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大跃进”的缘起——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有关论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跃进论文,剑桥论文,国史论文,中华人民论文,共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1)01-0060-06
“大跃进”是50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人为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而发起的一场具有深刻政治意义的生产运动。对于这场运动的缘起、失败，以及它对共和国以后的历史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一直是共和国国史和中共党史学者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对这个问题也很关注，并对“大跃进”的缘起作了一些深刻分析。这些分析尽管不尽准确，但从中我们仍可以得到一些启迪。
一、“大跃进”决策的初衷：“走自己的路”
虽然“大跃进”与1957年反右派运动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个直接后果，但是，它的根本动因和历史渊源却要复杂、久远得多，远不是一场反右派运动所能解释得了的。在这个问题上，《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剑桥史》）显然更深入了一步。这部著作写道：“虽然有许多因素促使中央领导人决定采取众所周知的大跃进政策，但是其中最基本的一条是依照苏联的发展战略模式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所造成的一大堆问题，包括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各个方面，尤以经济问题最为严重。”（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0页。）紧接着，作者详细分析了中国不同于苏联的社会经济条件。把“大跃进”的决策与仿照苏联模式所产生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以此来说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根本动因，可以说是这部著作从比较广阔的视角作出的比较深刻的分析。
新中国诞生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承担起领导中国各方面建设的历史重任。中国的建设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而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已得出的结论。而要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当时惟一可以借鉴的就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模式。新中国最初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仿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应该承认，苏联的建设模式，对于新中国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走上大规模建设的轨道，到最后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是起到了相当巨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的。但是，正如《剑桥史》所言，中国在两个方面不同于苏联，一是中国农产品的人均产量远远低于苏联，“因此，当苏联有可能考虑如何最好地确保国家对历年都有的农业剩余产品进行控制时，中国首先要做的事情则是想方设法使农产品能有剩余，并增加这种剩余，然后才能掌握分配剩余物资的权力。”（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1页。）二是从执政党的社会成分上看，农民出身的党员在中国共产党内达到70%，而在苏联则不到30%。这就是说，苏联可以用剥夺农民的办法来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同样的办法在中国就要遇到很大的阻力，或者说根本就行不通。对此，毛泽东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后来他曾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0页。）
但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尽快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所必需的条件，对于苏联和中国来说，却是相同的。这些条件主要有两方面：优先发展重工业，尽快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发展农业生产，尽快在农村建立起原材料基地、粮食市场和工业消费品市场。苏联的做法，实际上是先牺牲农村和农民的利益，优先实现第一个条件，然后再创造第二个条件；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则应该努力做到两个条件相辅相成。毛泽东曾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如何做到既集中资金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又能够维护农民的利益，在较少资金投入的条件下促进农业生产？这就是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一道难题，也是毛泽东提出“走自己的路”所要首先解决的主要问题。
毛泽东为解决这道难题所设计的最初方案就是农村的合作化运动。从劳动形式上看，农业合作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协作”。即使不考虑其他方面的因素，仅就形式而言，“协作”就能够提供比个体劳动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马克思曾指出：“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工人的机械力量的总和，与这些单个工人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升高重物、转绞车、清除障碍物等）所发挥的机械力量有本质的差别……这里的问题不仅是提高个人生产力，而且是通过协作创造了一种只是作为集体执行职能的新生产力。”（注：马克思：《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26～327页。）毛泽东显然领会了马克思这段话的意义：在农业机械化还相当遥远的情况下，为了增加农产品的产量，只能用“协作”这种办法来创造“一种只是作为集体力执行职能的新生产力”。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这一主要目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一再予以强调和说明。1953年10月15日，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发展合作社，也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最后的结果是要多产粮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也指出：“农业生产合作社……比互助组更能够在集体劳动的基础上，进行较合理的、有计划的分工分业的劳动，合理地统一使用劳动力，因而可以大大地提高劳动的效率。”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再次强调：“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上，必须比较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决不能老是等于单干户或互助组的产量，如果这样就失败了，何必要合作社呢？更不能减低产量。”用合作化的办法来弥补机械化方面的弱点，发展农村的生产力，是毛泽东大力提倡合作化运动的一个主要动因。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对于迅速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愿望与对提高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和程度的要求，都同样那么迫切。
到“大跃进”决策前夕，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可以说达到了预期目的。1956年，在遭受严重水灾的情况下，农业总产值仍达到582.9亿元，比上年增长4.9%。1957年，粮食产量达到3901亿斤，比5年前增长19%；棉花总产量达到3280万担，比5年前增长26%。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证明了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同时，这个结果似乎也为中国共产党人显示了一个光明的前景：中国共产党人可以独辟蹊径，以农业合作化速度的加快和程度的提高的办法，避免苏联在这方面所走的弯路，解决发展重工业与发展农业之间的矛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于1957年11月13日发表了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这篇社论写道：
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1956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群众的伟大的创造性，所以他们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
毛泽东对这篇社论极为赞赏。1958年5月26日，毛泽东重看这篇社论后，写下了如下一段话：“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大跃进”这个口号最早在《人民日报》的一篇关于农业生产的社论中提出，并且在农业战线最先实践，绝不是偶然的，它说明了“大跃进”决策的最深刻根源。《剑桥史》的作者把“大跃进”与苏联模式所带来的问题、从而与毛泽东关于“走自己的路”的思路联系起来，可以说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二、“大跃进”的渊源：再现大生产运动
《剑桥史》还有一个观点：“大跃进”运动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革命战争年代。这部著作认为：“从最基本的层次来看，促使大跃进战略形成的动机还可以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倾向中去寻找。曾几何时，当革命遇到难以应付的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时，军事和政治政策的中心环节便是放手发动广大群众来赢得胜利……因此，在此后的岁月中，中国共产党非常自然地把这段在野时期的斗争生活理想化了，把它看作是一段党和人民群众真正紧密团结的时期，当时，革命理想并没有被官僚主义和社会等级制度所玷污，动机纯正的领导人及其追随者克服了似乎是难以克服的敌我力量悬殊，坚持了下来，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如果毛泽东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衍生出来的社会政治后果表示憎恶，如果他对农业的基本障碍——这些障碍破坏了他所渴望的工业高速度发展的机会——表示不满，那么，毛泽东和其他高级领导人似乎是会回首祈求于延安精神或延安办法，作为实现他们希望的力量源泉。发动群众、社会平等、打击官僚主义以及对物质障碍的蔑视，所有这些方法都将再一次被中国革命的缔造者用来拯救中国革命。”（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326～327页。）把“大跃进”的决策与恢复和发扬中国革命的传统联系起来，是这部著作的又一深刻之处。
在全国范围执政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与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是毛泽东很长时期以来就潜心思索的一个问题。每当革命和建设到了关键时刻，毛泽东都要强调地提出恢复和发扬革命传统的问题——他把革命传统当做了克服困难、完成新的历史任务、争取更大胜利的法宝。革命的传家宝不能丢，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如果不注意结合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使传统不断创新，为革命精神找寻适合变化的新形式，那也可能产生负面的效应。现在回头看，这方面当时似注意不够。
当反右派运动的高潮过去之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可以说是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1957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主持撰写的题为《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社论，指出：“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这是右派还敢于进攻和中间派还在动摇的一个客观原因。”所以，加速这个基础的建立成为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基于这种客观要求，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在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毛泽东提出的这个目标，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急于改变中国落后面貌这种强烈愿望。但是，在这里也不能排除毛泽东的另一层用意。赫鲁晓夫对中国共产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开门整风运动，是一直持怀疑态度的。毛泽东本人也很清楚，“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苏联同志不理解”（注：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那么，毛泽东在苏联提出15年赶上英国的行动口号，就有可能包含着这样一层用意：以经济建设上的巨大成就来向一切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政治运动持怀疑态度的人们证明，中共的方针是正确的。因此，在经济上来一场“跃进”的愿望，对于毛泽东来说也就更为强烈、迫切了。
然而，毛泽东十分清楚，更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是找到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或手段。在毛泽东看来，虽然实现这个目标有物质条件方面的限制，但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的最大限度的发挥，可以成为克服物质方面障碍的巨大力量。在党的历史上，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发挥群众的创造力来克服困难、渡过危机，不乏成功的先例，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成功的经验，所以毛泽东在宣布“15年赶上英国”时，能够胸有成竹地说：“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们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在这里，毛泽东显然把中国人民要求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和经过所谓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焕发出的冲天干劲，看做是实现赶超目标的最可靠的根据。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客观条件方面的限制，可以依靠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来突破。由此也就决定了“大跃进”的显著特点：精神力量的绝对化和群众的最广泛参与。在谈到“大跃进”的策略时，《剑桥史》认为：“大跃进”的第一个策略就是：“通过充分发动闲散劳动力以弥补工作和农业方面的资金不足”。而第二个策略，就是为中国最主要的经济部门制定“雄心勃勃的目标”（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328页。）。这两个策略，恰恰是“大跃进”的显著特点的表现。这种依靠精神力量和群众广泛参与的策略，与十多年前的大生产运动不无相似之处，只是在涉及的范围和领域都极度地扩大而已。
此后，在发动“大跃进”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都把全民参与作为实现赶超目标的前提条件加以强调，都把“精神”、“气概”等主观的东西当做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因素加以倡导。1958年1月31日，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写道：“党是更加团结了，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更加奋发了。党群关系大为改善。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44页。）显然，毛泽东所说的“生产高潮”，其基础就是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1958年9月5日，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信心十足地说：“总而言之，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之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十五年计划，两年基本完成。谁人料到？这就是群众的干劲的结果。”人民群众的蓬勃的革命精神，也感染了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一直“不大满意”的张闻天，1958年春到上海、杭州看了一些工厂和合作社的情况后，于4月26日写了一份令毛泽东非常满意的报告，谈了他的感受。他写道：千年的陈规陋习已经打破，人们的精神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到处出现了一种蓬勃的革命朝气。我们的民族确实大有希望，前途无量。张闻天的这份报告，很真实地表现了当时热火朝天的场面。后来，邓小平回顾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处于这种真实的热火朝天的气氛中，也就难免“头脑发热”了。
毛泽东在总结陕甘宁边区斗争的经验时，曾指出：“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7～1108页。）历史似乎又在重演。在1957年底和1958年初，中国共产党人在抓住了整风反右这个“环子”之后，又开始抓住“大跃进”这个“环子”。抓住这两个“环子”，能否再次创造令世人瞠目的奇迹？对此，毛泽东是充满信心的。
这种历史的再现，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企图依靠革命精神和群众热情直接向共产主义冲击的历史教训。对此，列宁曾作了很深刻的总结，他说：“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可以在工人农民现有觉悟水平上通过激发他们的热情来完成……但是这个优点现在成了我们最危险的缺点。我们老是向后看，以为经济任务用同样的办法也能完成。但错误正出在这里。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我们应该去完成另一种任务的时候，是不能够向后看，试图用昨天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注：《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9页。）把自己的经验绝对化，不管客观情况已经改变了，仍要强制搬用，这大概也是一种经验主义吧。
三、需要澄清的一个观点
需要指出的是，《剑桥史》对于“大跃进”的缘起作了独到、深刻的分析，但是也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澄清的观点。例如，这部著作认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还有加强自己在整个体制中作用的考虑。书中写道：“在这个等级制度中，毛泽东本身的地位也将因他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而受到影响。应该承认，在外交政策方面（特别是对几个大国的政策），在农业政策方面，以及在革命的转变问题方面（主要是根据国家普遍的情绪和状况确定以何种速度实现转变），毛主席自己具备了政治干预力量。但是对于城市经济，特别是对财政和计划中的技术性问题，他却知之甚少。因此，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抱怨说，几年来财政部总是把一大堆非常专业化非常复杂的计划报表送给政治局，致使他只好干脆不看就签字。毫无疑问，这种状况限制了毛泽东在整个体制中的作用，于是他决心通过强行采取这样一种发展战略来改变自己的窘境，即在行动上避开他力所不及的地方，而着重于他感到更有把握的领域。”（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326页。）这就是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还有一种在知识结构和领导能力上扬长避短的个人动机。这个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
毛泽东曾很坦率地承认，自己对于经济工作方面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那么，这里需要澄清的是，面对自己知识结构的缺欠，毛泽东采取一种什么态度？究竟是转换领域“来改变自己的窘境”，还是加强学习、提高自己以适应新的形势？从毛泽东的一贯态度和一贯风格来看，《剑桥史》的论断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党的干部知识结构和领导能力方面的缺欠，毛泽东即有所警觉，他要求全党都要加强学习以适应新的历史任务。1955年3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又向党的干部提出了成为“内行”的要求，他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适合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5页。）后来，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0页。）以上论述中的“我们”，显然也包括毛泽东自己在内。由此也就不难看出。毛泽东确实在“扬长”——发扬革命传统正是在发挥自己的优势；但是却并没有“避短”：执政党的领导干部要领导好，就不能当“外行”，而要努力学习科学、学习技术、学习业务知识，这就是毛泽东的一贯态度。
勇于迎接挑战，是毛泽东的一贯风格。为了弥补自己在知识结构方面的缺欠，以适应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历史重任的要求，毛泽东不仅继续深入研究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而且还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钻研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甚至包括了一些“非常专业化非常复杂”的课题。1962年1月30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总结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页。）在少年时期就写下“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毛泽东，面对复杂、艰深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课题，是绝对不会退缩的。那种认为毛泽东为了“扬长避短”而采取“大跃进”策略的观点，是对毛泽东风格的一种扭曲。
最后，《剑桥史》的上述观点能否成立，还取决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究竟如何评价。因为，按照《剑桥史》的观点，毛泽东采取的“扬长避短”的“大跃进”策略，是以贬低知识分子的作用为特征的。《剑桥史》认为，反右派运动大大损害了城市知识分子的声誉，在城市和农村都形成了一种激进的“反知识分子”的气氛。的确，在“大跃进”的狂潮中，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蔑视科学常识和技术规范的荒唐现象比比皆是，这在一个由文化知识贫乏的广大群体组成的社会中是很可能出现的现象，这也正是导致“大跃进”运动失败的一个原因。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当时中国领导阶层的头脑也发热到了这种程度：以为没有科学技术，没有知识分子，仅仅依靠群众的热情和干劲，就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实际上，经历了1957年的急风暴雨，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基本看法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而只是更加强调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更强调要有自己阶级的知识分子。就在当时所谓“激进的反知识分子的气氛”中，毛泽东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的规划。1957年10月9日，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在这十年内（科学规划也是十二年，还有十年），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09～310页。）1958年1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又强调指出：“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60页。）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领导干部不能长期当外行、没有知识分子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建成的思想，并没有因为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和“大跃进”的狂热而发生根本变化。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看法，在反右派运动前后还是有所不同的。其中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强调的重点不同了。在反右派运动之前，毛泽东强调的是对知识分子团结和改造的问题。例如，1957年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他指出：“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0页。）此时，毛泽东关注的是团结和改造现有的知识分子队伍。而在反右派运动的高潮过去之后，毛泽东强调的是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的问题，他关注的重点已不再是充分发挥现有的知识分子队伍的作用，而是在10年内建立属于本阶级的新的知识分子队伍。从这个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经历了1957年事件之后的一种矛盾心态：既因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开门整风中的表现而对他们失去了信心，同时又保留着建设社会主义离不开知识分子的清醒意识。这种矛盾心态，导致了1957年以后的一种复杂情况：正确认识和“左”的错误并存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而随着阶级斗争被重新确立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知识分子政策中“左”的错误也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剑桥史》对于“大跃进”缘起的分析，既有客观、深刻的一面，也有不尽准确、主观臆断的一面。这部著作不是把“大跃进”作为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来研究，这种方法是可取的，也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这部著作在分析、论述的过程中，又把主观臆测的历史人物的个人动机作为解释重大历史事件成因的一个要素，因而又使它的某些结论缺乏足够的事实根据，难以令人信服。
标签：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论文; 大跃进论文; 毛泽东文集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毛泽东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