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以其特有的革命家智慧立下了赫赫战功。进入和平时期，面对改革开放后举步维艰的国际国内环境，邓小平作为一名卓越的领导人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其在88岁高龄时进行的“南方谈话”，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更以其坚定不移的爱国爱民情怀、大刀阔斧的改革创新精神、灵活开放的辨证施治思维、一以贯之的实事求是态度再次展现了他作为一名革命家所特有的风范。
关键词：邓小平；“南方谈话”;革命家
中国古人讲：变则通，通则久。穷变通久、改革创新是中华民族最深层的民族禀赋，中国共产党人深谙中国古人的这一智慧，在治国理政的道路上不断追求改革创新以求得长久与发展。邓小平同志就是一位以大刀阔斧的“改革”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富起来”伟大历史飞跃的卓越领导人。“南方谈话”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里程碑事件，这一事件将展开了15年之久的中国改革开放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以“改革”为总抓手，坚持坚定不移的爱国爱民立场、大刀阔斧的改革创新精神、灵活开放的辨证施治思维、一以贯之的实事求是态度等基本取向，旨在实现“发展”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展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才略，这些改革思路中的基本取向对于当下中国的改革仍然具有基本的适用性和较大的启发意义。
我国为了缓解交通压力，建立了各种桥体，如城市立交桥、高架桥、过街天桥等。城市绿化的相关工作人员可以利用这一条件，在桥身和立柱上设计种植槽和垂挂吊篮。目前，在桥面与桥身上可以设置金银花、牵牛花等植物，在桥柱上则可以配置一些凌霄、爬山虎等攀援植物，这种绿化形式可以在不影响驾驶员驾驶的情况下，起到美化城市和净化空气的作用。
一、坚定不移的爱国爱民情怀
自古以来，是否爱国爱民始终是一名政治家能否被百姓认可的重要标准。人民立场也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正如1984年邓小平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文集》所写序言中所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对国家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是邓小平一生的坚定信仰，也是他厉行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其88岁高龄时，为了清除人们的思想束缚，促进国家的繁荣发展，邓小平不顾身体安危，毅然进行“南方谈话”，并发表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真知灼见。“南方谈话”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和“先富”带“后富”的致富道路都生动体现了邓小平爱国爱民的家国情怀。
首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打下坚实基础。邓小平进行“南方谈话”之时，正值中国处于内忧外患、国家发展方向举棋不定之际。当时国际上发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国家的数量锐减，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发生动摇。在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虽然相较于改革开放前有了巨大飞跃，但开放的区域和受惠的人民数量仍然较少，国家的开放潜力仍然未被充分挖掘。与此同时，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也使一些人对改革开放心存疑虑，甚至有要走传统社会主义旧路和资本主义邪路的想法。面对外部的冲击和内部的动荡，邓小平坚信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让人民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国家才能繁荣富强。因此，在“南方谈话”开篇，邓小平便明确提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1]370-371正是由于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冲破了各种陈规旧制，才使人们的思想解放，社会主义的各种具体制度不断完善，不仅增强了社会主义的活力，也使中国获得了难能可贵的稳定发展环境，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我们达成共识，父母要严管孩子的零花钱，不给太多钱。晚上一定要早点回家，不能再在同学家住宿。早上家长一定要及时喊醒孩子，帮助孩子形成规律的生活。孩子感觉到了家长的重视，自己也会重视起来。经过一段时间，这个学生比以前大有进步，不再无故迟到，有事情会及时跟班主任电话联系。人也比以前有礼貌了，目前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
最后，鼓励“敢闯敢冒”精神。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1]372改革开放之前，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不仅国家的各种制度逐渐趋于固化和僵化，人们的思想也逐渐趋于保守，不敢尝试新鲜事物，不敢有“闯”和“拼”的念头，国家发展缺乏活力，人民生活缺乏生机，这种状况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针对这一现状，邓小平指出，做任何事情之前谁都不敢说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必须敢于试，敢于闯，经历了试错的过程才能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才能逐渐形成一整套比较完整和定型的社会制度和体系。正是在邓小平的竭力倡导下，从1980年起，我国开始批准建立经济特区，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开放地区的数量更是迅速增长，包括5个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和东北一些边境市县以及内地省会城市等，形成了由南到北、由东到西、由沿海沿边到内陆的全方位开放格局。实践证明，邓小平的这一创举是正确且成功的。
最后，坚持国内与国际的辩证统一。作为一名优秀的革命家，邓小平在处理国际和国内问题时，更显示出了其高超的领导能力。在国内，邓小平一方面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鼓励大家勤劳致富。另一方面，他也敏锐地发现，中国的问题最主要是出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出在“人”的身上。因此，在国内，邓小平不仅加大了对官员贪污腐败的处罚力度，坚定维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而且对党未来的发展进行了深度思考。青年代表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面对当时各种社会思潮交织激荡和党内老一届领导班子年龄逐渐变大的问题，邓小平提出应该加大对年轻人的培养力度，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选拔和使用干部。“要选人，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1]381只有不断培养优秀的新人进入领导班子，才能真正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国际上，邓小平强调和平和发展仍是世界的主题，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永不称霸。在国内埋头苦干的毅力和在国际上正义大国的担当，不仅使中国国内的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也使中国的国际形象不断提升，中国以一个逐渐崛起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大刀阔斧的改革创新精神
首先，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长期以来，我国以苏联为榜样，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一定时期内这种体制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发挥了积极效用。然而，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这种体制的消极影响也随之暴露出来，严重阻碍着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邓小平在对我国的经济制度进行批判性思考后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必须采取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形式，只有把国家宏观调控计划真正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基础之上，才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充满活力和生机。但此时，人们对市场经济在我国资源配置中所处的位置产生了质疑，并将计划和市场何者在资源配置中所占的比重多作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以下思想：计划和市场只是经济手段，并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73。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根本性质的明确，打消了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怀疑态度，大家的思想观念逐步统一，共同投身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改革开放迈上了新台阶。
改革创新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邓小平作为一名革命家，在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步履维艰的改革现状、积重难返的陈规陋习时，以巨大的政治魄力、卓越的政治才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创新，“南方谈话”强调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敢闯敢冒”精神等都是其改革创新精神的生动体现。
其次，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早在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思就发现了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提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2]664，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再次强调了马克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并详细阐释了这一观点的含义和作用，鼓舞了当时无数的科研工作者从“文化大革命”的挫折中走出来，投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后，在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和听取工作汇报时对这一观点又进行了创新性发展，进一步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274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重申了这一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科技人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发展生产力必须以科技进步、教育优先为基础等思想。邓小平对科学技术的重视，不仅使科技在我国的地位显著提高，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人们对科学精神的诉求，而创新正是科学精神的核心。这种理论上的转换，必然导致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实践上的变化。一方面，它使科技创新被视为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关键因素，依靠劳动力素质提高和科技进步可以促进发展，这也使可持续发展成为发展的主导模式；另一方面，它必然导致教育观念的转变，激励人们主动将劳动者培育为高素质人才。人才和物质财富、科技的有机结合才能使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取得最大的经济利益。正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事业的蓬勃发展，才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高歌猛进。
其次，提出“三个有利于”，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提出的主要原因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由于人们仍然受到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陷入了一场“姓资”和“姓社”的争辩中。表面上看这只是一场争论，但实际上，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在价值观上的集中表现。在我国需要奋起直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之际，这种争论使许多人陷于其中，工作畏首畏尾、束手束脚、不敢有所作为。长此以往，不仅国家会错失发展良机，使改革开放的实践举步维艰，而且最终影响的还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邓小平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判断各种方针政策的最终依据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372。这一论断不仅极大地统一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同时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理论运用到了实践中，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全过程。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自豪感和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被极大地激发出来，这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三、灵活开放的辨证施治思维
首先，坚持改革、发展与稳定的辩证统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就始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坚定倡导者和积极实践者。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及国内政治风波后人们对改革开放的疑虑，邓小平在“南方谈话”开篇就再次重申我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并强调“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1]371。要想继续保持国内和平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让人民能安心从事生产劳动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开放，而要维护国内的和平稳定，就必须保持政策的稳定性。邓小平以我国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傻瓜瓜子”为例，强调只有让人民群众在国家政策的坚定支持下没有后顾之忧，他们才能辛勤工作，发展致富，进而对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信心。政策的朝令夕改带来的后果往往是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进而产生一系列危机。在坚持以改革为动力、以稳定为前提的条件下，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必须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发展的过程是先富带后富，最终走向共同富裕之路；发展的阶段是“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1]375；发展的依靠力量是科技和教育；发展的方式是既要有高速度，又要保持相对的协调稳定……正是在邓小平的一系列辨证施治下，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持续稳定推进。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邓小平不仅是一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更是一位杰出的拥有辩证思维的革命家。其改革思维也体现在其熟练地运用辩证的观点观察和解决问题的实践中，包括坚持改革、发展与稳定的辩证统一，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统一，坚持国内与国际的辩证统一。
其次，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统一。改革开放的春风使中国的经济充满活力，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激发了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农作物的产值迅速增加，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购买力增强，乡镇企业也像雨后春笋般兴起。农副产品的增加和农村市场的扩大推动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加上当时的城市经济改革的持续推进，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工业的发展。仅1984至1988年，我国创造的工业总产值就达6万多亿元，国家的物质财富在短时期内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但与此同时，由于对外开放，也使国外的一些不良思想乘机渗入，加上仍存在的一些封建思想的残余，导致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动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出现吸毒、腐败、经济犯罪等各种违法犯罪活动。面对这一系列问题，邓小平深刻认识到物质文明的发展必须与精神文明的进步同步进行，并反复强调两个文明共同发展的重要性。早在1985年，他就曾严肃指出：“对严重犯罪活动的防范和打击，也必须继续加强。对一些严重危害社会风气的腐败现象，要坚决制止和取缔。”[1]145在邓小平的严格要求下，我国从中央到基层都加大了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力度。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专门提到要坚持不懈地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1]378。同时，“两手抓”的思想不只局限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领域，还具体到以下几方面：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教育；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实践证明，坚持“两手抓”的时期，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较好、较快的时期；管理松懈的时期，也是经济发展较疲软的时期。邓小平娴熟地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全面辩证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客观实际，正确处理和解决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正体现了他辨证施治、恰到好处地掌握和调节各种关系的能力。
3.4 测定跌倒风险来源能有效提高患者预防跌倒的依从性 护士根据康复师的诊断，明确了解患者跌倒的风险来源，给予针对性的预防宣教，在提高护士的护理质量内涵的同时，直观的数据和图表也有效提高患者预防跌倒的依从性。本研究显示，跌倒的风险主要来源感觉功能下降，特别是与人体姿势控制密切相关的视觉、本体感觉和前庭感觉的功能下降，是老年人发生跌倒的重要原因。
营养过剩是肥胖发生最主要的诱因，肥胖不仅可以造成学生各种代谢障碍，严重的还会增加患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痛风等的风险[3]；营养过剩也是导致龋齿发生的重要因素，高蛋白、高热量食物在口腔积存，会增加其龋齿发生的几率；营养过剩的学生容易出现一些心理问题，肥胖人群经常受到身边人的嘲笑，这样会使得他们出现自卑、自闭的现象。
最后，强调“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这虽然使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升，物质文化生活大大丰富，但也出现了贫富分化加剧的现象。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明确提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373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步骤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先让一部分人和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随后，先富起来的人发挥积极的示范作用，通过多交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等方式，带动后富的群众一起走向共同富裕之路。同时，这一方式也可以在空间位置上进行扩展，如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帮助西部内陆不发达地区实现经济发展。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理念不仅坚定了人民群众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信心，也使不同地区和群体之间的沟通协作更加广泛，充分发扬了集体主义精神。
粗集料要重点检验颗粒尺寸、形状、松软质和粘附性指标，细集料应注重砂当量和粘附性等指标，进场后及时搭棚防雨、防晒。所有集料要注意分级存放，不得串混。为防止材料离析，还应将场地硬化，并在堆放时采用水平或斜坡分层堆放，不能锥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碎石、砂、石屑的级配不是很稳定，工地在准备材料时应随时抽检筛分，并不断进行小的调整，从而使最终的沥青混合料质量稳定。
四、一以贯之的实事求是态度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邓小平多次说过“我是实事求是派”[1]209，他的一生就是以求实、扎实、务实而闻名于世的。敢于实事求是就是敢于否定应该否定的东西，肯定应该肯定的东西，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态度在他处理“形式主义”、“发展”问题、“不争论”问题的举措中可见一斑。
首先，反对形式主义。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1]381-382讲排场、走过场的形式主义不仅表现在会议多、文章长、讲话千篇一律，还有各种只在文字上咬文嚼字的伪创新。例如，将一个字改成词，把长句子改成四六句等，这导致的不仅是工作效率的低下和资源的浪费，更重要的是使民众对党失去信心，疏远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距离。邓小平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不能只是长篇大论，要学精，要管用。他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1]382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新建“经济特区”，正是在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才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论、新观点和新方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其次，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面对多个矛盾时，抓住主要矛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各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但其中最主要、最基础的仍然是经济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发展问题，只有促进经济发展才能使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才能为国家的其他建设提供物质支持。因此，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讲到“稳定”和“协调”问题时说道，稳定和协调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1]377。必须要通过解放思想，通过发展科技和教育来提高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实力，通过引进人才使国家发达起来。发展的过程既要讲质量和效益，更要及时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正因为我国适时顺应时代潮流，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埋头苦干、不断赶超，才一步步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并迎来“强起来”的伟大时代。
最后，坚持不争论。为了使社会形成少空谈、多干事的氛围，邓小平提出的解决措施是不争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老子就曾说过：“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3]200邓小平将老子的这一策略古为今用。他深知无谓的争论只能坏事，“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很多事情不必争论，有些机遇稍纵即逝，时间不允许争论。少说多做，扎扎实实发展自己，事实最后都有结论。后来在说到上海的开放问题时，邓小平也实事求是地承认，在最初提出经济特区战略时，没有加上上海是一个失误。在看到上海在地理、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后，邓小平加大了对上海改革开放的支持力度，各种优惠政策的实施，使上海在短短几年内，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跃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佼佼者。因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制定革命计划，研究革命问题，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当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必须将实事求是的精神一以贯之。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所展现的改革思维，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坚持改革和锐意创新、继续辩证地处理国际国内问题、继续坚定实事求是的处事态度都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王弼.老子道德经注[M].楼宇烈，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
On Deng Xiaoping's Revolutionary Style from "South Tour Talks"
WANG Junxia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In the era of the revolutionary war，Deng Xiaoping made great military achievements in the arduous revolutionary struggle with his unique revolutionary wisdom.In the period of peace，facing the difficult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nvironment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South Tour Talks by Deng Xiaoping who a prominent leader and chief architect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conducted at the age of 88，which not only promoted the proces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but also once again demonstrated his unique style as a revolutionist by his firm patriotism and love for the people，the spirit of reform and innovation，the flexible and open dialectical governance thinking，and the consistent attitud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Key words:Deng Xiaoping;South Tour Talks;reform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6060(2019)09-0001-05
doi:10.3969/j.issn.1673-6060.2019.09.001
收稿日期：2019-06-12
基金项目：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研究”(16BKS087)，主持人：孙英；2016年四个一批人才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首都治理实践研究”(2016XCB129)，主持人：孙英；2018年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十九大”精神研究专项课题(18A04S03)，主持人：孙英
作者简介：汪莙霞(1992―)，女，甘肃临夏人，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级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