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新移民_移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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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组织(IOM)对国际移民的界定是:(1)迁移的目的是定居而非暂居;(2)必须在外国居住一年以上(注:《全球移民一亿五千万华人占两成》,载[美国]《侨报》2000年11月3日。)。根据该界定,非正常渠道移民虽然没有合法居留权,也是国际移民;留学人员和外交、公务人员不属于国际移民,但留学人员完成学业后,在所在国就业、居住一年以上,即为国际移民。本文沿用国际移民组织对国际移民的界定。应该指出的是,新移民这个概念比通常的侨民的概念更宽泛。所谓中国新移民,是指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国际移民。

中国新移民的迁移原因、规模与分布

(一)移民潮出现的原因与规模

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关闭近30年的国门逐渐打开。出国成为时尚,成为一些年轻人的最大愿望。人们出国的动机,除了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因素外,还有文化、心理因素,形成了连“推拉作用”等众多传统的国际迁移理论都难以涵盖的局面。于是,侨眷申请移民,学生出国学外语,姑娘们嫁给外国人,甚至什么条件都不具备的则冒险偷渡。一般人一出国就走上了不归路,许多人自嘲是“胜利大逃亡”。70年代末至1998年,中国新移民(不含港澳台)共有180余万(注:郭玉聪:《新华侨华人群体的形成及其特点》,载庄国土主编:《世纪之交的海外华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关于新移民的数量,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估计至1998年共有200万人。)。

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球。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标志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所谓经济全球化,就是商品、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在四个生产要素中,核心因素是人力资源。当代国际移民理论如“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等认为国际移民是经济全球化的衍生物,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使发展中国家成为巨大的人力资源提供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国际移民。国际移民组织2000年11月发表的《2000年世界移民报告》称,近年来,全球国际移民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中国每年约有40万人移居国外。其中正常渠道移民20万~30万,非正常渠道移民(无证移民)10万~20万。从地域来看,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合法定居的约10万,在其他国家合法定居的移民以及散布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非正常渠道移民共30万(注:转引自[美国]《侨报》2000年11月8日。)。国际移民组织《2003年全球移民报告》认为,全球人口的流动性已愈来愈大(注:转引自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华侨华人资料》2003年第5期。)。中国新移民的情况也是如此。1999年至2003年约增加230万人。近五年的人数就超过过去20年的人数。70年代以来的新移民合计约420万(注:根据国内外报刊统计数字。)。

(二)新移民在国内外的分布

新移民的主要移出地及人数是:福建省90余万,浙江省90余万,广东省60余万,上海市20余万,北京市约20万(注:根据国内报刊统计数字。)。与老华侨主要来自东南沿海地区不同的是,新移民出自全国各地,从黑龙江到云南,从山东到新疆,都有几万甚至十几万的国际移民。

中国新移民的主要移人国及人数是:美国约130万,俄罗斯约50万(注:《中国人在俄罗斯谋生不容易》,载《瞭望东方》周刊2003年11月1日。),日本40余万(注:日本法务省出入国管理局《在留外国人统计》各年度版。),加拿大40万(注:《加拿大移民来源地大陆连续5年居冠》,载《侨务工作研究》2004年第1期。),法国约30万(注:《移民专家称:旅游中国移民已达45万》,载《侨务工作研究》2003年第6期。),澳大利亚16.5万(注:《五年间澳洲华人移民增加3.3万人》,载[澳大利亚]《澳洲日报》2004年4月29日。),英国、德国、巴西、意大利、西班牙、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南非、新西兰均有10万人左右(注:根据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编《华侨华人资料》有关数字估计。)。北欧的丹麦、瑞士、芬兰、挪威以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柬埔寨、缅甸也有成千上万的中国新移民。

新移民的类型及特点

(一)留学移民

出国潮最早是从留学开始的,虽然留学生不是国际移民,但大多数留学人员完成学业后选择了移民,因而是新移民的主体之一。

中国教育部2003年正式公布的留学生总数是58万(注:《中国留学人员达58万》,载香港《文汇报》2003年6月26日。),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计,从1978年至1998年,中国已有留学生71.2万(注:转引自骆克伍等:《引智与改革》,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1999年度专项课题报告。)。笔者认为后者比较符合实际。1996年中国公布的赴美留学人员共有10万,而美国公布的数字是16.5万。同年中国公布的留学人员总数为25万人,笔者根据国内外有关资料推算是40万人以上(注:郭玉聪:《新华侨华人群体的形成及其特点》,载庄国土编:《世纪之交的海外华人》。)。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很多,主要原因是:中国仅统计以读本科和研究生为目的的留学生人数,不统计读语言学校的留学生人数,也不统计以陪读等身份出国而又入学的留学生人数。中国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统计数字显示:1986年~1998年间,中国自费出国留学人员已达到56.7万(注:转引自《广州商报》1999年7月10日。),其中包括读语言学校的留学生,但这些学生大多数会继续升学。

至2003年,只有16万留学生回国(注:曾庆红:《充分发挥广大留学人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独特历史作用》,载《神州学人》2003年第12期。)。由于只有1998年以前入学的留学生才存在回归的问题,所以按至1998年留学生71.2万人的基数计算,回归率仅为23%。其余55万留学生已经转化为国际移民。

中国八九十年代的留学生多数是研究生,例如,1994年~1995年度留美学生的结构是:本科生15%,研究生82%,其他学生3%(注:《华声月刊》1996年第9期。)。而且中国留学生通常会选择继续深造。 中国教育部的统计资料显示:90%以上的留美学生已获得博士或硕士学位(注:转引自香港《文汇报》2003年6月26日。)。

(二)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

这两类移民尤其是技术移民在多数发达国家受到欢迎。过去对国际移民限制较严的日本,现在也注重引进人才,并实施宽松政策和优厚待遇。日本从2001年开始放宽信息通信技术人才的入境就业条件,只要中国或韩国的IT从业人员持有本国的系统分析员、高级程序员的资格证书,即使没有大学学历和工作经历,也可以申请技术人员的居留资格。近年美国以H-IB签证每年直接从国外引进高级人才10万~20万人,仅从中国引进的人才就占10%,达2万人左右。

投资移民的整体文化水平不如技术移民,但他们的创业意识却居各类移民之首。最有代表性的投资移民是温州移民。他们往往只有几千美元,就敢于贷款投资数十万美元乃至数百万美元开旅馆、办超市、购置房地产等。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温州人的互助网络,以“干会”(没有利息的“标会”)的方式获得(注:钱军:《十万温州人打拼在纽约》,载[法国]《欧洲时报》2003年8月16日。)。在美国和西欧,现在已有70多万温州新移民,他们是大规模的投资移民群体(注:刘爱贞:《温州人在纽约三大商业板块闯天下》,载《世界日报·世界周刊》2002年7月21日。)。

(三)国际婚姻移民

国际婚姻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在国内与来华的外国人或华侨华人结婚,然后办理移民签证,出国定居。另一种是已在国外留学或就职,在国外与外国人联姻。不管哪种类型,只要维持几年的婚姻关系,这两类移民一般都能在国外定居。国际婚姻移民有较高的学历,且绝大多数为女性。其中第二种类型的人已包括在其他新移民中。第一种类型移民约有数十万人。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国际婚姻也在增加。以温州市为例,2000年为794人,2001年为1121人,2002年为1229人(注:南航:《话说温州新移民》,载[法国]《欧洲时报》2003年4月19日。)。

(四)配额移民与亲属移民

这两种人出国的目的是获得永久居留权或长期居留权,是最典型的国际移民。美国每年给中国大陆两万名移民配额。仅此一项,二十余年来的人数就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许多国家虽然没有移民配额,但对亲属移民的政策却很宽松。广东省的新移民大都是这两类移民。值得注意的是,十几年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公民大量在中国收养子女。美国公民迄今收养了两万多个中国孤儿,2001年一年就收养了5053个(注:《领养中国孩子接受中国文化》,载《参考消息》2003年6月29日。)。西方的家庭伦理观与中国的迥然不同,养父母往往要求他们学习汉语,以此培养他们对祖国和家乡的感情。

(五)非正常渠道移民

这类移民过去称为非法移民,西方称无证移民。最近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称此类移民为非正常渠道移民。该类移民的迁移方式有三种:(1)边境偷渡;(2)以旅游、商务考察等合法手续出境,取道第二国偷渡进入第三国;(3)合法前往移入国短期居留,如留学、探亲、旅游、商务与文化活动等,但长期非法滞留。非正常渠道移民数量最多,约有100万,仅来自福建省的就有70万(注:《福建侨报》2004年6月25日。)。他们绝大多数已经或即将获得移入国的合法身份。他们大多数是农民出身,比较勤劳,主要集中在美国、意大利、英国等发达国家。

新移民对中国和移入国的积极作用

上述五类新移民的基本特点是:年轻、富有创造性和开拓精神;文化水平较高;勤劳节俭;与祖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各国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的今天,中国新移民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量,他们对中国和移入国经济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对中国和移入国经济发展和两国关系的促进作用

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5年,中国吸收的海外投资有70%来自华侨华人,以致于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在比较中俄改革的得失时,将华侨华人的作用看作是中国获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然而,华侨华人的第三代、第四代现在与中国的关系已日渐淡薄,代之而起的是新移民。以福州市的非正常渠道移民为例,他们每年汇回家乡的十几亿美元,接近福州市全年的财政收入(注:庄国土:《关于如何利用福建新移民暨海外福州人资源的建议》,给福建省政府侨务办公室的调查报告,2003年11月。)。新移民在国外的时间还不长,财力有限,却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

新移民对移入国和中国经济发展以及两国关系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为移入国提供了急需的劳动力。笔者2003年11月访问美国时,从洛杉矶到纽约,沿途所见,都有劳动力紧缺的状况。纽约的侨领们对我们说,如果现在有5万劳工到纽约,不出一周,就会被全部雇用。多数农场以及靠近墨西哥的地方更是如此,即使以高于纽约25%的工资雇用劳工,还是请不到人。来自福州的50余万非正常渠道移民曾被很多人横加指责,但是,多年来他们填补了50余万个美国人不愿干的工作岗位。2004年1月英国“莫克姆湾惨案”发生时,拾贝的福州人有20人遇难,但是,仅过去3个月,又有180多名福州人冒险去拾贝。福州每年的十几亿美元侨汇也包含着他们的血汗钱。英国朝野都承认的一个事实是,英国现在有100多万个英国人不愿干的工作岗位正由外国劳工充任(注:《英国华人议员呼吁政府全面检讨莫克姆湾惨剧》。http://www.sina.com.cn,2004年2月13日。)。

(2)为移入国注入了经济活力。在纽约,福州人开的餐馆和商店已遍布各条街道。 东百老汇大街整条街都是福州人的店铺。而温州人的鞋店、旅馆、超市等更是引入注目。皇后区、布鲁克林区所有新兴的大型超市都是温州人开的。在巴黎,温州人被称为“东方犹太人”。巴黎二、三、十一区原来是犹太商人的领地,现已被温州商人所占领,他们的商品全部来自中国(注:赵成:《巴黎近郊迅速崛起的华商新城》,载《欧洲时报》2003年4月5日。)。

(3)增进移入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新移民为移入国与中国的经济交流与合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以澳大利亚和美国为例。现在澳大利亚的华人中绝大多数是新移民。欧洲舆论认为:“澳大利亚华人多,而且人数在不断增加。受此影响,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已经超过了它与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关系。”(注:《耐心和坚持不懈帮助澳大利亚公司收获成果》,载[英国]《金融时报》2002年6月19日。)日本舆论认为,“美中合作的时代即将到来,在美中合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新华侨,他们兼有中国式的经营手法和自己的中国信息网,他们具有大公司也不敢轻视的力量。”(注:《21世纪的主角——美中时代》,载《日本经济新闻》1996年10月4日。)在中国与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合作中,新移民是否产生了重要影响或起了主要作用很难量化,值得进一步探讨,但他们的作用肯定是不能低估的。新移民在外国的主要优势是与中国的关系,能否发挥这种优势的作用,关乎他们的生存与发展。

(二)对中国科技进步的作用

新移民更大的优势是在科学技术方面。他们分布在发达国家的科技前沿,掌握着当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新移民中的原留学人员回国后被称为“海归派”。以下是关于“海归派”的一组统计数字: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科学院院士、“九五”期间担任国家“863计划”课题组组长以上职务的科学家中,海归派分别占81%、54%和72%;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设立五年来,共有426人获得资助,其中海归派占80%。十几年来,全国各地共创建留学人员创业园70家,入园的海归派企业4000家,入园海归派人数15000多人。其中,仅北京中关村,海归派创立的企业就有1785家,引进海归振4900多人(注:曾庆红:《充分发挥广大留学人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独特历史作用》,载《神州学人》2003年第12期。)。“回国留学人员”或“海归派”的称谓都无不可,但实际上他们多数完成学业后都已在国外居住了一年以上,他们属于国际移民组织定义的国际移民。而且,他们虽然已经在国内创业,但仍然没有放弃外国的居留权或公民权,还是国际移民。

多年来,在一些重要的科技领域,海归派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例如:

人类基因测序被称为“人类自身的登月工程”。1999年,曾在丹麦、美国留学、工作多年的杨焕明、汪健、于军等成立“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加入了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争取了1%的测序任务。经过艰苦奋斗,终于提前在2001年圆满完成了任务,所有指标均达到“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协作组的要求,不仅使中国的基因测序能力跃升至世界第四位,还改变了人类基因组研究的国际格局(注:《人类天书“中国卷”杀青》,新华社北京2001年8月26日电。)。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核心芯片技术,中国不能生产交换机、路由器,只得依赖进口。2002年6月,美国硅谷工程师李为民等海归派在成都创办公司研制“华夏网芯”。2003年底他们终于开发出集成度高达1400万门的以太网路由交换核心芯片,其整体水平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不仅可与硅谷两家公司目前生产的同类芯片媲美,而且其先进性还相当于美国公司同类产品的新一代产品。该芯片的问世,不仅满足了中国高速发展的IT产业的需要,确保国家的信息安全,还将推向世界(注:《中国有了“华夏网芯”》,载《厦门晚报》2004年4月22日。)。

现已加入美国籍并担任终身教授的王晓东,主要从事哺乳动物细胞凋亡机理的生物化学机制的研究。该研究对人类癌症、神经病变、自身免疫病、艾滋病等的治疗有很重要的意义。他从1999年至2002年因此获得五项荣誉和奖励,并于2004年4月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是两岸三地第一位当选该院院士的新移民,也是该院最年轻的院士之一。他在当选后说:“我对中国的感情是无可取代的,一直想为中国做点事。海外学子不管有多大成就,不管离开祖国多长时间,祖国还是祖国。”他每年都回国教研究生,两年前中国决定建立国家生命科学研究所,并邀请他主持研究所的研究工作。

在美国生命科学领域,活跃着一大批华人科学家,他们中领衔课题组或拥有实验室的不下1000人。在顶尖的学术杂志上发表的生命科学论文中,约40%的作者是华人,其中相当部分是新移民(注:王圻:《华裔科学家成美最年轻院士》,载《环球时报》2004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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