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社会网络与贫困脆弱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论文,民间论文,社会论文,脆弱性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的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工作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金融发展的规模与效率不断提高，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减贫工作成效显著。数据显示，2014年农村地区贫困人口为7017万人，比上年减少1232万人。但是《中国反贫困发展报告(2014)》也指出，随着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啃硬骨头”阶段，减贫难度较以往更大，要彻底攻克这一难题，需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传统文献的研究主要采用静态指标衡量与测算贫困状况。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意识到贫困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贫困与非贫困之间存在动态演化以及相互转化的关系。新时期以来，我国贫困结构复杂，致贫原因多样，并呈现出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单维贫困到多维贫困、静态贫困到动态贫困、短期贫困到慢性贫困的新特点，贫困动态性成为新的关注焦点。而传统的贫困测度方法以及减贫措施大多具有事后性特点，研究者们越来越关注贫困的事前预防与消除，贫困脆弱性的概念应运而生。 贫困脆弱性将考虑到外部负向冲击对家庭福利水平的影响，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世界银行将贫困描述为：对冲击的复原性的测度——冲击造成未来福利下降的可能性。这体现出认识贫困的两个关键概念，即风险和脆弱性。贫困不仅指收入低下的状态，而且还包含了外部不利冲击所导致的脆弱性，即现有的微薄收入也可能失去的可能性。 在各种影响贫困脆弱性的因素中，民间借贷与社会资本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社会信用体制不健全，金融抑制的现象突出，直接影响着金融主体对社会资金的获取和配置。《中国农村家庭金融发展报告2014》调查显示，在农村地区，正规信贷资金缺口问题更加突出。有借贷需求的家庭比例达到19.6%，特别是在低收入农业家庭中，有农业生产信贷需求的比例达到52%，但是农村家庭的正规信贷可得性仅为27.6%。因此，在农村居民正规信贷约束严重的现实状况下，非正规金融发展的“补位”作用不容忽视。而民间借贷作为民间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已成为研究关注的重点所在。 社会网络作为社会资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对于家庭摆脱贫困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人情味浓厚的中国农村，乡土情结严重，社会网络不仅可以通过增加居民收入，促进人力资源积累与扩展就业机会等途径来缓解农村的贫困脆弱性问题，而且可以有效地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概率，通过促进亲朋好友之间的民间借贷间接提升农村家庭收入，降低农户的贫困脆弱性。 但是，已有研究至少在两个方面还存在改进空间：首先，现有研究大多笼统地分析了社会网络以及民间金融对于增加家庭收入与静态贫困的影响，很少涉及到贫困的动态衡量。第二，调查表明，在中国，民间借贷的基础是以亲缘关系为主体的社会网络。既有的实证研究以独立分析社会网络与民间金融对于农户增收的作用为主，对于其交互作用的分析不足，并未定量估算出该中介效应的相应占比。所以，本文拟从以上两方面进一步展开分析，探讨我国农村民间借贷与社会网络的发展对农户增收的影响。这将有利于提供适当的具有前瞻性的反贫困政策，减少扶贫措施的政策成本，增强扶贫政策的有效性，实现精准扶贫的目标。 一、文献回顾 脆弱性这一概念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各个研究领域。世界银行(2000)认为，贫困脆弱性着眼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各项冲击，是指个体或家庭由于遭受风险冲击导致生活水平与质量下降到某一社会公认水平的可能性。外国学者关于脆弱性的相关研究较为丰富。Pritchett(2000)认为，贫困脆弱性指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一个家庭至少有一年会陷入贫困的风险”①。Alwang、Siegel和Jorgensen(2001)认为脆弱性是随着时间对风险发生的响应，其程度由风险自身的特点和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两方面来决定。由于受到资产规模较小的限制，贫困人口脆弱性程度更高。②Chaudhuri and Jalan(2002)认为，预期的贫困脆弱性是指“在给定区间内，个人或家庭下降到贫困线之下的可能性”③。但是，有些研究也指出，贫困家庭不等同于脆弱性家庭，有些贫困家庭由于远离市场的相关冲击，可能比城市非贫困群体更加不脆弱(Glewwe and Hall，1998)。④ 近年来，国内的相关研究也逐步推进。黄承伟、王小林等(2010)归纳概括了经济学、环境学、社会学等不同研究范畴下脆弱性的定义并阐述了Gaiha和Imai(2008)归纳的预期的贫困脆弱性(VEP)、期望效用脆弱性(VEU)和风险暴露脆弱性(VER)三种测度方法，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框架。⑤ 社会资本来源于社会学，自从Coleman(1988)等人提出并发展了这个概念⑥以来，社会资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反贫困功能日益受到关注。Grootaert(1999)通过研究社会资本与居民福利和贫困状况的关系，发现社会资本与家庭福利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⑦Zak & S.Knack(2001)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社会资本可以显著降低贫困，改善家庭的收入不平等状况。⑧ 一般来说，社会资本指的是“能够通过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经济效率的社会网络、信任和规范”(Putnam et al.，1993)。⑨其中，社会网络作为个人或家庭拥有的亲戚、同事或邻居的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关注点之一。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关系型社会，社会网络对个人的经济地位影响颇大。赵剑治和陆铭(2009)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对农村收入不平等有显著作用，社会网络对收入差距的贡献达到12.1%-13.4%。⑩张爽(2007)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社会网络和公共信任能显著地减少贫困，而且在社区层面的作用尤其明显。(11) 既有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对贫困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力市场以及资本借贷等。社会网络对农村居民增收的作用机制并非简单的资金叠加与要素直接作用，而是存在着复杂的交互作用和共生性，其中一个重要的作用机制就是通过促进民间借贷来改善农村家庭的经济状况。因此，社会网络促进农户家庭收入的增加体现出鲜明的中介效应，即通过带动民间信贷提高农民纯收入。 首先，社会网络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逆向选择问题，将高风险者有效地排除出金融市场。同一社会网络的成员相对之间比较了解，这样有利于识别出高风险的借款人，甚至将其排除出金融市场(Ghatak，1999)。(12) 其次，社会网络有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道德风险问题，提高借款者的还款激励(Karlan，2007)。(13)这是由于同一社会网络中的成员往往地理位置相距不远或是具有频繁的往来，极大地降低了成员之间互相监督的成本。 最后，社会网络能够自发地由内在约束与声誉机制实施一定的社会制裁，进而降低交易对手发生信用风险的可能性(Karlan and Morduch，2010)。(14)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关系型社会，社会网络对于民间借贷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一方面，实证表明中国农村地区的社会网络确实有助于农村家庭获得借贷。另一方面，由于“虹吸效应”的存在，农村资金存在严重的外流现象。在农村借贷市场上，民间借贷等非正规形式更加常见(何广文，1999；朱信凯、刘刚，2009)。(15)(16)最终，通过将借贷资金投入不同的应用渠道，民间借贷促进了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与贫困的减缓。 纵观国内外研究，首先，现有研究大多笼统地分析了社会网络以及民间金融对于增加家庭收入与静态贫困的影响，很少涉及到贫困的动态衡量。随着我国贫困状况呈现出由静态贫困到动态贫困、短期贫困到慢性贫困的新特点，贫困的衡量方法也应当凸显贫困的动态演化过程。现有研究已经肯定了社会网络与民间金融对于缓解贫困的重要作用，那么由静态贫困延伸至动态贫困后，该结论是否依然成立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第二，现有研究调查表明，在中国，以亲缘关系为主体的社会网络是民间借贷的基础。现有文献虽然分析了社会网络可以通过刺激农村民间信贷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内在机理，但是并未定量估算出该中介效应的相应占比。所以，本文拟从以上两方面展开研究分析。 二、样本与指标选择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人口福利与非福利变化，为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分析提供数据基础。截至目前为止，CFPS共发布五轮数据(2008，2009，2010，2011，2012)。将不同问卷的数据匹配之后，得到了一个容量为6015的样本。 (一)脆弱性的衡量 本文采用的贫困脆弱性的衡量方法主要依据国际贫困动态学。以莫多克(1994)为代表的研究者将脆弱性看作是家庭福利水平暂时低于贫困线的同义词。本文借鉴该思想，运用二分型测度结果，暂时贫困者为脆弱者，赋值为1，非暂时贫困者为不脆弱者，赋值为0。本文采用中国通行的贫困线即农村人均纯收入2300元为标准，并用家庭人均纯收入来测度脆弱性。鉴于CFPS数据并未提供贫困的相关信息，所以本文采用熊娜、陈池波(2013)定义暂时贫困的方法(17)，如果2010年、2011年、2012年有一年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贫困线标准为暂时贫困家庭——脆弱性家庭，赋值为1；如果三年家庭人均总收入均高于该标准为不脆弱家庭，赋值为0。 (二)变量选择 1.社会网络。马光荣、杨恩艳(2011)研究显示，在中国，社会网络主要是基于亲朋好友之间的关系。CFPS数据中，“去年所送出的礼物份数”以及“春节期间来访的亲戚朋友数”等指标都可以近似作为社会网络的衡量变量。但是，本文选择“春节期间来访的亲戚朋友数”作为家庭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与“春节期间来访的亲戚朋友数”这一指标相比，在考察社会网络与民间借贷的关系时，“去年所送出的礼物份数”可能会与民间借贷存在强烈的反向因果关系。农户可能为了获得信贷而增加送礼的数量。而使用“春节期间来访的亲戚朋友数”是样本家庭来访的亲戚朋友，并不是样本家庭所要去走访的亲戚朋友，其反向因果关系问题相对较弱。其次，春节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亲朋好友往往在此期间相互走访以维持个人社会关系网络。最后，CFPS的数据中由于2012年社会网络的数据不足，采用2010年的数据作为社会网络的研究对象，“春节期间来访的亲戚朋友数”这个变量更加稳定，在两年之内变化不明显。综上，本文把“春节期间来访的亲戚朋友数”作为家庭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 2.人口因素。本文在人口因素中包含户主的相关特征，包括户主的年龄、教育程度。户主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家庭的民间借贷、收入状况以及贫困脆弱性。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户主的教育水平反映了其取得收入的能力。考虑到户主的年龄对于家庭收入状况可能存在非线性，即中年户主更有可能获得更多收入，降低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加入年龄的平方作为解释变量。 3.家庭特征。由于农村家庭人口相对较多，家庭的人口数量很可能对人均收入水平造成重要影响。人口众多特别是非劳动力人口较多可能会增加家庭对于资金的需求，同时也会降低家庭获得收入的能力，提高其陷入脆弱性贫困的概率。家庭的健康状况、医疗保险的支出情况也具有类似效应，同样被列入考察范围之内。 4.资产状况。对于现今中国农村而言，土地与农业机械仍是其拥有的最重要的资产。本文把家庭所承包的土地价值以及所拥有的农业器械价值也作为重要的控制变量，代表农户家庭的财富水平。此外，考虑到不同省份的收入差距明显，回归还将省国标码作为区域的控制变量。
从统计数据来看，人均家庭纯收入最小值仅为0.2，最大值为9025元，收入分布波动巨大。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变量，春节期间来访的亲朋好友数量最大值高达200人，平均值为10人左右，数额波动较大。教育水平方面，农村地区户主平均教育水平不高，样本数据中大约41%的家庭，其户主仅为初中水平，文盲比例接近20%，反映了中国农村地区人力资本不足的现状。同时，以1-7代表家庭平均的健康状况，健康水平较好的人，可以预见其能获得高收入的可能性也较大，因此，健康状况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土地作为现在农村家庭的主要资产，波动极大。每户家庭平均承包土地的价值在4万元左右，但是最大值却高达313万元，各个家庭拥有的农业器具价值也从0元到23万元不等，说明各个家庭财产状况差异巨大，农村内部存在显著的不平等现象。最后，通过加入省市自治区变量控制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 5.民间借贷 农户民间借贷总额最大值达200万，平均值为9000元。图1显示，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之间，户均民间借贷金额具有一定差距。其中，东部与中部地区民间借贷金额差距较小，分别为10598.18元与10415元，但是西部地区与其差距较大，仅为6380.743元，这基本上与各地区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的状况相一致。但是从民间借贷的发生率来看，三大区域呈现出明显的分化态势，中部地区民间借贷比率达30.46%，显著高于西部地区27.44%以及东部地区26.31%。这也与中国民间金融发展的地区分布相吻合。 三、实证研究 (一)社会网络与农户经济状况 本文考察社会网络对于农户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分为静态与动态两个层面。静态层面，主要运用回归模型考察社会网络对当期农户收入状况的影响。模型如下：
为农户社会网络的衡量变量，infordebts_per为家庭人均的民间借贷数额；
是各项控制变量，包括人口因素：户主年龄，户主获得的最高教育水平；家庭因素：家庭规模、家庭成员健康状况与商业保险的支出；资产状况：家庭所拥有的土地价值以及家庭所拥有的农业机械价值。 动态层面，主要考察社会网络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更具体地，我们考察社会网络对于农户家庭陷入脆弱的可能性的影响。基于此，我们使用Logistic模型研究社会网络的影响。具体的Logistic简化模型如下：
是家庭是否具有脆弱性的二分衡量指标，如果为脆弱性家庭，取值为1，如果为不脆弱家庭，取值为0。
为家庭具备贫困脆弱性的概率。对机会比率
取对数得到ln[
/(1-
)]，记为Logit。则有
图1 东中西部民间借贷平均金额
图2 东中西部民间借贷发生率
那么
可以表示为：
农户为脆弱性家庭时被解释变量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系数表示变量变化对与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模型需要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但是可以按照一般系数的含义进行分析。回归结果见表2。
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静态衡量还是动态衡量，社会网络的系数都具有显著性，说明在两种情况下，社会网络都具有显著影响。在考察社会网络对当期收入的影响时，其系数
显著为正，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说明社会网络对于增加农户家庭的当期收入具有显著影响。在加入人口因素、家庭特征与资产状况等变量以后，该系数仍具有显著性。 在考察社会网络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时，方程logit(1)结果显示，
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社会网络对于缓解家庭脆弱性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这就证明了农村地区的社会网络确实有助于降低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即使在方程logit(2)控制了人口因素、家庭特征与资产状况之后，其负向影响在统计上仍然显著。当运用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后，该结果依然成立，说明结果具有稳健性，即家庭层面的社会网络能够显著地降低农户陷入贫困的可能性，缓解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同时也说明社会网络为家庭平滑消费、抵御外部负向冲击提供了保障。 从控制变量还可以看出影响贫困脆弱性的其他关键因素。与预期一致的是户主的年龄与家庭脆弱性的关系呈现U型，即那些家庭为中年户主的陷入贫困脆弱性的可能性更低。户主通常是家庭的重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中年户主无论从年龄还是身体状况来说都更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收入，从而提升家庭的收入水平，降低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另外，那些户主教育程度高的家庭陷入贫困脆弱性的可能性低，说明教育作为提高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可以显著增加家庭收入，减少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家庭规模与贫困脆弱性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那些人口多的农村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更大，在当今时期控制农村家庭的人口规模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医疗保险有利于提升家庭的健康状况，抵御不良冲击对家庭成员健康的影响状况，因而对提升家庭收入、降低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作用。比较独特的是农业机械的参数，尽管系数值较小，农业机械的价值仍然与当期收入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与预期不同，但是在动态衡量过程中，其系数为负，即从较长区间来看降低了家庭陷入动态贫困的可能性。这可能是因为在短期中，农业机械作为家庭的一项支出，会降低家庭的人均纯收入。但从长期来看，其提升了农村家庭的农业生产能力，降低了贫困脆弱性。 (二)民间借贷与农户经济状况 我们进一步讨论在静态与动态衡量过程中，民间借贷对于不同农户经济状况的影响。表2显示，
显著为正，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这说明民间借贷对于增加农户家庭的当期收入具有显著影响。但是，在考察民间借贷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时，其系数变化不显著。 该实证结果表明，农村家庭层面的民间借贷只能暂时增加农户当期的收入，但是对减少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没有显著作用。这说明，现阶段的民间借贷对于长期增收的作用不明显。这可能是由于调查中的民间借贷以互助的借贷形式为主。从资金供给方来说，这种借贷规模较小，但是覆盖面广，借贷主体主要为个人或农户，亲朋好友之间互帮互助类型的借贷居多，并不以获得利息收入为主要目的；从资金需求方来看，该类借贷主要是应付短期生活急需与消费开支，多为口头协议，还款期限不明确，应用于扩大农业生产与工商业的资金相对不足。因此，该借贷更多的是一种应对冲击、平滑消费的非正式保险机制，其主要用于弥补生活所需而非扩大再生产的用途本质决定了其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户的经济状况，降低其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减轻其贫困脆弱性。这也说明，小规模的、家庭互助式的民间借贷无法成为促进农户增收的长效渠道，应该拓展民间借贷的资金使用渠道，加强对民间借贷的引导与规范，更好地发挥其对农民的长效增收作用。 四、中介效应的检验与估算 现有研究证明，社会网络不仅能够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力市场等途径促进家庭增收，更重要的是可以减少由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提高还款者的还款激励，降低风险，从而促进民间借贷的发展，间接地促进家庭收入的增加。但是，国内外研究对农村金融发展究竟通过何种作用路径减缓贫困以及中介效应的相应占比并未进行定量估算。本文基于对该问题的关注，利用微观数据，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并创造性地将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运用到社会网络通过民间借贷对减少贫困作用的估计上，对于中介效应的相应占比进行了定量估算。 为了进行检验，需要利用三个量测方程。
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考虑到数据的限制，需要对模型形式进行相应修订。 (一)社会网络对民间借贷的影响 公式(5)考察了社会网络对于民间借贷的影响。但是在具体估计过程中，该方程可能会存在选择样本(self-selection sample)问题，即只考查了民间借贷金额为正的农村家庭，而直接忽视了那些没有发生民间借贷的农村家庭，使得估计结果存在偏差。为了克服该问题，本文运用Heckman两步法对公式(5)进行修正，第一步：运用Probit模型建立选择方程，考察农村家庭是否会发生民间借贷；第二步：运用回归模型进一步考察民间借贷受社会网络的影响程度。具体的模型为：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社会网络对民间借贷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证明了广泛的社会网络能够有效地促进民间信贷的发展。使用Heckman两步法对样本选择偏差问题进行纠正后，社会网络的系数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该结论具有稳健性。逆Mills率显著为正，说明在模型中应当考虑到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其他主要控制变量的结果基本上与预期一致。家庭资产数量对农户获得借贷的可能性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家庭规模对于民间借贷的可得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家庭规模过大的农户更有可能陷入贫困，相对偿还能力可能更为不足。此外，省份之间民间借贷的需求也具有差异。 (二)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效应的概念最早来自于心理学研究，指的是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不是直接的因果链而是通过中间变量的间接影响进行作用。温忠麟、张雷等(2004)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该检验程序的第一类错误率(弃真错误率)和第二类错误率(存伪错误率)显著小于单一检验程序，而且同时适用于完全中介与部分中介效应检验。(18)因此，本文采用该检验程序进行社会网络影响农村家庭收入的中介效应检验。检验程序如下：
图3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
检验结果如表4显示。根据图3中介效应检验程序，系数
显著，考察
的显著性，两变量均显著，再检验
的显著性水平。鉴于
显著，说明中介效应显著，而且中介效应并非完全的中介作用，而是部分的中介效应。对此，按照Mackinon等(1995)提出的方法计算得出中介效应占比约为9.36%。(19)可以看到，社会网络对农村居民增收的影响效应中有接近10%的比例来自于民间借贷的中介效应。这说明，社会网络能够通过促进农村家庭的资本借贷行为提升家庭的当期收入水平。因此，作为传统乡土社会的组织形态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仍然广泛存在，其中，维系和保证人与人之间交易的基础是友情与宗族观念，社会网络以亲缘关系为基础，具有很密切的横向联系，信用不良可能会在整个社会网络进行扩展，这就使得社会网络实际上承担了道德抵押品的角色。在正式融资制度相对缺失的农村地区，这种信用关系为农户带来了较为稳定的资金来源，对于农户增加当期收入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受限于可得数据样本长度较短并且数据内容不足，无法深入研究中介效应的时间变化趋势以及不同中介变量下中介效应的大小对比，未来可以在该方面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常规反贫困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民间信用内生于农村经济自身的发展需要，是现行经济结构与传统文化共生的结果，探索这一融资方式缓解贫困的作用具有现实意义。 以亲缘关系为主体的社会网络作为传统乡土社会的重要特征，对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程度具有显著的影响。社会网络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村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此外，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医疗保险支出、家庭资产状况与家庭规模也与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息息相关。 民间借贷对于增加农户当期收入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但是，却无法显著降低农户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说明短期的、以弥补短期资金需求的小额借贷难以从根本上提升农户家庭的财富水平。 关于社会网络如何通过民间借贷增加农户的当期收入，其中介效应比例大约在10%左右。因此，可以通过适当扩展农户的社会网络促进民间借贷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提升农户的收入水平。 在扶贫过程中，政府应构建正式以及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对于贫困的农户来说，家庭和邻里朋友是其最重要的社会网络来源，在反贫困治理中应积极发扬互帮互助的传统美德，培养邻里、亲属以及其他社会关系之间的相互帮助精神，构建贫困者的非正式社会网络，特别要发挥社区对贫困者的支持效用。 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作为传统乡土社会的重要特征，对民间借贷以及整个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应该立足于乡土社会自身的特点。具体来说，在发展民间借贷的过程中，应鼓励农户将借贷资金不单单用于满足日常消费上，更应用于促进扩大再生产以及工商业经营发展等长效增收的路径上，从而有利于缓解农户的贫困脆弱性，从长远角度提升农户的福利水平。这就需要政府首先完善新农合、新农保等社会保障机制，保证低收人农民群体的医疗养老等日常民生支出需求，这样才有利于农户拓展民间借贷资金使用渠道，增加农户收入。其次，应该完善正规金融市场，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市场，增加民间金融的供给主体。最后，防范民间融资风险，遏制民间恶性高利贷和非法的“黑色金融交易”，注意避免区域性联保互保风险的积聚与爆发。 由于缺乏监管和政策的干预，民间金融的信贷约束问题更为严重。对民间金融市场的规范应从强制性向诱致性方向转变，监督与发展并行，特别是要放开政府对于正规金融市场发展的行政干预和融资导向，更多地让市场决定资金流向，避免民间金融的过度组织化使其丧失了其固有的灵活方便、交易成本低的特性。 贫困的摆脱最终要依靠贫困者的自身努力，发展社会网络要注意提高贫困者的社会地位，同时从贫困者现有社会网络出发，利用并改善现有的社会网络。农民自身应该重视对现有社会资本的投入与维护，努力扩展社会网络，增加社会网络资本的异质性。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马晨曦作了特别重要的工作，特此致谢。 ①Pritchett,Lant,AsepSuryahadi,Sudsrno,Sumarto.Quantifying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A proposed measure,application to Indonesia,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2437,2000. ②Alwang,J.P.B.Siegel,S.L.Jorgensen.Vulnerability:A view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Social Protection Discussion Paper,No.0015,2001. ③Chaudhuri,S.J.Jalan,A.Suryahadi.Assessing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from cross sectional data:A methodology and estimates for Indonesia.Columbi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No.0102-52,2002. ④Glewwe,P.G.Hall.Are some groups more vulnerable to macroeconomic shocks than others:Hypothesis tests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Peru.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8,56(1):181-206. ⑤黄承伟、王小林、许丽萍：《贫困脆弱性：概念框架和测量方法》，《农业技术经济》2010年第8期。 ⑥Coleman.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8,Supplement (5). ⑦Grootaert,C.Social capital,household welfare and poverty in Indonesia.Local Level Institutions Working Paper No.6,Washington DC:World Bank,1999. ⑧Zak,S.Knack.Trust and growth.Economic Journal,2001,111(470):295-321. ⑨Putnam,R.,R.Leonardi,R.Nanetti.Making democracywork:Civic tradition in modern Ital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⑩赵剑治、陆铭：《关系对农村收入差距的贡献及其地区差异——一项基于回归的分解》，《经济学（季刊）》2009年第9期。 (11)张爽、陆铭、章元：《社会资本的作用随市场化进程减弱还是加强——来自中国农村贫困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季刊）》2007年第6期。 (12)Ghatak,M.The economics of lending with joint liability:Theory and practice.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9,60(1):195-228. (13)Karlan,D.Social connections and group banking.Economic Journal,2007,117:52-84. (14)Karlan,D.,Morduch Jonathan.The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0. (15)何广文：《从农村居民资金借贷行为看农村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中国农村经济》1999年第10期。 (16)朱信凯、刘刚：《二元金融体制与农户消费信贷选择》，《经济研究》2009年第2期。 (17)熊娜、陈池波：《农村金融治理农户脆弱性贫困实证研究——来自CHNS数据的证据》，《武汉金融》2013年第2期。 (18)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刘红云：《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心理学报》2005年第5期。 (19)MacKinnon,D.P.,G.Warsi,J.H.Dywer.A simulation study of mediated effect measures.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1995,30(1):4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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