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访谈专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奖论文,茅盾论文,作家论文,专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立场比获奖更重要
——访《抉择》作者张平
张平，1954年11月生于西安，1958年返回祖籍山西，1982年毕业于山西师大中文系。现为山西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委员。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发表各类作品400余万字。 主要作品有《祭妻》《凶犯》《天网》《孤儿泪》《抉择》《十面埋伏》《对面的女孩》等。先后获各类奖项三十余次，连续五次获“五个一工程”奖。《抉择》为建国50周年重点献礼作品。
得知自己的小说《抉择》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时，张平正出差在遥远而美丽的西双版纳。电话里，记者问张平：获奖后的心情是否起了些波澜？张平答：兴奋的背后，更多的是诚惶诚恐和忐忑不安。
他告诉记者一个往事：就在上一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时，他的另一部作品《天网》在最后五部的角逐中，因差一票而落选。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多多少少感到有些遗憾和失落——因为那时由于《天网》触及了现实生活中一些尖锐的矛盾，被人告上法庭，正打着官司，张平心里很想让这部作品得到更多人的承认。而现在，时间过去几年，张平的心情已变得平静。
虽说这一次获奖了，可张平却认为，他只是当代作家中幸运的一个。还有许许多多作家的作品，要更深刻、更优秀、更精致，也更有震撼力。而评委们之所以把选票投给了他，更多的是对他这种创作方式的关注和鼓励，是希望他能在这条创作路上写出更好一些的作品。所以张平觉得，获奖只是他的一个新起点，同获奖本身相比，固守一个作家的基本立场要更重要。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抉择》在社会上产生如此大的反响？
张平答：那是因为小说是在为大众代言，毫不回避社会的尖锐矛盾，在揭示腐败分子丑行的同时，对其加以无情的挞伐。
腐败，一个沉重而敏感的话题。改革开放20余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使一些必须面对的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比如干群矛盾、比如国企改革、比如腐败。腐败问题，一直是中央在着手抓的大问题。可为什么，反腐这么多年，越反腐败问题似乎越严重？几年来，张平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他知道，既然他选择了为大众代言，就应该直面这个敏感而沉重的话题。
促使张平写《抉择》的，正是他背后的这种激情与责任。写《抉择》之前，张平因另一部作品改编电视的需要，同太原电视台导演先后来到多家国有大中型企业采访。一听说要采访，工人们的反映异常热烈。当听说采访者要听实话时，他们竟蜂拥而至。
随着采访的深入，张平又一次觉得有话要说。他深深感到，改革的阵痛，绝不是把痛苦和磨难只留给广大的老百姓，而让那些少数改革的投机者和颠覆者变得更加富有和为所欲为。经过一段时间的构思，他一气完成了小说《抉择》。
因为连着写了几部这样的作品：从《天网》到《抉择》，从《法撼汾西》到《十面埋伏》，张平的名字越来越多地在百姓口中传播。他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各地读者的来信来电，有鼓励支持他的，有向他诉说委屈的，于是有人戏称他的家是山西省的“第二信访办”。有一个读者为了能亲眼见一见作家张平，竟千里迢迢找到山西来。终于见到了张平，为表示对作家的敬意，他郑重地从包里取出一只瓷做的马来要送给张平。可那匹马因主人路途奔波不小心把一只脚给折断了，看着他的懊悔样，张平感动了，他收下了那只断了脚的马。至今，它还躺在张平家的柜子里。
和他老老实实的写作方法一样，每写一部作品前，张平都要进行大量的采访和调查。不熟悉，不了解，感动不了自己的人和事，他根本无法落笔。《抉择》之后，他的一部描写公安战线和恶势力斗争的小说《十面埋伏》就是在大量的调查后写出的。为了体验那种惊心动魄的感觉，他曾跟着特警队，连夜长途奔袭数百公里，到邻省一个偏远乡镇去解救人质。回来后，竟昏睡两天两夜，上吐下泻，高烧不退，住院20余天。
也许有人问张平，难道没有想过尝试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张平答：试过。早在八十年代，他看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作品后，便发表了一些中短篇，其中的一些作品还得到了人们的赞许。可渐渐地，张平还是放弃了这种尝试性的写作。因为他觉得自己不管怎么折腾，写出来的仍然还是一种表层的东西，而不是自己血液里流淌出来的。
人生的大半生，一步一步走得不容易。这就是融入自己血液中的叙事文本和思维模式。这已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出自内心的本能。那么，倘若让张平放弃这种本能，无异于割断他的血脉亲情。所以，他的写作注定了是关注现实、直面现实，为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代言。
本报记者 陆梅
丰富的感情 澎湃的激情
——与阿来笔谈《尘埃落定》
■阿来 ▲脚印
阿来，藏族。1959年生于四川西北部藏区的马尔康县。
1976年在卓克基公社中学初中毕业。后回乡务农。
1977年到阿坝州水利建筑工程队当合同工，先后任拖拉机手与机修工。
高考恢复后进了马尔康师范学校。毕业后，做过将近五年乡村教师。后因写作转做文化工作。现在成都任《科幻世界》和《飞》杂志主编。
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8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转向小说创作。主要作品都收在以下三本书里，即：
抒情诗集《梭磨河》和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另有长篇散文《大地的阶梯》和长篇小说《尘埃落定》。
▲：《尘埃落定》出版后，引来人们惊异的眼光。这次获茅盾文学奖可说是众望所归。
■：也不是没有人怀疑吧。我知道至少有一个人是怀疑的。那个人就是我。当然，我的怀疑与别的人怀疑的内在因素不太一样。这本书从问世到现在，听到赞扬的话多一些，但批评的声音也是有的。尽管作品获奖了，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我永远也不会幻想所有人都对我的作品表示首肯。这本书刚在《小说选刊》上刊载时，我就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有句话，大致意思是说我从来没有希望过自己的作品能够雅俗共赏。既然一本书的从购卖、阅读到评价都包含了很多的差异，对于评奖，我想也不会众口一词吧。
▲：由于你的小说情节、情景、人物，给人出人意表的震惊，人们对你的经历、身世便有了好奇心。
■：也许大家下意识中强调藏族文化的特殊性，因而总生出一些无端的神秘感，而我们与所有中国人一样经历与感受的共通性却往往被人忽略了。
我的经历，其实跟同时代的人没什么两样。一九七六年初中毕业，有城镇户口的人开大会戴红花拿国家补助上山下乡，乡下来的穷孩子自己卷了铺盖回乡，“尘归尘，土归土”罢了。当拖拉机手，就是在这期间。回乡一年后，大部分时间在山间牧场放牧，后来，当民工去了一个水电站工地，偶然地被一个有文化的干部发现并怜惜我那一点点文化，让去学点技术，结果当了拖拉机手，直到恢复考试升学制度，全中国的青年都在赶考那一年。后来，因为上师范学校而当教师，一九八四年，因为开始写作，调到阿坝州文化局所属的文学杂志《草地》当编辑。直到写完《尘埃落定》之后，才离开故乡。在一九九七年来到现在生活的成都。参军一事，也是这个时候，《尘》封笔于一九九四年冬天。自己感觉已经可以对生养自己的那片土地有一个交待了，再呆在一个朝不保夕的小单位，实在看不到什么前途。更重要的是，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明白，在当地根本无法争取到一个更好的环境，便想离开。作家朋友裘山山帮忙向成都军区推荐，已经很有眉目的一件事情了，最后又卡了壳。于是，干脆辞旧职，跑到成都应聘于《科幻世界》杂志。从普通编辑干起，直到今天。
▲：你的作品我读过不少，诗、小说、散文。我认为你首先是个诗人，是诗的感觉引导你进入小说。
■：从诗歌转向小说时，我发现，自己诗中细节性的刻划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沉溺于这种刻划。后来，刻划之外又忍不住开始大段的叙述。这些刻划与描述，放在一首诗里，给诗歌结构造成了问题，但是，只看那些局部，却感到了一种超常的表现力，一种很新鲜很有穿透力的美感。于是，开始为那些漂亮的局部罗织一个可以将其串连起来的故事。于是，小说便开始了。我很高兴自己现在可以把故事本身讲得更好，同时把用诗歌手段进行叙述与刻划的那种表现力保持了下来。当然，说到诗意，我们很容易想到某种情感上的临界状态，但我不主张把“状态”说得过于玄妙，因为其中一些东西，通过训练，完全可以达到。我认为，感觉的敏锐与否，决定于情感的饱和程度，而不是无迹可求的东西。
▲：你说过写小说是件有魅力的事，作为编辑，我感觉让读者共享其魅力是件很难的事，也差不多是个度的问题。
■：确实，是个度的问题。讲故事有声有色和预留一定的想像空间要一个度；在作品中思考抒发而不影响叙事速度也是一个度；都是富有挑战性的游戏，写作的魅力正在于此。昆德拉有一句话，大致意思是说，小说除了是情感空间命运空间思想空间，也是一个游戏空间。我比较同意他这个聪明的说法。
我不想得罪轻慢读者，但对不起，我在写作的时候，往往过于沉溺其中，很难抽身出来想到他们多种多样，也可能是多变的阅读期待。很多文学实践也证明，在创作过程中过多地假想读者在期待着什么，反而会受到读者的冷遇。
▲：你现在做《科幻世界》的主编，组稿、发行、管理、应酬这会消磨你的心力，你如何才能回到“状态”中？
■：在一个市场化的杂志任主编时间分配的确是一个问题。所以，写作总只能是断断续续，见缝插针。在目前的状况下，百分之九十的精力都用在这个杂志的发展上了。
状态的保持和恢复在我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我不想自诩有什么特别的才情，而是相信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也是通过训练可以得到的。更重要的是，对于写作，我相信自己永远不会缺乏激情。只有等到我厌卷的那一天，激情消失，状态也就消失了。跟着感情跑掉了。状态的老家叫激情。
▲：听说《尘》已经有好几种文字的版本，明年春天英文版也会出版，它在世界的影响将会进一步显现。
■：英文版在美国的出版是明年，但别的文字版本，还要在英文版之后，目前，我已经给了美国的经纪人十四个语种的代理权。据她告诉我，一些主要语种的文本都要等到英文本出来，然后再从英文转译。说到影响，我觉得这本书从它出版那一天起，就已经脱离开我这个母体，开始了自己的命运。我真的感到那是另一个故事，另一个命运。其中有很多部分，是我无法再加以操控的。这跟母子关系还不相同。儿子大了，你至少可以建议他做点什么。但一本书就那样离你远去，虽然总在你视线之内，但它已经一句话听不进去了。我看到它做出那种特别随波逐流的样子，有点迷醉，也有点很美丽的伤感。让它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吧。如果它自己不能决定，那么，就让我们很难预想的因素与机缘来决定它的命运吧。
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
——与王安忆谈《长恨歌》
王安忆，1954年出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到沪。1970年赴安徽插队落户，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年调回上海，任《儿童时代》小说编辑，1987年进上海作家协会专业创作至今。
自1976年发表第一篇散文，至今出版发表有小说《雨，沙沙沙》、《本次列车终点站》、《流逝》、《小鲍庄》、《叔叔的故事》、《69届初中生》、《长恨歌》、《富萍》等短、中、长篇，约500万字， 以及若干散文、文学理论。其中一度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二度获全国中篇小说奖。其作品翻译为外国语的有英、法、荷、德、日、捷、韩等文字。
《长恨歌》达到了某种极致
记者：首先祝贺你获得本届茅盾文学奖。《长恨歌》完成于1995年上半年，可以说是你在90年代的一部倾心之作。几年来，《长恨歌》接连获得殊荣。那么在完成创作5年之后，你本人如何评价这部作品， 它在你的创作历程中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王安忆：《长恨歌》确实写得很用心。当时作家出版社计划出我和贾平凹的自选集，要求其中有一部新长篇。在我开始考虑写什么时，这个题材就在脑海里出现了。应该说，它在我心里其实已沉淀很久了。我个人认为，《长恨歌》的走红带有很大的运气。譬如，当初张爱玲的去世引发了张爱玲热，许多人把我和她往一块儿比，可能因为我们写的都是上海故事，对上海的怀旧时尚客观上推动了读者关注写上海故事的小说。其实我在写作时根本没有什么怀旧感，因为我无“旧”可怀。
事实上，我写《长恨歌》时的心理状态相当清醒。我以前不少作品的写作带有强烈的情绪，但《长恨歌》的写作是一次冷静的操作：风格写实，人物和情节经过严密推理，笔触很细腻，就像国画里的“皴”。可以说，《长恨歌》的写作在我创作生涯中达到了某种极致的状态。
《长恨歌》的叙事方式包括语言都是那种密不透风的，而且要在长篇中把一种韵味自始至终贯穿下来，很难。因为你得把这口气一直坚持到最后，不能懈掉。写完后我确实有种成就感。《长恨歌》之后，我的写作就开始从这种极致的密渐渐转向疏朗，转向平白。这种演变我自己觉得挺好。
记者：刚才你提到了张爱玲。海外有学者认为，你是继她之后“海派小说的第一传人”，《长恨歌》填补了《传奇》之后数十年海派小说的空白。我知道，你认为自己和张爱玲有很大不同。那么你觉得你们笔下的上海故事最大的不同在何处？
王安忆：我觉得张爱玲是个徘徊在两端的人，她的世界很矛盾，要么是非常琐碎的一桌子麻将之类的场景，要么就是又虚又悠远的东西。虚无使她必须抓住生活中琐碎具体的细节，日常生活的点滴触动，但她忽略了现实生活和理想。张爱玲从感觉到虚无，没有现实的依据，而我和我的作品是脚踏在现实的土地上的，我的情感范围要比她大一些，我不能在她的作品中得到满足。人们把我和她往一块儿比，但我与她的经历、感受没有共通之处。
历史是日复一日的生活的演变
记者：你曾说写上海，最有代表的是上海的女性。《长恨歌》就写了一个四十年代“上海小姐”的一生命运。上海这座城市的社会是由无数个“声”与“色”作底子的，在王琦瑶的传奇故事中蕴含上海这座城市的记忆。《长恨歌》后，你还写了《妹头》以及《富萍》等。有评论家指出，你笔下上海的种种历史变迁都停留在日常状态，这一点你怎么看？
王安忆：上海是座有意思的城市。在这个舞台上上演着无数故事，我还没有写完。有人说我的小说“回避”了许多现实社会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我觉得我不是在回避。我个人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譬如上海街头妇女着装从各色旗袍变成一式列宁装，我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因为我是个写小说的，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我不想在小说里描绘重大历史事件。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该表现日常生活。我写《我爱彼尔》关心的是现实生活中东西方如何接触的问题，这也是改革开放后我们遇到的问题。我觉得无论多么大的问题，到小说中都应该是真实、具体的日常生活。这个观念我也是逐步形成的。以前写《叔叔的故事》时，我也是把主观想法端出来写的。
记者：你曾谈过关于小说的理想，所谓的“四不政策”：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不要材料太多，不要语言特殊化，不要独特性。这种想法到今天有什么变化？你觉得一部好小说的因素是什么？
王安忆：没有改变。说一部好小说应该直指人心，那是从灵魂的角度而言的。我比较关心技术的层面，小说还是要写故事，故事还是要在假定的前提下，做真实的推理。情节发展要合乎逻辑，人物要生动，也许现在的年轻人不爱听，觉得这些太老套了，太一般了，但这的确是小说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我们最难做好的。
生活经验对一个作家而言很重要。小说里的日常生活，不是直露露的描摹，而是展现一种日常的状态。写实是一种陷在许多规矩限制中的写作。许多经典小说在假定的前提下，按照逻辑精确设计人物和情节，这是作家创作中所获得快感之一，同时也是需要功力的一种劳作。我在年轻时候也容易喜欢一些情绪化、浪漫的东西，现在我真心赞叹那种上乘的写实功力。
我所有的变化都是循序渐进的
记者：在文坛你的作品一向是以变化而著称，可是这些变化跟文坛的变化似乎并不相干。这种总是要打破自己求新求变的动力是什么？是不是要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成熟的风格？
王安忆：我是个否定风格的作家。评论家们说我总是在求新求变。其实我觉得我的作品是随着自己的成长而逐渐成熟。老老实实地一步步往前走。如果说有变化那就是逐渐长大逐渐成熟，循序渐进。我并没有像评论家说的那样戏剧性地变化。
记者：当代生活是如此复杂多变，这对作家而言，既是一种资源也是挑战。你怎么看？
王安忆：当代生活千变万化，给作家的写作提供了很多材料。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在我看来，在表面五光十色的生活背后是单调、乏味、格式化。因为许多人没有内心生活。各种时尚、信息啦一大堆，在物质生活丰富的同时，精神世界被大大忽略了。大众永远是被现实生活所吸引的。问题在于知识分子包括作家，他们中不少人也忽略了自己的精神生活。
其实我们每个人所观察的生活是差不多的，而大家写出来的作品不一样，这要看你理性准备有多少。如果你的理性充分，你就深刻，就和别人不一样。
本报记者 徐春萍
谁为荼苦 其甘如荠
——王旭烽的“茶人”世界
王旭烽，1955年生于杭州，198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历史系，分配至《浙江工人报》任编辑，后调至中国茶叶博物馆。1998年调入浙江省作家协会，专业写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理事。
自1979年发表第一部独幕话剧《承认不承认》至今， 已创作近400万字。主要作品有《春天系列》、《西湖十景系列》《茶人三部曲》、《饮茶说茶》、《杭州史话》，大型电视片《浙江七千年》、《话说茶文化》（主撰稿）等。其中《南方有嘉木》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见到王旭烽的时候，她正在浙江省女子监狱参加浙江作协举办的“警官三日”活动，一身警服，颇有几分英姿飒爽的感觉。说起她《茶人三部曲》中的前两部《南方有嘉木》和《不夜之侯》获茅盾文学奖的事，她平静地说：“这次获奖是对我过去的肯定，但是我还是原来的我，老老实实地写作，像茶一样待人。”
茶，这个字眼平缓地从她的话语里流出来。对于一个喝了几十年的茶也爱了几十年的茶，又用了十几年的工夫去写茶人说茶事的女作家来说，茶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王旭烽告诉记者，《茶人三部曲》（《南方有嘉木》、《不夜之侯》、《筑草为城》）的主题依次为：新生与灭亡、战争与和平、文明与野蛮。而茶，则象征着其中美好的一面：新生、和平、文明、进步、奉献……在她的心中，茶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物品了。茶的精神，在她看来，就是一种和平、坚韧、奉献的精神，这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文明宝库的一部分，《茶人三部曲》所想表现和弘扬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
《茶人三部曲》从1990年开始动笔，到1999年底改定，整整用了10年的工夫。全书以江南杭姓茶叶家族六代人的命运沉浮为主线，将中国茶文化史和中国近现代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1863年太平天国撤出杭州城写起，一直写到1998年由全世界茶人捐资修建的杭州国际和平馆揭幕为止，共130万字，写了60多个主要人物， 堪称是中国第一部反映茶文化的长篇小说。小说出版后，得到了相当的好评，其中《南方有嘉木》已重印四次。
开始写这部“茶人”系列的时候，王旭烽刚刚到中国茶叶博物馆工作没多久，这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茶文化博物馆，丰厚的馆藏里深深蕴蓄着的茶的气息、茶的故事、茶的精神让王旭烽无限迷恋，她决心开始写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用小说的形式把中国茶文化、中国茶人的故事写出来、介绍出去。于是她拿起了笔，在其后的十年里深深陷入茶香缭绕里的喜乐悲愁。写《不夜之侯》的时候，她怀孕了，剧烈的妊娠反应下，她的脑海里固执地萦绕着那些茶人茶事，恍惚中她觉得，自己的孩子正在和自己一起思考、一起创作。写《筑草为城》的时候，她的美尼尔氏综合征犯了，在病痛的折磨里，她顽强地摊开稿纸，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就这样，她不仅写完了130万字的《茶人三部曲》， 还写出了散文集《饮茶说茶》、20集电视解说词《话说茶文化》……茶，仿佛是她生命中永远无法斩断的前缘
在王旭烽的案头，一直放着《水浒传》，从中可以折射出她对文学的理解。她告诉记者，她始终认为，中国古典文化和古典文学蕴藏着丰富的美学宝藏，值得我们去挖掘和继承，就她个人来说，她一直希望能用一种古典的方式来寄托某种现代的关怀，能够把中国的文气传承下来。以《茶人三部曲》为例，在语言上就吸收了不少文言文的滋养，运用了大量的成语和古诗词，虽然有人会认为这样显得书袋气太重，但她却并不以此为非。
谈到茅盾文学奖的时候，王旭烽表示，自己的创作一直得到浙江作协和许多朋友的关心和支持，正如小鸡破壳而出是需要一定的温度一样，好的创作也需要有好的氛围，这次能够得奖，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们的帮助，她为自己能属于这样一个大家庭而感到幸运。至于自己，这十多年来在茶的教育和磨练下，心态已经比以前平和多了，更为看重的是写作的过程而非结果。她表示，自己最近正在为专题片《夏衍》撰稿，也正打算写一部关于篆刻的小说。
“王旭烽是十年心血一杯茶，果然是怀龙井极品。”一位评论家这样称赞王旭烽和她的《茶人三部曲》。《茶人三部曲》中杭氏忘忧茶楼上的那幅出自《诗经》的对联倒似乎恰好可以做这句话、也做王旭烽和她的写作的注脚：
谁为荼苦，其甘如荠。本报记者 俞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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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至第四届矛盾文学奖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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