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时期的中央机要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柏坡论文,机要论文,时期论文,中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公开撕毁了停战协议，向我解放区发动疯狂进攻，全面内战爆发了。1947年3月，蒋介石在全面进攻的计划破产后，令胡宗南纠集25万兵力向我党中央驻地延安发起攻击，党中央毛主席为了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决定主动撤离延安。中央机要处作为中共中央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组织，同中共中央一同离开了延安。
转战途中的中央机要工作
中央机要工作的使命，是用密码通过无线电，秘密、迅速、准确地传达党的指示，军队的作战部署，以及党、政、军务系统下属机关向上级的请示报告。战争年代，我党的通讯联络主要依靠无线电密码电报，许多战略决策都要通过机要部门，机要人员掌握着许多核心机密，是党中央的一条咽喉命脉。在撤离延安之前，中共中央对文件清理工作指示：重要而机密的文件“指定专人妥善带”，事务性的应即销毁。当时秘书处将由高级干部交来的1.6万多份文件，经过分类，烧毁了十几箱。当时机要处烧毁电报1.33万多件。毛主席特地关照：“疏散档案，不要惊慌失措，确实不需要的文电可以销毁，重要文电一定要保护好，片纸只字也不要落入敌人之手。”在撤离延安时，中共中央特地组成统一的材料保管委员会，将秘书处、机要处、中组部和军委总政等单位的材料集中转移到瓦窑堡、兴县等地，由曾三同志负责押送这批文件。4月11日，中央决定将在晋西北的5000人分成三部分行动，中央机要处也随中央机构一分为三：一部分随中央前敌委员会在陕北；一部分随中央工作委员会去晋察冀；一部分随中央后委住在临县三交镇。由于前方各战场战斗非常频繁、激烈，机要人员多是白天行军作战，每当夜幕来临，才架起电台，通宵达旦地破译电报，发送指示，为党中央研究战场形势，部署指挥作战提供可靠准确的情况。
中央机要室最繁忙的日子
到1948年春，全国战场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党中央决定东渡黄河，与中央工委会合，部署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5月，中央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在西柏坡会合，西柏坡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中央机要人员随之归队合一。
中央机要处设在距西柏坡不远的北庄村，负责人是李质忠同志。而中共中央机关大院里成立了中央书记处办公处，伍云甫任处长，叶子龙、汪东兴任副处长，办公处设立了机要秘书值班室和电报整理科，负责书记处的机要工作，办公地点就在毛主席门前，是一排坐西朝东的新房子，那是中央工委为迎接中共中央到西柏坡新盖的土坯房。机要值班室是两间平房，室内一张长条大桌子，八九个椅子，北边一个三屉桌，桌上一高架电话机。1948年5月，中央正式决定成立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叶子龙被任命为机要室主任，仍兼任主席的机要秘书，并兼管他身边的日常工作。机要室成立初期，机构精干，机要室一共十几个人，康一民、潘开文、吴振英、赖奎、徐也夫、罗兴禄、邱兰标都是经过长征的老同志，之后又从中央机要处调来了伊明、阎志远、孙岳、杨俊和常可均等同志，都在这里办公。五位书记的办公室均装有通值班室的电铃，可随时召唤值班秘书取送电报和交办事情。当时，五位书记的专人机要秘书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潘开文、邱兰标，都没有正式任命，但组织上和中央领导同志本人都是认可的，且一直参与机要室的集体工作。这种集体和专人相结合的机要秘书的工作方式方法，一直延续到1952年。
西柏坡时期，是中央机要室最繁忙的时候。由于三大战役的紧张进行，值班室每天24小时不停顿地收发传递电报，是中国革命史上往来电报最密集的几个月。各战场传来的电报多在白天。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却习惯于夜间工作。这样，机要室人员就得日夜不停地工作。据叶子龙回忆说，那几个月他从未睡过一个整觉，困了就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后来他每天三包的吸烟量就是在这时练习出来的。如果实在困得忍不住，就随便在一个地方打个盹儿。
凡是五位书记写的电报、文章，都要经过值班人员抄写，然后分发各地区、单位；下边各大区来的电报、文件分送给各个书记，那时文件不太多，主要是电报。发出去的电报分好几种，一种是先初草，后传阅；一种是起草后先发，留底稿传阅；一种是急电待复的，送给书记起好复电之后，迅速传阅，然后分发出去。毛泽东签发中央机要电报、文件时，有他独特的方法表示急缓和密级。凡是急件，他都在文件的右上角写“A”字，“A”字越多表示越急，最多时写四个“A”。抄写员李智胜同志回忆说，他在抄写毛主席的手稿或刻写时，要先看等级。A字如果是三个为一般急件，需要快速刻印，如果是四个A字，不管正刻写什么文件，也不管是谁签发的一律停止，先刻写四个A的文件。时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周恩来同志起草的原件一般都签名，且善于用“韵目代日表”。
周恩来对机要工作的批评与关心
在淮海战役正处在最紧张的阶段时，据曾在机要室工作的肖鹤回忆，机要处电报组接连发生了两件事，受到周副主席的严厉批评。
一件是机要室工作人员在毛主席拟草的关于淮海战役作战方针的电报稿报头上，潦草地写了“发后即退”四个较大的字，并在下面划了四个较大的圆圈。这是一份时间急，先发后传的电报。周副主席看到这份电报后，马上查问值班室：“这是谁在毛主席的电报稿上写了四个‘梅花篆字’？太不严肃了！”查清后，周副主席批评说：“我们对于毛主席的电报稿，必须注意保持整洁，标题应书写正楷字。请你们告诉肖鹤，刻个‘发后即退’的章子，今后不允许‘梅花篆字’再出现在毛主席的电报稿上”。机要人员认真接受批评，并很快照周副主席指示办了。不久，他高兴地给予了表扬：“这就对了！毛主席拟草的电稿是要立档的，应当如此严肃认真地办理电报。”
第二件是毛主席发给刘邓的一份“万万火急”电报，被办报组的一个同志压误了一个小时。该同志准备发报时，因刘邓电台联络时间尚未到就把电报收了起来，结果忘记了。一小时后周副主席查问发出没有？才发现压误。周副主席知道后很生气，进行了严厉地批评：“在战争时期，你们是党的上通下达的命脉，现在正处于淮海战役的决战阶段，怎么能如此严重失职呢？刘邓大军广大指战员在前方流血牺牲，英勇作战，就是付出再大的代价，也要夺取淮海战役的全面胜利。你们要做认真地检讨，并准备接受处分。”并叮嘱“电报发出后，立即告诉我。”电报很快发了出去，幸好没造成严重后果，并及时向周副主席报告了情况，立即开会认真检查错误，接受教训。压误电报的同志、办报组、李质忠处长都分别写了书面检讨，请求处分。毛主席亲笔批示：“检讨深刻，以后注意，免予处分。”
党中央、毛主席领导指挥了有决定意义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的形势飞速发展，全国各战场捷报频传，来往电报多如雪片。当时中央领导同志阅过的电报、文件只在上面画个“√”，由于画勾这种方式有缺陷，不完善，叶子龙同志和胡乔木便提议建立关于文件传阅的管理办法，即在给中央领导同志送传文电时，先在文电上写好名字，阅过后他们在自己名字上画个圈。这样逐步成为传阅文电的制度，并一直沿用至今。
周恩来亲手把密码保险箱交给李质忠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以后，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周恩来同志指示，为迎接全国胜利，有必要召开一次全国机要工作会议。会上李克农同志讲了话，与会同志汇报了情况，并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接见。周恩来同志对机要工作人员说：同志们从前方来，辛苦了，过去战场分散，召集大家来开会很不容易，现在战场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东北全境解放，华北正和傅作义谈判，战争的进程加速，可以说胜利在望。在这种情况下，机要工作开个会很好，研究讨论一下保密问题和迎接全国胜利问题。周恩来同志在这次谈话中就有关机要室的保密工作，作了详细的说明。周恩来指出，机要工作最核心的问题是密码。密码编制要科学，科学的密码敌人不能破。任何事物都有规律，有规律就能认识，密码编制有规律，为保密就要打破规律，使敌人抓不住。使用中不重复，重复了就可能被抓住规律。指挥打仗，要求电报保密、迅速、准确，我们要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秒秒新转到苟秒新、又秒新。所以科学的密码不但要保密，而且要方便使用。有了科学的密码，还要有政治上可靠的人来掌握。国民党的密码编制有些指令规定也很严格。但掌握密码的人不行，国民党政治上的腐败，它的密码编制中不按指令办。结果被我们抓住了规律，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靠情报。我们不同，我们的机要人员政治觉悟高，绝对忠诚于党，按规定编制使用，一丝不苟。好的密码如掌握在不好的人手里，会出漏洞；有缺点的密码掌握在政治觉悟高的人手里，会补救缺点，变成好的密码。我们的密码好，加上人的觉悟高，技术加政治，所以在密码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周恩来还说，过去我们摊子小，机要保密许多事情我亲自管，现在大了，许多事情要我管，管不过来，全国胜利以后会更忙，更没有时间管你们了，所以我现在把党的密码保险箱亲自交给质忠同志，请你们管好。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1949年3月，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北京，中央机要室也跟着进了城，住在香山，之后迁入中南海丰泽园，五位书记居住仍较集中，机要文电的传递方式、方法仍没有大的变化，只是电报不再合阅了。值班人员增多了些，做了些适当的分工。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政权的建立，各地区、各部门领导机关的工作方式和通讯手段，也由战争时期向和平时期转变，这样，文电量、服务对象、急剧增加和扩大，原来由秘书局、机要局、机要室三家各管一部分秘书、文电，在这一新形势下，就显得不适应了。因此，秘书局、机要室所管的那部分文秘工作，在1955年均归并到了机要室，机要室就成了中央文秘统一的管理机构和具体办事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