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性论文,新发展论文,理论论文,政策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贸易政策研究出现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新领域——战略性贸易政策。什么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谓是众说纷纭，不同学者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其内涵均有差异。本文采用该理论创始人之一Brander(1995)所下的定义，即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影响或改变厂商间战略关系的贸易政策。这里，厂商间的战略关系可以理解为市场上个别厂商的决策受其他厂商决策的影响，从而使厂商们的决策带有互动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以新贸易理论（注：对于新贸易理论，Helpman和Krugman在他们1985年的专著中进行了总结（［以色列］埃尔赫那·赫尔普曼、［美］保罗·克鲁格曼：《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尹翔硕、尹翔康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为基础，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下进行贸易政策分析。
概括而言，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逻辑是：由于厂商间存在战略关系，一国政府可以通过一定的贸易政策改变厂商间的博弈结果，支持本国厂商竞争和产业发展，通过抽取外国垄断厂商的垄断租金或转移他们的利润，使本国厂商获得规模经济，最终提高本国国民福利。可见，该理论为政府的贸易干预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带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内容
1.“第三国市场”模型和战略性出口政策
作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创始人，Brander和Spencer最早提出在不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上一国政府总是通过补贴来获取更多“租金”份额的思想(Spencer & Brander,1983)。补贴能够提高本国厂商在与外国厂商非合作竞争中的相对地位，使其扩大出口市场份额并增加利润。尽管补贴国的贸易条件将恶化，但其福利仍可能增加，因为不完全竞争使出口价格超过了边际成本，出口市场存在超额的垄断租金(Brander & Spencer,1985)。上述思想被称为战略出口政策(Helpman & Krugman,1989)。
Brander和Spencer通过“第三国市场”模型分析Cournot竞争假设下补贴的效果。该模型分析一个本国厂商与一个外国厂商在第三国市场上竞争的情形，并假定厂商的产品只用于对第三国的出口而不在国内消费。通过简化，他们把一国厂商净利润增加（剔除补贴）与该国国民净福利增加等同起来（注：这时的国民福利等于生产者剩余（厂商利润）加上政府收入或支出（取负值）。），于是问题变为一国政府如何选择最优的补贴率来影响厂商决策。模型包含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本国政府决定单位产量的补贴水平；第二阶段本国和外国厂商同时决定其在第三国市场上的产量。通过逆向归纳法，得出这个两阶段博弈的子博弈Nash均衡解。他们发现，一国政府通过适当的补贴（出口补贴或R& D补贴）可以提高本国厂商在第三国市场上的利润并最终增加本国国民福利。此外，他们强调最优贸易或产业政策依赖于厂商决策变量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当厂商的决策变量是战略替代时，最优补贴率为正值；反之，如果是战略互补，则最优补贴率为负值，即最优政策是出口税（注：关于战略替代和战略互补的概念可参见：哈尔·瓦里安著，《微观经济学（高级教程）》第三版，第16章，周洪、李勇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2.相互倾销模型和战略性进口政策
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存在着超额的垄断租金，作为生产国的政府总是存在单边干预贸易的动机，这将增加本国厂商的市场力量，使租金由外国厂商转移给本国厂商。从消费国的角度而言，进口关税能够把外国垄断厂商所获的租金转移到消费国来，这就是战略进口政策(Helpman & Krugman,1989)的思想。
Brander和Spencer(1984a,b)运用相互倾销模型考察在Cournot竞争下，关税在外国厂商转移利润方面的潜在作用。与第三国市场模型不同，相互倾销模型中只有两个国家，每个国家的厂商（一个或多个）同时在本国和对手国市场上销售他们的产品，两个市场是彼此分割的，即垄断厂商在每个市场上的决策是相互独立的。在此基础上，他们加入了国内消费的效用函数，并采用拟线性(Quasi-Linear)效用（注：关于拟线性效用参见：哈尔·瓦里安著，《微观经济学（高级教程）》第三版，第10章，周洪、李勇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作为效用函数形式，从而用简单的线性形式来表示国民福利。这也是一个两阶段博弈，政府在第一阶段确定关税而厂商在第二阶段选择相应的产量。通过求解证明，当产品完全由外国垄断厂商提供时，对外国垄断厂商征收进口关税可以转移其所获得的垄断租金，提高本国的国民福利(Brander & Spencer,1984b)。
3.相互倾销模型的多市场拓展和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机制
Krugman(1984)在相互倾销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分析生产近似替代品的两国厂商在多个市场上竞争且市场相互分割的情况。他特别强调规模经济，其理论逻辑是：通过贸易保护可以使本国厂商在本国市场上得到一个特殊的地位，并具有规模优势，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并在出口市场上扩大市场份额，进而获得更大的规模经济。如此形成成本、产量再到成本的良性循环的因果关系链条，这一循环过程即为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机制。尽管该理论很好地说明了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极具竞争力的出口行业的产生过程，但遗憾的是，Krugman没有在此基础上进行福利分析。不过，考虑到额外出口所带来的利润及国内销售较低的价格应超过保护国内市场所引起的经济扭曲，故实施国的国民福利很可能得到提高。
三、研究的深入
1.Cournot竞争模型基础之上的发展
基本模型分析中，厂商的数量是外生给定且不变的，因而考虑厂商数量的变化是有必要的。Dixit(1984)研究了外生地增加厂商数目对第三国市场模型结果的影响。他发现，当国内厂商数大于1时，补贴使全部的国内厂商都竞争性地提高产量并加大出口，这样势必恶化本国的贸易条件并使每个厂商的利润降低，从而补贴的效果减弱。尤其当国内厂商数目很大而外国厂商数目较小时，补贴将使本国的福利受损；这时只有通过征收出口税使本国厂商接近Cartel的产出水平，才能提高国民福利。故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取决于国内外厂商数量的对比，只有当本国厂商数目不太大时，出口补贴才是合理的。
与上述观点不同，Brander和Spencer(1984b)在考察战略进口政策与厂商数的关系时，发现政策工具的选择独立于厂商数，但厂商数的增加会降低最优政策的水平。总的来说，其他厂商的进入减弱了政策实施的效果。因此，一定的进入壁垒对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来说是必要的。
从一般均衡分析角度来看，基本模型分析必须考虑多个行业。Dixit和Grossman(1986)讨论了在多个寡头垄断行业同时利用相同的稀缺资源的情况下（注：如在高科技部门，技术人员应是该部门中各行业所共需的稀缺资源。），旨在促进出口的政策能否提高一国的福利。在第三国市场模型的框架下，他们考察了只对其中一个行业进行补贴的情况。由于各行业之间竞争资源，政策造成的一个行业寡头厂商的扩张和利润转移必然伴随着其他行业厂商的收缩和利润损失，即对一个行业进行补贴暗含着对其他行业征税，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租金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应该得到扶植。此外，放宽相互倾销模型中分割市场的假定、考虑一体化市场也是一个扩展方向。一般而言，在一体化市场上，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效果被削弱了。
2.寡头垄断模型与最优政策
另一方面重要的发展是跳出Cournot模型，研究不同的寡头垄断模型。这里较具影响力的研究来自于Eaton和Grossman(1986)，他们通过引入描述厂商对竞争对手行为反应的推测变量(Conjectural Variation)，发展出“推测变量”模型来替代Cournot模型。在对第三国市场模型进行修改后（即厂商产品存在差异且厂商在各自市场和第三国市场上进行竞争），他们证明最优贸易或产业政策依赖于本国厂商对自身行为引起外国厂商反应的推测值与外国厂商实际反应值之间的差异。如果本国厂商的对外国厂商反应的推测值小于其实际值，最优补贴率为正值；反之，最优补贴率为负值，即最优政策是收税。
如果采用Cournot模型来描述厂商间的竞争，厂商以产量为决策变量且假定外国厂商的产量保持不变，这时厂商对其竞争对手反应的推测过于悲观（即大于实际值），所以最优政策为出口（产出）补贴；反之，如果采用Bertrand模型来描述厂商间的竞争，厂商以价格为决策变量并假定外国厂商的价格保持不变，这时厂商对其竞争对手反应的推测过于乐观（即小于实际值），所以最优政策为出口税；如果厂商的推测值与实际值相一致，那么自由放任政策是最优的，因为这时政府政策转移利润的可能性消失了。其后，Helpman和Krugman(1989)在相互倾销模型下进行考察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如果厂商采取Bertrand方式竞争，进口关税未必会使本国受益，甚至可能使外国厂商的利润增加。
“推测变量”模型虽然很好地分析了寡头垄断厂商不同竞争方式与政府最优的贸易、产业政策之间的关系，但它本身的缺陷也十分明显。首先，推测变量本身是不可观察的；其次，模型缺乏博弈论的理论基础。对此，Laussel(1992)建立了“供给函数均衡”模型(Supply-Function Equilibrium Model)分析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厂商行为的关系。在他的模型中，政府先进行政策决策，然后两个厂商同时选择供给函数作为决策变量。在线性函数假定下，他发现当政府干预时，本国厂商选择比自由放任时更陡峭的供给曲线，由于供给曲线的斜率是战略互补的，因而导致外国厂商较“温和”的反应。所以，政府干预提高了两国厂商的净利润。
Maggi(1996)则建立了“生产能力限制”模型(Capacity Constraint Model)，该模型认为寡头垄断厂商的竞争方式受其生产能力限制而内生决定。厂商决策的过程是：先选择生产能力，然后在由生产能力决定的成本（供给）函数下进行价格竞争（注：随着生产能力限制重要性的上升，均衡结果由Bertrand情形转向Cournot情形。）。与Eaton和Grossman(1986)的观点相一致，政府最优的产量政策在Bertrand竞争和Cournot竞争两种情况下是不同的（税或补贴），但此处决定厂商竞争方式的变量是可以观测的，且模型的逻辑也基于博弈理论，因而更贴近现实。
3.政策实施政府角度的研究
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理论中，常常假定政府是完美的、全能的，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因此放宽对政府过于严格的假定十分必要。也就是说，从保护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出发，通过考虑政府制定政策的过程来研究其如何影响战略性贸易政策。
Grossman和Helpman(1994)建立了“出售的保护政策”(Protection for Sale)模型，解释特殊利益集团如何利用政治资助影响政府贸易政策的选择。政治家们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而这取决于获得的政治资助总量和全社会的总福利；各个利益集团也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为获得保护而给予政治资助。这是一个两阶段博弈均衡：第一阶段各个利益集团就各自的政治资助水平达成均衡；第二阶段政府在此基础上选择最优的贸易政策。Baldwin和Robert-Nicoud(2002)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分析发现，政府通常都有支持衰退行业的动机。扩张行业的租金会由于厂商进入而消散，而对于衰退行业，只要租金不太高，沉没成本的存在就排除了进入的可能性。这意味着衰退行业中的厂商在对政府的游说上会做出更大的投入。因此，并不是政府政策选择了衰退行业，而是衰退行业选择了政府政策。
4.政府间的竞争与合作博弈
拓展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考虑双边或多边同时干预的情况。Brander和Spencer(1985)在最初建立基本理论时就曾考虑到这一点，他们发现，如果两国同时施加出口补贴，将形成类似囚徒困境的均衡。这是一个非合作解，即双方政府同时对本国厂商给予补贴，即使两国的福利都会受损。这时的最优政策应该是双方同时对出口征税，形成类似Cartel的均衡。但这一均衡也是不稳定的，因为双方征税的承诺并不可信。同样的情况在战略进口政策下则可能导致关税战的爆发，这与传统的最优关税理论类似。
上述分析启发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从政府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动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双边或多边贸易谈判与协调。Bagwell和Staiger(2000)的研究指出，该动机是多边贸易体系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促成了该体系形成一套自我强化机制。实际上，战略性贸易政策为使用多边谈判的方法解决贸易自由化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四、小结
战略性贸易政策从提出至今已有了20多年的发展，它为政府干预贸易提供了新的依据。但大多数经济学家对其实际运用持否定态度，原因在于其政策实施效果对假设条件的变化具有相当的敏感度，这就加大了政策实施的复杂性及其实施效果的不确定性。上述情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分析工具的缺陷造成的：目前还没有描述寡头垄断厂商行为的一般模型，使用不同模型的政策分析结果往往差异很大。同时，理论模型的缺陷和计量方法的不成熟使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亦处于初期阶段。相信随着经济学的不断发展，这些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另一方面，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本身并不是为贸易保护提供支持，它要说明的恰恰是由于各国存在单边贸易保护倾向，必须用多边的方法来解决贸易自由化问题。总之，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它开拓了人们对贸易政策研究的新领域，扩展了政府使用贸易政策的视野。
目前我国对该理论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大一部分文献集中在理论比较和适用性的分析，如张帆和江涌(2002)、舒鹏(2003)等。此外，也有一部分学者已经深入到理论的前沿，对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实质的贡献，如马捷(2000,2002)、马捷和周纪冬(2001)。还有一些学者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该理论的前提和结论进行了经验研究，如胡昭玲(2002)。我们应该将研究深入下去，在把握中国现实的基础上，一方面将实际情况变为标准的经济学假设，使其融入模型分析之中；另一方面在数量和质量上加大经验分析的力度，对各个具体产业进行实证研究。应该说，在中国加入WTO、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对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深入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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