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艺研究——重新评价苏联文学断想——兼及张捷同志新著《苏联文学的最后七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新著论文,断想论文,文学论文,文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自从80年代中后期“回归文学”冲击苏联文坛以来，原苏联文学界一些人便不时提出重新评价苏联文学的主张。与此相适应的，是提出重写苏联文学史的口号。近年来，在我国的苏联文学研究界，对此也有响应。
一大批过去无法面世的作品“回归”，使我们有可能纵览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全貌。这对于我们了解俄罗斯文学诸种思潮与流派的承传演变，深入认识俄国文学的复杂性以便作出科学的评价，是一个有利的契机。然而，面对这种复杂的文学现象，又往往看到一些简单化的评论。一叶障目，不识泰山者，大有人在。重评苏联文学，存在巨大的分歧，咎其根源，是不同的文学观念所致，也存在学风和研究方法的分野。近日阅读张捷同志新著《苏联文学的最后七年》（以下简写为《七年》），又引发我对重评苏联文学的思考。
（二）
俄国学界是在政治狂热中提出重评苏联文学史的，偏激之论俯拾皆是。在社会制度发生剧变的情况下，他们“重评”的思维模式是：利用“民主派”全面否定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政治观，加上西方文艺学的艺术观，从而形成一种文学怪胎。我读《七年》，深感作者超越了狭隘的功利意识，充盈着强烈的求真理、重信仰的文化倡导，以科学的文艺观在多元化学界的大座标中来确立自己的学术思路。
自从韦勒克和沃伦首先区分文学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之后，对文学特征的理解就越来越狭窄、越来越玄妙了。文学被放在绝对的真空中当作高度蒸馏后的测试对象，被异化成形式、结构、语言符号、叙述方式、话语体系等等。似乎文学的形象性、情感性、审美性特征都成了“非文学”属性。如果谁谈到文学的社会特征、意识形态特征时，更如同谈虎色变，就会被斥之为“庸俗社会学”、“非此即彼论”、“直线性的思维方式”，总而言之，被斥为“不懂得文学规律”。可是我发现，张捷同志这本书义无反顾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观，凭着一片对科学、对真理的执著追求，面对日益贬值的文学价值观寻求自己的立足点。从“新思维”伊始到苏联解体之后，至今已有十多年了，这期间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观经受了种种批评、攻击和诬陷。一些人“消解”了一种科学的理论之后，接着“消解”的是本民族文学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乃至于失却了自身的信念和骄矜。正是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七年》一书对苏联文学的最后旅程所作的观察是相当客观与公正。这不是叶罗菲耶夫式的“追悼”，而是一种科学的文艺观经过沉淀和扬弃之后的理论升华。
尽管作者多次声称，对苏联文学最后七年走过的路程在短时期内很难作出理论上的概括，尚须待以时月；但是笔者认为，此书对苏联文学最后七年的理论剖析仍有不少精到之处与科学的结论。我特别提出以下几个问题，认为这是重评苏联文学不能不考虑到的重要命题。
1、苏联当代文学自“解冻”思潮以来直到1986年，就其主流来说，一直处于正常的发展进程之中。文学界新人辈出，佳作如林。只是在1986年苏作协八大前夕，戈氏接见苏联作家，要求文学“为现实的既定任务”服务，把文学纳入到他的“新思维”轨道，煽动作家队伍中的“民主派”人士攻击“爱国派”人士。一时间，作家队伍开始内乱，纷争不息，苏联文学的优秀传统被践踏，“回归文学”开始冲击文坛。由于当权者的支持，这种情况一发而不可收拾，直至苏联解体，苏联文学终于走完了自己的最后旅程而进入历史。这种事实验证了一条平凡的真理：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苏联文学发展的终止，不是文学自身运动的结果，是被外力扼杀。而扼杀苏联文学优秀传统的政治势力正在自食其恶果，甚至把国家和民族拉入深重的灾难之中。
当前学术界在重评苏联文学时的严重分歧，并不在文学本身，企图否定高尔基、阿·托尔斯泰、法捷耶夫等作家的文学成就是极其艰难的，其反对者也不是不知道。问题在于这一类作家为苏维埃政权作过英勇卓绝的斗争，苏联解体后，苏联的全部历史在今日的俄国处于被攻击和否定的地位，文学当然也不例外。“民主派”人士欲图从政治上否定这类作家而株连到他们的文学成就。至于“回归文学”，则主要是肯定其对苏联社会的歪曲描绘。重评苏联文学的历史，是这种社会思潮的反映。重评苏联文学成了推翻苏联的社会制度的一种舆论手段。当然，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它与文学有牵连，但不能完全从文学这一个角度去解释。然而，重评苏联文学的舆论作用，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和信仰丧失，这个因素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不考虑的。《七年》一书所引用的大量史料，必然会让读者得出这个结论。
2.对于苏联文学史上的两种现象，即以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肖洛霍夫、阿·托尔斯泰、法捷耶夫、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的文学主潮，以及“回归文学”，哪一种文学体现了20世纪的时代精神，作者也提出了评价的标准并作了肯定的回答。在本书的作者看来，评价的标准首先要解决对生活真实的看法。本世纪的俄罗斯人民胜利地完成了十月革命，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捍卫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成果，而且使世界各国人民免遭法西斯的奴役。这是70多年苏联历史的本来面目。尽管也出现过失误，但这只是苏联历史的支流，社会生活中的光明面是主要的。20世纪是俄罗斯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进行斗争的伟大时代。因此，反映这个时代的变革，描写新时代主人公的生活和斗争，表达他们的理想和愿望的苏维埃文学，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作者在这里提出了是否体现了时代精神作为衡量的标准，并高度赞扬了以高尔基为首的一大批苏联作家的文学成就。当前学术界在重评苏联文学史时存在的重大分歧，主要并不是哪种文学思潮艺术水平之高下，而是在于对苏联现实的态度。《七年》一书的理论胆识就在于，科学地论述了苏联所处的20世纪的时代精神是什么，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学是这种时代精神的体现。
3.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个传统的理论命题，作者从掌握的新材料出发，站在新的高度，指出了苏联过去对它的片面性批评和绝对化指责的不实之处，对它作了较为深入、冷静的论述。作者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20世纪文艺学的理论创新，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苏联文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欲抹掉它是困难的。作者主张，应该弄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本来涵义，剔除后人对它的曲解和任意的解释，用历史主义的、发展的眼光，并联系文学创作实际对它进行周密的考察，才能真正分清它的是非功过，以便于把这分宝贵的理论遗产批判地继承下来。
4.苏联本来是一个文艺理论强国，不仅在本世纪30年代前后的形式主义批评，巴赫金叙事理论学说的成就斐然；就是在70-80年代，苏联的文艺学研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也开拓了许多新的方法论领域。但在其最后七年，苏联的文艺理论研究显得十分贫弱，得难看到有什么创造性成果。一时成为时髦的“全人类价值优先论”、“文学私有化论”，也只不过是西方文艺思潮引起的微略回声。作者对这几种“理论”产生的始末作了简明扼要的回顾，评介了几种有代表性的理论主张，最后张捷同志得出结论说：大讲“全人类价值”的人，“竭力反对用阶级观点分析文学现象和估价文学作品，而实际上他们的阶级观点和阶级立场是很鲜明的，在评价文学作品时充满着资产阶级的偏见。凡是描写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他们一概说成是缺乏‘全人类价值’而加以否定；与此同时，他们把否定和歪曲革命、丑化社会主义的作品却大加赞扬，说它们继承了全人类文化的传统。”这真是破的之语！我们就以“回归文学”的拥戴者提出的“回到文学自身”、“文学的本体论”标准来衡量《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生活与命运》等作品，哪一部作品不包括作家的主观情致呢？他们的作品绝不代表全人类，而且有鲜明的阶级性。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和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次使世界无产阶级获得政治上的解放，我们在重评苏联文学时，决不能背离这个基本的理论支点。张捷同志在论述文学理论问题时，始终贯穿和充盈着这几年外国文学研究中久违了的阶级分析观点，回荡着不少理论家已经淡薄了的良知和执著的历史责任。
5.科学的文艺观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重新评价苏联文学，科学标准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的健康的美学原则，而不能是多元价值观及其它任何所谓的“新观念”，诸如“生命价值说”、“人的终极价值说”、“全人类价值优先论”等抽象的人本主义观点。研究苏联文学，应当在意识形态内容上扶正祛邪，防止用“对20世纪俄罗斯文学作整体把握”、“反对文学的非文学化”等概念去“消解”科学的文学史观。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七年》一书的作者坚持了正确的立场。他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指导剖析了“全人类价值论”的虚伪性；用列宁的有关论述驳斥了叶罗菲耶夫等人宣扬的“文学家个人的绝对自由”论，阐明了阿格耶夫等人倡导“回到文学本身”的“文学私有化”观点，实质上是“社会意识个人主义化的反映”，是旧的文学观念的回潮和对西方文学观念认同的产物”。“回归”作家到底“够资格”还是“不够资格”在苏联文学史上取得一席地位，作者也提出以马克思关于“人民历来就是唯一的判断者”这个论断。这对于那种主张以“开禁、回归的文学作为参照去重新审视苏联文学”的呼喊者，无疑是一付清醒剂。当前学术界，公开提倡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观点当然鲜为所闻，但是，用种种含混模糊的术语去“疏离”、去“消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情况，则不是个别现象。《七年》一书旗帜鲜明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分析苏联文学，难能可贵！
6.重评苏联文学必须严肃对待两个重要的理论课题：一是如何看待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二是对西方文化大量涌入抱何种态度。《七年》一书在许多章节涉及到这两个问题，依然取借资料抒己见的写法。作者在介绍1988年俄罗斯联邦作协理事会书记处梁赞会议，1989年的《十月》杂志风波，俄罗斯作家与犹太作家的民族矛盾时，都评介了“爱国派”和“民主派”作家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并由此及彼，论述了俄罗斯文坛上关于“世界主义”、“大众文化”和“反犹主义”等问题之争。书中对拉斯普京的观点归纳得很好，基本能代表张捷对这两个问题的立场，也符合俄罗斯文学的实情。
7.《七年》一书的神来之笔，是分析俄罗斯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的混战。全书以《安娜·卡列尼娜》中“奥勃朗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作引言，介绍了今田的俄国文坛是一个颠倒混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民主派”人士弹冠相庆，“爱国派”人士则充满对国家社稷的忧愤。在这两种之间还有一种人，被作者称为“赶时髦的、沽名钓誉的投机分子”。这种人也曾经“信仰”过马列主义理论，但当政治气候一发生变化，他们就“忏悔”起来，与昔日的对手一起“销毁”他们一度信奉过的东西，推崇被他们过去严厉批判过的文学观点。作者举出散文家甘格努斯是这类人的代表，其实，这种当代的萨姆金们、当代的卢基扬诺夫们，还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面对这种情况，张捷同志不禁想起高尔基对1907年到1917年这十年的评述，高尔基把这十年称为“俄国知识界历史上最可耻和最无才能的十年”。高尔基这一句话，确实是对1985年至1995年这十年俄国知识界的写真。这样鲜明地勾画出俄国学术界“投机分子”的嘴脸，痛斥他们的行为之卑劣，写出了人人心中所有语中所无的东西，读后真有一种快感。搞学问的人如果不尊重科学，只为了一己私利或眼前荣辱，就会像变色龙一样不断改变自己的保护色，用最恶毒的语言去诅咒他们自己过去也曾经“维护”和“信仰”过的理论。
（三）
给“回归文学”定位，是重评苏联文学的又一重要课题。无论从思想倾向还是艺术价值来说，“回归文学”都是很复杂的，不能采取简单的态度。国内学人在谈到“回归文学”时，有“半部文学史”之说，有“显流文学与潜流文学”之说，有“中心话语和边缘话语”之说，等等。这种探索精神很可贵。上述说法尽管表述不同，但不难看出有两个共同点：一是把“回归文学”视作一个整体而不顾及它的复杂性；二是力图以“回归文学”作为重构苏联文学史的主要参照。这就显示出上述方法的偏颇。《七年》一书大约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论述“回归文学”，我认为有以下几点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其一，“回归文学”的政治倾向十分鲜明。许多作品，“充满着暴露和批判的激情，它们暴露和批判的目标是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制度和苏联人民的新生活。有些作品从揭露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进一步发展成为对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否定，从暴露社会阴暗面进一步发展成为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批判。”最后作者得出结论说：这种文学与时代潮流不合拍。那种人为地拔高“回归文学”的观点，应该注意“回归文学”的政治价值观。不少研究者往往用抽象的人本主义精神来掩盖“回归文学”的反社会主义政治倾向。因此，特别有必要突出张捷同志这个观点。
其二，《七年》一书引用了许多俄国学者和西方学者对“回归文学”的批评，这种批评既有思想内容上的，也有艺术表现上的。如：格卢什科娃认为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什塔姆、茨维塔耶娃、布尔加科夫的思想与创作充满许多内在的矛盾，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是他们不同程度地脱离人民。格卢什科娃特别批评帕斯捷尔纳克在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人民遭受战争灾难期间，帕氏自认为战争期间“近五年居然感到幸福”，“与他的千百万同胞的处事态度和心理状态相分离”。美国学者欧内斯特·西蒙斯批评《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写得“很差”，是苏联人自己把小说作者变成“受难的圣徒”的。利哈乔夫批评《日瓦戈医生》的体裁“不是长篇小说”，作者自传，又“与其实际生活的外部事实令人惊讶地不相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批评言论不是发表在帕氏遭受围攻时的50年代，而是在他的作品“回归”文坛之后。
其三，“回归文学”在苏联文学史上不占主导地位。这种文学的思想倾向有悖于20世纪的时代精神，艺术上又无创新可言（除20世纪初的“白银世纪”诗歌和少数几位侨民作家之外），这是它过去遭到排斥的主要原因。《七年》引用了理论家诺维钦科、费·库兹涅佐夫，诗人丘耶夫，作家卡尔波夫、普罗斯库林等许多人的言论，证明苏联文学的主线仍然是以高尔基为代表的苏联多民族作家，而不是近年“回归”文坛的作家，尽管他们也不否定布尔加科夫、扎米亚金、普拉托诺夫等人的一些作品。继《七年》这本书之后，张捷同志在尔后的论文中又发挥了这个论点，认定“回归文学”是由于自身的弱点，在艺术竞争中“被排斥”出文坛，这个判断是无比正确的。文学是时代的风雨表，作家必须成为人民的喉舌。在苏维埃时代，当千千万万人民在世界资本主义的重重包围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这些“回归”的作家在当年抓住某些前进道路中的缺点，千方百计地诅咒社会主义“不人道”，这类作品在当时因为背离了时代精神而夫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被排斥”有其自身的因素。在苏联的社会主义成果被犹大出卖后，今天来读这些作品，也不能说明它们在当时就如何如何“超前”。此一时彼一时，不能用今天变化了的情况去否定当时的现实。张捷同志得出这个结论，显示了巨大的理论勇气。
谈到“回归文学”自然离不开索尔仁尼琴。说实在的，作为一位小说家的索尔仁尼琴，在苏联文学史上不值得一书。由于他是对当局“持不同政见”的人，因此被炒得沸沸扬扬。他的作品“回归”苏联文坛之后，并没有在读者中引起预定的轰动效应。他本人1994年5月底回到俄国时，更招致了一片嘲讽和抗议。据美联社报导，他回到海参崴时，只受到当地官员和记者不到200人的欢迎。而抗议者则高举“索尔仁尼琴回美国去！”的口号牌举行集会。
索氏作品的“回归”和他本人回国，在俄罗斯人心中引起了什么反映呢？欲说明这个问题，先从我国报刊上进行的一次争论谈起。1993年9月17日，《南方周末》的《社会走笔》栏发表了何满子先生的一篇短文，题为《索尔仁尼琴的跌落》。文章嘲弄索氏是华盛顿国会推出的“美国荣誉公民”，分析索氏何以在俄罗斯人民的心目中跌落。其原因之一是：俄罗斯人对这位美国荣誉公民的意识形态武器冷漠之至，无人过问。原因之二是：人心贵难而轻易。苏联解体前，索氏的作品在国内受到批判，难以读到，本是很平常或很不高明的作品，一挨批，就唤起了公众的注意，使它身价百倍。苏联解体后实行了资本主义制度，索氏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攻击自然就失去新鲜感了。总之，何先生认为在今天俄国人民的心目中，索氏已经失去了往昔的地位。何满子的文章，说的是实情。这里需要稍作纠正的是，即便是昔日，索氏在俄国人心目中也没有很高的地位。人们只是因为他挨批判则给予一定的怜悯和同情。不料，说实话的却引来了批驳。我国杂志《俄罗斯文艺》1994年第3期发表了一篇署名为宏亮的长文，题为《也谈索尔仁尼琴》。此文指责何文对索氏“上纲上线”。宏亮可以不同意何满子的观点，现在时兴“选择的自由”嘛！然而，宏亮在论证索氏并未“跌落”的原因说：“他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国作家，不是意识形态的工具。”宏亮这样说就不符合实际了。众所周知，诺奖是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的。萨特说过，它只授予“东方的叛徒，西方的宠儿。”所以，身为法共党员的萨特曾经拒绝接受诺贝尔奖。稍微有点苏联文学史知识的人都十分清楚，索尔仁尼琴在1970年，如果不是因为对苏联当局“持不同政见”的话，他是不可能被授予诺贝尔奖的。索氏定居美国后的一言一行，都饱含着反苏反共的狂热。他的许多政论，都是按照他的政治观点教导俄国人怎样“安排俄罗斯”，这不是作意识形态的宣传又作何解释呢？
张捷同志在《七年》一书中，以大量的事实与论据，说明索氏作品的“回归”，在俄罗斯读者中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咎其原因，一是他的作品已不再具有“禁果”的诱惑力；二是因为几年的社会动荡使得读者产生了厌倦情绪，政治热情减退的俄罗斯人对索氏作品的意识形态用心开始失去兴趣。这种分析与何满子先生的论点基本一致，均是从俄罗斯社会实情出发引出的符合实际的结论。这哪里有宏亮所讲的“上纲上线”呢。
苏联解体之后，文学界当然也在思考俄罗斯的前途与命运。人们对索氏表现出一种混合情结，文学界的传统派与索氏本来有着良好的关系，然而提倡“普通人性”、反对使用暴力的索氏仁尼琴居然支持叶利钦以武力镇压1993年十月事件中的政治反对派，传统派的许多人是这次事件的受害者而与索氏关系疏远。文学界的自由派在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与索氏不谋而合，而自由派对泛斯拉夫主义的否定和对西方社会模式的趋同又与索氏产生了深刻的分歧。共产党人对索尔仁尼琴持批评态度是不言而喻的。当今俄国思想文化界的每一个派别都对他心存芥蒂。
在索尔仁尼琴回国前后，俄国知识分子对索氏经常发出批评性言论。传统派作家邦达列夫嘲弄索尔仁尼琴是“不切实际的圣徒”，是“政治活动中的小丑”。自由派作家巴克拉诺夫责问索氏：“在俄罗斯行将遭到灭顶之灾时，他干什么去了呢？为何不来制止俄罗斯的毁灭呢？……如今他回到俄罗斯对什么都破口大骂，这能让人接受吗？”侨民作家爱德华·利莫诺夫抨击索尔仁尼琴曾经“毁灭了”苏联，如今又“在毁灭”俄罗斯帝国，责备他在煽动全球来反对俄罗斯人。中立派的《独立报》亦发表文章，提醒人们“不要按照索尔仁。尼琴的方式生活”，嘲笑他的回国如同“一具活尸回到了全俄国的坟墓”。“活尸”一词令人回味，意指索氏对俄罗斯来说已成了行尸走肉，无所作为，这又印证了何满子先生的“跌落”说。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干脆对索尔仁尼琴回国的消息不予报导。很明显，在苏联解体之前，索氏是美国对苏联进行反共宣传战的意识形态工具。这已被他自己的言行所证实，也是具有不同政治观念的多数俄国作家公认的。
至于索尔仁尼琴的文学成就，我国一位苏联文学研究者写道：“在苏联文学史上，他是描写集中营、流放地、劳改犯题材的始作俑者。”在文学史上这样给他定位是恰当的。《七年》一书认为，索氏的作品“反对十月革命，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公开攻击列宁”，1990年他的“回归”苏联文坛，说明“苏联文学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已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在政治上这样给他定位也是恰当的。在俄国学者中，很少有人从艺术上肯定索尔仁尼琴。对他的文学成就一笔抹煞的人倒不少，充其量只承认他早年写的一个短篇《玛特廖娜的家园》。在他的知名度达到巅峰时，文学界同样冷落他。可见，何满子先生说得对：“他的小说家声名所引起的轰动，恐怕不及他作为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声。”
我们可以把索尔仁尼琴当作“回归文学”的缩影来看待，艺术上平淡无奇，思想上背离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无法反映生活的本质真实。如果要判断他们在20世纪苏联文学史上的作用的话，那无疑是为苏联社会制度的剧变起到了制造舆论的作用。如今这个“使命”已经完成，“禁果”不再具有诱惑力，“回归文学”必然会再次蒙上历史的尘埃。
我用较多的文字论述了“回归文学”的消极面，并不意味着我对它持全面否定的态度，“回归文学”中也有艺术成就高的作品。我们应从科学的文学史观出发，用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相统一的历史主义观点，对它作冷静和具体的分析。企图套用俄国“民主派”人士的价值观，或者用抽象的人本主义理论，都无法客观地重评苏联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