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183;货殖列传》看司马迁进步的经济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货殖论文,列传论文,司马迁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巨著，《货殖列传》则是其中很具特色的篇章。这篇 列传从历史上和西汉当代大量的经济活动中总结了许多经济知识以至经济规律，贯串着朴素 的唯物主义观点，集中地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经济思想，是他整个历史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些思想即使对于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无启发。
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无论从经济思想还是史学角度看来，都具有十分 重大的意义。司马迁以前的先秦史书都不重视社会经济方面的记载，司马迁创立专记经济史 的篇章，就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一条必须记载的经济生活的范例，为后代史书注意到社会经 济的发展开了先河。同时，这本身也说明司马迁已经注意到社会经济生活对历史发展的影响 ，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一）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反映的全部经济思想的进步性，在于他以朴素的唯物历史 观点去观察社会经济活动。司马迁继承了先秦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传统，并受到了当时最流 行的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的影响，这就使他的思想体系具有较强烈的发展观点，使他观察事 物有素朴的辩证法的方法，同时反对神学天道观。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加上他丰富的生活实 践以及对客观事实的尊重，这又使他的经济思想具有较高的人民性，使他在社会观方面走向 从人类社会生活中寻求历史发展线索的道路。
对于满足人民物资生活需要这个问题，先秦思想家中，老子宣扬无欲、寡欢；孔子鼓吹“ 安贫”；墨子尽管关心和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但对于满足人民物质生活需要方面的主张也 是比较保守的，特别强调“节用”。司马迁则不然，认为人类对衣食住行的物质需要是客观 存在、自然形成、长久起作用的。他在《货殖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话：“夫神农以前，吾不 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 乐，而心夸矜持能之荣，使欲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 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又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乘之候，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这是司 马迁看出物质生活的享受和提高，是人们所普遍要求的，是客观必然的，对待这样的问题， 莫善于“因之”、“利道之”，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因循为用”，反其道而行之是不会发 生好结果的。这是司马迁在记述和研究社会和经济形态的问题上探索出客观规律即自然法则 的道理来，印证了道家法自然的思想。在这里司马迁所指出，违反经济条件的客观支配作用 的任何企图都不会有什么效力，必须顺应这种客观条件的发展趋势。因此，他反对将人们的 经济生活拉回到当时有些人所幻想的古代经济生活的所谓黄金时代的道路上去。在《货殖列 传》第一句话，开章明义就提出了《老子》中的一段议论：“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 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而认为这在当时是行 不通的。一定要勉强实行，则等于是要把人民的眼睛、耳朵闭塞起来，不让接触外界事物。 老子把古时代政治上小国寡民，经济上互相隔绝、完全自给自足，没有流通和交换的状态， 视为“至治之极”的理想时代，这是倒退的历史观。司马迁批评这种观点，反映了他主张进 化的历史观。
司马迁意识到物质生活对社会活动的重要作用方面，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认为作为重要 的道德规范的所谓“礼”，是以人类的情与性作基础的，它的内容仍然是以具体的物质生活 资料来体现，这就是说，人们的社会地位与道德观念都是与财富占有状况相联系的。司马迁 指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佰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注：《史记·货殖列传》。以下凡未加注或标名出处的古文均见同书。）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说明财富占有情况决定奴役别 人或受人奴役，礼节道德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恩格斯说：“……所有以往的道德论，归 根到底都是社会当时经济状况的产物。”司马迁在两千年前，就已经胧朦地感到这一点，体 现了他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以上我们分析了《货殖列传》中有关经济生活与社会活动和道德规范之间关系的论述。那 么，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司马迁在二千多年前提出的这些观点呢?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是 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科学和宗教的。”（注：《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第598页。） 又说：“……一个十分明显而先前一直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 首先必须劳动，而后才能取得统治权，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明显的事实在 历史上应有的地位终于被承认了。”（注：《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第162页。）恩格斯阐述的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两千多年前 封建阶级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的认识当然不可能达到这个高度。但是，他重视社会 生产活动，承认“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这一基本事实，并且把政治上的治乱兴衰与经济 情况联系起来叙述，认为经济生产有自己的发展趋势，等等。这些，显然是进步的朴素的唯 物主义观点。
（二）
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从肯定财产私有制出发，把人们自发的营利活动看成是合乎规 律的社会生活准则，把社会经济活动看作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认为各地区不 同的物产和人类对于物资的需要，推动了社会的分工、生产的发展和流通交换的出现，从而 说明社会经济有自己的发展趋势，并企图从中寻求历史发展的线索。司马迁有一段出色的论 述：夫山西饶材，竹、穀、
、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枬、梓、荁、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 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 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 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 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在这里 ， 司马迁对物质财富的来源问题，正确地提出了形成物资财富的自然物资和人的劳动这两个要 素。这个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指出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的结合相比较 ，自然有不够精确的地方；在提法上，司马迁也只重视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认为这个源 大就富足，小就贫乏。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这个观点虽然不科学，但在两千多年前，能够在全 面指出形成财富的两要素之后，进一步强调劳动的源泉作用，已经十分难能可贵了。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由于地主经济体系的确立，使农业生产力得到了广阔的发展场所。农 业生产的发展又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扩展。整个社会经济出现了一个新的生产关系取得 支配地位初期所常有的那种活跃的生命力。人们生气勃勃地为着财利而熙来攘往。社会经济 的发展，使司马迁有可能摆脱一切传统观念的束缚，独立地分析社会经济活动问题。他把社 会经济活动看作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 来，不求而民出之，”是符合“自然之验”的客观规律。他从肯定财产私有制出发，把人们 自发的营利活动看成是合符自然规律的社会生活准则，认为它的发展和自然现象一样地受一 种规律的支配，而不是决定于政教之类的上层建筑；同时还意味着人民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 、交换，本来是一种本能的、自发的活动，本来是无须乎后来才强加于其上的“政教”之类 的压迫势力的干扰的。在这里，司马迁受阶级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既没有意识到私有制本身 只 有历史的暂时性；也忽视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而且在他的论述中有混同社会规 律和自然规律的倾向。不过，在二千多年前能够提出这样的看法，已经颇为值得珍视。
（三）
由于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因此，他主张发展工商 业，主张让人们自由获得财富，倾向于经济的放任政策，不主张人为的干涉。这与古代的传 统思想和当时汉代的官方思想大相径庭、迥然不同。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曾批评司马迁说：“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 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我们认 为 ，班固这段话是十分偏颇的。司马迁的这种“此其所蔽”，非但不为过错，而且正是他不受 传统观念束缚、敢于去旧立新的创作精神的表现，正是他十分可贵之处。别的且不说，我们 仍然以《货殖列传》为例，货殖是指包含着一部分手工业活动的商业活动说的。前人把商业 活动分为两种，行者曰商，居者曰贾，行者是贩运货物到各地做买卖的商人，居者是在各都 市或村镇开设铺店做买卖的商人。无论行者或居者，都是想靠做买卖来发财致富，换句话说 就是以求利为主。求利是不合于孔孟之道的。《论语》记载“子（指孔子）罕言利”的话，又 载“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话。《孟子·梁惠王》篇载梁惠王与孟子的对话，孟子要 梁惠王只谈仁义，不要谈利。可见孔孟之道是反对言利的。反对言利就必须要反对专以言利 为宗旨的商人。战国时的法家，讲耕战，也反对商人活动。这个传统，到汉初几十年内，就 把商人的社会地位降下来，并从法律上肯定下来。“崇本抑末”成了战国至西汉的传统思想 ，封建统治阶级都视工商业为“末业”，加以抑制。汉初并明文规定商人不得为官，不得占 田。这就严格限制了商人在政治上的出路和在农业上的出路。司马迁对于商人是怎样看待的 呢?《货殖列传》说：“《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 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 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司马迁这是说工商业活动是“ 道之所符，自然之验”，是必然的，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是应该因势利导而提倡，不应 该强行压抑。必须指出，司马迁主张发展商品经济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 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生产的分工。相反地，抑制商品经济发展，长期保持自然经济占 据统治地位，会使社会发展缓慢。在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司马迁就提出了发展工商业的主张 ，不能不说有独到的见地，具有十分明显的进步性。
要发展工商业，扩大商品经济的范围，增加商品的生产、交换，自然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 ，这主要是减少对商品生产、流通、交换的限制，采取以经济放任为主的政策。因此司马迁 对汉初“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措施表示赞同，以为这样能使“富商大贾，同流天下，交 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在他看来，国家对于社会经济活动最好是顺其自然发展，不加 干涉。司马迁这些思想在“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及建立在其上的各个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 的依赖性为特征”（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一版，第60页。
）的封建主义社会早期提出，却和近代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 等的发展工商业的思想相差不远，真是卓有见地，令人钦佩。
上面，我们以《史记》的《货殖列传》为依据，分析了司马迁对历史发展道路及道德规范 、物质财富的生产和交换、主张采取经济放纵政策发展工商业等诸方面的论述，对其中的进 步的经济思想作了一个初步的探讨。诚然，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中也有唯心主义的成分，有自 相矛盾的地方，考虑到这不是论题的范围，恕不赘述。不过，我们始终认为，司马迁的经济 思想中的落后因素远非主流。司马迁由于其思想的进步性，并且具有渊博的知识，踏实的学 风，和朴素的唯物主义，加以司马迁所处的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生机勃勃的气象对他思想意 识的影响，使他有条件摆脱（虽然不是完全摆脱）传统的思想局限，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了较 客观的认识，因而使他在许多经济问题上，能够提出接近正确的见解。他的这些进步的经济 思想，我们认为，直到今天可能仍然有一定的启发作用，而继承他经济思想的合理部分，则 对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