于“女落子馆”逐渐走向繁荣兴盛，男“落子馆”逐渐减少直至消失，故“落子馆”后来就系专指鼓书女艺人说唱的茶馆而言，即便在“坤书馆”这一名称出现后，人们仍将“落子馆”这一前期的俗称保留。而“落子”一词，则成为鼓书女艺人的通称。
二
刘仲孝的《天桥》一书曾谈到“坤书馆”的来历：
坤为妇女的代称，……唱大鼓者为坤书，演唱之地为坤书馆，又称落子馆。“落子”当是女鼓书艺人的通称。……落子是唱莲花落的，……这种曲艺，是从华北、东北一带传入北京的。清末北京东便门外二闸，每当春夏，运粮船络绎不绝，唱落子的女艺人便在船上卖艺，赖以谋生。光绪年间，位于前门外大栅栏西边的石头胡同里有四海升平茶馆，请落子艺人在室内演出，从而开了落子艺人在京师登“大雅之堂”的先河，此乃是北京最早的落子馆。民国三年之后，天桥也有了坤书馆， 民国五年坤书馆兴旺起来，从两三家发展为数十家，天桥最早出现的落子馆是常星斋、庆云轩、安乐轩等三四家。每家有六七名坤角儿演唱，故称坤书馆②(P165～166)。
这里是京城“落子馆”最早出现的一个说法，即光绪年间“前门外大栅栏西边的石头胡同里有四海升平茶馆”，开了“落子艺人”登京城大雅之堂的先河。
“坤书馆”最初也被称为“书茶馆”。据民国时期从事鼓姬艺术的魏喜奎回忆，清末民初的“书茶馆”内，“顶多有一个简陋的小土台，观众席多为茶桌、坐椅，有些人来此，以喝茶为主，听书、听曲、看杂耍反而成为附带的了。书茶馆中，还有一种由女演员演出的，叫做坤书馆，俗称为‘落子馆’。落子，本是评戏的别称，东北的评戏，俗称‘大口落子’。北京、天津所说的落子馆，却和评戏毫无瓜葛，听说这里用的‘落子’两个字，是东北话‘唠嗑（喀）’的变音。‘唠嗑’是闲聊天的意思，意味着这里是闲聊天的场合”③(P578～579)。
由此可知“落子”一词其实是东北话“唠嗑”，即“聊天”的变音，因此被京、津一带茶馆借用来称呼“聊天”听曲的场合，这也说明清末在北京天桥地区最早出现的那些“落子馆”，应是一边听曲、一边聊天的茶馆。
民国15年(1926)报纸登载有文章云：
昔年女子唱大鼓者甚少，其学多为时调小曲、莲花落等，故此项营业名为“女落子”，在三十年前即有之，多在前门大街南头路西，该地名为“切糕屋子”，集三五幼女登台听曲，每歌唱一次即下台要钱，并在讨钱时作出种种丑态。除此地之外，如夏季之二闸、什刹海等处亦有之，后来此地成立警察，始将该业取消，而天桥发现几家坤书馆，石头胡同又开设四海升平，此为坤书之缘起④。
此为记者调查女大鼓艺人时，当事人所回忆的有关“落子”、“坤书馆”、“坤书”名称之由来，谈到了在“三十年前”应是光绪年间，在前门地区有三五“幼女登台听曲”，唱完一曲（莲花落、时调小曲）即“讨钱”，并作出“种种丑态”，后警察将该种职业“取消”，而这些艺人则去了新开的茶馆和坤书馆继续进行此项说唱活动。
张次溪谈到民国初天桥新世界建成以后，在其五层楼之第三层：“其左端有亭，夏时售茶，并演露天电影，前为坤书馆，八埠名姬，唱二黄、秦腔者，率集于此馆。”①(P12)
新世界是民国2年(1913)由中国人投资，英国人包工建造的五层楼房，既然建成初期就有“坤书馆”的存在，那么，可以说正式名称的“坤书馆”在民国2年已经出现。在“新世界”之三层楼有“坤书馆”，“坤书馆”有“八埠名姬”，“八埠名姬”一词，说明坤书馆的鼓书女艺人当时被人们称为“鼓姬”，“鼓姬”名称应和坤书馆的名称是同时出现的。
由坤书馆鼓姬（特别是名角）演唱的、在当时社会流行度颇高的大鼓书唱词即称“准词”，这些“准词”如同时下的流行歌曲，得到广大听众的认可与青睐，风靡一时，由此也催生了“准词”大规模的整理出版现象。鼓姬名角的“准词”在经整理修订、作为图书出版后，通常被称做“改正准词”，以示其有别于口头传唱“准词”的随意与不规范性。正如《晚清民国“上海石印鼓词”概念阐释》一文中所言：“从文献传播价值说，将本来分散在局部人群视听的俗文学曲艺品种内容，改编为一种遍布国内外的针对所有国民的袖珍案头读物（当时即使没有文化的人，也可以通过别人的阅读来达到欣赏、理解、受教育的目的），为原先的说唱者增加了储备材料，为更多的人群提供了文学鉴赏的作品。这种传播方式和社会经济生活相联系，既促进了鼓词本身演唱形式和内容以及受众读者群的变化，又促进了原先鼓词代表的民众底层意识思想的流变。”⑤“准词”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大鼓曲词的普及面和受众面，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坤书馆与鼓姬的知名度。
三
坤书馆的前身“棒子馆儿”、“清茶馆”、“落子棚”、“落子馆”、“书茶馆”，在清末光绪年间已经在天桥及其周边地区出现了，这些名称是东北、华北籍艺人和北京天桥茶馆结合的产物，既留存有他（她）们的籍贯痕迹，也呈现出外地文化进入京城后的一种初期磨合与转型状态。坤书馆的定名，实际上体现了北京市民阶层对这一文化的认可。至民国后，“民主、自由、博爱”的口号使原本束缚人身自由的封建关系进一步松弛。同时，来自外埠的移民，本地没有了固定收入的旗人及前清遗老遗少，在新式机构里任职的职员等，都成为北京城庞大市民阶层的补充来源，北京的市民阶层随之扩大。而市民阶层的扩大催生了坤书馆现象的繁荣。随着坤书馆的出现，原先鼓书女艺人“落子”的俗称也被授予另一美好名称——“鼓姬”，私下里则被称为“大鼓妞儿”，更为亲切。
当然，鼓书女艺人的表演场所以及自身名称的改变，应是在民国初期逐步完成的。“坤书馆”在北京天桥地区的形成与演变，与众多华北、东北鼓书女艺人的进京献艺，以及北京民众对女大鼓这一曲艺形式接受态度的形成与发展有紧密联系；而“鼓姬”名称的出现，既体现出了鼓书女艺人的表演从“走场乞讨卖唱”向“坐场馆舍演唱”这一从艺生存方式的改变，也体现了民国时期进步的时代气息和民众娱乐观念的变化与更新。
［收稿日期］2009-07-10
注释：
①张次溪.天桥丛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②刘仲孝.天桥[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③魏喜奎.天桥话旧——书茶馆与坤书馆[A].古都艺海撷英[C].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④秋生.鼓姬之内幕[N].社会日报副刊，1926-05.
⑤李雪梅，李豫.晚清民国“上海石印鼓词”概念阐释[J].山西大学学报，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