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文学间性与文学活动诸要素的相互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试论论文,要素论文,相互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的西方文论和批评范式发生了三次重大转折。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三大理论体系在相互否定的转换中交叉运作，极大地推动了文艺学理论的发展。其中，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一译“互文性”）理论和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一译“交互主体性”）理论对于文本生成和意义生成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本间性与主体间性并非毫无联系，找到二者之间的交叉层面，就能够将两大理论体系整合为一，从而产生新的“视阈融合”；而二者的契合点就在于作者主体与读者主体的前理解。可以说，前理解是文本间性理论与主体间性理论的逻辑中介，因为作者前理解与读者前理解之间的文本间性平行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主体间性。我们把文本间性与主体间性的交叉关系称为“文学间性”。它是一种复合间性，是连接两大间性网络的网络，是“间性的间性”，能够引发对文本生成和意义生成两方面的重新阐释。
一、文本生成与意义生成的“原料库”——前理解
前理解是文学解释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的是在写作或理解活动发生之前就已存储于主体大脑中的、对写作和理解活动有着导向和制约作用的语言、历史、文化、经验、情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对于对象的预期等因素的综合信息。这一概念肇始于海德格尔，系统化于伽达默尔，并由尧斯引入文学史研究。解释学的几位代表人物对这一概念的外延进行了尝试性的描述，基本上可归纳出三种倾向：
（一）依不同文化层次，可以划分为“历史的”、“经验的”和“当下的”；
（二）依不同心理层次，可以划分为“潜意识的”、“前意识的”和“意识的”；
（三）依主体的态度，又可以划分为“严肃的真前见”与“轻率的假前见”等等。
广义地说，前理解是由不同的前文本(pre-texts)构成的人生经验的累积。这个广义的、能动的前文本有着三重含义：一是前在的理解，即主体心灵的能动性、判断力、理解力；二是语言、传统、历史；三是由主体依据当下情况选取出来的当下判断的前提。这样，前理解既包含着文化、历史、经验、情绪等因素，同时也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范畴。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可以同理解活动一样，标示人的存在，阐释审美规律。
在与对象接触之前，主体是已经具有理解能力和相应知识、体验的主体，他向着可能的方向来筹划自己的理解。一切理解活动都必须在前理解的前提下开始。如果没有前理解，就不可能有理解活动的展开，更不会有意义的生成。从现象学的角度看，前理解具有一定程度的意向性。它使主体的理解不单是寻找“作者意图”之类的预设意义，而且还要向文本提问，以图逐渐完成自我印证。因此，是前理解使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产生了对话关系。
人的审美理解活动是人在现实条件下的生存实践活动。人的本质力量是审美的最初动因和最终目的，理解活动其实就是本质力量不断选择自我印证的形式、不断探索自我印证的方式的实践过程。然而，文学的审美理解过程与一般的理解有所不同，这是由文学语言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正如金元浦先生所说：“前理解状态先于主体与客体区分的自觉意识，任何文学作品的理解都只能从这种‘前理解’状态开始，而不是由‘主体’开始。语言、经验、记忆、动机、意向，包括情感、直觉、潜意识等构成了前理解的本体性因素。”（注：金元浦：《文学解释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5页。）
前理解以语言和视觉形象等形式储存于主体的头脑记忆中。任何一种语言形式都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其话语中蕴含含义必然会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语言的含义是没有穷尽的，它会在一定的历史情况下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此，只要时间在发展，实践在发展，语言的意义就会不断地发展，它从来不会滞留于过去，一成不变。这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历史”。因此，主要以语言形式留存在头脑中的前理解在解释过程中的具体化（即它在当下的意义），将随着现实的具体条件及主体在当下的状态而发展。
前理解是文学间性的存在前提和条件。无论是作者主体，还是读者主体，一旦前理解缺失，文学间性也就随之消亡。所以，文学间性并不存在于文本本身。它就像道路一样，形成一种相互关联的开放式网络。这是我们对前理解的理解，也是对文学间性的理解，更是对二者关系的理解。
前理解的构成可以大致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人生阅历和情感体验。我们把这个因素称为“识商”，它对于个体对艺术的直觉把握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世界观和价值观。世界观是人生境况和体验与后天教育相结合的产物，它能够影响价值观，后者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性。事实形态是一个已然的世界，而价值形态则是一个应然的世界，存在于事实形态之外，是一个由未然向已然转变的、不断生成的场。它是一个按照人的目的和需要构建起来的价值体系，包含着主体的需要、信念和理想，是对生命的意义和潜力以及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基本信赖。
（三）文化视野。文化是后天习得的，文化不是先天遗传的本能。在现实生活世界中，个体的人总是附属于某种特定的文化群体。不同的文化群之间存在着同质与异质的种种因素，其差异犹如视觉的盲点，往往会影响解释和理解。
（四）文艺素养和接受累积。马克思曾说过，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再优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能构成对象。因此，文艺素养和阅读一接受的经验累积是文本间性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具有一定水平的文艺素养但却缺乏接受累积，终究无法打通文本间性之途径。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前理解的视野盲点”。这种盲点意味着前理解信息库（前文本库）的荒芜和萎缩，而前理解与文本间性的关系如同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说，文本间性就存在于阅读—接受的经验累积之中。视野盲点越大，文本间性的场就会越小；相反，盲点越小，场的空间就越大，文本间性对于解释活动的参与也就越积极，生成的文本意义也就越丰富。
上述四个方面的因素是互动的、动态的。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不可能量化的，而且也没有必要去进行唯科学主义的分析、研究。我们认为，伽达默尔所说的伪前见和真前见，可以针对上述四种前理解构成因素进行定性的分析。如果把四种因素按顺序排列为一个纵向的轴，把前见的真伪程度规定为横向的轴，那么，它们的关系如下图：
图1：解释的有效性图示
我们认为，文本生成和意义生成是在解释和理解的过程中生成的。前理解是文本生成和意义生成的原料库，而文本间性则是连接这个原料库与生成车间（写作或阅读）的桥梁。
我们对解释的有效性的理解是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上的，是典型的共识决定论。大家知道，当代解释学的文本意义观是生成性的，但应当避免完全主观武断的意义生成。从这个意义上讲，伽达默尔提出的真前见和伪前见观点完全可以解决解释的有效性问题。只是，这里需要一个非科学主义的出发点。否则，若是站在唯科学主义的立场上，那么解释的有效性问题就永远无法得到解决。这是因为，文学的意义不在于量化，不在于自然科学的准确性和精确性。在文学的世界中，我们完全可以把一只苍蝇想像成美丽的天使，把上帝想像成一个性情乖戾的老人。在这里，正误的边界是宽阔的、交叉重叠的，所以我们不需要派卫兵来把守。这也正是文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本质特征。
二、文学间性的数学模型
文学活动，无论是作者主体的写作与文本的生成，还是读者主体的阅读与意义的生成，都离不开文学间性的开放式网络，而这个网络所联结的恰恰是不同主体的文学活动“原料库”——前理解，即广义的前文本库。对于作者主体来说，写作与文本生成必须建立在前理解的基础上，文学间性在这个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对于读者主体而言，阅读和意义生成也必须建立在前理解的基础上，其中也离不开文学间性的重要作用。可以说，一旦离开了文学间性，前理解就会脱离语言的关联阈，或曰语境，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价值全无。因此，我们有必要建立一种数学模型，以便更好地了解文学间性在连接前理解与文本生成、意义生成过程中的地位和功能，从而以人文科学的方法来进一步探究文学间性与文学意义生成的内在关系。
我们认为，建立这样的数学模型，可以使用离散数学的图论方法。文学语言本身具有很强的模糊性或复义性，构成前理解的前文本也是千姿百态的，无法以自然科学的方法精确地描述出来。另一方面，作者主体的前理解与读者主体的前理解之间的关系是两个交集，二者有重合的地方，但差异可能会占更大的比例。因此，文学间性应当在三个范围得到体现：作者主体的前文本与当前生成文本之间的间性；当下文本自身与其他文本之间的间性；读者主体的前文本与当下文本之间的间性。这样，这个模型的基本结构就已经显现出来了。它基本上能够反映文学间性与文学活动各要素的整合互动关系：
图2：文学间性与文学意义生成数学模型
这个数学模型图尚待改进，但我们认为，它已经基本上反映了作者主体和读者主体在写作和阅读过程中的文学间性与前理解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间性的网络中，前理解既是文本生成的基础，也是意义生成的基础。在文学间性研究中，决不应只关注对读者前理解在阅读活动中的效果研究，而忽略作者前理解在写作活动中的效应研究。文学意义由作者所赋予的意义和读者所生成的意义组成。作者意义与读者意义都是动态的意义。文学间性的提出建立在文本间性与主体间性两大理论体系的“视阈融合”的基础上，其视角应当超越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三者之上。金元浦先生说：“意义是对立中介的第三生成物，这一命题，本质上区别于历史上三种不同的文学批评范式，即作者中心论范式，文本中心论范式，与读者中心论范式。它是在否定、扬弃此三种范式的基础上，将文学意义的生成放在动态的时间流程中运作。”（注：金元浦：《“间性”的凸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5页。）
三、文学间性对文本生成的效应
既然审美理解不以作者意图为转移，那么作者意图是否在整个文学活动中早已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我们认为，如果采用西方的传统思维方式，即采取局部的分割和分析的做法，那就又很容易导致盲人摸象、管中窥豹的结果。在我们看来，作者意图是文本生成的直接原因，也是意义生成的“基因”。但是，作者意图在接受过程中只是意义生成这道工序中的半成品，所以真正的成品还取决于后面工序的精加工。由于意义是在读者的接受——反应活动中不断生成的，因此接受者的后天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最终的生成意义。所谓“一切阅读都是误读”的观点是不容置疑的，追寻对意义的绝对正确的理解是全然徒劳的。但是，读者的理解不能与作者原意完全隔绝。这是因为，作者前理解对于文本生成和接受活动具有“基因”作用。也就是说，作者前理解对于作者意义的生成与读者意义的生成具有接续性。
对作者而言，写作（即文本生成）也是前理解从泛历史、泛语言、泛文化向着有所指的语言、有所联系的历史转化的阶段。在此阶段，前理解是意向性的。由前理解向理解的发展，并不是仅由前理解来决定一切的单一向度，而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这种互动联系就是文学间性。具体地说，理解和解释实际上是一个不断由宽泛向具体缩拢的过程。前理解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终的独裁者，一切都要由所有的参与因素共同确定。下面的例子可以简单说明文学间性对文本生成的效应以及作者意图与读者意义生成的对话关系。
2003年“非典”期间，中国的文学界也出现了一种“萨斯病毒”，这就是大型文学刊物《江南》第一期发表的中篇小说《沙家浜》，作者是嘉兴青年作家薛荣。薛作小说与人们熟知的现代京剧《沙家浜》从故事情节到人物形象有较大的不同。“按照这个‘戏说’小说的叙述，《沙家浜》的胜利结局是胡传魁的部队炸了鬼子的炮楼，换言之，不是郭建光等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在这个‘戏说’小说中，阿庆嫂是一个‘风流成性、可以令人丧失理智的’女人……小说结尾，胡传魁问阿庆嫂跟他走还是跟郭建光走，阿庆嫂在两个男人中扰豫不决，最后说认命吧，如果湖面上那只水鸟飞去芦苇丛中，她就跟郭建光走，不然就算了。胡二话不说一枪将鸟打了下来，郭只好独自伤心地走了。”（注：2003年3月3日“人民网”刊登文章《“戏说”〈沙家滨〉传递危险信号》（网友：朽木／责任编辑：刘锋）。）
小说作者选择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江南敌后作为时代背景，这本身就无法回避主流意识形态的关注和主流话语领导权的监督和拷问。那么，薛荣最初究竟是怎么产生了改写京剧样板戏的念头呢？对于京剧《沙家浜》里的剧情，薛荣说，“一直以来，它给我的总体感受就是一个女人与三个男人的关系”，而且“在以前的创作中，这种关系表现为严肃关系，而在现实生活中，只有这种关系是不正常的，还应该有夫妻关系以及另外的人性化的关系”。（注：《北京娱乐信报》（中华读书网2003年2月24日进行转载）。）足以见得，他把所谓的“另外的人性化的关系”单纯地理解为夫妻关系之外的男女关系。因此，出于他的前理解的偏颇，这篇小说从一开始就走上了非夫妻关系的三角关系之路。
从沙家浜地区抗日战争的“社会—历史”催生《芦荡火种》文本，到样板戏京剧《沙家浜》文本，再到薛荣的中篇小说《沙家浜》文本，我们可以看出，在小说文本的生成过程中，不仅是三个互文本之间的文学间性在对文本生成发生效应，而且作者的前理解——“但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有一个人是缺席的，就是阿庆”——也对文本生成起了重要作用。正是作者的这种填补空白的欲望产生了改写京剧文本的动机，而作者对所谓“人性化”男女关系的前理解，是他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根本原因。人们对小说的批判焦点并不仅仅在于它对京剧文本的改写，而在于小说的故事情节大大有悖于广大读者的期待视野。我们说，原因在于小说文本的意识形态性。薛荣根据自己的前理解来书写新四军在敌后的斗争，由于其前理解充满了伪前见，即他没有充分了解真实的历史，所以完全是按自己对当下生活的印象和理解来进行虚构的。由此可见，前理解对于文本生成的效应是十分重要的。
四、作者原意与读者生成意义的数学模型
在对文学间性与文学活动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做了简要的分析之后，我们运用离散数学的基本方法，对作者原意与读者生成意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提炼出如下的数学模型：
图3：作者原意与读者意义生成数学模型
上图中，多个子集相交所形成的交集，是不同主体达成共识的意义(meaning)；不相交的部分，则是个人感悟得到的意义(significance)。由此，我们在这里对意义也做了两种不同的区分。这样，共识意义成为解释的有效性的基本保证，而个人意义则充分说明了意义的无限开放性。这里需要再次特意指出的是，文学意义是生成的，在这个生成过程中会涉及诸多因素，比如：效果历史、民族文化、意识形态、个人阅历等。因此，对任何两位读者来说，永远也不可能生成相同的意义。每个人生成的个人意义都不相同，但也无所谓对错，其中不排除有伪前见造成的错误理解，但这种错误仅仅限于文学能力的原因造成的语言文字层面的误差。共识意义保证了不同读者主体间进行对话的可能性和通约性，个人意义则形成了意义生成的随机性和多样性。这是因为，影响文学意义生成的因素已经被一张间性之网连为一体。
文学间性已经营造了一个无限广阔的文本生成和意义生成的关联场阈。对于这个极具前沿性意义的课题，我们应当积极拓展新的研究视野。例如，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就极有可能为文学间性研究带来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角度。文化研究本身就不是一种僵死的模式、教条，不是静态的、显现的、现成的，而是动态的、潜在的、可能的。这样的存在特征决定了我们对这个创新主题的认识和把握必须有一种理论上的自觉。把文学间性纳入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是文艺学学科内部的“内爆”使然，也是文学传播媒介的科技现代化这种外部的“外爆”使然。而不论是内爆还是外爆，都是文化的延续、发展和积淀所形成的。文化研究势在必然，文化研究前景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