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资本维度：历史批判与现实可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维度论文,资本论文,现实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2016)03-0079-08 现代性与资本的关系问题是关于现代性讨论中的一个重大的基本问题，但长期以来理论界在这一问题上并未形成明确共识。马克思明确把资本主义社会指称为现代社会，并从历史辩证法的高度对资本历史发展的二重价值给予了批判性分析，但是马克思并未使用“现代性”的概念。在现代性批判的各种理论中，一个总的倾向是以现代性问题遮蔽资本问题，在批判现代性的消极后果时往往避而不谈资本问题。从而在未来发展思路上，或者主张以后现代性取代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理论)，或者认为现代性问题源自于现代性发展的不充分，强调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哈贝马斯)，又或者主张以一种新的现代性取代旧的现代性，以反思现代性取代工业现代性(贝克)。也有一些理论家如丹尼尔·贝尔在批判现代性时触及了资本问题，但是一方面他们对资本概念的理解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并不能完全等同，另一方面把现代性的终结看做资本主义的终结，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换意味着“资产阶级观念——人类行为与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交换的观念——之结束”，“我们已经结束了现代主义的创造冲动和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1]。乌尔里希·贝克尽管没有明确把工业现代性的终结看做资本的终结，但在理论逻辑上却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当代社会是实现了从工业现代性向反思现代性转换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已经超越了阶级社会。如果贝克承认“资产阶级”概念的话，那么阶级社会的终结也必然意味着资本的终结。贝克实际上是把工业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等同起来，这与丹尼尔·贝尔的理解大致相同。无论是就以现代性问题遮蔽资本问题而言还是就把现代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而言，在理论上都存在诸多需要进一步澄清的内容。关于现代性与资本的关系问题如果不能在理论上保持清晰的认识和理解，则很容易造成我们现代化发展方向的迷失。能否把现代性进程与资本的发展看做完全不相干的两个问题?从现代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实际历史进程来看，大多数学者可能会对此做出否定性回答。如果现代性进程与资本的发展之间有关联，那么它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能否把现代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如果认为丹尼尔·贝尔的现代主义即资本主义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又应该如何理解和定性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立足于唯物史观的基本视角，本文拟在这些问题上谈谈看法，期待学界的批评和进一步的讨论。 要澄明资本与现代性的关系，首先应明确现代性的概念内涵，而这其中首要的是对“现代”概念的理解。“现代”是与“古典”相对应的。按照哈贝马斯的考证，“‘现代’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5世纪，意思是要把已经皈依‘基督教’的现代社会与仍然属于‘异教’的罗马社会区别开来”[2]。尽管不同学科中的“现代”概念都肯定并包含着时间序列的差异性这一基本内涵，但是不同学科使用这一概念时在具体内涵上却各有侧重。正如尼格尔·多德所指出的，“当现代社会被用来指一个特定的时代时，人们对于它什么时候开始——或许还包括它什么时候结束——一定给出了各不相同的说明，这要依据它定义的主要依据：使用文化术语还是政治或经济术语”[3]。在哲学上，“现代”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而不是单纯政治的、经济的或文化的术语。在哲学视野中，“现代”根本上是指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是古典社会以后出现的根本不同于人类古典社会生存状态的社会状态。从古典到现代的转换，是人类具体的生存方式、生存内容、生存观念的根本性差异，是在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生活方式的转换。 在“现代”概念的基础上衍生出了“现代性”的概念。同对“现代”概念的理解一样，不同学者使用“现代性”概念时在内涵上也各有侧重。吉登斯强调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4]1，并在此理解的基础上把现代性发展与工业文明进程等同起来，“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5]。国内有学者从理性发展的视角来理解和界定现代性，“现代性就是理性在现代社会各个领域中确立自身地位的进程”[6]。也有学者从文化方面的意义和内涵来理解现代性，“‘现代性’是指从文艺复兴、特别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历史和文化”，强调“‘现代性’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还代表了一种‘精神’”[7]。综合各种不同的理解，总体来看，现代性根本上是指现代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特征、趋势与原则，是人的特定生存状态所具有的基本性质。与现代性概念密切联系着的另一个概念即现代化，则是指向这种存在状态变迁的历史过程。“就历史的观点而言，现代化就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它从17世纪至19世纪形成于西欧和北美，而后扩及其他欧洲国家，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传入南美、亚洲和非洲大陆”[8]。 现代性作为对现代社会人们存在状况的高度概括，其所包含的可供讨论的内容极为丰富。“现代性的意义非常丰富，借助许多不同的标识，我们可以追踪它的实现和随后的进展”[9]。这也是人们在界定和阐释现代性概念时存在众多差异的根源，依据的侧重点不同，借助的“标识”不同，必然形成不同的概括。正因为如此，我们强调现代性概念和现代概念一样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不否认各种现代性概念的合理方面与积极意义，但不能以一种界定遮蔽和否定另一种界定，每一种理解都从特定的方面揭示了现代性概念的内涵。由于对现代性概念内涵理解的侧重点不同，在审理现代性与资本的关系问题时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会形成各不相同的观念。 在唯物史观中，现代根本上指人的生存状态，现代性是现代社会表现出来的总体特征和发展原则。现代性的发展进程也就是从古典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进程。从历史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看，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进程同时也就是资本关系的历史发展进程。在现代社会的建构进程中，资本关系起到了积极的关键性的推动作用，现代社会的发展最初就表现为资本生产的发展。“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10]274。“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孤立的状态”[11]68。在唯物史观看来，现代社会与古典社会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人们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而不再是狭隘的地域性的存在，“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1]39。交往的普遍提升和世界历史的形成，是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标志。资本的发展开创了世界历史，人类由此从古典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由此，马克思明确把资本主义社会指称为现代社会。在《资本论》的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强调，“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2]10。在马克思那里，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也就是资本运动的规律。 前文已指出，从古典到现代的转换，表现为人类具体的生存方式、生存内容、生存观念的根本性差异。资本在现代社会形成中的推动作用不仅表现在人的生存方式上，即世界历史的开创使人从地域性的存在转变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在人的生存内容上表现出来。古典生存状态首先表现为生产的相对“匮乏”，既包括物质生产又包括精神生产，其中首要的是物质生产。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资本在推动社会生产发展方面具有巨大的优越性。资本的本性在于获得最大限度的增殖，这首先要通过生产来完成，因此，扩大再生产就成为资本主导下的社会生产的根本特征。资本的增殖与生产的扩大就像两只互相增加动力的飞轮，生产的扩大加大了资本的增殖，而资本的增殖又使得生产能够进一步扩大。在这一进程中，人类日益摆脱生产的相对“匮乏”状态。物质生活资料的丰富性和充裕性是现代社会与古典社会相区别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强调：“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3]。 可以看出，资本促进了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从以往的实际历史进程来说，现代性发展进程与资本关系的发展过程具有同步性。在这个意义上，没有资本的发展也就没有现代社会，没有现代社会也就谈不上现代性。就此而言，现代性是资本造就的。资本的发展、现代社会的形成和现代性的扩张三者是同一的过程。也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对资本的批判与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是同一的，对资本的历史性审理也就是对现代社会的历史性审理，批判现代社会也就是对现代社会中的资本关系的批判。 现代性的形成和发展，即从古典或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及其进一步发展，是一个历史进步过程。现代社会区别于古典社会，根本上在于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即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生活上，交往活动的普遍提升打破了地域的和民族的界限，人们从地域性的存在转变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也是人的解放过程，“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地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1]42。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肯定现代性发展的重大历史价值。另一方面，现代性发展在使人的理性极度彰显的同时也招致了巨大的危机，甚至呈现出这样一种可能：现代性发展的消极后果可能使所有的积极成果化为乌有。现代性发展存在一种悖论性逻辑。正如吉登斯指出的：“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的和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但是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这在本世纪(指20世纪——引者注)变得尤为明显”[4]3。 随着现代性问题的不断显现及其加剧，现代性发展招致了越来越多的反思和批判。人们甚至使用现代性危机这样的术语来表明现代性问题的严峻程度。关于现代问题或危机的具体表现，理论界已经做了很多的概括和阐释，这里无意赘述。就本文的主题而言，更重要的问题是现代性危机的实质是什么，其根源到底在哪里。按照唯物史观，“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4]。如果把现代性理解为现代社会表现出来的特征、原则和趋势，那么现代性的发展逻辑就是由现代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所造就的。因此，在唯物史观视野中分析现代性的危机，根本上要从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入手。前文已经分析指出，资本促进了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资本的发展与现代性的扩张是同一个过程。就此而言，现代性的成就表现了资本发展的历史积极面，现代性的问题则表现了资本的历史狭隘性。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实质上是资本在历史发展中呈现出来的属性特征，所谓现代性危机根本上就是资本的危机，对现代性的批判实质上应指向对资本关系的批判。 资本的历史本性在于实现自身最大限度的增殖，这种增殖形成于生产，通过交换并最终通过消费来实现。因此，资本的发展一方面要促进最大限度的生产，另一方面要促进最大限度的交换和消费。正是由于这样的发展造就了人的生存内容和生存方式的转变，一方面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物质财富空前增长，“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10]277-278，人类生存日益摆脱古典社会生产相对“匮乏”的状况，人类生存内容不断丰富和充实；另一方面生产和交换的扩张带来了人的生存方式的根本变革，“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吸引，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0]276。人类生存状况转变的结果就是现代社会的形成，亦即现代性的发展，一句话，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0]276，而这个世界就是现代社会。 但是资本的增殖运动又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其自身无法逾越的界限。资本的增殖要求具有无限性，因而无论是生产还是交换都具有无限扩张的趋势。一旦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受到遏制无法满足，就会形成资本存在的危机。在资本的增殖运动中，生产和交换无限扩张的趋势迟早会遭遇自然和历史的界限。就交换方面来说，市场的有限性是资本无法克服的历史界限，即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所强调的“生产过剩的瘟疫”[10]278。生产的无限扩张趋势受到市场有限性的限制，资本的增殖无法实现就形成经济危机。就生产方面来说，物质生产当然需要物质资源和环境的支撑，最大限度的生产也必然是对物质资源和环境最大限度的消耗。相对于生产无限扩张的要求而言，物质生产所必需的资源和环境基础具有相对有限性。这一矛盾的爆发就是生态危机。就此来看，无论是经济危机还是生态危机，根本上都是资本危机的表现。而正是这样一些危机构成了所谓的现代性危机。 尽管不能把生态危机看做现代性危机的唯一表现，现代性的阴暗面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所表现，但不容否认的是，二十世纪现代性批判理论兴起以来关于现代性的批判主要是由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引发并主要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对技术工具理性、人类中心主义、福特主义生活方式等的批判，中心指向都在于合理把握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这一点是为了能够在更加宏观的层面上来理解现代性危机与资本危机之间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时代，资本危机主要表现为市场有限性的限制即经济危机。在资本生产方面，尽管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有所表现，比如伦敦成为世界著名的雾都，但是资源和环境对物质生产发展的限制并未得到充分的显现，现有的生产能力仍然可以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因此，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或者说对资本的批判，主要是围绕资本运动的历史界限而展开的。关于资本运动的自然界限，无论是在马克思那里还是在同时代其他理论家那里都没有得到充分的阐发。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资本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资本危机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显现出来。一方面，由于生产的不断发展以及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市场有限性对资本发展的限制更加明显，占有和保护市场成为各国资本发展的首要任务。两次世界战争的实质是资本的国家集团为争夺世界市场而进行的全球角逐。另一方面，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也使得现有的资源和环境状况再也无法继续充分支撑资本生产无限发展的要求了，生态危机形成并日益恶化。世界战争对于人类发展的消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也是对资本发展的伤害。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纷纷改变了争夺世界市场的策略，从以武力争夺和保护世界市场转向以高新技术的发展来开拓和占有世界市场。这样一来，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资本的发展在当代不仅获得了新一轮的繁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马克思所指明的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在这样的前提下，随着生态危机的形成与恶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成为理论研究的中心。对资本危机的阐释从资本的历史界限更多地转移到资本的自然界限上来。围绕这方面的问题所形成的一系列理论阐释就构成了当代西方的现代性危机和现代性批判理论。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现代性危机只是资本危机的特定表现而已。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是以反思整个现代社会发展的面目出现的。如此一来，现代社会的消极面就被主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来理解和阐释了。在此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批判观念也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以现代性问题遮蔽资本问题是现代性批判理论兴起以来所表现出来的基本倾向。一方面，在现代性问题的根源分析上，反思现代性危机时追溯到对技术工具理性、人类中心主义、福特主义生活方式等的批判，这当然是深刻的，但是仅追溯到这一层面是不够的，还必须追问这些问题背后的深层动因。这时，理论家们通常植根于理性动机或是抽象的人性来进行理论阐释。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这些问题的背后都闪烁着资本的魅影，工具理性泛滥、人类中心主义扩张、福特主义主导社会生活，根本的支撑力量在于资本!另一方面，仅仅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审理现代社会的消极面，必然遮蔽现代社会发展中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资本发展的一个重大社会后果就是人们社会关系的物化。换句话说，假定现代性发展进程合理把握并处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存状态，现代性问题是否就不存在了呢?按照西方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现有逻辑会做肯定性的回答，而从历史唯物主义资本批判的视角作答，答案则是否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一个重要的指向是，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物与物的关系。 总之，只有从资本危机的角度才能合理把握现代性危机的实质。撇开资本来讨论现代性问题，不仅会造成理论分析的不彻底性——不能植根于理性动机或是抽象的人性来审理现代性发展，而且在把握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时会造成某种遮蔽，由此提出的现代性问题解决方案并不能真正超越现代性危机。在西方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中，也有一些理论家涉及了资本问题，并且把现代性发展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过渡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这样的看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是否一致?历史唯物主义应该如何看待这一观念?这一点将在下文中进行详细讨论。 强调现代性危机实质上是资本的危机，但不能把资本危机等同于现代性危机。深层审理现代性与资本的关系，必须整体把握资本的历史发展进程，这需要从资本的历史本性及其运动规律谈起。 资本的历史本性在于实现自身的无限增殖，这种本性决定了资本具有不断创新的本能和冲动。正如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所强调的，“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10]275。资本的增殖在生产中形成，通过交换实现。因而，资本的创新冲动首先在生产方面表现出来，千方百计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产品总量是资本的不懈追求。由此就可以理解，同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资本为什么会更加重视科学、重视技术、重视管理、重视生产要素的组合和优化。在现代大工业条件下，科学技术是改造自然的根本力量，最大限度的生产也就是对自然的最大限度地征服、改造和利用。在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过程中，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日益增加和积聚。“资本的趋势，为了增加相对剩余时间，必然把生产力提高到极限”[15]。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造就了崇尚科学技术、强调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的现代主义理念和话语。最大限度的生产所造就的资本增殖要通过最大限度的交换并最终通过消费来实现，因此，资本的创新冲动不仅在生产方面表现出来也在交换和消费方面表现出来，即市场的扩大，最后是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吸引，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0]276。正是由于这样的发展，资本在生产和消费方面消灭了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原有个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0]276。由此，在现代性的发展进程中，同质化成为基本特征，标准化的生产和消费成为现代性建构的物质表现。由此可见，是资本的发展造就了现代主义的话语，现代性构思根本上反映的是资本发展的要求。 资本在发展中不可避免地会遭遇自身的界限，导致资本存在的危机。资本的创新本能和冲动也在应对自身的危机方面表现出来。通过不断革新自己的存在形式，资本获得了新的、更为灵活的积累方式，从而摆脱既有危机焕发出新的活力，由此造就了资本发展中一轮又一轮的繁荣神话。尽管资本能够通过创新拓宽自身的发展空间，但是在以工业资本为主要存在形态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空间日益缩小，危机更加频繁、更加猛烈地爆发出来。一方面，由市场有限性造成的经济危机是资本永远无法根本摆脱的痼疾，资产阶级应对经济危机的办法“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10]278。另一方面，在工业生产是资本主要增殖方式的条件下，最大限度的生产必然是对自然资源和环境最大限度的消耗，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生态危机。前文已指出，无论经济危机还是生态危机都是对资本无限增殖本性的限制，都是资本危机的根本表现。同过去的发展相比，资本不仅受到经济危机的困扰而且遭遇了生态危机的遏制，资本发展遭遇了“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由此导致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这也就是现代性危机。现代性危机的全面爆发意味着资本原有的单纯依赖于传统工业生产的积累方式越来越狭隘化，寻找新的存在形态和增殖手段成为资本的本能行动。在此要求的驱动下，必然展开对过去现代性发展进程和现代主义理念的反思与批判。当原来相对单一的积累方式已经不能充分满足无限增殖的需要时，创新的本能必然驱使资本寻找更为多样、更加灵活的积累方式。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以差异化、多样性为基本特征的所谓后现代性发展成为根本的诉求。就此来看，无论是现代性发展还是后现代性构思，根本上都是资本发展进程中的产物，现代主义话语和后现代主义话语是资本发展不同阶段要求的观念表现。 这样来看，以丹尼尔·贝尔为代表的把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换看做资本终结的观念，在根本上掩盖了现代性问题与后现代性发展的实质。按照这样的观念，资本的历史狭隘性随着现代性一起被超越了，后现代性发展就是人的发展的康庄大道。而实际上，所谓的后现代性发展进程不过是资本历史发展进程的特定阶段而已。资本存在的历史形态的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的历史本性，贝尔的失误在于把资本的特定形态与资本的一般本质混为一谈了。可能有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马克思不也是把现代社会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吗?如此，对现代性的超越不就是对资本的超越吗?这里要再次回到现代性概念上，要看到马克思与后来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家们对现代社会的不同理解。在马克思时代，资本存在的主要形态是工业资本，机器大工业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要表现为工业资本主义。因此，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主要是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批判，或者说，马克思主要以工业资本主义为指向展开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但是不能忘记，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是从资本发展的整体历史进程展开的。马克思在深刻指明资本历史本性的基础上，宏观阐明了资本积累方式演进的历史进程，阐明了资本运动所必然招致的社会后果。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生产以资本为主导的社会就是现代社会。按照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工业社会是现代社会，但是现代社会的界限决不止于工业社会。换句话说，马克思是在社会生产方式的意义上来理解现代社会的。因此，尽管马克思受他所在时代资本发展状况的限制，主要根据工业资本主义批判现代社会，但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与工业社会相等同，超越工业社会在逻辑上并不意味着对现代社会的超越。贝尔仅仅依据工业生产方式的变化来理解现代社会，把现代社会与以机器大生产为主要生产形式的工业社会等同起来，在资本关系问题上，把工业资本形态与资本本身等同起来。如此一来，把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超越同时看做对资本的超越也就成为必然的逻辑。 事实上，仅仅依据工业社会的状况来理解现代性并不是贝尔的专利，当代很多现代性批判理论家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吉登斯就强调“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5]，把现代性进程与工业文明等同起来。乌尔里希·贝克的“反思性的现代性”概念也是针对工业现代性而言的。尽管贝克“工业现代性”的说法似乎更圆滑，因为工业现代性的终结并不等于现代性本身的终结，而是被一种“反思性的现代性”所取代，但是贝克认为工业现代性的终结同时也是阶级社会的终结，这和贝尔的观点在本质上是异曲同工的。仅仅从工业社会的角度来理解和批判现代社会和现代性，在根本上必然会遮蔽现代性发展和现代性危机的实质。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各种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方案，尽管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良社会消极后果，但是不能在根本上消除现代性危机。恰恰相反，这种观念在意识形态上反而造成了一种特定的后果，即对当代社会发展中资本关系的遮蔽，资本的历史狭隘性及其现实的消极后果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了。 由于对现代社会界限理解的不同，从唯物史观来看，西方理论界所谓的后现代发展实质上仍然没有超越现代社会的范畴。尽管仅仅根据工业社会的状况来理解现代性存在重大缺陷，但是西方理论界所讨论的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换仍然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一方面不自觉地揭示了资本历史形态转换所带来的现实发展后果；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给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提供了理论借鉴和积极思路。无论是后现代性抑或是贝克所说的新现代性即反思性的现代性，在资本形态和积累方式出现创新性转换的历史前提下是可能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资本历史形态的创新与转换造就了新现代性的可能性。如此，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就存在一种新的可能。 综上，当代西方现代性批判理论主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来批判现代性危机，并把现代性与工业社会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一些理论家强调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换，同时也是资本观念的超越。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在从古典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进程中，资本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所谓现代性危机根本上是资本危机的特定表现。资本危机不仅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也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表现出来。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换本质上是资本历史形态创新的表现，仍然没有超出现代社会范畴。由此可见，当代西方现代性批判理论是从具体的工业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理解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在更基础的资本生产方式的意义上来把握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这样，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必然要展开对当代西方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反思和批判。因为当代西方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根本上掩盖了资本的历史本质，所提供的现代性问题解决方案只能起到改良的作用而不能根本消除资本的历史狭隘性。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由于资本历史形态和积累方式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改变过去的那种紧张状态。在实现了资本存在形态创新的历史前提下，不排除建构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可能性。但是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资本历史形态的创新并不能改变资本的历史本质，并不能根本消除人与人关系的物化状况。 可是，如果从资本的生产方式来理解把握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话，我们必然遭遇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即该如何理解和定性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按照这样的理解，再把现代化界定为从古典生存状态向现代生存状态变迁的历史过程，很容易把现代化发展就理解为资本主义发展。那么，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与资本的发展是何种关系?如何合理理解和把握这种关系?这里，实际上存在着密切关联的几个层次的问题： 首先，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是一个有规律的历史进程。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揭示社会运动的一般规律，“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16]。因此，人的存在状况从古典社会状态向现代社会状态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现代”概念在根本上应当被理解为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现代化发展是迟早都要实现的必然历史进程。当然，如果能够深层把握并能合理遵循利用社会发展规律，就可以加速现代化发展进程并减少不必要的代价。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2]9-10。其次，从以往发展的实际历史进程来看，在古典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进程中或者说在现代性建构的进程中，资本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资本的发展进程也是现代性扩张的进程。也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和对资本关系的历史性批判是等同的。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应根据资本的生产方式理解把握现代社会和现代性发展。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的批判是一种历史性批判。相较于以往的生产方式，历史唯物主义肯定资本的历史进步性及其重大意义；着眼于未来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阐明了资本的内在固有矛盾，批判其历史狭隘性。马克思当年在谈到德国的社会发展状况时强调，在德国“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时常的不发展”[12]9。不能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持批判态度，就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对资本持否定的拒斥态度。对于现代性发展进程要结合资本的历史二重性给予审理。一方面，资本在促进现代性的建构上具有无可比拟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资本也导致了现代性发展中的众多问题。第三，现代性问题的不断显现和加剧遭到越来越深入地反思和批判，但是对于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而言，这并不意味着不要再进行现代化。后现代主义主张回归田园主义的观念，对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实际上是有害的。现代社会以及人的现代生存状态作为社会的“自然的发展阶段”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但是，如果从资本的生产方式来理解和把握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现代化发展是否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呢?答案是否定的。“资本主义”在这里是从社会基本制度意义上使用的一个概念，资本的存在不等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有条件地发展资本也决不等于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第四，由于资本在从古典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的无可比拟的积极历史作用，对于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实现向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还需要借助资本的力量，利用资本、发展资本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尤其在经济发展方面，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资本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12]10。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一个基本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的历史狭隘性，资本在发展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会招致危机性后果。因此，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在借助资本力量的同时还需要有超越资本的力量的辅助，从而既保障资本积极作用的发挥又减少其消极后果。换言之，在利用资本、发展资本的同时还必须对资本给予合理的规范和限制。 问题还有另一方面。就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而言，利用资本同时规范资本只是原则的要求。问题在于，从资本的特定形态来看，在其所导致的现代性后果中，积极面与消极面是并存的，就像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能抹去其中一面而单独保留另一面。比如工业资本形态，生产的发展势必带来生态问题并随着生产的不断扩张而加剧。因为资源和环境基础是工业生产的必要条件，不可能离开资源和环境支撑而凭空实现工业生产的发展。针对工业资本形态来说，在发展资本的同时给予合理的引导与限制，可以有效防范和限制生态危机的扩张与加剧，但同时也是对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限制。尤其是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在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与有效遏制生态危机的恶化之间就构成一种两难。这实际上也是现代性危机的核心所在。强调生态中心而牺牲经济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来说决不是合理的选择。前面已经指出，后现代主义回归田园主义的主张对于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实质上是非常有害的。而如果为了保证经济发展而牺牲生态环境，就又走上了西方现代化进程的老路。“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2]8。 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性发展进程而言是否还有其他可能?在这方面，西方理论界关于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换的讨论展示了积极的启示意义。无论是现代主义的发展还是后现代主义的发展都是资本发展要求的体现，但是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换却表征了一个重大历史后果，即资本历史形态的创新。一方面，资本历史形态的创新是由于原有的单纯依赖于传统工业生产的积累方式日益狭隘化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另一方面，资本历史形态的创新在现实后果上不仅使资本获得了更为灵活的积累方式从而大大拓展了自己生存的历史空间，而且由于减少了对工业生产积累方式的依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西方理论界所谓的后现代发展或是新现代性建构，尽管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资本本质的历史狭隘性，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而言无疑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路径。在借助资本的力量推进现代化发展的时候，减少对工业资本形式的依赖转而创新并利用更加多样的资本形式就成为一个必要的选择。在此基础上既能够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又不会根本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在这样的意义上，大力推动资本历史形态的创新就成为当代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大任务。 总之，无论是西方的后现代性理论抑或是贝克等人所提出的新现代性理论，尽管在实质上掩盖了资本的历史本质从而在根本上落入了改良主义窠臼，反思现代性问题最终要指向对资本关系的历史性批判，但是后现代性或新现代性的讨论也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在资本实现了历史形态创新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的新型现代化道路已经成为现实的可能。标签：现代性论文; 现代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空间维度论文; 古典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