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可持续发展”命题的哲学底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底蕴论文,命题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4－0017－06
一、“可持续发展”是人与自然主客体关系作为矛盾统一体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命题的哲学阐释，首先应当全面确定和理解其丰富的内涵。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可持续发展”首先是作为矛盾的基础存在的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在人与自然主客体关系的统一体中，自然界是作为主体的人的首要的客体而存在，作为主体作用和改造的对象而存在。因此，自然界的发展是作为主体的人发展的基础、根据和首要条件。破坏了自然，便使人失去了满足需要的基础和源泉。
第二，“可持续发展”同时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活动的结合方式的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中，作为主体的人不是单个地与自然客体发生对象性关系，而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结合方式组织成社会联合体来与自然客体发生关系，所以历史的、现实的主体是“社会的人”。“可持续发展”又是人的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先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才能保证当代和后代人获得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延续和加强。
第三，可持续发展又是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社会是由个体的人按一定方式组成，人的能力包括实践能力、认识能力和创造价值的能力；没有具有主体能力的个人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没有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以上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方面的内容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是辩证的统一关系。这三个方面内容的协调发展，也就是主客体关系的全面的可持续发展。只有这种辩证的可持续发展，才可能对整个现实社会起一种真正的、长久的推动作用。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的过程。这个历史进程充满着矛盾和曲折。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进程，可持续发展体现了历史链条的连续性。这个历史链条所展现的就是生产力（体现人与自然客体的直接关系）和生产关系（人与人在生产力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结合方式）的相互作用的规律。人与人的社会结合方式是在人对自然客体的实践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又反过来对后者的质量、发展起着能动的作用。正是在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框架中，人与自然主客体的矛盾关系得到了现实的进展。
因此，我们今天探索人与自然主客体矛盾的现实的发展，就不能离开历史和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内容和形式去作抽象、空洞的议论和臆测，而应从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结合方式去考察。
原始社会人与自然主客体矛盾的具体内容决定了原始社会的生产关系只能是以原始公共所有制为基础的、体现原始平等关系的社会结合方式。这种平等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下集结了人作为主体群体的力量，缓慢然而有效地使生产力得到了积聚和发展，也在这个意义上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农业文明的社会制度主要是奴隶制和封建制，这种社会的生产关系也是由当时的人与自然矛盾关系的具体发展内容，也就是其时的生产力状况决定的。受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所决定，这种社会组织形式一开始也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推进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发展，但这些社会制度的私有的性质，也使人与自然在劳动实践过程中的美好关系受到了破坏，劳动主体很难在自己的劳动对象即自然中反观自身的价值和幸福，人与自然主客体矛盾关系的发展在这种土地私有制度下是极其受限制的。这种社会的生产关系最终因为容纳不了生产力的继续发展而失去了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工业文明最早的社会组织形式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这种社会的生产方式在它的短短的几百年时间里，创造了比过去几千年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的生产力水平，这使人与自然主客体的矛盾关系获得了一种质的飞跃，一种前所未有的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也使私有制下的“异化劳动”空前加剧，从而使人与自然主客体矛盾关系处在一种极为紧张的状态，这就是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及其相关后果。正是在这种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矛盾激化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自身可能的范围内进行了调整和改革。这种调整和改革使冲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但由于它无法解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不可能最终使人与自然关系正常化。
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的社会结合方式，工业文明仍是它所必经的一个文明形态阶段。工业文明所面临的人与自然主客体矛盾冲突，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所必须面对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是一个具有自身修正和完善机能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当前人与自然主客体矛盾冲突激化的情况下，它有可能力图寻求各种方法来缓冲人与自然主客体矛盾的激化，来推进人与自然矛盾关系的健康发展。
在人与自然主客体矛盾关系的具体进展中，主体毕竟是能动的一方，他能够通过调整自己的社会行为（宏观上主要是通过改善自身的社会组织方式）来在更高的阶段上促进人与自然矛盾关系的具体进展。
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的解决，主要经由社会制度中的经济形态来促进和表现，而社会的经济形态与社会的政治形态是密切相关、相互作用的。建设越来越文明的社会制度，尤其是其经济基础的核心经济制度和其上层建筑的核心政治制度，将是推动人与自然主客体矛盾向前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的环节，是“可持续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可持续发展”要解决的两大矛盾
从表层来看，“可持续发展”要解决的主要是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问题；而从这个问题的更深层次看，这个问题在本质上属于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因此，涉及的是宇宙观和世界观，因而它也是一个哲学命题。“可持续发展”要解决的矛盾错综复杂，但是从根本上看，主要是解决人类自身存在的两大矛盾。
1、当代人自身需要的矛盾。
“人”作为“主体自身需要”是包含了差异、对立、矛盾的系统。在人的精神意识结构中，既有对外在对象的对立性质的物质性需求，又有对外在对象的同一性质的情感性需求。这种需求的分化是与人、主体从自然中分化的历史事件密切相关的。它的矛盾的具体发展也与人与自然关系矛盾的具体发展密切相关。人从自然中分化的历史，是人不断地独立、发展的历史。正像马克思所指出过的，自然的“对象化”“是人不断生成的条件和历史”，而“人”、“主体”的形成，也是自然本身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历史，两者是互为条件的。但这个矛盾在历史发展的具体阶段上，各方面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在人类历史的初始阶段，人的生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在这种关系中，人依赖自身“自由自觉的活动”不断地认识和改造自然，使自然“对象化”，其目的就是要维持人类的生存。因此，对于作为自身的“对象化”的“物”的追求，是有着彻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在这个阶段上，人对“物”的征服和占有的活动，是人类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的活动，它是整个人类赖以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异己化的产物，作为“对象化活动”的主体，它在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中，也意识到它与自然的同一关系，并由此发展出对恒久的同一存在的精神欲求。这种欲求在原始时代通常在巫术舞蹈中获得确证和求得平衡，但矛盾的主导方面仍然是对外在的自然的把握和征服，这是由人类生存的具体境况决定的。
在后来的文明历史的发展中，这个矛盾仍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如在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欧洲它就有着不同的表现倾向。在中国传统的道家哲学思想中，矛盾的主要方面表现为主体对返归永恒的同一存在（原始自然）的一种热望。应该说，道家思想中这种矛盾的表现形式，是符合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逻辑和特点的。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与封建集权结合的具体方式和具体形态使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它的特殊苦痛，而农业文明与自然的那种天然的联系使得依恋、认同自然这种内在欲求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中一直沉淀下来，成为一种巨大的文化心理力量，维持着传统中国人在“物欲”和“神欲”之间的微妙平衡。这种平衡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结构中，缺乏尖锐冲突的力量，尤其是，聪明的中国人的科学和技术发明，从文化品格上缺乏一种自身的内在动力，仅成为依附于封建社会结构的一种实用型科技传统，而没有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强大动力。另一方面，这种平衡感也为形成一种精神力量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主体条件，即在物质和精神之间搭建桥梁的能力。
在当今中国的思想界和文化界，在对待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矛盾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和倾向。
一是过度地、片面地强调了人的物质需要的合理性。这种观点倾向于认为只要有利于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和利益的发展，一切手段和方法都是可行的、合理的。这种单纯地以效率、物质利益为中心的价值操作系统除了引发社会各方面的不良反应（如法律虚悬、官员腐败、社会不公、贫穷与犯罪、黑色经济等）外，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看，它是一种主体片面性的表现，它把人的发展单向化、简单化为物的发展，从而把主体与客体在实践基础上的有机联系、有机统一破坏了，自然不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而是人可以任意携取、占有的外在对象，科学技术只是人们征服和占有自然的一种工具。从哲学上看，这仍是近代机械自然观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片面的价值观引发了过度的技术化倾向，而后者则使启蒙理性走向机械化、工具化。“工具理性”由于割裂了主体本身从而也割裂了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最终将引发主体的精神价值的全面失落并引起深刻的痛苦和空虚。
第二种倾向和观点是对前面的倾向和观点的反思和反动。近几年人文思想家们掀起的“人文关怀”、“终极关怀”、“寻求精神家园”等热潮，正是对前一种片面倾向的批判。这种批判矛头直指“人”对“物”的关系发展的极端化、片面化，呼唤人的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回归，这种批判对日益走向工业化、市场化的中国社会，确实有强烈的警示作用和意义价值。但令人遗憾的是，思想界、文化界近来在讨论得很热烈的“关怀”问题上，逐渐脱离了社会的现实，而热衷于在个体生命体验的所谓“内圣”问题上绕圈子，寻求一种抽象的“形而上”慰藉。存在主义，尤其是海德格尔被全身心地接纳，并与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相联系、相融合，引出一种“向后”的抗拒现代文明的心态。甚至走向一种非理性的所谓“自然中心主义”，人不再是主体，而是自然的奴仆。这样，人与自然关系又走向了另一种片面性，另一种极端。实际上，明白人都清楚，“精英意识”离开了平民性，就是一种孤芳自赏的造作的东西；而所谓“终极关怀”必须建立在“现实关怀”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超越”。
说到底，当代人的需求的矛盾的解决，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实践问题。人不能没有物质需要，也不能没有精神需要，对人类自身的持续发展而言，“物质万能”与“精神万能”都是片面的，造就的只能是畸形的人。问题在于要创造条件，建立使这两种需要有机结合、获得平衡的有效机制。
2、当代人需要和后代需要的矛盾。
这个矛盾是在作为持续过程的时间序列中展开的。但矛盾的起点是在当代。要满足当代人的生存、发展的物质需求，实践主体必须消耗资源和环境。在人与自然的机械性的对象化关系中，资源和环境是被动的存在，它本身不存在发展问题。因此，人的物质生存质量越高，人越发展，就意味着环境、资源的必然的衰竭，从而也就造成了人自身的衰竭。这是一种机械论自然观所描述的死气沉沉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归宿的图景。由于对象、客体成了一种片面的、无对象的存在，人与自然的矛盾就在这种悲观的图景中无意义地消解了，而不是发展了。
然而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真实矛盾是一种有机、辩证的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客体的片面性都能被扬弃，双方在与对方的有机联系中，都存在一个持续发展问题。实际上，“可持续发展”必须是在主客体双方的动态关系中实现的，因而，这种“发展”就不仅是主体（以及作为主体结合体的社会）一方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同时包含了自然（资源、环境）一方的可持续发展。矛盾发展的均衡形式就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与自然（资源、环境）的协调互动。这种协调互动是解决当代人需要和后代人需要的矛盾的合理的、有效的途径。
三、“可持续发展”的历史进程是人类实践能力持续发展的确证和表征
无论是在当代人需求的矛盾，抑或是在当代人需求与后代人需求的矛盾中，主体作为能动的存在，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可持续发展”的内容虽然是人——社会——自然在协调、互动中的发展，但它的历史进程却是人的实践能力的持续性发展的确证和表征。
在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中，人的实践能力是能够全面地、持续地发展的。正是这种发展外化为人——社会——自然三位一体系统的持续发展。
1、 人通过实践逐渐认识到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与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从而依赖更新、更有内涵的科学技术，保护、发展环境，合理、循环地利用再生资源，并利用新的科学技术方法尽可能多地创造新的人造资源，保存非再生资源，从而促进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实际上目前正在兴起的以信息高速公路为代表的信息革命，已经在保护和发展自然方面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光辉的前景。信息革命与工业革命不同，它不再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主要的发展代价，而是以挖掘开发人类自身的智力资源来求得自身的发展，并通过人类自身的发展促进社会和自然界的发展。
2、人在实践过程中，能够借助人文主义传统， 以“人性的全面发展”为依据，不断地改善其自身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方式，减少和消除无法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以保证和推进人、社会、自然的全面的持续发展。
“人性的全面发展”既包括物质需求方面的发展，又包括精神需求方面的发展。而精神方面的需求更加多样化，它既与物质需求有密切的联系，又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它主要是通过社会交往和沟通的方式来实现的。而人在实践的发展中，能够不断地认识和平衡自身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关系，不断地创设更合理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生活方式来满足自身不断全面发展的需求。同时人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人性的单向度的向外扩张，它也意味着人对自身的思考能力的发展。实践中的人能不断思考自身需求的理想性、合理性与现实可能性关系。反省和节制自身不合理的需求和欲望，自觉地减少和消除无法持续的生产和消费，从而也就促进了人、社会、自然的全面的持续发展。
3、人在不断实践的历史过程中，能够充分认识和妥善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使它们协调一致求得互动。主体在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中，不断意识到自身对自然的依赖性和自身的片面发展对自然的破坏性，从而自觉、能动地对自身的发展进行自我约束和控制，求得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这种自我约束和控制也表现在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一方面是自觉地控制人口数量，以达到人口数量与环境、资源和社会发展协调；一方面通过教育提高和促进主体个体科学观念、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全面发展，提高主体个体全面的实践能力。
4、随着实践能力的提高，人能在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关系中， 不断从自然的持续发展中实现自身对自然的精神价值。人可以把自然当成作品“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注：参阅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的同时，主体也创设各种条件来满足自身对精神、情感欲望的需要。这种精神、情感欲望不仅指现代化过程中文化的大众化表征，从深处来说，它更指人类在生存过程中所形成的形而上追求，这种追求昭示了人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包含人类的伦理价值、审美价值和信仰价值，这种形而上的精神追求是实践的人在与自然界的关系中形成的，也是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而发展的。随着人的实践能力的持续发展，自然界也将持续发展，从而使自然对人而言，不再只是精神家园，而是现实家园和精神家园的统一。
人类社会、人类文明的进步，正是通过在实践关系中人的实践能力和认识能力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正是人的实践能力的持续性发展的确证和表征，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实质的展开。也正是在人与自然的持续发展的新型关系中，科学与艺术能达到一种新的综合。科学能够摆脱机械、片面的近代特质，在更高的阶段上恢复它的人文的智慧特征，并通过富有人性的技术促进人与自然的更加全面的发展。而艺术，也不再只是扮演人类的精神守望者的角色，而是通过“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的途径，与科学技术相融合，把“终极”的审美意蕴融化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日常思维、日常行为中，从而极大地提高人的物质生活中的精神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