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古代海外贸易史探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江论文,古代论文,海外论文,贸易论文,史探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154（2003）12-0056-05
浙江位于我国东海之滨，海岸线长达2200公里，为我国诸省之最；浙江省拥有宁波、杭州、温州、舟山、海门等五大良港。加以浙江物产丰富、经济发展、造船与航海业发达，为浙江海外贸易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二千余年的浙江海外贸易史，在中国海外贸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值得我们史学界进行认真的探述，总结经验，古为今用。
一、浙江海外贸易的起始
浙江海外贸易的起始时间，目前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约有春秋、秦汉二说：
持春秋说的学者认为，浙江地处东海之滨，早在春秋时期，造船业与航海技术已有一定基础，走在全国的先进行列；在甬江口已出现一个句章港（注：句章港：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载，是鄮县西100里。今据《宁波港史》考述，在今宁波市郊区乍山乡城山渡。），海上交往开始频繁，有可能与朝鲜半岛、日本等国发生贸易。
持秦汉说的学者却认为，前者仅为海上贸易，还不能称为海外贸易，只有到秦汉时期，我国木帆船闻世、多桅多帆的海船也出现；楼船的建造与帆、舵、碇等设备的齐全，已具备了海外远航活动的条件；相传徐福率童男童女东渡日本曾从浙江沿海出发的，就是一个例证之一。
从目前史料看来，我认为浙江的海外贸易始于秦汉是可靠的说法。
春秋时期，越国定都会稽，促进了浙江经济的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过程中，在今浙江宁波地区又设置了鄞、鄮、句章三县，尤其是鄮县的建置是与海上贸易相关。地方志书中多有载。南宋地方志《乾道四明志》载：“鄮山……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名。”
雍正《浙江通志》卷43《古迹》载：“鄮城，鄞县东30余里为鄮山，古鄮县以此为名。”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相传术土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从浙江沿海出发到日本的，今相传舟山、象山、慈溪三地均有徐福东渡的遗迹（注：徐福东渡的遗址，在今浙江省有三处：舟山东霍山、象山蓬莱山与慈溪达蓬山。）。《史记·东越列传》载：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派横海将军率兵从句章港出发至东越国（今福建境内）镇压东越王反叛。
当然，秦汉时期的浙江海外贸易仅是萌芽状态；主要是民间私人贸易或物物交换的形式，可以说是处于以“海人”为主的贸易阶段，主要港口是句章古港，既是军港，又是贸易港。
二、汉唐之间的章安古港贸易
章安古港，位于今台州湾淑江入海处，是今海门港的前身，是浙江中南部沿海最早兴起的港城；港口群山环抱，北侧太平山、中山等，南侧白云山、东山。中山与东山夹峙于椒江入海处，两山的伸延部分——牛头颈山与小园山，傍海屹立，状如大门而取名海门港。
浙江中部沿海的章安古港，约开始形成于汉代。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西汉朝廷在此设置回浦县，其培养范围包括今台州、温州、丽水三地区，县治在章安镇；东汉时，章安镇升为县。经过三百余年的发展，在三国东吴太平二年（公元257年）升临海郡，其治为章安县。至晋朝，章安古港已成南方著名的“海疆都会”。
早期的章安港，带有军港性质的。东汉永建六年（公元131年），会稽郡曾旌等率众千余人起义，攻占勾章、鄞、鄮三县（属今宁波市）之后，准备从海上占领章安港，被朝廷命令集合附近的军兵打败。《后汉书·郑弘传》记载：“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治泛海而至。”东冶，一般说是福建福州，但有学者认为东冶，即今台州章安、黄岩。黄龙二年（230年），孙权派大将卫温、诸葛直等率军万人，从临海郡章安港出发（一说勾章即明州港）到达夷洲（今台湾），这是大陆与台湾第一次大规模的海上交往的记录，也是以我国政府名义行使国家的权力的最早证明，在我国古代航海史是有重大意义。夷洲在临海郡东二千里，土地无雪霜，岛上有数万人家。会稽郡有人来岛“货布”。一年后卫温、诸葛直率兵归来时，尚有数千人。
东晋五斗米道的领导人孙恩起义，从会稽郡发难，占领临海、永嘉（今温州）、东阳（今金华）等六郡，就以章安古港为基地，在海上进行频繁活动。起义失败，残部也从章安港撤退入海而逃离台州。南朝时，章安港仍然繁荣。
开皇十一年（591年），隋朝改临海郡为海州。唐武德四年（621年），改海州为台州，把州治从章安迁移到临海大固山麓，于是椒江口的临海港（即海门港）日益兴起而代替了章安港，延续七百年之久的章安港便失去地区的中心位置，港口贸易日益衰落而废。
三、唐五代北宋海外贸易的发展
唐五代北宋时期，浙江的海外贸易进入了发展期。其贸易对象，主要是日本，贸易港主要是明州港，贸易的品种开始增多。
唐代浙江海外贸易的主要形式有二：一是国家之间的交换礼品的形式，即朝贡贸易；另一种是国人之间的商人交易。日本的主要贡品是琥珀、玛瑙、砂金、银等，而中国回赐的物品，则以彩帛、香药、书籍为多，这实质上，还是以朝贡为名的贸易。
日本承和五年（838年），日本中止了遣唐使之后，中日两国民间私商往来日趋繁荣。据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统计，此时日唐往来船舶贸易达34次，其中从浙江明州启程的有6次。这些商船每艘可载20-60多人，横渡东海至日本值嘉岛，由此入博多津。当时已能利用季风航海。李邻德、张支信、李延孝等都是往来于日本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中国的贸易品主要是经卷、佛象、佛画及文集、诗集、药品、香料、瓷器、彩帛。换回日本的金、锡、水银、棉、砂金等物。1973-1975年在宁波义和路古代海运码头出土的大批精美青瓷，就是准备运销国外的。这说明，越窑所产青瓷，已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输出物品。
明州港，是浙江通往日本的主要港口。从航线的距离和内地联系等方面，都具备了优越条件，航道畅通。江面宽阔，方便海外交通；河床发育稳定，内河航运，四通八达；舟山屏列，三江要地；地平土肥，物丰民阜。越窑青瓷发展迅速，是畅销海外各国的主要商品。
唐代的明州，又是日本遣唐使主要登陆港口之一，与日本人民的友好往来相当频繁。遣唐使的大批往返，对中日民间贸易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按照唐朝政府规定，遣唐使到明州后，先要在明州办理入京手续，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在这段时间里，许多日本人常将出国时带来的物品与明州当地居民“私相交易”。从明州起航归国时，他们也总是购买携带各种货物。遣唐使的大批来华，以及唐代商人积极从事海外贸易活动，促进了宁波海外贸易的发展。
五代北宋时期，浙江海外贸易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即：港口增多，贸易额不断增加，并扩大了贸易对象。
北宋时期，浙江主要对外贸易的港口除原有的明州港之外，又新增了杭州港。北宋政府在两港设立市舶司；明州、杭州港的对外贸易走在全国的前列。北宋时期明州港，在中日贸易史上已跃居全国首位。日本的海舶往来，都集中在明州；中国商人到日本经商的船舶也必须从明州港出发。
杭州港，已成了全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北宋政府不仅在此设立市舶司。并且在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规定：“自今商旅出海外藩国贩易者，须于两浙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全国各地出海的商船都必须向设在杭州的两浙市舶司办理手续。可见该处市舶司在当时所占的地位重要。
北宋对外贸易对象中，除了与日本外，开始与朝鲜也有频繁的交往。在宋神宗熙宁（1068-1077年）以前，去高丽的路线，是在山东莱州出海。高丽到宋朝来，也在登州或密州登陆。熙宁七年（1074年）以后，高丽使者金良鉴为了远避契丹，请求改在明州上陆。从此明州成为通往高丽的重要港；因此明州与高丽的贸易也日益频繁起来。北宋在明州兴建了“高丽行使馆”，专门接待朝鲜半岛的使者和商贾。同时北宋使者与商人到高丽也从明州出发，元丰二年（1079年）规定：凡商人去高丽，资金达五千缗者，在明州登记姓名、籍贯及经营项目等，并要寻人作保，方可发“引”（类似证件）。如无“引”，就作为私贩违法论处。北宋明州商人远航到高丽经商的，如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有明州商人陈亮和台州商人陈维绩等147人；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有明州教练使张宗闵、许从许从纲首汤等38人；同年五月，又有明州商人杜道济、祝延祚到高丽。高丽王朝为了在经济上积极发展与宋的贸易关系，经常派遣商舶到明州，这都促进了明州的海外贸易的发展。
杭州和明州的贸易对象除了日本、朝鲜半岛外，还有大食、交趾、占城、渤泥、三佛齐、阇婆、丹流眉、真腊等。
北宋时期的外贸品种日益增多，从日本输入的货物，主要是：木材、黄金、硫磺、水银、砂金和各种工艺品。木材大量用于建筑房屋和造船及修建寺庙。当时日本的木材价廉物美。我国老年人都希望买来作棺木；宋代黄金价格比日本高，这样黄金的大量输入，有利于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从高丽输入的货物，主要是人参、药材以及各种布匹、漆、铜器、虎皮等。另外南海诸国主要是香料、药材、犀角、象牙、真珠、龙脑等。
而浙江输出的产品主要是：瓷器、丝绸、腊茶、香料、药材、书籍、文具以及铜钱等。北宋书籍不断传入朝鲜与日本，宋太宗时，中国的雕版印刷本《大藏经》等大部头书由日本僧人
然于雍熙元年（986年）乘坐浙江台州商船带归，藏于京都法成寺；北宋淳化二年，高丽遣使韩彦恭来贡，请求佛经，北宋政府也赠《大藏经》一部，政府又多次赠送高丽大批书籍；高丽在中国影响下，学会了雕版印刷技术。所以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我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也陆续传到日本、高丽及其它东南亚国家。
四、南宋及元代海外贸易的繁荣
南宋及元朝，是浙江古代海外贸易发展的鼎盛时期。它具体表现在：贸易国不断增加；贸易港口不断向南发展；贸易额仍在增多。
南宋定都临安，浙江就成为南宋统治的主要地区。南宋统治者就实行禁止贾舶进入都城临安府的消极措施；杭州的外围澉浦港应顺而发展起来，取代了杭州的对外贸易地位。
明州港，在南宋时期，由于统治者对海外贸易采取鼓励政策，注重市舶之利来扩大财政收入，从而了促进了外贸的繁荣。与日本、朝鲜的友好往来和通商，从未间断，并且又有了新的发展。另一方面明州在北宋基础上，又发展了与真里富国（今柬埔寨）等东南亚、南洋及阿拉伯等世界各国的交往与通商。如真理富国有位商人，长期在明州经商，并老死于明州，无后代承继遗产。明州知府赵伯圭派人护棺材归还他家乡，深得该国人的好感。该国还派使者来答谢，把他在明州的财产全部损献给明州，并修造三座寺院以作纪念。诸国的入贡与通商大多也从明州入境。阿拉伯商人在明州经商的人逐渐增多，不少人长期寓居明州，因而专门接待阿拉伯人的波斯馆也在明州建造起来了。
宋代浙江又增加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港温州。温州，作为正式外贸易港是在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以前设立市舶务。宋代温州社会政局相对安定。工农业生产有了相当快的发展，如温州的漆器在宋代号称第一，工艺精美绝伦。龙泉窑在南宋时期是全国最大的窑场，以“哥窑”、“弟窑”最为著名。所产的青瓷，“胎薄如纸、光润如玉”。这些产品大部分沿着瓯江下游从温州港出口，远销东南亚和欧洲以及非洲中部的东海岸。温州又是全国造船业中心之一，加上温州人自古以来善于经商，这对海外贸易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宋代温州市舶务设立后，温州港的国内外贸易日益兴盛，国内外的友好往来也非常频繁。当时广州、泉州、杭州、明州等地的商舶不断来温州贸易。温州的商舶亦不断出入国内东南沿海的各个港口。日本、朝鲜的商人亦来温州经商。除此之外，温州还与东南亚、印度、日本等国有贸易往来。陈傅良《咏温州诗》道：“江城和在水晶宫，百粤三吴一苇通。”充分反映了温州海上交通的发达。
南宋浙江海外贸易日益鼎盛，是与浙江社会经济繁荣，物产丰富相关。同时，宋室南渡后，南宋统治者积极采取措施，奖励外商来中国，也是海外贸易繁荣的重要因素。凡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货物，累及五万贯，十万贯的，可以补官。对外商的权益予以保障，市舶官员如果强行征收外商商税的收买货物。允许外商向宋朝政府控告、上诉。对外商的各种困难想方设法予以解决，如对遇风险飘泊而来的外商则给予援救。外商船主如不在或失踪，就责令市舶官员负责清点并保管其货物，待其亲属来认领，同时给外商在生活上提供一切方便。凡市舶司官员能做到使市舶增加收入，就受到升官的奖励；反之，使市舶亏损，则要受降职处分。这些措施，对奖励和招诱外商来华贸易起了很大作用。促进了浙江海外贸易的发展，加上南宋时罗盘针使用，广泛应用于航海事业等，使浙江的海外贸易在南宋时达到鼎盛。
元代浙江，海外贸易史仍然繁荣。海外贸易港主要有：庆元（即宁波）、澉浦、杭州、温州四处。
庆元港即明州港。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元政府为适应海外贸易发展的需要，在泉州设置市舶司不久，又在庆元设立市舶司，保证了庆元港与外港联系与往来。至元三十年（1293年）制订市舶抽分，对贸易港进行整顿，温州市舶司并入庆元。大德二年（1298年）上海、澉浦市舶司也并入庆元，这样庆元的海外贸易日益繁盛。除了对日本、高丽贸易外，还对真腊和南洋诸国、西亚等国也有往来，输出的商品除大宗的龙泉青瓷外，还有宁波价廉物美的草席等。
澉浦港。在南宋已成为杭州的外港。到元代，已是“商贾往来”的重要海港之一。至元十五年（1278年）置市舶提举司。“远涉诸蕃，近通福广。”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渡罗曾说，澉浦离杭州“二十五迈耳之远，……成有极良的港口，有很多很大的船，从印度及别的地方，装载巨量的宝贵货物来到这港。”可见此港规模之大。
杭州港。元初在此设立市舶转运司，采取了鼓励杭州民间海商从事海外贸易的积极措施。1293年杭州市舶司并入杭州税务，五年后又将澉浦市舶司并入庆元提举司。杭州市舶司机构虽已不存在，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到杭州游览时，还称杭州“是最好的通商地。”
虽然南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温州市舶务撤销，温州的海外贸易一度比较衰落。但到了元代。元政府于1284年在温州设立市舶转运司后，温州的海外贸易又恢复发展起来，1293年虽并入庆元市舶司，元代又在温州兴修了商舶码头，供海舶停泊。
元代的贸易港，在今浙江境内除了设置过市舶司的庆元、澉浦、杭州、温州四处，还有乍浦、定海两港，是历朝海外贸易港最多的一代。
元代浙江的海外贸易国仍以日本和高丽为主。“日元之间的贸易港，在元是庆元，在日本是博多。因此所有的商船都往来于这两港之间”。虽然元与日本国并没有建立国交。但两国之间民间的贸易往来一直未中断过。当时浙江与日本的贸易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与天龙寺船交易。另一种是与日本民间私人贸易。元代浙江运往日本的货物主要有：铜钱、香药、经卷、书籍、文具、唐画、杂器以及金澜、金纱、唐绫、毛毡等织物类为主；从日本输入的“以黄金、刀剑、扇子、描金、螺钿等物为主。”
元代浙江另一个主要贸易便是高丽，当时与高丽的贸易往来是十分频繁。“中国人所喜欢的高丽镶嵌的青瓷、铜器、纸张和蒙古人所喜欢吃的新罗参、高丽松子、鹞鹄肉等高丽食物，更大量地运来。而中国的茶、瓷器、丝织、书籍也增加对高丽输出的数字。”在浙江输往高丽的货物中，以瓷器为最多。
元代浙江的海外贸易，在贸易港口、货物品种上都是最多的一代，它继续保持南宋时期外贸的盛况。
元代浙江的海外贸易虽有发展，但它的发展是相当缓慢的，主要是由于统治者是游牧民族，官吏相当腐败，元朝廷为了垄断进口的奇珍异宝和防止漏税，对民间私人贸易作了种种限制；在对待主要贸易国——日本的问题上，故意刁难、作梗；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元代浙江海外贸易的规模。
五、明清海外贸易的波动
明代中叶后，是中国封建社会渐趋衰落，在浙江海外贸易上也明显地呈现这种历史痕迹。但在明清时期，浙江的海外贸易也并不是说停滞不变，而是呈现出波浪式发展。
明代前期浙江海外贸易，呈现了一些新特点。
明政府在洪武十六年（1383年）制定了勘合制度。明政府为了防止“倭寇”假冒日本使臣和商人，进行非法贸易，而实行这种制度。“勘合”就是凭证贸易，如把“日本”二字分开，“日”字号勘合一百道，底簿二册，总共二百道，分四册，分别由中日双方收存。日本开往明朝的贸易船只，必须携带勘合。这种勘合最初发给暹罗国，后来发给其它各朝贡国。明政府为保证这种朝贡贸易的正常进行。在浙江宁波港设立市舶司。对入境货物进行监督、检查、并由礼部派出行人专门管理外商在民间进行互市贸易。这种勘合制度下的贸易，是有限制的外贸。
宁波，仍是明廷三大市舶司港口之一，是明朝和日本、琉球朝贡贸易的主要港口。在宁波又设立市舶库、宾馆、市舶码头等外事机构。海外贡船到宁渡后起运货物须入市舶库检查。其中贡品直接装箱由水道运往北京；随船的客商与物品，可在从宁波经绍兴、杭州、南京、济宁至北京的沿途城市允许进行互市贸易。嘉靖二年（1523年）在宁波发生了日本商人的“争贡事件”；日本各封建主为争夺中国通商特权发生了相互残杀，在格斗中，他们先洗抢了宁波城，夺船而归国。此事震动朝野，明廷下令撤销宁波市舶司，不准外国船进出。从此宁波港关闭了。中止了中日之间的朝贡贸易达十七年之久。浙江的海外贸易几乎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
明朝后期，海外贸易受到了更大的限制，于是民间走私贸易，逐渐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成了这个时期的重要形式，是这个时期海外贸易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浙江宁波的海外走私贸易盛行一时，宁波港口外的双屿港已成为国际性走私贸易的中心。国际走私贸易，是闽、广、两湖等地区的官僚士绅和海商相互勾结，并通过各种途径同日本、葡萄牙海商以进行贩卖浙江湖丝、绸缎和南洋各地胡椒，香料为主的国际走私，这些海商还拥有较强大的武装力量，曾多次打败明政府的军队进攻。以许栋、李光头为首的大批武装海商、“海盗”便和葡萄牙商人集中停泊双屿港，从事岛上商业设施建设，成为长期进行走私贸易的基地。这样，双屿港的走私货物完全代替了嘉靖以前官方的勘合贸易。日本学者腾田丰八把双屿港的繁荣比喻为我国十六世纪的上海港。双屿港，经二十多年（1526-1548年）侵占，就成了葡萄商人的殖民势力范围。就在此时，明政府命朱纨统领浙江、福建军队在1547年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摧毁了双屿港所有设施。侥幸逃脱的中外走私商船还有一千二百九十多艘；留在岛上的货物价值二百万金，可见其规模之大。
明后期出现的另一个历史现象，便是在隆庆（1569-1572年）以后，朝廷面临财政危机。为开辟财源，宣布开放“海禁”，默许私人进行海外贸易。浙江的海外贸易重又活跃，成为明代海外贸易的又一高峰；以湖丝为例，国内每百斤价值白银一百两，运到南洋各国售价为二倍；日本商人从吕宋购买湖丝运到日本，每百斤售价五、六百两。所以浙、闽商人“造海船、市丝，牟之利于诸岛，子毋大约数倍。”前往海外贸易的浙江商人越来越多，十七世纪海外贸易的港口，又逐渐转移到宁波、杭州等地。大宗的输出商品，并出现了商人和船户合股经营海外贸易的形式。贸易对象从原来以东南亚和日本为主，逐渐向西欧和美洲各地，湖州丝和杭州的丝织品由江浙用帆船运往吕宋，再转销东南亚和美洲。数量之多难以估计，据记载，中国丝绸经吕宋运往美洲，每年达三百万甚至四百万比索。明代浙江海外贸易发展的结果，强烈地刺激了江浙闽皖等地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高速发展，从而促进了这个地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它的影响是深远的。
清代初期，政府沿袭了明朝的海禁政策。顺治十三年（1656年）规定，严禁商民下海交易，犯禁的不论官民，一律处斩，货物入官；犯人家产，全部赏给告发人；地方官员一律革职，从重治罪。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平定台湾后，才下令撤销“海禁”政策。在宁波设立市舶司，并制订了关税则例，进行正常的对外通商，允许“百姓以装载五百石以下船只往海上贸易、捕鱼。”浙江沿海各港口重又聚居了各方商贾。1698年，宁波海关监督张圣绍以定海港口宽广，水声平缓，堪容大舶，请建衙署，以就商船，部议从之。乃于定海域处道头之西，建红毛馆一所。自此外商船舶来定海之日多。尤其是英商人嫌广东限制太严，纷纷来浙江贸易。但不同的是，此时来浙江贸易的不再是象以往那些真正商人，而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商人，他们千方百计来到中国掠夺以积累他们的原始积累，发展资本主义。1755年到宁波的“红毛夷船”，船内有护船乌枪八杆，生铁红衣炮六位”，这一情况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大注意，于是在1757年，清政府规定，“申禁洋船不准收泊断海，有驶至者，仍令回粤贸易纳税。”就这样浙江的海关又封闭起来，但是资本主义列强之一的英国却千方百计想打开浙江的贸易大门，1759年英国“成功号”兵船潜驶定海；1769年英国武装商船闯进镇海峙头洋，企图进行海盗贸易。英国还先后派使节到北京与清政府商谈，提出开放宁波、舟山等口岸和放宽限制等要求，清政府鉴于当时海盗商人的猖獗，坚决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但宁波港对东方各国如琉球、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以至于日本仍有帆船贸易往来。
但是，外国侵略者的野心一直盯住了浙江这块肥肉，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在1840年后连续发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他们凭借这些条约，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自此，中国近代对外贸易性质起了根本的变化，从以往历朝的互通有无的贸易而转向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实行殖民“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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