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型经济的银行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银行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转型经济的银行改革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途径；新建（New entry）和重组（Rehabilitation）。新建途径重于建立一个完全崭新的平行的银行体系，是种体制外的增量改革；重组途径重于改革重组现存的国有商业银行，是种体制内的存量改革。对于特定的转型经济，改革途径的选择往往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以及配套改革的进展程度；而体现银行改革绩效的银行体制的进步不仅与改革途径的选择有关，而且与政府的政策措施，经济结构的状况以及初始状况有关。诸于以上分析，本文在改革途径的选择及政治措施方面得出了一些经验教训，并对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提出了初步的建议。
一、银行改革的途径
转型经济银行改革有两种不同的途径，其一，新建途径。这种途径需要现存国有银行自动瓦解并实行私有化，然后建立许多新的银行，在某些状况下还需对老银行进行清算。采取这条途径的典型国家是俄罗斯和爱沙尼亚。这些国家采取这条途径后导致了国内银行数量的迅速增长，如俄罗斯银行数量从1989年的5个迅速增加到1995年的2500个。新建途径并不总是一种人为的有意识的政策选择。如俄罗斯，联盟瓦解后的混乱局面导致了银行的注册几乎是自由的，这些新建立的银行只需遵守最低限度的法律规章，最低自有资本水平有时竟低于10，000美元。其二，重组途径。这种途径则重于对现存的国有银行进行资产重组，并采取广泛措施对国有银行进行体制改造，这种途径下银行破产、私有化及新建往往受到严格限制。采取这条途径的典型国家是匈牙利，波兰。
二、影响银行改革途径选择的因素
改革途径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所处的区域不同，如许多新独立国家（NIS）基本上采用新建途径，而大部分中欧、东欧国家（CEE）以及亚洲的转型经济国家（中国和越南）则侧重于重组途径。然而影响银行改革途径选择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宏观经济的发展以及其他配套改革的进展状况（如企业改革，法制改革等）。这些因素不仅影响到改革途径的选择，往往还影响到改革的结果。以下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一般说来，重组改革国往往拥有较好的经济体制基础，而新建改革国不具备这些条件。许多CEE国家改革伊始时，经济体制基础比其他转型经济强得多。这里面有许多原因：有些CEE国家经历了早期的银行改革，如匈牙利，80年代中期就打破了垄断，而且许多国家也进行了法制和企业的配套改革；大部分CEE国家还可参照战前的法律体系，而且总的说来，这些国家与自由市场经济的联系较紧。从某种程度讲，正是由于初始条件比较好，大部分CEE国家选择了重组这一改革战略。与之相对应的NIS国家由于初始条件比较差，就不存在重组基础，而干脆重新开始，从而选择新建这条途径。
第二，宏观经济的发展。采用重组这条途径进行银行改革的国家是金融深化程度高的国家，而采用新建途径的国家，金融深化程度低。宏观经济发展（比如通胀）决定多大程度上贷款由于实际利率为负而被抹掉，这影响了对银行资产重组的需求，进而影响了改革途径的选择。金融深化程度低的国家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来说老的银行作用并不显著，因而政府不太有兴趣支持这些银行的发展，因而更多采用新建这条途径。与此相反，金融深化程度高的国家由于实际经济的初始条件比较好，呆帐较少，而且通常有较好的配套改革措施，从而高通胀不太可能出现，因而重组改革更富有吸引力。
与此相关的是财政状况：许多NIS国家经济转型后财政收入急剧下降，而CEE国家财政收入相对保持较高水平。因此NIS国家别无选择只能忽略银行问题，于是银行受到硬预算约束；而CEE国家较高的财政收入可支持政府对银行进行资产重组，于是银行受到预算软约束。
第三，法制改革和企业改革。这种两改革的步伐影响着金融体系的发展。银行依赖于法律规定，包括没收担保品，银行破产的实施步骤，如强银行对企业的求偿权等等。经济法规的完善使银行体系的运行更为有效。总的说来，CEE国家在这方面的成就比NIS国家大。企业需要重组以解决呆帐问题并获得新的借款机会。好的企业就有对优良银行服务的需求，从而有助于银行体制的进步。NIS国家许多银行由国有企业组建或被国企收购，这些银行管理的好坏取决于它们的所有者有没有被私有化或所有权有没有变化。事实上，建立大量私人企业，对大量企业进行私有化也是大规模银行私有化能取成效的前提条件。
三、银行改革绩效的评价及其影响因素。
评价银行改革绩效的目的是对某一特定转型经济国家寻求一种改革模式以最快地建立起健全。高效的金融体系。由于很难客观地标明一个金融体系或一种改革模式的特征，也由于转型经济的银行改革时间不长，经济体系很不稳定，寻找一种直接的评价指标很困难，因此不可避免地要中间目标。又由于转型经济金融体系的主要缺陷在于体制的脆弱，人才匮乏，因而银行体制发展是非常有用的关键性的中间指标。这样评价改革途径的问题就变成了哪种改革途径能最快地建立起有效的金融体系所需的体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哪些政府政策措施最有利于建立有效金融体系所需的金融体制。然而要绝对衡量银行体制的进步是很困难，以下本文对银行体制进步的评价值以及回归分析中的各种指标均来源于对世界银行金融专家的问卷调查。这些调查问卷的数据表明转型经济各国之间、转型经济国与其他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最好的一类银行质量相差很大。但各国之间最差的一类银行差别不大，这也说明许多转型经济国家内部银行质量差别也是很大的。相对说来，采取新建途径的国家两类银行的质量差别较大，而重组国家两类银行质量差异较小。
造成银行质量差异的原因很多，以下本文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银行环境的差异。银行环境包括银行立法，银行监管以及银行基础设施（包括支付体系、银行同业市场、会计惯例）等方面。对银行质量与银行环境进行回归分析，有以下发现：各国银行环境的差异要比银行本身的质量差异小得多；最好一类银行与最差一类银行的质量与银行环境均为正相关，但前者的相关性要大；两类银行质量与银行基础设施的相关性要大于与银行立法、监管的相关性；转型经济银行质量与银行环境的相关性比发达国家银行质量中银行环境的相关性要低。由此可见，银行环境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银行质量但影响不大；而银行环境中银行基础设施的影响最大；转型经济国家银行环境的影响比发达国家小。
第二，银行改革途径的影响，对转型经济银行质量的排序产生了两个明显的结果：其一，各国银行发展程度各不相同并且银行分化开始形成。其二，银行体制的进步在新建途径下要比重组途径下快得多。这一点很明确，因为新建途径的改革国初始条件较差，但它们较好的一类银行的质量与重组途径改革国及相近收入国家较好的一类银行在质量上相差无几。换句话说，许多国家排名靠前不是由于它们进步大，而是由于初始条件好。这表明在银行体制建设方面，国有企业少改革一点，而新的、私有的有竞争力的银行多建立一点，这对欠发达的国家是有利的，与此相反，由于未来重新资本化将主要涉及现存的银行，而这些银行通常有不良信贷记录并且进步缓慢，因此可以说在初始条件很差的情况下采取重组这种途径是最不可取的，因为进步太慢。
许多国家银行体系分化严重，这表现在较差的一类银行（通常是国有商业银行）和较好的一类银行（通常是一些新的私有银行、国有商业银行私有化银行以及外国合资银行）质量差别很大，而且具越来越大的趋势。无论在哪种改革途径下，这两类银行质量之间的相关性很低，这说明较差银行不能从改革中受益，因此这种银行要么获得迅速发展要从银行体系中脱离出来，只有这样才能提高银行体系的质量。由于这种最差的银行在一些银行环境较好的国家也存在，可见较好的银行环境不能使其进步。但许多弱小银行能够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只是由于政府的优待：如对其进行税收减免，允许它们获得央行的低息贷款或允许它们高利吸储。它们能够生存下来也由于这类银行（尤其是专业银行）往往拥有专门的经营领域，这限制了竞争的效果，新的私有银行公平竞争受到限制，反而阻碍了银行体制的进步。
第三，政府政策措施的影响。国家之间银行体制的质量也与一定的政府政策措施相关，分析这些能提供一些经验教训。有四类因素与最好、最差银行的质量均呈正相关，它们是：对困难银行干涉的质量；银行重新资本化的强度；对新的国内银行建立的态度；银行同业市场的质量。国有企业建立银行的程度与两类银行质量均呈负相关，这说明通过国有企业建立新银行存在弊端，因为国有企业建立的银行往往与较差的银行有关，从而对银行体系的发展产生负效应。对困难银行干涉的质量分别与两类银行质量有一个大约相等的相关，这说明这种干涉的效果是通过向困难银行显示一定的政策姿态而实现的；重新资本化与最好的一类银行质量正相关而与最差的一类银行质量相关性不大，这说明重组途径（其典型措施是重新资本化）在初始条件较好的情况下更易发生。对国内银行进入持积极态度往往导致银行质量的提高，这表明一个自由的银行进入政策能通过竞争和革新提高银行质量。
第四，结构性因素的影响。银行体制的质量也与一些结构变量相关：每万人中银行雇员数与两类银行质量均为正相关；金融深化程度与两类银行质量均为正相关，这反映重组改革国银行质量较好与它们金深化程度高，初始条件好是分不开的。私人经济部门在1995年GDP中所占份额与两类银行质量均为正相关，这进一步表明企业改革与银行改革之间存在很重要的互补性；货币总量中现金所占份额与两类银行质量均呈负相关，这表明家庭行为是理性的：如果银行体系的效率很低，人们会增加现金的持有。银行体系的集中度与两类银行质量均呈负相关，这表明新建途径有利于银行体制的进步，因为当银行进入更自由时，银行分布将更广泛，这也表明少数银行垄断的格局制约了转型经济银行体制的进步。最好的一类银行质量与国有银行数目呈负相关，这说明国家垄断银行的限制作用更大。最好一类银行质量与银行数目正相关，而最差的一类银行质量与银行数目负相关，这表明竞争有利于较好银行的发展而不利于差银行的发展，这进一步证明转型经济银行高度垄断集中阻碍了银行体制的发展。
第五，初始状况的影响。代表初始状况的指标有两个，一个是初始发展水平，一个是初始扭曲度。初始发展水平与两类银行质量均为正相关，初始扭曲度与两类银行质量均为负相关。无论是采取重组途径还是采取新建途径，如果银行初始条件扭曲度较少，发展水平较高，银行质量会比较好。
三、我国银行改革途径选择及政策建议
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一种银行改革的途径往往受到宏观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的状况，配套改革的进展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银行改革目前面临的约束条件主要集中于以下六点：其一，金融体系过于垄断集中，四大专业银行集中了整个银行体系90%的信贷资金，承担了全社会75%以上的存贷业务。其二，金融组织体系呈一体化和科层式重叠，以“三级管理，一级经营”为特征，其分支机构是按行政区域划分的，难于摆脱地方政府干预；其三，银行间“资金供给制”关系难以割断，我国专业银行的融资关系到目前为止仍是一种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依托的需求扩张和资金供给体制，计划原则仍是信贷投资的第一原则。银企间这种资金供给制在企业改革还没取得实质进展前无法改变。其四，巨额不良债权难以化解，目前四个大专行不良资产已逾8000亿元，由于其数额庞大，成因复杂，单纯依靠财政，银行、企业都无能为力。其五，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分而不离。目前政策性银行只是承担政策性贷款增量中一部分，而其余部分仍由专业银行承担，如重点项目贷款、安定团结贷款等。其六，专业银行产权为国家垄断，经营权又属于专业银行，但实际常常被各级政府的政策所左右，变成了政府的会计和出纳。“政银不分”所造成的资产权限不明，激励机制无效等问题，使它们不具备企业化经营所必需的内部动力和硬化的预算约束力。
对我国银行改革途径的选择历来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强调体制外增量改革，主张在现行专业银行体制外大力发展商业银行，如发展股份制区域商业银行，组建股份制的全国商业银行；引进外资银行及兴办中外合资银行；组建城乡信用合作银行。另一种观点，强调体制内存量改革，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分别代表了新建和重组两种改革途径。由于我国银行体制改革面临的独特约束条件，我国银行改革必然是新建和重组二元协调整体推进的改革途径。具体思路如下：
第一，体制内存量横向重组：将四大专业银行良好资产的40—70%抽出，组合在一起，同时在保证国有股份占主导的前提下吸收相当的民营、外资股份，按照经济区域组建8—10家全国性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按国际惯例实行规范的商业化经营；同时收缩四大专业银行机构设置，同政策性银行合并，组建我国的政策银行，经营政策性金融业务，并在现代企业制度确立以前保证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
第二，体制外增量纵向引入：具体说二方面内容。其一，吸引外资，以建立合资银行方式改造专业银行的一些支行。这些合资银行是股份制银行，由专业银行的分行、支行以及外商投资认股建立，是完全独立的自负盈亏法人。在合资过程中，合资银行可以收购原专业银行所有资产、负债，以注入新资本的方式给予银行新的活力。合资银行有权清理拍卖亏损企业或低价转让亏损企业的呆帐。合资银行的建立打破了专业银行垄断局面，引入竞争，有助于我国银行体制的发展。建立合资银行不仅能吸收外国银行的现代经营技术，还可以通过外国合作方的渠道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投资和竞争。其二，应通过立法进一步降低银行进入的限制，放宽建立商业银行的标准，允许更多的股份制银行、合资银行、合作银行和民营银行建立。民营、股份制银行的建立应以《商业银行法》为基础。它们的迅速发展进一步打破专业银行垄断局面，引入了国内竞争，这也将促使专业银行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为专业银行现向商业银行转轨创造外部压力和必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