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区现代化进程中的障碍及其对策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障碍论文,藏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00)04-0010-1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是藏区经济从自然型过渡到半自给半商品型，进而嵌入新机制和现代产业，从牧场走进市场，从计划经济跨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是藏区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各项事业蓬蓬勃勃、欣欣向荣发展的20年。这20年，在藏民族的历史长河中，虽然不过是短暂的一束浪花，但她迸射的光点，却具有里程碑意义。
总结20年的成绩与缺憾，经验与教训，认真寻找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对藏区现代化进程不啻是强大的推动，将带来新的飞跃。
纵观20年改革开放实践，我们不仅看到了资金短缺、交通闭塞、科技落后、人才匮乏、教育欠发达等等问题，还看到了制约自身发展的“病灶”，如观念形态的偏差带来的种种“劣根性”；环保意识不强而引发的生存与发展环境的恶化；建立在虚幻理想和贫穷物质生活基础上的脆弱犹柔心态；古老而根深蒂固的传统习惯势力对现代科技的逆反摩擦……这些因素使藏区现代化进程表现出活力不强，缺乏后劲，整个经济机制运转吃力等等不良倾向。
如果克服不了这些障碍，则它将成为藏区实现现代化的“拦路虎”、“拌脚石”。有可能使改革开放的成果功亏一篑。
这不是危言耸听。
藏民族面临着抉择。
伟大的思想家鲁迅先生说过：“无论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必须敢于正视，这才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成什么气候”。正是这样！如果我们不敢正视面前存在的障碍，那我们也就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干跻身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事业了。
鲁迅先生在《二心集·习惯与改革》一文中还讲道：“……也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黑暗面的勇敢和毅力。因为倘不看清，就无从改革，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自己和怠慢听众的”。作为雪域子孙，我们不能欺骗自己，我们应该如《萨迦格言》所教诲的：“聪明人能勇敢地改正错误，傻瓜连缺点都不敢承认”，“大鹏能啄死有毒的大蛇，乌鸦连小蛇也不敢得罪”，勇敢地面对社会，面对自己的缺点错误，只有这样，藏民族才有光明前途。
一、九大障碍及其危害
藏区现代化进程面临的障碍既有思想观念方面的，也有物质技术方面的；既有宗教影响方面的，也有本身管理水准的；既有传统习惯势力，也有近现代历史造成的心理隔阂；既有外在潮流的压力制约，也有民族先前性的缺陷……将其综合归纳，大约有这样九大类型。
（一）“宿命论”的心态环境
高原险峻多变且恶劣的地理生存环境给人心理上的威慑压力，教育科技的滞后发展，加之佛教“因果”、“宿命”学说的传播深入，造就了藏民族特有的心态和心理框架，表现在对人生、对生命的认识上出现偏差。这种认识偏差在实践中则反映为重来世，轻现实；重供奉，轻奋争；重理想，轻实践；重信佛，轻科技；重祭礼，轻创造；重命运，轻劳动等等的心理结构。
这种心态给社会和个人的影响是：精神上安于现状，不求上进，自我陶醉，盲目自大，听天由命，安于贫贱，追求平稳，追求田园浪漫情调，自得其乐；在经济生活领域，则靠天养畜，生产热情不高，钻劲不大，自甘充当大自然的奴隶，不去主动研究自然规律和全面系统地总结生产经验，不去研究生产难关和创造新的生产方法和生产工具。结果，生产水平、生产工具仍远远落后于整个世界先进之列。
传统文化中也积淀有大量的宿命论。反映在藏人的生命观、宇宙观上，表现为灵魂转世至上，乞求来世幸福成为人生奋斗的目标，把今世仅仅作为中转站。行为上有意游离现实，回避现实，不重视现实，对现实中的困难和问题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对社会问题，经济生活，民族前途均抱有浑浑噩噩、麻木不仁的态度，把自己局囿在半是虚幻，半是现实，半是清醒，半是麻木的心态中，模糊了人生价值，模糊了社会进步的座标，把“自为”的人降格为“自然”的人，钝去了奋进的锋芒，影响了民族整体的素质和创造能力，更影响了民族的进步与发展。
（二）旧的价值取向浪费了宝贵的社会财富
传统的旧价值取向引导广大农牧民进入消费误区，导致对社会财富的浪费，对自然资源开发的浪费与冷漠，对商品价值的冷漠，对市场经济的迟钝，把自己捆绑在停滞不前、贫穷落后的圈子里。
由于旧价值取向的驱使，广大农牧民通过简单再生产获取的剩余财富，流向了不能扩大再生产的领域，或堆砌在女人和男人的服饰用具上；或化为供养，耗费在佛事活动上；或化为无节制、无规划的存栏牲畜上。服饰、供养、牲畜存栏数，成了社会财富的标志。如为了追求牲畜的存栏数，便野蛮放牧，草场超载，使草原退化、沙化、产草率下降，牲畜半饱半饥，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削弱，逐渐形成恶性循环。出现商品率低，再生产资金拮据，畜种退化，甚至走上自生自灭的道路。而在农区，旧价值取向特别表现在自给自足的风尚上，不去涉足多种经营和工商业领域，不求最佳经济效益，从而也就难能开掘明显或潜在的资源优势，把自己羁绊在自给自足的低下生产水平上。
（三）唯美唯道德，导致竞争意识的先天不足，在市场经济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
佛教规范的行为准则，把完善自己作为最高目标，结果把人们导向于精神与物质的分割；情操与志向分割；道德水准与社会进步分割，在贫穷、落后、愚昧的沙滩上建造唯美唯道德的大厦。人们的注意力凝聚在道德修持和情操培育上，一味追求“纯”、“高”的精神境界，乞盼“独善其身”、“坐地成佛”，麻木于生存环境的改善提高。
片面的追求自律，束缚了争夺市场的能力，转移了人生的焦点，分化了农牧民的注意力和创造力，放松了物质文明的投入和科技的发明推广，使藏区依然停留在贫穷、落后的经济生活中。而贫穷和落后又使愚昧蔓延，社会结构不能适时变革。
（四）“奴性”与“霸气”弥漫，思维严重禁锢，理智未能得到深层次开发
上千年的封建农奴制孕育的奴性，几千年部落联盟“军事民主制”滋生的霸气，在现代藏区社会仍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奴性”表现在唯上司，唯经典，唯旧制，在新事物面前，不知所措，不去创新，瞻前顾后，失去了自己的判断能力和决策胆略，从骨子里透射出一种对旧事物亦步亦趋的眷恋和依附。
“霸气”则表现在部落社会崇尚蛮勇的种种遗风。以感情为重，以传统习惯法则为准，意气用事，耍蛮逞雄，在个人行为上很少用道德和是非来制约，以致于血缘仇杀、草山械斗等屡有发生，酿成社会秩序不稳定，民族内部不团结，生命财产受损失，无端消耗人力、财力和时间，延缓社会发展的步子，也消蚀了民族的精气和凝聚力，磨锉了民族的奋发上进精神。
（五）管理队伍的过于庞大，管理人员的素质低下，管理方式的简单机械，管理范围的偏狭严苛，同样阻滞了藏民族现代化的进程，浪费了有限的人才资源，耗去了大部分地方财政收入和国家补助款项
在藏区的干部结构中，充裕的是党政机关型干部，缺乏的是技术型、企业管理人才，比例严重失衡，人才结构畸型状态明显。经济建设急需的科技人才严重缺乏，借鸡下蛋也难于济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吸引人才也杯水车薪，成效不大。而党政事业单位，却人才积压，有高学历的不少人都挤在了仕途道上，造成党政机关人浮于事，带来的不仅是公文旅行，敷衍塞责，管理琐屑死板，而且使人才大量浪费。它不仅很难促进藏区现代化的实现，相反还束手束脚，设卡拦道，增加障碍，影响了工、农、牧民和商民的积极性，成为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新的消极因素。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人事制度的弊端，社会风尚的偏差，还有我们并不完善的现代民族教育体系。文科偏多，理工科偏少；传统学科较多，新型学科偏少；理论及师范方面较多，实用学科偏少；从事教学的藏族教员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强，吸收拓展新知识较弱，教育观念较偏狭单一，继承方面想得多，更新观念、开拓视野、面向全国及未来想得少等等。结果，培养出的人才知识不平衡，专业缺陷大，队伍不整齐，经济型及管理型的奇缺，而语言翻译行政型的偏多，使教育和社会需要出现不和谐，甚至脱节现象。
（六）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挑战、排斥，部分开始出现萎缩、退化、消失的倾向，民族文化面临以牺牲民族特征换取工业现代化的危险
随着改革开放，国门敞开，外来文化汹涌而至，“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强烈冲击着传统的藏民族文化。在利益驱动、物欲至上、享乐主义等观念的推动下，人们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投机竞争、欺骗营销、沉溺感官刺激、追求享受等等不健康的东西。传统美德受到侵蚀、削弱，道德水准下降，利己主义蔓延，精神文明建设难度增加。表现为盲目乐天，相当多的年青人沉浸在追求安逸舒适、美酒佳肴、歌舞享乐之中，不求奋进、不求创造，不求改革，导致民族自身的活力在减弱，意志在消沉。
（七）资源转化商品的意识淡薄
保护资源并使之增值的观念还未深入人心，从而使丰富博大的资源优势难以变成经济优势。无法形成市场规模，无法占领或主导市场局势，无法积累雄厚的资金，只能在市场经济中屈就原料基地的地位。出现资源无比富饶，地方却很贫穷的悲剧局面。
（八）法制难成气候，部落社会、活佛至上的传统观念有着相当的势力，增加了与现代社会的摩擦力
在现实中反映为笃信活佛裁决，冷落政府行为；崇尚头人血统，以世俗方式处理原部落中的民事、刑事纠纷以及与邻近村落的关系，漠视法制法规，与现代法制社会相抵触，从而阻滞了现代化进程中有效的行政管理机能。
（九）生态环境的恶化，令开发前景更加严峻
野蛮采伐，使森林资源受到很大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植被损失惨烈，导致气候的恶劣；野蛮放牧，草场超载严重，导致牲畜质量下降，草场质量退化；野蛮采矿，导致资源利用率大大下滑，草场、山林植被受到破坏。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又使资源开发的不利因素增多，需付出的代价更大。
除了这九大障碍，还有心理上的承载能力，即藏民族历史上的辉煌与现实的虚弱，由此，引发对民族前途的迷惘迟疑，对学习先进民族失却信心，等等。
二、根除障碍的思想与对策
任何一个民族，当他停步不前的时候，其“病灶”必定在思想观念和社会结构上。陈旧或错误的思想观念，使其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固步自封，自我满足，停止不前，甚至自高自大，对前途对未来作出错误判断和荒谬决策。而落后僵化的社会结构，又犹如三角绊绊住骏马的双蹄，有形无形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法，影响着其前途选择，还影响着众人的意志以及力量的聚焦点，成为巨大的社会阻碍力。它通过集体组织的制约力，束缚着每个成员发展的选择和行为的自由，使个人的创造性、奋发力受到阻碍，永远淹没在“共性”的汪洋大海之中，使你无法形成气候、掀起波澜。
改变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积淀的观念，不可能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它没有灵丹妙药，也无法一蹴而就，只能从具体的、琐细的基础做起，须有5年，10年，20年的规划，甚至一代或数代人孜孜不倦的努力。根除九大障碍，笔者以为，我们应该要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开放性的藏区教育体系，与全国接轨，与全世界接轨。指导思想上应重在内容，重在实用，而不局囿于形式，摒弃小而偏狭的传统民族教育格式
教育是根本，在藏区尤其如此。藏民族能否实现现代化，关键在于有无一支本民族出身的、长期扎根雪域、热爱本民族、并掌握了一定现代科技知识的知识分子队伍。要建立这样一支队伍，教育体系就不能单纯以传统文化为重，也不能囿于藏语文单一文种，而应以社会需要为重，要厚功底，宽口径，强适应能力。以生产需要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众多学科为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高原现代化进程调整布局。藏区教育体系，要文理有所侧重，文理相互渗透，既有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队伍，更有大量的、掌握了先进科学知识的、适应和推进藏族现代化进程的本民族科技大军。对教育体系的检验，应该以实践效益为惟一标准，更以知识的含金量，即面广质好和藏区社会发生的效益来衡量。
经济的发展，文化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视野的开阔，知识的积累，民众素质的升华，又会反作用于本民族文化意识的增强，帮助藏民族进一步认识民族文化的价值，激发热爱民族文化、拓展民族文化的热情，更自觉地在广大的范围里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使民族文化更加深深地扎根于雪域大地，向全国全世界辐射。
（二）因地制宜制定发展规划
中共中央在1984年3月召开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针对西藏地区的特殊性指出：“必须看到西藏在我国是一个具有很大特殊性的地方，它不仅同内地各省的情况有很大差异，而且同内蒙、新疆等民族自治区相比也有许多的不同”。《纪要》列举了西藏特殊性的四个方面：“高寒缺氧，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基本上长期处于封闭状态；过去长期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在跃进到社会主义以后，——历史上遗留下的痕迹仍然很深；基本是单一民族——藏族聚居的地区，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心理素质、民族感情和风俗习惯；基本上全民信仰喇嘛教，宗教在群众中有长期的深刻的影响”。《纪要》提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从西藏的上述特点出发，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在西藏实行符合实际情况的特殊政策，正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国内其他藏区的情况基本和西藏一致。这样，我们制定发展规划，选择突破点，首要的便是要明确我们的基础，认识我们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
地域的特殊性——高寒缺氧的“世界屋脊”，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种植业局限性大，受大自然的束缚强；联系松散、居住过疏，没有形成大中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地理的长期封闭带来心理的长期封闭、观念的固执偏狭，也带来对外界文化的排斥性。这种地理环境和随之形成的心理状态，不可能因外来物质、外来文化的汹涌进入而发生大的改观，这是一个相当长时期才能完成的使命。忘记了这一地理环境附带的不利因素，忘记了生活在这一地理环境中的民族的特殊心理结构，我们的经济改革就会走弯路。
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在当前藏区社会中，政教合一统治的阴影和部落联盟民主制的阴魂还是有一定的市场。它们通过人们的思维判断方式，处理规范行为的方式，宗教信仰的方式，道德裁判的方式，对当代藏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施加影响，进行渗透，干扰人们学习科学、学习文化、潜心生产、全心投入市场经济，无形中减缓了群众的前进步伐，磨钝了人们的聪明才华，迟滞了走进市场经济的步伐。另外，传统势力、习惯法等等，都有形无形地干扰着人们走进现代社会，接受现代观念。消除这种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痕迹，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各级领导和有识之士在认识上要有足够的、长期的准备。
文化的特殊性——藏民族有着统一的民族心理素质、民族感情和风俗习惯，也就是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它产生于雪域高原的地理环境，是封闭状态下产生的文化。因此，它先天性地有着保守、闭塞的一面。它产生于奴隶社会，成熟于封建社会初期，自然而然掺和着封建意识和陈腐观念，与现代社会观念、与世界先进文化形态有着较大的差距，与现代意识有冲突，这是一股潜移默化的力量，这种文化引出的冲动力也不可忽视，有时它能把全民族的情绪误导入盲目的、偏执的、错误的歧途上。
宗教影响的特殊性——雪域高原的藏传佛教与世俗社会有着很紧密很广泛的思想联系与物质联系，在藏区社会每个家庭或家族，很少没有出家僧人的。这样，宗教从理论上、思想上无时不在施加影响于世俗社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信教群众接受现代社会新鲜事物的热情和动力，影响他们接近现代社会，更影响他们投入市场经济的勇气与自信心。
藏传佛教的潜在力量是一股有群众性倾向的巨大力量，不可掉以轻心，等闲视之。其改革的进程必将是长期的、缓慢的，化其消极面为积极面更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在走向市场经济的旅途中，我们决不可忽视藏传佛教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
自然资源的特殊性——藏区自然资源主要是水利、森林、矿藏、药材、自然景观等，但这些自然资源也有其较大的局限性。首先分布不均匀，也不平衡，像水电资源集中在深山峡谷，交通极为不便，兴建成本偏高，要合理运用则困难重重。在人口居住过疏的地方，小水电建设出现了“修得起电站拉不起线”的可悲现象。由于资金、输出、利用等各种综合原因，利用水利只能是较理想的远景目标，一时难于造福地方。矿藏也如此，受资金、技术、劳动力素质、运输、综合利用能力诸多因素的牵制，短时期内很难形成大中型综合深加工企业。近期内依然是原料供应或粗加工，增加值微薄，为当地经济发展难起“龙头”作用。木材砍伐也只是原木的输出，是原始的掠夺性经营，没有深加工的工艺和大型现代加工厂，给地方财政帮助不大。
资源分布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其开发的难度，而这一难度也会较长时期存在下去，不可盲目乐观。
这五个特殊性是藏区“区情”中不利于经济建设的方面。我们的决策决不能脱离开这个现实。忽视自然环境、民众素质、历史痕迹、文化特色、宗教传统、资源分布局限性等，我们就无法发展。这五个特殊性是我们认识事物、考虑问题、处理问题的着眼点。
历史发展阶段是不能逾越的，尤其藏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嵌入”新机制的，是从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的社会形态一跃跨进社会主义阶段的。它的经济基础是薄弱的，脆弱的，是封建农奴制留下的“家底子”。还有，历史遗留的旧文化、旧思想和包袱也很沉重，补课的任务巨大而长期。我们可以毫不讳言地说藏区经济在目前阶段，从整体严格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级层次，是半自给半商品的经济，是走向商品经济的准备阶段，因此，它现阶段的重点只能是积累经验，积累资金，积累人才，积累知识。
正因为是这样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文化意识基础，我们走向市场经济的规划、步骤、目标只能从以上特点出发，“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不能把藏区发展条件等同于东南沿海地区、内地经济发达地区、汉族和其他先进少数民族地区，只能放在藏区环境之中，千万不可搞一刀切。藏区解放以来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历程中，几次波折都是因为“盲动”、“蛮干”引起的，损失也是相当惨重的。教训沉痛，值得长久铭记借鉴。
这就是说，藏区进入市场经济要量力而行，指导经济工作“心肠要热，头脑要冷”。要把底气打足，家底夯实，切合实际地制定规划，迈出坚实的步伐。
（三）合理组建产业结构
作为战略布局，产业结构是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百年大计。它体现的是当地经济发展的方向、重点。是有限财力、物力、人力倾斜的流向。这一步踏错了，耽误的不是一年二年，很可能是一代人，一个较长时期。它会使我们失去机遇，增加困难，处于被动尴尬的窘境。
现代社会的标志是工业文明，但工业文明的标志不是烟囱林立，机声隆隆，浓烟滚滚，而是高科技的运用，是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和传统技能。在当今世界，一些号称现代化水平很高的国家，都各有各的优势，呈现出姹紫嫣红、百花齐放的气象。日本以电器、汽车、造船著称；德国以化工、精密仪器和光学仪器取胜；而瑞士则以机械钟表扬名天下；法国有名气的则是纺织品和化妆品；美国则是动力、钢铁、有色冶金、航天及其他机械、军火、原子等重型产业。有好些国家和地区还以中转运输（香港、新加坡等）、金融中心（纽约、伦敦、香港等）、旅游业（埃及、泰国等）作为当地经济的支柱。这些，自然是无烟工业，与传统意义的工业已经有了很大距离，但他们却获得了成功，有了丰厚的经济效益，促进了自己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跃升为世界经济强国或富裕地区。他们成功的奥秘是什么？奥秘就在于他们着眼于自己的实际，独辟蹊径，走自己的路，开掘自己的优势。
放眼全球，没有一个经济强国的生产布局是“小而全”、“大而全”的，区域性经济是当今世界经济的特征。
我国工业发展的路子受前苏联的影响，往往着重于重工业，其次是轻工业、农业。这种影响的残余至今仍有市场，动辄一轰而起，“填充空白”，“形成体系”，使经济失调，元气大伤，损失惨重，好些年头缓不过气来。
藏区由于“五个特殊性”，不能走“小而全”的产业结构和布局，也不能步内地或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路子。藏区人口密度过疏，提供不了足够的劳力密集性的加工产业；藏区资源分散，无法建成某一资源集中的体系性的工矿企业；藏区市场规模不大（短期内无法出现大的规模），交通线长，物价成本高，投资环境不理想，劳动力文化科技素质不高，产品销售慢且周期长，除非利润巨大而驱动投资者投资，国家投资若单纯从经济角度讲，也是由于其资源是独一无二的（如铬、水利等），经济价值高，一般情况不会拿出大笔资金来的。那么我们是不是说可以绕开工业化道路而另走捷径呢？不，这是不可取也不可能的。
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工业化，而是如何选择那条工业化的路子。
在藏区，我们当前兴办和发展工业，依托的是自然资源。但自然资源的利用是有序的，通常都是从低投入、高产出产业入手，优先利用这方面的可用资源；其次，要看外部对这一区域资源的需求程度。综观全藏区，我们能依托，并可以开发利用的资源序列，应该是这样的：
第一，畜、农、林、野生资源、土特产品加工业，并由此延伸扩展的民族手工业。它既有广泛坚实的资源基础，又有群众传统技术基础，还能大面积地吸纳外来科技手段。它与基础产业有机衔接，相互推动，能为基础产业的发展带来强劲的“东风”，在积累资金、吸附劳力、提高农畜产品的生产率、吸纳、传播工业科技知识方面有着一举数得的效益。也是能比较快速地投入生产，且成本低、原料就近、有宽广市场、能持续发展的行业。
第二，旅游业。这是属于文化开发的“无烟工业”。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景观，特别是魅力无穷的人文景观，是别的地域无法比拟的。它在文化、历史、地理等方面的价值已经引起世界的注目，势必成为全球旅游景观热点之一。从西藏来说，1980年海外旅游者只有1059人，到1987年猛增至43500人，后虽因诸多原因而有所反复，但1992年仍有23500人。1987年旅游收入总额为3313.5万元，1992年则达到9256万元。如果配备条件能上去，并能围绕旅游举办各种传统文化展示活动，其势头必然有增无减。
藏区的旅游线可以发展成一个大圈子，即从安多藏区的景观到前后藏的景观，然后东去西康，融寺院景点、历史遗址、民俗风情、自然景观为一体。也可分为区域性景观、特色性景观、季节性景观、风光性景观、民俗性景观等等。它是一年四季都不会枯竭的资源，也是投入很低，成本低廉，资源广泛，见效很快的行业。西藏拉萨地区、萨迦地区、山南地区，青海省的塔尔寺、果洛、青海湖，甘肃拉卜楞地区旅游业给地方经济带来的活力都足以证明旅游业在青藏高原的旺盛生命力。旅游业还促进了餐饮业、商业等服务行业的迅速发展，带动了民族手工业的繁荣，加快了城镇的形成和规模建设。
第三，采掘业。丰富的矿产资源是藏区脱贫致富的重要财路。藏区矿产资源分布广泛，一般类型的开发无需复杂的技术，当地劳力稍加训练均可投入。在当地还没有条件深加工的前提下，通过矿业开发迅速积累资金，不啻是增强藏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有效途径。
第四，药材业及保健滋补药业。藏区丰富而独有的药材及野生滋补保健动植物资源都是见效快、投入少、开掘方便、经济效益高的加工产业。特别是藏医藏药，历史悠久，用药独特，疗效显著，加工诊断方式特别，享誉中外，是“民族之宝”。我们不能身在宝中不知宝，让自己的优势流走（这种可能性已经存在，中外有眼光的医药企业家已经把目光盯在藏医藏药生产研制上了）。
第五，能源利用。藏区能提供的水能、地热能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但它是长线建设，在争取国家投资的前提下，应积极规划，造福地方，又为将来的规模发展打下动力基础。
以上产业次序的设想，是不是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藏区，产业结构应该是两头大，中间小，两头带动第二产业。重点依然是第一产业，其次是第三产业，最后才是第二产业。
鉴于藏区发展的特殊轨迹，在加强第一产业的同时，积极开掘第三产业是搞活藏区经济，推进经济发展的一条捷径。第一、第三产业的发展，又给第二产业的兴办积累了资金，引进了技术和人才，还拓展了市场，扩大了影响。
这应该是藏区产业的合理结构和正确走向。
（四）摆正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由于藏区特殊的历史进程，特殊的政治环境，稳定在藏区也就有着特殊的意义，如果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的发展就成为一句空话。但如果一味地为稳定而稳定，把稳定作为唯一的追求，无形中必然禁锢人们的创造性。
其实，只有在发展中求稳定，才能求得真正的稳定，这个稳定局面才有扎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能稳得长久，犹如雪山，风雪压不垮，洪水冲不走。单纯地以稳定求稳定，社会基础条件没有改善，经济基础没有发展，人民未得到物质实惠，看不到光明前途，就会见异思迁，酝酿不稳定的因素。那种单纯以稳定求稳定的思想，犹如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经不住大的风浪冲击。
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过：“发展才是硬道理”。“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他在有关西藏的问题上，总是强调发展，把发展列为第一位。
求稳怕乱思想的潜在根由是人的惰性在作祟，是创作活力的萎缩，是安于现状、不图进取、无所作为的心理折射。不铲除这棵“惰树”，发展就成为空话，稳定也只是暂时的、局部的。结果，不仅自己成为时代的落伍者，还为地方的经济发展留下了历史的“缺憾”。
（五）基础产业的出路在于科技普及
草原是畜牧业的载体，是基础。基础产业的突破口在草原建设上，侧重在饲草的数量和质量上，即改靠天养畜为人工养畜。这方面世界上是有先例的：美国人工种草面积达25万平方公里，占草原面积的10.2%；前苏联人工种草面积达到39万平方公里，占草原面积的10.5%；而我们国家的人工草场面积仅3万平方公里，只占可利用草原面积的1.2%左右，青藏高原更少。
基于这样的现实，藏区首先要抓的是依照《草原法》保护好天然草场，发动群众组织牧民监管草场，保护使用。有效地阻止、追究滥挖滥开，违法侵占草原的行为。对凡是使用或征用草原的单位和个人，依照法律收缴草原使用费、草原补偿费，用来草原建设、恢复植被。同时，落实和完善草场承包制，草场固定到户，长期不变，可以租借赁用。坚持草场建设“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鼓励牧民多方集资建设草原。在草场建设中，引导牧民在自愿的基础上，联合经营、封滩育草、划区放牧、分区轮牧，并努力开拓以户为主的人工种草基地，提高草原出草量，增加载畜的数量和质量。
科学养畜是保护天然草场的另一有效措施。首先充分利用草场季节性畜牧。不同牲畜的采食习性不同，对客观自然生态有不同的选择性和依赖性，在不同的地区、不同草场配置最适应的畜种，才能提高经济效益，发挥草场潜力。利用暖季和牧草旺季增加牲畜饲养量，提高膘情，以利出肉率。到冬季，把肉畜、弱畜、老畜有比例地合理宰杀，增大牲畜商品率，出栏率，减轻冷季草场的压力，发挥草场资源的最佳效益。其次，重视畜群的合理结构，即品种结构的调整。在品种结构的调整中，我们的指导思想应该是市场需求变化为导向，以提高畜牧业整体的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为宗旨，要扭转的偏差是“小而全”的畜类，以及良种畜、土种畜的混杂。
改善畜业的质量结构不啻是一种效益明显，有助于合理开掘草场价值的出路，“数质并重，以质为主。”
良种化必须注意具备两个立足点：一是具有较强的地域适应性，在某种类型的特定草生态系统中具有较强的生存能力、能量吸收能力及其转化能力，从而具有生理上的优势；二是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投入换取相对较高的产出，从而有经济上的优势。除了再生产结构的改善，即着重要搞好基础母畜的比例。在国外畜牧业先进国家，适龄母羊的比重一般达到70%以上，这样，畜群的扩大再生产能力就达到80%以上；适龄母牛的比重也在60%以上，牛类畜种的扩大再生产能力也就能保持60%左右。我们应该创造条件，力争母畜比例达到55%左右，走上“母畜多、出栏多”的良性循环，提高畜群再生产能力和畜产品商品率，既适应市场需求，又拓展市场半径。
良种化要具备的两个立足点，告诉我们畜种的改良要把目光更多地盯在当地品种上，而不是单纯地引进外国外地的良种。
这方面的教训是惨痛的，也是深刻的。过去40年，我们本想走捷径，结果欲速则不达，忘记了我们的牲畜生活在高海拔，半荒漠，植被单薄的青藏高原上，外来畜种很难适应很难生存下去这一客观、严峻的环境。
在青藏高原上，不管是牛类还是羊类，都在长期的放牧和培育下涌现有优良品种。它们和其他藏区的牛羊畜种共性大于个性，都耐粗放，耐高寒，横向交配后繁殖率、存活率都较高。因此，我们应该把牲畜良种化的希望寄托在自己脚下，寄托在青藏高原上。
强化基础产业是一句人人挂在嘴头的老话，是人人看得见、摸得着的一项基础工程。这项工程由很多支架撑起，而支架的撑牢却要依靠琐碎的、平淡的、长期的工作。它犹如一道砾石砌起的高墙，又似众多的水渠汇聚成的湖泊，要把石头一块一块地砌摞，要把水渠一条一条地开掘，像链条般一环一环地扣连。这就需要我们埋下头，任劳任怨，坚持不断地从事艰辛的劳动。
在基础工程面前，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六）干部队伍由党政型转化为经济型
藏区目前的人员布局，特别是有一定知识、一定技能的中青年人才的分布，显出令人纳闷的奇特的畸型现象；一方面经济建设第一线各种行业人才奇缺，出现持续严重的“旱情”；另一方面，党政事业单位人才大量拥挤积压，还有继续膨胀的趋势，出现了持续严重的“涝情”；一方面干部职工的学历越来越高，中高级职称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现实中却严重匮乏人才，尤其是运用人才、技术人才。
究其原因，固然因素很多，但根本的还是一个民族素质问题，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状态的折射。它向藏人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是安于现状不求上进呢？还是勇于创新，奋发开拓？是无所作为听天由命呢？还是拼搏努力、开辟新的乐园？听天由命，安于现状，无所作为，不求上进的结果必然是被竞争的现代社会所淘汰、所抛弃。而好多藏族青年知识分子并未认真思考过这一严峻问题，仍叩打党政事业单位的大门，其思想根源实质上则是惰性作祟，在于贴靠依赖国家，图个人“旱涝保收”、平平安安过日子。这是懒汉思想在作祟，是民族精神的萎缩异化。
试想当国家财政某一天由于某种特殊原因，大幅度减少了对藏区的补贴，或者取消财政补贴，那情况会如何？结局是什么？这个答案不言而喻，人人清楚。
提高自身的造血功能才是真正的出路。
要造血，就得开掘藏区人才的潜力。
“分流”、“导流”、“转向”，是较科学的办法。也是当今现实下不得不采取的“普通手术”。
首先是“分流”。结合藏区当地人口、地理、政治、经济规模，科学地设立机构，宜粗不宜细，宜少（但得精）不宜多，坚决摒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形式主义做法，开创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局面。然后对人才进行分流，把具备专业知识且年富力强的人才分流到经济建设第一线，分流到基础业务部门去，努力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在观念上还需要革新纠偏的是，改变从业务尖子中选拔人才充实党政部门的偏向。
由于认识上的误差，我们有的领导干部把管理部门当作了业务部门，把宏观调控的职能当作微观管理去操作，造成了本身的“错位”。管理部门配置人员的首要条件应是选拔对象的管理能力、组织才华。他的岗位目标是：对所管理的部门予以指导、服务、协调。
“导流”是为了“排涝抗旱”，把人才导向最需要、最擅长的岗位上，充分发挥人才的潜在能量，使人才的分布合理、科学、有一定的活力。
“转向”，则是针对那些知识老化，或者专业过剩，或者还未具备专长，岗位上多余，但年富力强的管理人员而言。这一类人员数量不少且分布广泛，是管理机构“老大难”问题。人事组织部门应该争取主动，通过个人和组织的共同努力，尽早帮他们“转向”，或到经济建设行业实践，或进修考学，尽早尽快掌握当地需要的技术知识，不使自己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在人才资源的培育中，我们需要立足藏区的现实，以推动当地产业建设为着眼点，建立起高、中、初级人才合理布局的体系，尤其是运用学科和实用技能方面的人才培养更不能忽视。随着各地基础教育的蓬勃发展，中学毕业生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他们中只能有一小部分考入大学，大部分滞留在社会上，而藏区的第三产业，技能领域的生产，又需要吸纳大量的有文化的青年。因此，开办藏汉双语的职业中学，或者职业培训班，不仅必要，而且应该大力倡导引导，应该作为教育部门、经济部门的战略规划去抓紧。
（七）有的放矢地规划藏区的文化宣传
集中舆论传播媒介，针对藏人观念上的陈旧偏颇部分进行科学的、有理论水准的、有说服力的评析解剖，帮助藏族人民树立正确的幸福观、人生观、世界观。把人们的希望、期冀、向往从来世、从报应、从幻想中拽回来，集中吸引到今世，吸引到科技事业上，吸引到注重劳动奋斗，注重自我创造，注重自身价值，注重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前途上。这样，藏区的现代化才有坚实的社会基础、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成为民众广泛自觉的行动。社会发展也就有了强劲持续的启动力和后续力。
（八）正确、全面、科学地认识佛教的本质
正本清源，积极开掘藏传佛教的认识论价值，开掘其积极因素，把佛教的理想——“普渡众生”、“舍已利他”揉合进现代化进程，使其为创造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而贡献大智大力。
[收稿日期]1999-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