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稳定论文,社会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在当代，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两个重要主题。但是，这两个时代主题并不是平列的，其中，和平是从属于发展的，它既根植于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为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条件有很多，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社会的稳定，而和平也只是作为发展条件的社会稳定的内容之一。社会稳定这一发展的条件能否得到满足，不仅取决于其他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而且也与人们如何看待发展、怎样致力于发展，特别是人们怎样处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密切相关。深入地研究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是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
2.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发展是事物前进的变化或上升的运动。不过，我们在这里所要论说的发展并不是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发展，即不是泛指任何事物的发展，而是特指社会的发展。所谓社会发展，也就是以经济增长为基础、动力和核心内容的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一方面，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以经济增长为物质基础并都是在经济增长的推动下实现的。没有经济的增长，整个社会的发展就无从谈起。正如以色列著名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所说：“经济领域在发展和现代化方面居于首要地位，经济问题的解决，对于现代社会及其政治体制的存活与发展、保障现代化的延续、持续增长，以及任何制度领域的持续发展（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社会组织的领域），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注：S·N·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7—58页。）但是，另一方面， 社会发展并不等于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是社会的物质文明程度和精神文明程度的同步提高。
3.人类社会自产生以来就一直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但其发展的态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很不相同的。从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表现出了空前加速的趋势，而且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质内容。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使人类社会出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那么，现代化或从传统农业社会逐渐走向现代工业社会就构成了200 多年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和现代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推进，以现代化为基本内容的发展更是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战后产生的当代社会发展理论，就直接源自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模式、战略和方针政策的研究。不过，在当代人类社会中，发展并不像早期的社会发展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只是发展中国家的事情，就是发达国家同样也有一个不断发展自己的问题，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的基本内容是实现现代化，即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工业社会；而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则意味着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代，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的发展表现出了一种普遍的相互依存性。特别是人们已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发展中国家今天在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环境等诸方面所面临的各种发展困境，其原因并不仅仅出自这些国家自身，它们实际上是过去发达国家以落后国家中社会生活的边缘化扭曲为代价换取自身的发展所造成的恶果，是长期以来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产物；如果这些发展困境得不到解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会步履艰难，发达国家的发展也会由此受到严重的拖累和制约。而要有效地解除这些发展困境，就必须协调各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建立一种新的、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也正是基于上述这样一些事实，我们说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主题。
4.发展只有在一种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没有社会的稳定，发展最多也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页。）
5.从外部条件来看，任何国家的发展都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在当代，和平与发展同时都成为时代的主题，这决不是偶然的。世界和平意味着有了一个稳定的国际政治环境，而这正是当代各个国家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无数的历史事实说明，没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局势，在世界战乱不已、动荡不宁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集中精力来从事自己的经济建设，更不可能谋得现代社会的发展所特别需要的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支撑。
在当代世界各国的发展所需要的外部条件中，除了稳定的国际政治环境以外，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也是极为重要的。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全球化趋势，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被整合进了全球分工、全球协作和全球贸易的世界经济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任何一个区域性的扰动都会迅速波及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而任何一国的经济崩溃都可能对其他国家造成灾难性的影响。战后一些国家的经济之所以能够迅速起飞，也就得益于这一时期它们所面临的相对稳定的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特别是像东亚“四小龙”那样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能够凭借“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取得成功，没有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是难以想象的。而战后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近年来东南亚地区爆发的金融危机，使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甚至使整个世界经济都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形势。所有这些都说明，在当代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趋势日益强化、各国发展之间的相互依存性越来越突出的情况下，没有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任何国家都休想顺利地实现自身的发展。
6.社会发展不仅要求以稳定的国际环境作为其外部条件，更需要以稳定的国内环境作为其赖以向前推进的基地。没有国内社会的稳定，各国的发展无异于后院起火或被釜底抽薪，因而也就注定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而在作为发展之必要条件的国内社会稳定中，首要的是政治稳定。社会政治生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及其活动方式，而国家政权则是调节包括经济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的强大力量。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几乎所有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在内部经济动力不足的情况下经由国家政权的推动，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的；没有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没有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机构，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要么迟迟难以启动，要么会中途出现断裂。在当代，不仅发展中国家对于自身民族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要靠国家政权来保证，就是在发达国家中国家政权和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干预和推动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局动荡不安，国家政权不能得到有效的行使或政权转换和政府更迭频繁，政策没有连续性和守常性，甚至出现民族分裂和国家分崩离析的局面，也就根本无从谈论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这方面，拉美国家独立以来曲折多舛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在政治稳定之外，国内经济形势的稳定、人们思想情绪的稳定以及社会秩序的安定也都是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其中，经济形势的稳定尤为重要，它不仅直接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与国内的政治稳定、人们思想情绪的稳定以及社会秩序的安定之间有一种紧密的互动关系。当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看好、社会经济结构合理、经济政策适宜而连续、经济建设的配套措施健全，这种经济形势的稳定就会带来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并由此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反之，当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失灵或出现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决策频频失误或朝令夕改，经济建设所需要的配套措施不力或相互脱节，则不仅会导致经济的衰退和人民生活质量的下降，而且还会诱发政局不稳、人心恐慌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它们反过来又会加剧社会经济的衰退，并由此使整个国家陷入日益深重的经济危机。关于这一点，建国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都提供了再好不过的证明。如果说1958年以后特别是“文革”十年期间是政治动乱、经济形势恶化、人们的头脑发热和社会秩序混乱一起把中国的整个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那么， 70年代末以来则是政治稳定、经济形势稳定、人们的思想情绪稳定和社会秩序安定之间的良性互动引领出了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也正因如此，邓小平曾经语意深重地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6页。）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我们能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0页。）
7.社会发展以社会稳定为其必要前提，没有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稳定的国内社会环境，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或很难实现社会的发展。然而，当代各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却又往往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不稳定。虽然不同的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社会失稳的具体原因是各不相同的，这种不同与它们各自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社会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只要认真地加以研究，我们就能发现这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社会失稳也有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因。
8.在当代，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是自然而然地实现的，它们必然都是实施一定发展战略的结果。但是，并不是任何发展战略都能有效地促进发展，因为发展战略有一个优劣的问题。发展战略的优劣，首先就在于它是否适应本国的具体国情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如果不适应本国的国情或者不适应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都会使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社会失稳。本世纪80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过程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苏、东国家之所以在80年代中期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和发展危机并最后发生剧变，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苏联原创的现代化模式中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显著特点的发展战略在50年代以后越来越不能适应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尽管这一发展战略当时具有反资本主义国际包围的重要政治意义，也适应了世界经济处于粗放发展时期落后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为战前苏联的国防现代化和战后初期苏、东国家战争创伤的医治及东欧国家工业化的起步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在50年代以后，苏、东国家仍然长期奉行这一发展战略而始终没能对它进行实质性的调整，则显然背离世界经济发展日益集约化的趋势；而对于东欧国家来说，还有一个与本国国情不相适应的问题。结果，这一发展战略逐渐使苏、东国家国民经济中重、轻、农的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困境和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并因此使苏、东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在80、90年代之交发生了强烈的震荡和剧烈的变化。而中国则由于自70年代末以来成功地脱出了这一发展战略，逐渐探索出并实施了一种既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又努力适应世界经济形势变化的发展战略，因而在始终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实现了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发展战略的优劣，还在于它所依据的发展观是否合理。在片面的发展观导引下形成的发展战略，也会使发展过程中出现社会失稳。值得注意的是，在对社会生活的理解、解释和说明上，“发展”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描述性概念，而是一个具有特定价值内涵的规范性概念。正如英国学者西尔斯所说：“我们不能回避那些实证主义者轻蔑地称作‘价值判断’的问题。‘发展’必然是个规范性的概念，几乎同改进是同义词。如果佯装不知，则正好是隐瞒自己的价值判断。”（注：杜德利·西尔斯：《发展的含义》，载《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不同的发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不同，其对于什么是发展、什么不是发展所作的价值判断就会大不一样，依据它们而制定的关于应该如何致力于发展的决策即发展战略也会迥然有别。西方传统发展理论的发展观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是经济的繁荣。在它看来，发展只是一种经济现象即单纯的经济增长，只要经济增长了，政治民主、社会公平、文化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幸福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迅速增长是通过工业化道路实现的，因而工业化甚至西方化也就相应地被视为发展的最有效途径。本世纪50至70年代初期，许多发展中国家所奉行的就是依据这一发展观而制定的带有强烈“西化”特征的“增长第一”的发展战略。然而，这一发展战略所依据的发展观本身是十分片面的，西方传统发展理论贩卖这一发展观的目的乃在于把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使其从属于这一体系的中心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结果，“增长第一”发展战略的实施虽然也确曾给一些国家带来了一时的经济繁荣，但人们所预期的政治民主、社会公平、文化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幸福等却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得到兑现，反而还使这些国家经济的殖民化不断加深，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日益严重，包括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经济危机等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这些国家的社会生活也由此出现了普遍的失稳。面对这一情况，一些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学者尖锐地指出：“可以按中心模式发展的这种神话正在消失。”（注：劳尔·普雷维什：《外国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9 页。）也正是在这一情况下，目前各个国家都在调整自己的社会发展观念，努力制定和实施以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为价值目标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9.对于当代各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造成发展过程中社会失稳的原因，除发展战略失当以外，还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发展的不同步性问题。
一方面，社会的发展的确要以经济增长为基础并往往首先表现为经济的迅速增长，而经济增长又要求并必然带来政治和思想文化等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深刻变化，但是，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是完全同步的。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传统的政治制度、政治结构和文化价值系统会迅速瓦解，而新的政治制度、政治结构和文化价值系统却难以在短期内形成。这样一来，就会使社会生活中出现一系列的“真空”现象，如权威真空、制度真空、价值真空等，它们不仅会使现代经济增长所特别需要的强有力的政府、完善的科层制度和高度的文化价值认同等保障条件得不到满足，而且还会造成严重的社会整合危机，甚至会引起社会与政治的分裂。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发展的不同步性，除上述政治和思想文化发展相对于经济增长的滞后性外，还表现为各种不正常的超前现象。由于早先民族解放运动的需要，也由于发达国家的示范作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政治上的超前动员、生活方式上的超前消费以及思想、价值观念上的超前意识，它们不仅超越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现状，而且也超越了它们政治民主的制度化水平。这些超前现象必然激发起人们的各种过高的期待和欲望，使人们对现实产生严重的失望和不满情绪，从而诱发社会的失稳。例如，政治上的超前动员会大大地激发人们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要求，而经济的发展在使这种民主意识和参政要求得到进一步强化的同时，又加剧了人们之间经济上的不平等并使社会政治生活中更为普遍的腐败现象成为可能，但发展中国家早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上述各种“真空”现象使得它们既不可能有效地规范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也不可能把政治上的超前动员所激发起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要求有效地整合到一定的政治体系之中，于是就必然引发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对此，亨廷顿也曾指出：“经济发展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同时社会动员又降低了这种经济不平等的合法性。现代化的这两个方面在一起，就导致政治不稳定。”（注：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64页。）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种社会政治的不稳定又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而变得更加难于防范。
另一方面，要实现经济的迅速增长，就必须高速推进工业化，这样一来，又会导致畸形的都市化和各个地区发展的不同步性。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最发达的地区通常都是一些迅速膨胀的工业化大城市，其发展水平已与西方最发达的城市不相上下，而广大的内陆农村地区仍然是典型的农业社会，至于其他中小城市和沿海等交通便利的地区则属于二者之间的过渡形态。在这样一种由各个地区发展的不同步性造成的多元结构的社会中，社会成员往往会产生多样化的有时是相互冲突的社会要求，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要求自由和民主，工人和城镇居民要求提高生活水平和实现社会公正，而农民则关注和要求温饱。但是，在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上，各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又只能集中精力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于是就可能造成对某些社会群体要求的忽视，从而播下社会动荡的种子。同时，各个地区发展的不同步性造成的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差距的扩大，还可能使它们之间的关系恶化，引起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甚至会导致民族尖锐对立和国家分裂的局面。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都带有明显的追赶性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高速效应又使得上述所有发展的不同步性及其引发社会失稳的可能性大大强化了。“不仅社会和经济现代化会产生政治不稳定，而且不稳定的程度也同现代化的速度相关。‘无论从静态或动态标准来衡量，向现代化变化的速度越快，政治上的不稳定就越大’。”“在20世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由于现代化发展得比早先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快得多，政治上不稳定成为普遍的现象。欧洲和北美的现代化延续达几个世纪之久；一般是每次解决一个问题或一次危机。但是，在西方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中，中央集权化、国家一体化、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以及社会福利等问题不是相继而来的，而是同时涌现。早期现代化国家的‘示范作用’，首先强化了其宏伟抱负，继而加剧了其重重挫折。”（注：塞缪尔·P ·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0—51页。）政治方面的情况是这样，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情形亦复如此。
10.上述表明，社会发展以社会稳定为其必要前提， 但社会发展过程中又往往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不稳定。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这一既相依存又相矛盾的关系，是当代各个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稳定并不是发展本身引起的。就其本性和可能来说，发展只会推动社会走向更高程度的稳定。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之所以在整体上较发展中国家更为稳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在现代化发展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一般比现代化程度较低的社会更加稳定”（注：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当代各个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社会的不稳定，就其一般原因而言是由于上述的发展战略失当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发展的不同步性所致，但其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这些国家自身的不发达或低度发展，即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却又还未能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当代的发展理论研究表明，不仅发展中国家普遍地较发达国家不稳定，而且发展中国家中非贫穷国家即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也较贫穷国家即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更为不稳定。当然，这并不是说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持社会稳定而可以不致力于发展，因为一个贫穷落后的社会即使暂时是稳定的也必然是危机四伏的，如果它不加速发展自己终将会面临灭顶之灾。正如邓小平所说：“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377页。）因此，面对上述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难题， 当代各个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放弃发展的努力还是减缓发展的速度都无济于事，唯一的出路就是选择明智的发展战略并采取切实有效的发展措施，在牢固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高速地推进社会的发展，努力求得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的高度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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