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神秘”与“答案”_炎黄文化论文

日本的“神秘”与“答案”_炎黄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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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先生在去世前些年,曾在一次日本问题研究会上说过:“日本是个谜。”这位熟悉日本情况的文化名人作如是说,引起了人们猜日本之“谜”的兴趣。

对于崇尚个人自由、嗜好标榜“人道”并“严以待人、宽以律己”的美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战后痛恨纳粹并拆了柏林墙的德国,曾号称“国旗不夜”、而今害了“英国病”的大不列颠,文明烂熟、矢志走向“欧洲一体化”的法兰西,经历沙俄帝制、十月革命、卫国战争和计划经济的前苏联,信奉“一手拿古兰经、一手拿剑”的伊斯兰教国家,古老的印度,穷困的黑非洲,摆脱殖民地历史走向高速发展经济的东南亚,硝烟暂息的巴尔干“火药库”等等,人们似乎比较容易用通常的形式逻辑去理解他们的文化社会特点,然而对日本和日本人,不少人却感到是个“谜”,为什么?

50年前,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女士在其名著《菊与刀》写道:

“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骄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军队受到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

《菊与刀》这一部在太平洋战争关键性时刻写成的研究报告,可谓情文并茂,学术性深,政策性强,目的性极其明确。它分析日本人的矛盾性格,探讨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和社会特色,为美国占领日本的大政方针提供了出色的见解,最后果然成为现实。“现代日本学”尊此书为其“鼻祖”,良有以也。

一般猜灯谜,谜底只有一个,而日本之谜底,却有好几个,像个走马灯。《菊与刀》的作者曾认为,她看到的矛盾,来自日本儿童与成人的“教育不连续性”,日本是一种等级制社会,其文化特征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社会源于原罪意识的“罪感文化”,而是源于外部社会强制力的“耻感文化”。此说一出,又引出一些“谜底”来,有纵式社会说,杂交文化说,壶状文化说,感情文化说,集团性说,等等,颇有“不识日本真面目,只缘身在此谜中”之观。

60年代,当大陆的中国人忙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际,东海列岛的日本人则在大搞“高速增长”,引起一些美国学者继本尼迪克特女士之后来猜谜——不过日本之“谜”转为“经济奇迹”的“奥秘”,其中有一些著述曾在日本轰动一时,例如布热津斯基的《脆弱之花》、赖肖尔的《日本人》、美国商业部的《日本株式会社》、沃格尔的《日本名列第一》等。

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者沃格尔(E·Vogel)博士是有名的“日本通”,不但精通日文,而且能讲流利的中国普通话、广东话以及其他语言。他有中国名“傅高义”。《日本名列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用“as”一字而不用“is”,意指日本并非什么都是“世界第一”,译成日文太别扭,索性按日本战后流行的“片假名文化”,用片假名依样画葫芦。此书日文版一问世,立刻变成畅销书,胜过美国本土。傅氏极口称赞日本的“奇迹”,给“老子天下第一”的美国敲警钟。日本人不免“飘飘然”,美国人则有点抹不开了。要知道,当年以《菊与刀》决策时,美国帮了日本多大的忙才有今天!于是傅氏发现他的“名列第一”比较社会学结论还有待于“深化改革”,再度潜心“深入”到日本具有“奇迹”代表性的造船、机电、信息以及地区经济等产业部门,走访300个人物,最后推出姊妹篇《美国东山再起》(Come-back)。傅氏认为,日本之“谜”不要从“日本人的特性”去猜,而要综合分析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特别是组织体制和政策措施。他还认为,与其泛泛而侃,不如钻研几个具体课题,从中把美国摆进去,对照比较,分析研究,求得“东山再起”的对策。他谆谆告诫日本人,不要走美国的覆辙:翘尾巴。这是一片忠言,而且富于美国式的实证主义精神,亦即“少谈点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傅氏的书都有中译本,很有可读性和启发。

美国的另一位著名的“日本通”赖肖尔(E.C.Reischauer),是一位历史学者,毕生研究日本问题。1961年,肯尼迪总统请他出任驻日大使,以应付当时席卷日本列岛的全民性反对《美日安保条约》的怒潮。赖氏到任第二年,遭到暴徒袭击,伤势入骨,自忖必死,但却奇迹般地治愈复生。于是有了顿悟,将余生视为“死而后生”,超越了俗世“生死观”。先妻死后,赖氏娶日本华族为续弦。他任期届满时,昭和天皇曾破例相见,笑谓“不当美国驻日大使,可当日本驻美大使”。明仁天皇为皇太子时访美,曾在赖宅住宿,即位后又曾请赖氏夫妇到皇宫进餐欢谈,都是破例的。赖氏1990年因肝病去世,死前不忘守信,仍扶病接受日本记者采访。弥留之际摘去延命器,选择了“尊严死”,遗言不举行葬礼,骨灰酒入太平洋,可谓终其一生,颇具日本武士之风。

赖肖尔名著《日本人》,改订版《当代日本人——传统与变革》,也是一本解开“日本之谜”的著作。1988年他特意为中译本作序,开门见山指出:中日两大国隔海相望,一衣带水,拥有许多共同文化遗产,但现今彼此竟如此陌生,令人遗憾。赖氏的“遗憾”,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谜”:究竟是什么使“同文同种”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变得“如此陌生”呢?这就不只是比较文化研究,而是一个更大得多的中日关系两千年史和当代的各方面问题。然而,本文与其泛泛而谈,莫如举几个具体问题,庶几也学一点“实证主义精神”。

从秦始皇派方士徐福入海求仙药,到日本天皇1992年破天荒首次访华,两千多年间,中国两国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好事坏事交替而出。总结历史,展望未来,中国领导人常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友好交往的传统要发扬光大,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也切记莫忘。赖肖尔说:“日本人很清楚,他们的许多早期文明渊源于中国,他们也没有忘却近现代两国之间的战争,因此感到非常羞愧和内疚。”这里的“日本人”倒没有“谜”,十分清楚:大多数人对侵华战争是很内疚的。有些日本旧军人组织了友好团体,几乎每年都要组团访华,第一项日程是到卢沟桥和抗日战争纪念馆默祷。有一家商社每年组织社员来华学习,中心日程是到“万人坑”切实了解什么是侵略。然而还有另一类日本人不是这样,他们连“南京大屠杀”都不承认,硬是要从历史教科书上抹掉侵略的历史,每年到靖国神社朝拜战犯的亡灵。问题还在于这类人虽然为数不多,但有的是高官,三不五时口出狂言,有的成群结队,动不动就上街叫嚷。这类人在那个“耻感社会”里难道对侵略战争“感到非常羞愧”吗?

我国对日研究工作,“文革”之前是高度统一,为对外活动服务,许多研究成果都是内部资料,学术性研究不多。“文革”期间不好说什么“研究”了,躲避“海外关系”还来不及哩。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新浪潮,留日学生、学人乃至各种常驻人员大大超过清末明初的最高峰,有关日本的学术性研究和著译不断涌现,学术团体和研究单位也相当可观。中日双方学者专家互访,举办研讨会,从经济贸易问题到儒家思想的流派异同比较,可谓五彩纷呈,虽然还没有出现什么畅销大著,有些专题著作还要靠日元赞助才能问世,但与过去十几年相比,应当说很有开展,大有希望。

近年来日本出现一些题为“中国人与日本人”的书,旨在分辨异同,增进相互了解,类似400年前葡萄牙一位耶稣传教士到日本后写的小册子。这位教士叫费洛伊斯(Luis Frois),书名《日欧文化比较》,手稿是40张“和纸”,1585年写成,1946年才被发现,日译本于1965年问世,中译本于1992年出版(即商务印书馆为配合中日复交20周年推出的“日本丛书”之一)。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弗教士分14章共624条记录他看到的日欧生活习俗、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的topsy-turyydom(颠倒,相反),行文简洁,妙趣横生。例如:欧洲人以脱帽表示礼貌;日本人以脱鞋表示礼貌。欧洲人站着布道说教,挥手作姿势;日本和尚坐着讲经,手不动,用头部作姿势。在欧洲,自杀是最大的罪行;在日本,切腹自尽却是豪情壮举。欧洲人用罗马字母从左向右横着写,日本人用假名和数不清的汉字从右向左竖着写,因此欧洲的书翻到最后一页恰好是日本的书的开始。欧洲人走路,丈夫在前,妻子在后;日本人走路,妻子在前,丈夫在后。在欧洲,财产为夫妻共有;在日本,夫妻各有自己财产的份额,有时妻子向丈夫放高利贷,等等。该书记的是16世纪的情景,正因如此,成为珍贵的史料。

与此想比,“中国人与日本人”则不是那末topsy-turvydom了。毕竟与碧眼黄发的皮肤的西洋人不同,中国人和日本人是“同文同种”,但仔细考究起来,则同中有异。旅日的华人作家邱永汉在1983年出版的同名著作,据说颇受注目。

眼下大量重印林语堂著作,林氏是一个用英文写作而闻名美欧的作家。他的成名作《吾国与吾民》(新译《中国人》),把炎黄子孙的“民族性”开列为:老成温厚,遇事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滑,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滑稽,因循守旧。按林语堂的写照,中国人的性格不像日本人那样矛盾,不过,在邱永汉渲染之下,有些地方,日本人看来也是个“谜”。

用日文写作而享誉于日本的旅日华人,有以撰写中国历史小说著称的陈舜臣,他才智横溢,行文流利,日本人很爱看。邱永汉是一位自称“四通”作家:(1)生于台湾,父亲祖籍福建,通闽南话(即台湾话);(2)母亲日本人,邱是东京帝大毕业,故精通日语;(3)妻为香港的广东人,邱曾在港工作,通广东话;(4)邱曾受中文教育,近年常来大陆访问投资,通普通话。因此他认为写起这本比较文化的书,堪称得心应手,触类旁通。

大凡这类题目的文章,都喜欢从饮食生活取材。例如邱书开头便讲筷子。中国人和日本人都用筷子,但中国筷子两头一样粗且长,日本筷子一头尖且较短。中国人是会餐式,爱吃肉,几个人同时用筷子伸向菜盘,所以要长的;日本人爱吃鱼,从鱼骨头里剔出鱼肉,所以要一头尖,且因采取分食制,一人一份,无需长而粗的筷子。“中华料理”讲究山珍海味,大鱼大肉;“日本料理”则讲究鲜度,以刚钓上的鱼,从后院拔出来的萝卜、当地当天的豆腐为上乘。据说有一个日本地方市长招待一位中国高干吃饭,上了当地豆腐,中国人竟生了气,认为“看不起人”。原来邱先生是一位美食家,既写小说,又讲生财之道,且精通料理。他认为日本人的味觉堪称“世界第一”,不但压倒法国,而且胜过中国。

讲到同文,邱认为形同而实异。汉字是象形文字,一个字有一个字的意思,而且可以望文生义。日本虽有汉字,假名也是从汉字来的,但日本文化是“注音文化”,假名可以为汉字注音,也可以为罗马字母等各种语言标音,因此日本吸收外国新东西比中国快。这是言之有理的。日本外来语字典厚厚一大本,全是片假名;汉字则不行,西方新语要意译,否则莫名其妙。例如“五四”新文学时期,出现过“因士波里纯”、“费尔泼赖”之类,成为鲁迅妙笔生花的题材。“可口可乐”、“奔弛”被称为佳译,是因为既叶音又能望文生义。邱永汉先生是“四通”人,他认为汉字对中国维护统一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因为南方人同北方人尽管语言不通,都能用自己的方言读懂汉字。日本有一部《古事记》,全部用汉字写成,因为当时还没有假名,汉字用来读日语,有的形声,有的会意,变成一部“天书”,不是专家,谁也啃不动。然而如今用规范化的译法来译外文固有名词,把许多子音都译成方块字,读起来拖泥带水,佶屈聱牙,实在令人难受。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译作“切尔诺梅尔金”呢?把两个夹塞儿的“尔”字省去不好吗?闽粤人无卷舌音,“尔”字念作“你”,一定会倒胃口。我十分赞同杨绛女士的高见,译音读起来反正不像,不如照录原文,将来罗马字拼音推广了,老幼能读就好了,目前可从学术著作试点。这是题外话,就此煞住。

却说邱永汉力图让日本人理解当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惜立场不同,讲出来的道理就不一定都“通”。例如,他说中国人是“商人气质”,最会讨价还价,最不适于共产主义体制;日本人是“工匠气质”,按公定价钱做买卖,最有“群体主义”精神。于是他示意日本人向中国人报价时要抬高一些,然后让一些。否则中国人会认为“东洋人一点儿价钱都不让,太不够朋友”。他又提醒日本人,同中国人打交道,不能光会走前门,要懂得走后门(尤其是结交“高干子弟”);不要只找部长、市长,要同下面管实务的科长、股长搞好关系,但要切记中国法律规定贪污一万元人民币以上的要杀头,因此最好是请客,一次请几万元都没事,因为中国干部讲究公款吃喝玩乐,云云。

《中国人与日本人》也有一个“谜底”,翻到最后便真相大白。原来邱先生认为日本人反正不了解当代中国人,因此对华投资最好同港台商人合作,通过他们穿针引线,办起事来就顺手得多了。结语是:“具体事宜径洽东京……邱永汉事务所”。

写到此处,不禁想起北京崇文门外王麻子刀剪馆门前的一幅对联:

腕底走霜锋,镂月裁云,得心应手;

案头挥血刃,雕龙剪凤,快意怡情。

然而,“日本之谜”忽然变成“中国之谜”,“谜底”竟是一个“事务所”,岂非又遇到一个topsy-turvydom?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难得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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