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明代文学研究之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二十世纪论文,走向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01)01-0082-07
文学研究如同文学创作一样，受时代、社会、政治等的影响，从而表现出发展变化的阶段性。二十世纪的明代文学研究，约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1900-1917)
这一时期的社会和文化特点，实应追溯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当时的维新派于1898年发起了变法运动，即戊戌变法。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代表着革命派的壮大。所以维新与革命是这一时期历史上的两件大事。文学研究自是离不开时代因素的影响，所以这一时期明代文学研究也受到维新和革命以及西方文化思想如进化论的影响。
维新派领袖梁启超认识到小说的巨大作用，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一文中提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所以“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这种观点反映了他希望用小说为维新服务的目的。就对小说的认识来看，扬弃了传统的视小说为“小道”的观点，实际上大大提高了小说的地位。康有为的《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也反映出他重视小说影响力的观点。这时更有维新派中人借对明代小说的研究，张扬维新的目标。阿阁老人《说小说》[2]“西游记”条称：“《西游记》者，中国旧小说界之哲理小说也。细观其自借炼石化身起点，以至远逝异国，学道而归，恢复昔时一切权利。吾人苟能利用其前半段之所为，即可得今日出洋留学之效果，以精器械，以至富强，保种在是，保教亦在是。”“精器械”、“富强”、“保种”、“保教”正是当日维新派的口号。阿阁老人这段话，实属借题发挥，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学研究，但其实用的目的很明显，为变法图强服务，与康梁的主张正相一致。邱炜薆《客云庐小说话》[3]“穷愁著书”条说：“《水浒传》以慕自由著，《三国志》以振汉声著”，邱又在另一条中说：“《水浒传》得自由意境”；定一《小说丛话》[4]“吾观《水浒》诸豪，尚不拘于世俗，而独倡民主、民权之萌芽，使后世人倡其说者，可援《水浒》以为证，岂不谓之智乎？”《水浒》的中心不在追求自由、民主、民权，所谓自由、民主、民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三国演义》有人心思汉的表现，也并不是它的重点。这些研究者提出以上问题，在于为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为反清、反专制张目，有明确的政治意图。王国维在当年说：“观近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之无异。”[5]当时的文学研究正与文学创作的特点基本一致。此外，1894年甲午战争前后，文化界掀起了一个翻译的西方文化著作，介绍并引进西方文化思想的新潮，在这种背景下，学人相当重视方法论，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如梁启超、蔡元培等。而方法总与一定的观点相联系，在观念的指导下运用，自十九世纪末严复翻译英国赫胥黎《天演论》之后，进化论对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政治、文化思想以及文学研究均产生过深刻影响。文学研究者以进化的观点阐释文学的发展变化，梁启超在《小说丛话》中，以进化的观点说明古语文学变为俗语文学，即是文言文学变为白话文学就是一例。但这种文学上的进化观念要到五四文学革命发难时才大放光芒。而本阶段中提出的对明代小说的推崇观点，实际上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出“平民文学”的观点相通。
第二时期(1979-1949)
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正式举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旗帜的文学革命发生得更早，一般认为是1917年。作为这个文学革命发难的重要标志的有两篇重要文章——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这两篇文章中都涉及到明代文学的评价，以胡适提倡白话文学，认为“言文合一”的趋势元代最盛，可惜为明代所阻，“政府”既已八股取士，而当时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复古为高。他同时推崇“白话小说”，赞誉家喻户晓的《水浒》、《西游记》是文学“正宗”。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认为，“元明剧本”和“明清小说”是“近代文学之灿然可观者”，明代前后七子和归有光等人是“妖魔辈”。可见他对前后土子是采取否定态度的。
稍后，胡适、周作人等又推崇明代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甚至认为那是明季的“新文学运动”。
以上观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发生过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明代的小说、戏曲作为“平民文学。被空前地重视，出现诸多著名研究家，成为一门显学。其次，明代诗文（公安派除外）被长期忽视。
胡适身体力行，作小说研究，在明代作品方面，他写了《水浒传考证》、《西游记考证》、《三国演义序》等，他对这几部明代文学巨著的成书、作者、演化等问题的研究，实开一代风气。他明白告诉人们，他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或形象地称之为“拿证据来”。这种方法影响了很多学人。胡适研究文学之所长，正在这里。而对于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分析，则十分薄弱，甚至根本不涉及，所以胡适研究明代小说的贡献，多在考证的层面，而不在思想艺术研究的层面。胡适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本是和他遵奉的进化论观念相联系在一起的。他在《水浒传考证》中最早提出“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但他所提供的例子却是浅近浮泛的，比如他说：“元朝文学家的文学技术程度很幼稚，决不能产生我们现有的《水浒传》”这就是似是而非的浮泛说法。所以，胡适的实际考证成绩超过他宣扬的方法。但在当时，这种方法确又发生过影响。
郑振铎是五四以后研究小说，戏曲的有代表性的著名研究家，他也宗奉“进化的观念”，或也受到胡适的影响，如他说：“文学史上许多错误，自把进化论的观念引入到文学的研究上以后，不知更正了多少”，许多人都相信《水浒传》、《三国志》、《西游记》都是元朝人流传下来的，但是有了进化观念的人却很怀疑，当那时，中国小说方才萌芽之时，竟会有那么完美的作品产生……我们有了进化论的观念的帮助，便方可以大胆地改正一般文学史上把小说当作元人盛业的谬误了”。[6]郑振铎还谈到戏曲的进化，认为“元曲中、其结构、人物都甚简单，每剧只有四、五出，每剧中只限一个人物歌唱，到了明人的传奇却在为进步，出烽多至三、四、人物也多了不少，每个人物都可歌唱、有时是合唱、有时是互接的唱这使剧扬热闹了许多，确是一个大进化”。[7]小说、戏剧的演化与生物的进化有相似的一面，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用这种进化的观点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成书年代，有一定的说服力。明传奇体制的变化，也是一种进步。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也就是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产物。他把被称为“子部”的小说和被视为“闲书”的白话小说打通起来，写成史著，是别开生面的，其间对明代小说的评价有卓越的见解。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说：“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文艺之一的小说，自然也如此。”但从鲁迅著作整体看，他的“进化”思想的核心是发展和变革的观点。
在进化论和实证主义之后，社会学批评方方法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这种批评方法着重从社会时代、思潮，乃至阶级的广泛联系中，考察文学现象，而这正是考证学的方法所缺乏的。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以后，社会学批评方法更为风行。在唯物史观指导之下的社会学批评方法成为学术研究中的主宰。这时，一部分学者主张用唯物史观来审视文学现象，这是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1933年，郑振铎说：“至于那新方法究竟是什么样的方法呢？当然各人的师授不同，不能执一而论。唯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品的产生，不单只赞颂那产生这作品的作家的天才，还应注意到这作品产生的时代与环境，换言之，必须更注意到其产生的社会因素”。[8]就是他在同一文中所说的经济因素与时代的背景。我们只要回顾一下作者在这之前对以达尔文进化论观念研究文学的称赞，就可以看出研究方法的前进。1933年《读书杂志》“社会学观中国文学史特辑”中有李华卿《中国文学史引论》一文，该文谈到方法论时，便主张以唯物史观作为研究文学史的方法。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一部明代文学史的著作，那就是宋佩韦的《明文学史》，著者结合时代因素分析明代诗文。他的论说虽也有传统观念的影响，但同时也显出受当时社会学批评方法的影响的痕迹。
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谭丕模的《中国文学史纲》是一本旗帜鲜明的应用历史唯物论来编写文学史的著作，他强调“社会经济发展到某一阶段，则文学亦随之发展到某一阶段，社会经济停滞在某一阶段，则文学亦停滞在某一阶段”。这种强调显然流于机械。在研究明代作品的文章中，也当现过一种的做法，而作者主观上也是想用新的社会、阶级分析方法如刘毓松《水浒传的社会思想研究》一文，分析梁山义军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没有革命的政纲政策和坚强的政党领导。这如同总结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一样，以一般的历史的政治的分析取代了对《水浒传》这一独特的艺术作品的分析。表现出庸俗社会学的倾向。
须要着重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明代文学研究，随着本时期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进展，也有明显的表现。最有典型意义的是关于《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原型问题，它涉及的是中印文学的比较研究。胡适于1923年作《西游记考证》。他研究了印度古代神话故事《拉麻传》，认为传中的神猴哈奴曼是孙行者的原型。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支持胡适的论点，陈寅恪《〈西游记〉装宗弟子故事之演变》，认为《贤愚经》的《顶生五缘品》和《罗摩延传》的猿猴故事，是《西游记》孙行者大闹天宫故事之起源。比较研究至少可以拓宽学人的视野，将中国文学放到世界文学之林中去观察研究，说明中外文学的相互影响以及规律。
三十年代，出版了两部明代文学的断代史，这两部明代文学史皆能成一家之言。一为钱基博的《明代文学》，商务印书馆印行，一为宋佩韦的《明文学史》，该书只谈诗文。有关明代戏剧的专著有卢前的《明清戏曲史》，散曲专著则有任讷《散曲概论》，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至于其他有关明代文学的评论，考证文字，也相当的多，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视为百年中明代文学研究的第一个丰收时期。
第三时期（1949-1976年）
本时期，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已确立为全国各项工作、各项事业，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的领域指导思想，也成为文学研究中的指导思想，也是占主导地位的方法。上阶段风行一时的实证论与考据说相结合的方法，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批胡适的政治运动中被当作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典型而遭全盘否定。从西方传进来的其他研究方法，也常被忽视。只有考证的方法还很盛行，因为研究作者，探讨时代，都离不开材料的考订。一般地说，社会学批评方法所长在评析作品的思想内容，政治倾向。它的视角较广，不是孤立地就作品论作品，就作家论作家。它具有理性分析的深刻性，对文学作品的意义和社会价值，能洞烛其微。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把社会学的文学批评发展到了高峰，而且本身也已形成一个科学体系。所以在1949年到1966年这十七年间，古典文学研究包括明代文学研究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这十七年间的论著比三、四十年代还要多。而这个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古典文学研究学术体系的初步建立，也就是说，这时候的研究家们通过他们的努力，在实际上创造和形成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明代文学的研究取得了较好成绩。如冯雪峰的《回答关于〈水浒〉的几个问题》，系统地论证了《水浒传》的主题——农民起义说。这在当时是一篇很有影响的论文。陈中凡的发表在1962年4期《文学评论》的《汤显祖〈牡丹亭〉简论》，根据晚明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以及新的社会关系，提出杜丽娘与柳梦梅的姻缘是“新的市民阶层狂热追求爱情的愿望在舞台上生动具体的表现”，“只有《牡丹亭》式的杜丽娘才能体现出十六世纪末期市民意识抬头的时代精神”。在有关《西游记》思想内容的讨论中，张天翼的《西游记札记》在当时也有广泛影响。但张天翼文章中说《西游记》“借天界神佛来描写地主、贵族和皇帝，借妖怪们的造反来描写农民起义”，有流于简单化的弊病。当时类似这种简单化的现象不只一见，有的则已走入庸俗社会学。因此五十年代中期后，研究界曾有批评庸俗社会学的举动。何其芳在《胡适文学史观点批判》[9]中提出：“没有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规模巨大，以致使得封建统治不能维持或者几乎不能维持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孙猴子大闹天宫那样的情节是不可能虚构出来的。”他没有将大闹天宫当作农民起义的直接反映，只是将农民起义作为作者构思这一情节的基础。实际上显示了与庸俗社会学的批评倾向划清界限。
但这并不能完全阻止批评方法的僵化。主要原因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阶段斗争被人为的加激，阶级斗争的理论被提高到决定一切的地位。而文学批评方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阶级分析方法，如果演变为纯以阶级斗争理论审视文学遗产，以阶级分析方法为文学遗产定性，而这种阶级分析又是简单的地以作家的出身为依据，那就易于乃至必然导致对文学遗产的全面否定。当时，有一部文学史称明初杂剧“只是贵族文人的制作”“完全走向了形式主义”。朱有墩是王室成员，便说他的杂剧是典型的贵族文学，除了消极思想和浓艳词藻，并无其他。至于当时王室内部权力斗争，这种斗争给予朱有墩心理、创作的影响则一概不问。可是在杂剧发展史上，明初一段便成了空白，杂剧形式的变革也难以说清。
当时文学批评方法的一个根本原则是政治第一艺术第二，随着不断地突出政治，政治第一必然发展为政治唯一。这也是专业生硬、简单和僵化的原因之一。可见问题不在马克思批评方法本身，症结在于当时左的政治运动的影响。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明代文学研究，仍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尤其是“双百”方针的提出，对于学术讨论的展开大有裨益。五十年代组织了一些有关明代文学的讨论，以讨论名家名作为主，讨论的结果，汇集在几部讨论集中，有《三国演义研究论文集》《水浒传研究论文集》、《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以及《元明清戏曲研究论文集》，讨论的主要问题有作品的作者，主题思想、人民性、人物形象、成书经过及创作方法等，除了在刊物上进行讨论外，还以研究座谈会的形式作学术交流，如1953年11月23日，在北京召开了部分专家参加的关于《三国演义》的座谈会。这些讨论虽然仅仅是开始，还有待深入，但参加讨论者的态度都是平等的，大家实事求是地各抒己见，展开争鸣，虽然这一时期对时代文学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小说、戏曲方面，但无疑是相当活跃的。可以说，五十年代初、中期，是二十世纪后六十年间学术研究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这个时期的后十年，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支配和制约，古典文学的研究一片萧条、荒芜，明代文学研究自不例外，虽说评说《水浒》一度相当热闹，成为运动，但实际上是一种异常情况。
第四时期（1976—世纪末）
这是二十世纪后六十年间，学术研究的第二个黄金时期。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提出，是“五四”精神在更高层次上的再起。在这种形势之下，明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以往各个阶段，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突破禁区。第一是思想理论上的禁区，此前三十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学术研究的领域的禁区相当多，尤其是“文革”十年，更是思想禁锢的时期。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两年，政治决定学术走向的现象，还未真正改变。只有在批判现代迷信，批评两个“凡是”，提出解放思想的口号以后，在思想理论领域才得以拨乱反正，学术研究也才得以正本清源，即以《水浒》研究来看，由于“文革”中的“评《水浒》”运动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在学术界的拨乱反正中，《水浒》研究也就成了突破口。虽然不免带着意识形态色彩，但我们从1978年几篇讨论《水浒》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已经不仅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论《水浒》了。稍后，也就出现了不以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为基调的文章。1979年第期《文学评论》刊出了丁振海的《〈水浒〉研究三十年简评》就有所突破，作者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就《水浒》的内容，宋江形象的复杂性，发表了比较公允客观的意见，对《水浒》评论中的简单化、形而上学、反历史主义的倾向提出了批评。八十年代以后的《水浒》研究已经回归到《水浒》本体。第二是研究范围的禁区。最明显的例子是对《金瓶梅》的研究，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以《金瓶梅》作者考证为突破口，逐渐深入到书中的其他领域，乃至于书中的性描写。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使一些研究者棘手的问题，而研究《金瓶梅》它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随着学术界思想的活跃，学者们敢于直面这一问题了，或论述它所包含的社会内容，或评说它的人文色彩，或称它有反礼教禁欲主义的作用，或分析它与晚明社会思潮的关系。有从审美角度探讨的，有从性学、性文化这一新的视角进行探讨的，等等。不妨这么说，《金瓶梅》在八十年代以后一度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明代文学研究中突破禁区的成果。
同以上突破禁区的情况有关，早先的那种出自政治原因而因人废言的不正常现象也陆续被冲破。在《西游记》研究中，胡适提出过《西游记》的内容没有什么微言大义，而是滑稽玩世。这一观点，在五十年代被批判为“反动论点”[12]，这是政治性的宣判。八十年代，有学者再次提出胡适的这种观点，并把它归结为游戏说，且不少学者对此说加以论证，成为《西游记》主题研究中的一说。自五十年代批判胡适运动以后的近三十年中，胡适除了作为大批判的靶子之外，对他学术上的成就是讳莫如深的。正是在八十年代以后胡适在明清小说研究中的贡献才又重新获得肯定，这不能不说同当时突破学术禁区的口号与行动有关。
这一阶段明代文学研究的活跃，还表现在诗文研究上突破了长期存在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框框，即对前后七子诗歌主张的基本否定，乃至于对他们文学地位的基本否定。这实际是“五四”时期就已出现的观念。对这种否定，虽然也有不同看法，但自五十年代以来的几部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中，基本上还是持这种否定看法。到了这个时期，也是八十年代以后，这种长期存在的否定看法受到了挑战，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作了新的较为切实的分析，指出了它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同时又对前后七子成员的同异作了较为符合实际的分析。这样，也就带动了明代诗歌研究。可以说，这一阶段的诗歌研究，呈现出百年来最为繁荣的局面。
其次，这一阶段的学术界出现了“方法论热”，或叫“新方法热”。这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各种方法的多元互补，易于形成学术研究的全面繁荣，本阶段的研究实践证明了这点。由于改革开放，打开国门，西方的各种研究方法纷纷被介绍到国内。经过十年禁锢的学者们，如饥似渴地吸收新鲜事物，一时间形成了方法论的热潮。在明代文学研究中，运用新的方法最为突出的是小说研究，如运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符号学、人类学、语义学、比较学、渊源学，等等。与方法论相联系的还有多视角问题，即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四大奇书来说，研究者们的研究角度颇见相异，美学角度、心理学角度、大文化背景角度、民俗角度、宗教角度，等等。由于研究方法与视角的多元化，在明代小说的研究中，取得了累累硕果。如用审美批评研究西门庆这一形象，说明了这一形象的美学意义，这是发前人之所未发的。用比较学、渊源学继续研究孙悟空的原型问题，多数学者取得了共识，肯定这一形象与印度文学有一定关系。从文化学角度研究《三国演义》，曾有全国性的讨论会，其成果反映在《〈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论文集中。还有多篇用系统论研究《水浒》的文章。在明代诗文研究领域，象陈书录的《明代诗文的演变》也有新颖思路，作者将诗文创作与理论批评结合起来，作交叉思考，开辟了一条诗文研究的新路。
新的研究方法虽然使得明代文学研究出现了兴旺局面，但也要指出，部分学人在运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时，并未见得能得心应手，有的论文显得生硬难读，反映出论者本人对于这新的方法并没有了然于心，仅仅一知半解而已。这种现象，反映了学术界部分人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九十年代以后，那种生搬硬套外来方法的现象已大为减少，这反映了学术界的更为成熟。从这一阶段的明代文学研究中也可发现，传统的研究方法，仍显示了它不可替代的功能。乾嘉学派的考证学研究方法在“四大奇书”的作者、成书、版本、辨伪等研究中，仍然独领风骚。有近百年传统的社会学批评方法，在摆脱了极左政治的束缚后，重整雄风，它在明代文学，如小说、戏曲、流派的研究中，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与人们越来越熟练地掌握的美学批评方法相配合，相得益彰。
第三，这一阶段明代文学的研究深入与拓展，呈现了新的面貌。我们看到世纪初对明代小说研究的简单甚至幼稚，第二阶段的研究主要在作者、成书、版本等考证方面，第三阶段的研究发展到对小说内容、人物形象的分析，但主要定位在社会性、阶级性上，对小说艺术性的分析显得薄弱。本阶段的研究则大为深入，以小说与戏剧的研究而言，深入到了文化学、美学、心理学、宗教、民俗等等领域。深入到从前的禁区——人性及性学的领域。研究的深入还表现在宏观研究的加强，宏观和微观当然是相对的，比如研究明代小说史，在概括明代小说史全貌的基础上，从史的发展中论述明代小说，这便是一种宏观的把握。宏观的研究能更为全面地描述文学发展，探讨文学发展的规律。研究的深入还体现在改变了将复杂的文学现象简单化、单一化的作法。如从前只是把公安派作为前后七子派的反对派看待，实际上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这时一些学者论到了另一面，前后七子派中的人提倡真情和崇尚民歌，实是公安派的先导，公安派继承了这一传统。这就说明两者异中有同，这就是研究深入的一种表现。
这一阶段的明代戏曲研究在侧重名家名作的同时，研究者也发出了重视二、三流作家的呼吁。以前很少提及甚至无人提及的作家作品，也开始进入研究的视野。有的明代戏曲家如被视为临川派的阮大铖，以其人品卑劣，对他的作品的评论往往三言两语，一笔带过。而本阶段出现了多篇研究阮大铖及其作品的论文，黄钧的《阮大铖〈石巢四种〉平议》，便是其中之一。该文比较全面地论述了阮的思想，为人与剧作。在如何评价历史上的“反面人物”的文学作品的问题上，有所推进。
在领域的拓宽方面，出现了思想史与文学史的综合研究，如马积高的《宋明理学与文学》，在阐释二者的关系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来审视明代文学，这就突破了文学本身的范围，拓宽了研究的空间。
本阶段的明代文学研究还加强了比较研究，有纵向比较，从史的发展对文体，流派等作比较，如台阁体与茶陵派，茶陵派与明七子，明七子与公安派，公安派与竟陵派，它们之间的继承与革新的关系。有横向比较，是文体之间的比较研究，如明代诗文与小说、戏曲之间的关系，小说与戏曲之间的关系。有明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种种比较都是对研究领域的拓展。
二十世纪明代文学研究，是逐步现代化的演进过程。由世纪初的从传统研究到现代研究的开始转型，到二、三十年代为研究的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尔后的十多年因战争原因而暂时停滞；到五、六十年代的曲折发展，接着十年动乱，无学术研究可言；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明代文学研究突飞猛进。回顾这一演进过程，其曲折，可以使人警醒，其成就，可以成为今后研究的起点和基础。那末，二十一世纪的明代文学研究将更为辉煌，是可以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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