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列宁关于社会主义东方道路“文化变革”的理论和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道路论文,策略论文,文化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列宁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最伟大贡献，在于他对社会主义“东方道路”的开拓，而其中最为艰难的一步则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怎样在小生产大国中进行“文化变革”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或物质方面”在当时的条件下“都是非常困难的”。列宁在曲折的实践中，在同各种敌对势力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以及党内的各种反对派的斗争中，在短短的五年内，特别是在生命最后的两三年时间里，总结出“东方道路”的“文化变革”的规律，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宝贵的内容。
一、肯定“政治变革”先于“文化变革”的历史合理性，揭示了“东方道路”的基本特点
列宁在《论合作制》中说：“我们没有从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先于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1]。列宁在最后口授的五篇文章中有三篇四次提出同样的观点，这不是偶然的。他在为以政治变革先于文化变革为基本特点的“东方道路”的合理性作出辩护。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在“文化变革”的一定发展程度上，“政治变革”才具有历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列宁也曾肯定地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2]。显然，列宁肯定的“政治变革”先于“文化变革”的道路有着它的特殊性。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在革命实践基础上新的总结，它的合理性在于时代的特点之中。
帝国主义时代决定了东方新型民主革命的历史合理性乃至某种程度的必然性。新型民主革命的“新”主要体现在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拥有领导权。领导权的合理性在于那个时代的东方资产阶级日益失去它的民主革命的彻底性，而这里的无产阶级却具有更大的革命彻底性和政治远见。两大阶级政治上的这种变化，是因为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尖锐化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在世界范围的成熟壮大。列宁洞察了这一历史特点，形成了布尔什维克在俄国1905年革命中的策略。虽然列宁此时依然认为，1905年的革命“不仅不会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3]。但是，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必然直接关系到以后“政治变革”的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以后的发展进程，对列宁的“政治变革”先于“文化变革”的认识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列宁从大战中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和帝国主义之间发生尖锐冲突的不可避免性，因而得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4] 的结论。开始，列宁没有把俄国放在这个“少数”国家之内。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由于布尔什维克的斗争逐步形成有利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形势，列宁又从俄国早已发展起来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中，寻找到从当时经济崩溃的“大难临头”中走出来的道路，于是作出“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下面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进而得出“由于许多历史原因……，使得俄国的革命比其他国家先爆发”[5] 的结论，把落后的俄国列入了可能首先获得“一国胜利”的国家之中。
十月革命胜利了，但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一直受到社会民主党和孟什维克的攻击，其理由集中到一点：“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列宁针锋相对地指出持这种论调者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的“一窍不通”。列宁指出，十月革命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其一，“这是和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相联系的革命”，“最富强的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战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不能把‘正常的’资产阶级关系调整好”；其二，俄国出现了“一种可以实现‘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联合”[6] 的条件，这是马克思在1856年谈论普鲁士问题曾经寄予希望的局面；其三，被世界战争“完全拖进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正在兴起，这将支援与之紧邻的俄国革命。在这种特殊条件下，“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7] 列宁这些认识是一贯的，而新经济政策的确立并经过两年的成功实践，找到了这里“文化变革”的正确策略以后，才对“政治变革”先于“文化变革”的道路加以肯定，因而打破了“考茨基式的教科书”规定“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的想法”。这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
二、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是东方道路“文化变革”的重要途径
如果说，对“政治变革”先于“文化变革”道路的肯定，是针对那些如第二国际领袖们对“考茨基式教科书”迷信的教条主义的话，那么把“利用资本主义”作为“文化变革”的重要途径，则是针对那些无视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左派幼稚病”。“政治变革”先于“文化变革”有它的巨大优越性。无产阶级可以依靠政权的力量寻找到一条“和平”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这个优越性能否成为现实，就在于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否通过自己的政党自觉地运用科学社会主义，遵循“经济的必然性”实现“文化变革”。在当时俄国的“文化变革”中利用资本主义正是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列宁在开始探索前进道路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经过反复实践以后，认识也就更为深刻了。
19世纪后期欧洲相对落后的国家在继续进行民主革命时，恩格斯曾说过无产阶级也可能夺取政权，但他同时又担心这样做了可能会是“很大的不幸”。他强调，在这种条件下赢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只能“重演1793”，以“一种平民的方式”实现比一般资产阶级更为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以后的一段历史证明，恩格斯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他的提醒是十分重要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出现了无视“经济的必然性”的严重问题，因此也必然地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新经济政策的提出是对“经济的必然性”的承认，是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重演1793”。列宁认真地分析了俄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正视俄国是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小农只要还是小农，他们就必须有同他们的经济基础即个体小经济相适应的刺激、动力和动因。这就离不开地方流转自由”[8]。显然，这里的经济必然性还不是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而是实现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为社会主义的建立准备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在小生产基础上的“自由流转”又必然“使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复活”。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不是片面地以某一阶级跟前的和局部的利益出发来要求历史，而是力求把社会主义放在现实的基础之上。他依照经济必然性的允许范围，充分发挥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作用，对必然会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给以积极引导，使之服务于建立社会主义这一最终目的。列宁提出了：“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9]。列宁按照这个基本思路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利用资本主义”问题上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特别是从开始只限于“地方经济流转”和“产品交换”，到后来的对商品流通、货币和市场的承认。他还探索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诸多形式，总结了实践中的经验教训。
在这里，列宁着手解决他在制定新型民主革命路线时留下的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怎样处理民主革命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关系。长期以来，对此都是语焉不详。此时，开始给出相当清晰的答案。这就是，在推翻封建政权和改变封建所有制以后，新政权必须依照“经济的必然性”，包括“利用资本主义”实现对经济基础的改造，“完成”民主革命，当然这也必然是上层建筑民主革命的完成过程。这是一个长期的主要还是“完成”民主革命的过程，同时也是为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实现自觉创造条件的逐步过渡的过程。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实现后只工作了两年，因此仍然留下诸多尚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但是，“利用资本主义”这一基本思考，对社会主义运动无疑又是一次思想解放。东方道路因此豁然开朗。
三、把农村作为“文化变革”的主要阵地，通过合作制“和平组织‘文化’工作”
农民问题是民主革命的主要问题。“把这些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现代的强有力的生产杠杆，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体现者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10]。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是浸透了小生产者的血和泪的。“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有充分的描述。俄国无产阶级在赢得政权后，历史地担负起这个过去属于资产阶级的任务，也就是完成民主主义革命，实现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列宁在不得不采取利用资本主义的策略的同时，又必须摒弃资产阶级曾经走过的剥夺农民的道路。在新经济政策提出时列宁已经充分考虑到这一点，而经过两年的实践后，列宁才最终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道路：合作制。
通过合作社的道路和平通向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等的主张，但他们不讲阶级斗争、不讲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等根本问题，这条道路只能成为空想。19世纪后期，欧洲大陆的工人政党依然面对着广大农民。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绝对不会用权力去剥夺小农”，不能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社会帮助，把小农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11]。列宁继承并发展了恩格斯的思想。第一，根据俄国这样的小生产大国的特点，给予合作社在改造农村中的作用以更高的评价。“文化变革”不只是经济的发展，也是在此基础上整个社会关系和居民意识的根本改造。“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它一旦成功“却能包括更广大的居民群众、却能把旧的关系，社会主义以前的，甚至资本主义以前的即最顽强地反抗一切‘革新’的那些关系的更为深固的根拔掉”。[12] 第二，提出了保证合作社运动和平发展的具体措施。列宁确定俄国不是直接从“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入手，而是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参加合作社买卖”入手，在“经过整个一个历史时代”，然后才能转向更高级的生产合作和占有关系的改变。第三，为了保证合作社运动的顺利发展，国家必须在经济和物质上给予支持。“目前我们应该特别加以支持的社会制度就是合作制度。”[13] 在整个过程中要使农民获得直接的物质利益，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
因为在利用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找到了保护作为私有者的广大农民的必要利益，照顾了他们的认识水平和生产生活习惯，并能引导他们逐步摆脱对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办法，使列宁一直担心的因为“耐普曼”合法存在而使工农两大阶级分裂的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因此，列宁确认通过合作制改造小生产是最佳的道路。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列宁对合作制的意义作了进一步的肯定。合作制使“我们已经找到了私人利益、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尺度，找到了使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尺度”[14]。它可以使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结成联盟，加强对他们的领导，并认为，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和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的条件下，“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须而且足够的一切”。列宁因此提出，应该把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心“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他要求俄国党在这个问题上“尽量少卖聪明，尽量少耍花样”，认认真真地把它干好。布哈林在《列宁的政治遗嘱》一文中，把“和平组织‘文化’工作”看作是“我国发展的总方向和政策的总方针”，决不要再搞“第三次革命”。[15] 无疑，它的正确实现必将表现出“东方道路”在“文化变革”上，特别是对待小生产的改造上，较之资产阶级历史上走过的道路有着无比的优越性。
四、从“文化变革”的长期性着眼，提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根据共产主义社会的成熟程度，把它区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第一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16]。但是，这个第一阶段也必然是在生产高度社会化并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矛盾已经尖锐化以后才得以实现的。此时，只能“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这个社会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预计无产阶级在赢得政权以后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直接的，时间也是相对短暂的。
列宁在决心带领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时，也不得不考虑到今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中提出：“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下面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这里没有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的新概念，但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条件，提出了过渡的起点，也就开始把社会主义社会同共产主义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作了区分，而此前两者的涵义是相同的。这个不同于经典意义上的提法，不但带来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长期性，并出现了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问题。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一直在探索这个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
在新经济政策提出之前，列宁认为俄国是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不认为当时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但他一度因急于过渡而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新经济政策提出以后，列宁继续肯定俄国是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同时又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概念。在《论粮食税》中列宁写道，粮食税是“战时共产主义”向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过渡的一种形式，而这种“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又是从带有小农在居民中占优势所造成的特点的社会主义，进入到共产主义的一种过渡形式”[17]。这里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新概念，而且第一次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区分开来。这里的社会主义还可以是小农占人口的多数。列宁认为俄国此时已经实现也只能实现这样的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不能急于前进，要从战时共产主义退到“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促进经济发展，然后再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但是，“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在实践中无法得以实现，只有继续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党在恢复经济方面的当前任务》中指出：党“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18]。一年之后，列宁终于在《论合作制》里明确提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19]。所谓“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列宁强调的是“全体居民个个参加合作社”，文化普遍提高，作“文明商人”，“按欧洲方式”做买卖，等等。这里不但还存在着初步组织起来了的广大小农，而且还保留着商品、货币和市场，表现为社会主义更为初级的形态。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提法怎样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阶段发展概念的提出，并同共产主义社会作了区分。列宁给我们一个对社会主义的新的理解：它可以是一个在相对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开始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一个逐步发展的社会形态。这里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起来的小生产还占人口多数的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不仅带有它脱胎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而且还不得不带有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这个阶段与《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有着根本的区别。从“利用资本主义”的策略看，列宁实际上是把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社会主义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深入“完成”民主革命的阶段统一起来。这样的认识可以使我们在前进中防止迷失方向，又能保持对现实清醒的头脑，解放思想，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
五、“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政策的领导”，揭示“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中阶级斗争的特点
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有过三年复辟与反复辟的激烈斗争。此时，列宁有我们熟悉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许多论述。但当“文化变革”已经成为中心任务，而且已经确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要利用资本主义的策略之后，列宁就必须回答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新问题了。
列宁肯定“和平组织‘文化’工作”并不是否定阶级斗争，也不是根本上否定专政的手段，但给了无产阶级专政以新的内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在《论粮食税》中，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政策的领导。”[20] 无产阶级的政策必须符合“经济的必然性”的要求，在俄国“文化变革”的过程中要“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最终使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必然地存在和发展着。怎样通过正确的政策处理好这个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题。
这个过程的矛盾无疑主要是在经济领域中展开的，而最集中的领域正在国家资本主义之中，无产阶级国家能否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几种形式，把大小工业、商业和农业最终引导到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上去。列宁开始把合作社看作“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后来看法是有过发展变化的，但是在其中阶级矛盾依然存在，依然有着作为私有者的农民阶级同工人阶级分裂的危险。因此，在国家资本主义中主要斗争特点是“引导与反引导”，也就是“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农民的斗争。列宁曾把国家资本主义比喻成一辆汽车，“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想象的那样行驶。这就是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要记住的主要之点”[21]。无产阶级如果不能赢得斗争的胜利，不能掌握好汽车的方向盘，就不能建立起“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并将产生工农联盟破裂的严重政治后果，“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跟着工人阶级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呢，还是让‘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分裂。”[22]
列宁认为要赢得这场斗争，使“汽车”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的意愿去行驶，不是依靠专政的手段而是依靠“文化”。“如果出征的民族的文化高于被征服的民族，出征的民族就强迫被征服的民族接受自己的文化，反之，被征服者就会强迫征服者接受自己的文化”[23]。这是列宁把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论说，生动地运用到俄国当时的阶级斗争中来。俄国无产阶级因为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征服了资产阶级，但因为自己缺少“文化”，在经济领域有可能接受“被征服者”的“文化”，而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却是很容易成为资产阶级文化的俘虏的。为了赢得这场斗争，列宁十分关注工人阶级的自我教育，十分关注国家机关的改造，要求加强工农检查院，以加强对党和国家机关的监督。列宁还十分强调加强教育工作，关注怎样使教师“从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变成苏维埃制度的支柱，以便通过他们去争取农民，使农民摆脱与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与无产阶级结成联盟。”[24] 列宁在最后口授的五篇文章中有三篇是专论前述问题的。这些无疑是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内容。
显然，列宁始终担心这场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能否赢得胜利。但是他依然认为必须通过“和平”的手段，来解决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阶级矛盾。这是因为，首先，这个新时期即从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是一个经济逐步发展和成熟的过程。许多同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事物，此时此地往往有其生存和发展的合理性。它只能通过和平的经济手段使它逐步解决，而不能通过行政干预和政治镇压的手段一蹴而就。其二，在这个新的时期里，除了还存在合法的新资产阶级外，更有人数众多的并且往往动摇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非无产者群众。对这个人群只能引导、教育，而不能采取专政措施。第三，列宁还认为“国家政权既已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剥削者的政权既已推翻，全部生产资料……既已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这就使“和平组织‘文化’工作”[25] 有了基本保证。
六、承认不同的“文化变革”道路，展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绚丽多姿和广阔前景
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26] 列宁这个结论固然是为东方道路的合理性辩护的，但本身也就肯定了其他不同道路的存在。列宁的结论展示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绚丽多姿和广阔前景。列宁得出如此明确的表述是经过反复的。
列宁对社会主义在西方发展道路的认识上是有较大反复的，而这对发展道路多样性的认识却有特别重大的关系。列宁对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性质和作用长期持否定的看法。列宁对西方的革命总是寄予很高的希望，总是把十月革命后西方一些国家革命斗争失败的责任主要归咎于社会民主党。这是因为列宁对西方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估计不足，同时还因为社会民主党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策略一直持反对的立场和它们在世界大战中恶劣的沙文主义。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列宁对西方形势有了客观的估计，虽然他仍未能改变对社会民主党的特别是他们的主要领袖的根本看法，但开始寻求同他们在反帝和反资产阶级统治斗争中的统一战线。列宁最后终于承认了西方“社会和平”局面的形成，并肯定“这些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过程，不会是像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完成的”。[27] 这里，我们有理由认为列宁已经基本得出西方实现社会主义应有不同于东方的道路的结论。列宁承认：“考茨基式的教科书，不用说在当时是很有益处的。”此时只是批判用“考茨基的教科书”“来规定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的观点”。[28]
在十月革命胜利的推动下，东方民族民主革命蓬勃兴起。列宁肯定“政治变革”先于“文化变革”的基本原则也可以适用于社会发展更为落后的广大东方。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它们也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不是照搬俄国的经验，而是“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新东西。”[29] 这里已经明确表示了“文化变革”同一道路在不同国度必然有某些不同特点的思考。由于以后西方出现的革命浪潮被平息下去，使列宁对东方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寄予更大的希望，他断定：“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30]。西方对东方的剥削激起东方的革命，东方革命的发展和胜利又必然削弱帝国主义体系，并使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和大国之间矛盾尖锐化，从而使西方革命条件成熟起来。这个关于世界革命趋势的估计，更增加了通向社会主义道路多样性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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