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家璧的角色立场与职业身份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赵家论文,特征论文,立场论文,角色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6)01—0150—07 对于赵家璧这位活跃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著名编辑出版家，学界以往的研究首先侧重于对其编辑出版活动的宏观性或整体性阐述，多见带有归纳总结性质的论文，论题突出表现在综论他的编辑出版思想或选题策划思想等方面；其次是对其主持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在现代文学编撰史、传播接受史和编辑出版史等层面上做出了多种视角的发掘阐释。此外，也有论文关注到了赵家璧对某一种类出版物的具体运作流程与策略。然而，对其在一系列编辑出版活动中的角色与身份特征少有人纳入研究视野。即使有少量的研究，研究者对赵家璧角色身份定位的呈现仍较多的受到其自撰的《编辑生涯忆鲁迅》《编辑忆旧》《文坛故旧录》等书的影响，甚或照搬其通过自述勾勒的形象，很少将赵家璧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来阐释其编辑出版活动中所体现的某些个人特质。本文则以赵家璧20世纪30年代编选左翼作家作品的现实考量为论据，通过具体事例论述赵家璧在编辑出版行为中所体现的角色立场与职业身份特征。 所谓现实考量，这里是指两方面的表现，其一为规避政治与商业风险的应对方式；其二为职业编辑出版人追求符合商业出版目的的“左翼取向”。关于赵家璧“政治局外人”与“公司雇员”的角色立场的论述主要立足于现实考量的第一个方面，而对其在个人理念上的“左翼取向”同其编辑出版人的职业追求形成妥协与契合的论述则从第二方面出发。 一、规避风险与“政治局外人”“公司雇员”的角色立场 毋庸赘言，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发行左翼作家的书籍是会冒一定的政治风险的。因此，采用适当的方式去规避政治风险，就成为没有政治派系背景的赵家璧在编辑出版左翼作品的过程中必须作出的现实考量，这是编辑出版人在受限于具体时代环境和生存条件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的问题。 在赵家璧职业生涯早期的1931年，他开始主编“一角丛书”(至1933年底出齐80种)，并与左翼作家的作品产生了初步交集。“丛书”收入了林伯修(杜国庠)、周扬、夏衍(沈端先)、丁玲、郑伯奇(郑虚舟)、钱杏邨(阿英，徐衍存)、张天翼、何家槐、姚蓬子、沈起予等人的作品。虽然这套丛书后来被郑伯奇评为“无可否认，这些丛书的内容并不令人十分满意，作者的名单也比较复杂”①，但是对于刚进入出版界不久的赵家璧来说，“因为如果不那样做，良友作为一个主要出版进步文艺书籍的据点，在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中，是不可能存在下去而不遭破坏的”②。显然这表现了两位不同身份角色的人在看待同一问题上的差异性。郑伯奇作为“左联”“剧联”的重要成员，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其对“丛书”作者“比较复杂”的评价也符合其立场要求，对于有左翼作家参与的编辑出版活动，他当然更愿意看到的是一次“比较单纯”的集合，而非“左”“中”“右”作者的作品汇入同一套丛书中，呈现出“并不令人十分满意”的混杂面貌。况且在与赵家璧合作时期，郑伯奇就曾说：“在组织稿件方面，他奔走出力最多，因为有些作家，我是不便出面，也不愿意去见的。”③可见，郑伯奇对自己身份立场的敏感和坚持，由此带来的一定的排他性自然也难以避免。赵家璧在此点上的辩解则与郑伯奇有着明显的区别，他曾自述过：“我在大学读书时期，对政治不感兴趣；进良友后，还是抱着这种超政治的态度。我自认是无党无派的爱国知识分子，不满现状，要求进步，但要在政治上再跨前一步就不干了。”④这段自白很真实地反映了一位具有爱国意识，接受过自由主义文化浸染，在性格上并不热衷于政治事务并注意与之保持一定距离，同时对文艺工作的理想始终不渝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 对于编辑出版左翼作家作品，既是赵家璧的理想诉求，也是其职业工作的分内事。赵家璧虽然追求事业进步和不断完善自我，但对于左翼作家具体参与的无产阶级政治文化运动，则全然是个“局外人”。选择淡化“丛书”作者群的政治色彩以规避相应的风险，完全符合赵家璧作为“政治局外人”的角色立场。对自己作出这样的角色定位，决定了赵家璧既要以编辑出版左翼作品为个人“不满现状，要求进步”的追求导向，又要与真正的政治运动始终保持距离——甚至是有意避免过多的牵涉。选择以容纳不同文学流派、不同政治倾向的作家以冲淡左翼敏感色彩来作为规避政治风险的应对方式，既实现了在编辑方针的个性理念推动下出版呼应时代潮流的左翼作品，也保证了编辑出版行为本身与“左倾”“赤色”的政治行为相分开，既使其得以安身立命的良友公司免遭不必要的冲击，也使赵家璧得以维持其坚守的角色立场。这种在编辑出版左翼作家作品活动中表现出的适度介入或有限介入，是赵家璧内在角色定位的外化表现。“介入”即是赵家璧对高尚且矢志不渝的事业目标与思想进步的人生追求，而“适度”或“有限”，则意味着赵家璧的事业也仅限于编辑出版工作的范畴。因此，他就不会像生活书店创办人邹韬奋那样的编辑出版家一样，最终选择亲身参与到革命的洪流中去。邹韬奋曾于1938年至1944年4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⑤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广大爱国者，发展进步力量方面一个十分成功的例子”⑥。而赵家璧始终在革命之外，在文艺之中；在政治运动之外，在编辑出版之中。 应该说，正是在涉及左翼作家作品的编辑出版中呈现的“政治局外人”的角色立场，使得赵家璧对文艺作品采取了一种更加纯粹的选择倾向，其自由主义精神底色的文化人格决定了他的审美情趣。在编辑选稿上采取的文艺标准或非政治标准，是赵家璧得以将编辑出版左翼作家作品的“进步事业”与文艺工作本身相协调的关键点，也是为缓解发行左翼作品可能导致的政治性掩盖文艺性而以博采众家汇聚众作的方式来应对的原因，这也是他能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诸多具有高超艺术水准的名家名作的重要原因。如果亲身介入政治运动之中，一位编辑出版人往往会因其一时一事的取向而发行大量富于鲜明时效性的读物，或本质上属于宣传品的“文艺”书籍，这在当时自然可以具备立竿见影的现实影响性与政治功利价值。然而，赵家璧却立足于时代，听从进步潮流的召唤，同时又明确与革命潮流中具体而繁琐的政治运动相分离，以“无党无派的爱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回应社会民众的广泛现实需求，同时又担负起文化传承与精神结晶再创造的文人使命，以“政治局外人”的角色在编辑出版工作的本位上追求进步。即使他并不直接从事创作，但他致力于发现佳作、推出精品的业绩，仍旧足以深深印刻在现代文化史、文学史与编辑出版史上。 1934年赵家璧对《中国新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的编辑出版过程，则直接表现出了他对牵涉左翼作家作品的政治因素而带来的商业风险的现实考量。在《大系》的编辑策划初期，郑振铎建议《建设理论集》由胡适来编，赵家璧对由这位时任北京大学校长、新文化界的领袖权威来主持编纂既感赞同(“如能找他来编选一集，对一般读者既有号召力，对审查会也许能起掩护作用”)，又担心同时参与《大系》编选的阿英、郑伯奇、鲁迅等左翼作家对政治上逐渐右倾的胡适抱有不满，但在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治高压与当局图书杂志审查会文化钳制的艰难环境中，“这样一套规模大、投资多的《大系》，完全找左翼作家编，不来一点平衡，肯定无法出版”⑦。后来赵家璧终于请到了当时“大名鼎鼎”“高高在上”的胡适作为《建设理论集》的编选者并撰写导言。 《中国新文学大系》对于中型规模的民营企业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来说，无疑是一次“需要庞大投资并冒一定风险的出版计划”⑧(包括书籍的精装成本和每本五十万字的篇幅、邀请名家编选作序的高昂编辑费和稿酬、不菲的广告宣传费用、昂贵的书价等)，如果成书之后因为左翼色彩过重而遭当局查禁，对于良友公司将是不小的损失，对于赵家璧的职业生涯也将是一次重创。伍联德这位民营企业的总经理，在对赵家璧大力支持之余，也常对这位“无党无派的青年编辑”告诫道：“不要直接去顶撞国民党统治者，从而闹得关门大吉，大家失业。”⑨ 如果说规避政治风险是出自赵家璧对自身“局外人”的角色选择的话，那么规避商业风险则是赵家璧作为“公司雇员”的现实考量。在国民党施行文化专制的社会环境下，寻求商业出版的成功无疑须谋求最大限度地规避相应风险的出版方式，规避政治风险、淡化左翼色彩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企图有效地规避商业风险的努力，这凸显了赵家璧作为积极参与资本化运作的文化市场中代表出版方利益的“公司雇员”的角色立场。 将赵家璧定位为与左翼作家相互扶持的“同路人”的角色，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须指出，返回历史状况和发生现场，赵家璧始终都是以一家民族资本的营利性出版机构中负责文艺出版的重要雇员的角色进行编辑出版活动的，他除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之外，还须将为雇主谋利作为自己必须履行的职责，后者可谓前者的前提，也是对赵家璧主体行为的一项基本限制。正如其自述的那样：“在旧社会，一个编辑想要出版一些好书，大半的命运就掌握在书店老板手中，这是无可讳言的。”⑩良友公司创始人兼总经理伍联德就曾在阐述良友公司的发展计划时直言：“根据着人才与经济之厚薄，循着商业的程序，逐步进展”，“以商业的方式而努力于民众的教育文化事业，这就是我们的旨趣”。(11)可见其作为民营出版机构以商业化原则谋求发展的明确立意。赵家璧所面对的上司是没有政治背景的一位雄才大略的“青年企业家”(12)(指伍联德)和在奠定公司经济基础后“守成方面，建有殊功”(13)“满脑子经营管理的企业家”(指经理余汉生，其在1934年伍联德离职后接管良友公司)，伍、余两人也清楚赵家璧根本没有什么政治关系，因此，在因出版左翼作品遭遇国民党当局威胁时直言：“你出版左翼作家的作品，是因为读者群众的需要，我们才让你多编这方面的书，这责任该我们来负的。”(14)两人不仅放手让其自由组稿、选书，甚至“稿酬也可以让我自己决定”，在受到当局刁难时还可做到出面“帮我顶住”。(15)为了维持民营出版机构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发展，必然带来的对公司雇员的盈利要求和行为限制，赵家璧自己当然也深知个中道理。他在晚年的文章中就很清楚地阐明了出版社本身就是生产经营性单位，作为“产品”的图书除了是一种精神文化成果外，也是一种以商品形式进入流通消费领域的物质产品，“因此，在经营管理方面非抓好不可，如果搞出版工作而不考虑经济利益，企业的生命既无法维持，更谈不到扩大再生产，社会效益也就无从实现”。编辑出版人实现商业与社会效益的基本途径即是“以书养书”，一旦赵家璧负责的文艺书出现亏损情况，只能靠良友公司的主业即“销行巨万的大型画册和《良友画报》的收入来补贴”，因此，他主张“要当个出版家，先要当个出版商”。(16)可见作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雇员的赵家璧，在选编“丛书”时所作出的现实考量，不仅仅是从自身对待政治或文艺的态度出发，还将在商业出版上是否能取得相应利益纳入了自己的考虑范畴。如果说前者是其自身内在追求的表现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外部条件的制约，并且后者为赵家璧提供了编辑出版活动的平台，是实现其抱负的关键。 上述“政治局外人”和“公司雇员”两个方面的角色立场，分别意味着在出版左翼作家作品时对政治和商业风险作出的适当规避，这种规避风险的方式既符合赵家璧个人的政治态度和文艺理念，也避免了使其所任职的良友公司遭受牵连，这是一种既可自我保全又可延续自我的有效应对之策。 二、编辑出版人的职业身份与“左翼取向”的妥协与契合 赵家璧对20世纪30年代编选的涉及左翼作家作品的“丛书”的现实考量，以消极角度及其受到限制的表现而言，体现了其规避政治、商业风险的“政治局外人”和“公司雇员”的角色立场；而以积极角度及其主动选择的表现而论，则是其对商业出版事业的追求，这便是赵家璧作为编辑出版人的这一职业身份特征的体现。正是以其职业身份为立足点，从符合商业利益的目的出发，赵家璧与其编辑出版方针的“左翼取向”构成了相互的妥协与契合。 赵家璧常说：“作者是我的衣食父母。只有约到受读者欢迎的作者，我才能在公司留得下来，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17)职业身份是个人安身立命之所在，它为个人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活动空间。赵家璧谋求出版市场的读者欢迎，既是为了实现个人理想，也是为了完成其供职方良友图书印刷公司赋予他的基本义务，职业本身就是一种前提要求，它使得从业者必须在履行职责为雇佣方获取利益的基础上实现自我价值。但这里所提及的职业编辑出版人身份，与上文提及的“公司雇员”的角色立场有所不同的是，公司雇员倾向于说明赵家璧所受到的外在限制，即为规避出版左翼作品可能带来的商业风险而作出的应对之策，而职业身份则更多地侧重于论述赵家璧在处理编辑出版活动上所表现出的主动性，即为取得左翼作品在出版市场上的商业成功所采取的协调方式。 编辑出版20世纪30年代普遍受到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欢迎的左翼作品，既是赵家璧实现自我进步的契机，同时也是他在职业责任上完成商业出版盈利目的的良好途径。赵家璧“把文学、艺术、编辑、出版作为终生事业”(18)的选择，既是人生诉求，也是职业理想，前者的实现有赖于后者的支持。如果说赵家璧是一位管理型、创造型的杰出编辑出版人的话，那么支撑这一形象的则是其作为谋生前提的职业身份。 不应忽视，赵家璧的一系列编辑出版活动本身就是一次次主动的职业行为。他对左翼作家作品的编辑出版实践，较好地在职业身份的营利性动机与实现个人价值的夙愿两方面取得了平衡，这意味着他并不一味倒向任何一方，并非如一些左翼知识分子最终选择成为冲上革命前沿、投身政治运动的职业革命者那样，而是更多地立足于职业身份，寻求商业利益与社会效益并重的最佳实践途径。即使在与左翼作家郑伯奇接触并促成良友图书印刷公司逐步转为“左翼取向”的期间，他与郑伯奇的交往也仅限于职业工作上的共事：“我只知道按店主给我的职位做好本位的出书工作。”虽然暗中知道郑伯奇的政治身份，但“对当时社会上发生的牵涉到政治的事，更不去向郑伯奇打听”(19)。这在说明赵家璧与左翼作家群体之间政治距离的同时，也凸显了其职业特征：他并不排斥为职业活动的成功而接受一定的妥协。比如，在1933年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与赵家璧因出版左翼作品而接连遭遇国民党当局打砸玻璃、威胁辞退的恐吓事件后，主管上海文化宣传事务的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潘公展手下的汤增敭乘机向良友公司卖稿，借口投与当时仍在发行的赵家璧主持的“一角丛书”，“一万多字的一篇文章，索价二百元，我们也就买了下来”(20)。事后赵家璧又接到当局通知，要他与马国亮二人须在《申报》上刊登启事，“承认错误，说明与中国共产党无关，今后不再出版同类书籍或发表左翼作家文章等”。迫于外界政治压力，更重要的是为了避免失业，赵、马共拟了一份启事广告，说明其行为与共产党无关。既然本身行为确与任何政党组织无关，“广告刊出，对共产党并无不利之处，对我们二人的名誉也无损失之可言”。其后不久，此项要求又改为为潘公展所编的《晨报》副刊《晨曦》写篇短文，赵、马只得又接受了这个条件，“因为我和国亮本来都是无党无派的爱国青年，为《晨报》写篇文章，对我们是无所谓的”(21)。可以看出，赵家璧将自己的职业身份与编辑出版左翼作品可能带来的政治嫌疑能清楚地区分开，在他看来，只有在良友公司“留得下来，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一理想是其人生价值与职业追求高度结合的产物。这类并无太大犹豫便作出的妥协，自然是赵家璧基于避免使政治外力危及其职业身份的现实考量。 再如，赵家璧主持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时，由于策划《大系》时初拟的编选者有鲁迅、茅盾、郭沫若等著名左翼作家，出版方担心广告刊出、发售预约后无法通过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审核，导致人力、财力功亏一篑，于是决定预先向审查方提交编者名单，以免将来正式发行后出现被动。在与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秘书长项德言交涉时，项氏表示鲁、郭二人作为编选者送审有问题，但鲁迅“可以商量”。与之前汤增敭的手腕如出一辙，项后来通过穆时英要求良友公司将其书稿收入《良友文学丛书》(即鲛人著《三百八十个》)，“这几万字小说，经穆时英从中奔走，终于被敲去了五百元大洋”(22)。作为交换条件，《大系》上鲁迅名字不改动，全部文稿得到“照顾”。此事中赵家璧的职业身份特征表现明显，为使工作计划得以顺利进行，不可避免地要与当局打交道，而以与审查方的“主动妥协”换取最终出版的顺利，是使其最初的策划成为现实、职业责任得以落实、商业出版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是他以职业从业者的方式实现编辑目的与出版抱负的合理选择。 从妥协中还可以看到契合。妥协是由编辑出版方针的“左翼取向”带来的，这一倾向是为了顺应时代潮流和民众需求，并与20世纪30年代上海左翼出版潮流的市场导向一致，这也是赵家璧以职业身份对编辑出版计划进行现实考量的出发点。反过来，妥协又促成了契合，正是非政治化的职业身份，使得赵家璧充分考虑到“左翼取向”的商业出版可能引起的困难，从而主动谋求以妥协相交换的方式与当局达成某种协调。为了实现职业目的与事业追求，他的现实考量将趋于十分实际的具体问题，这帮助他能从容地在编辑出版生涯中与左翼作家作品产生持续的交集。 然而，妥协与契合之间并不是一定可以保持恒等式，这其间难免会有无法经妥协而契合的缝隙。以赵家璧与郭沫若的编辑出版关系为例，1932年赵家璧主编《良友文学丛书》时，曾委托同为创造社元老的郑伯奇向当时身在日本的郭沫若约请一部长篇小说，此事最后未成。郭沫若此年9月25日致叶灵凤信中曾谈及此事：“《同志爱》良友款尚未付清，又对于内容有改削之意，卖约寄来，我尚未签字。现代定要时可速备千五百元现款携往内山，将该稿索回。凡经我同意之处可稍加改削。……《同志爱》一书，要者有光华，乐华，文艺诸家，竟归良友，亦出我意外。由你手去索回，我是高兴的。”(23)可以想见，赵家璧事前已经与郭沫若达成合作意向，但因良友公司方面有鉴于某些敏感的内容，为避免政治和商业风险而对书稿有删改的要求，这便与郭沫若产生了分歧。同年11月的第6期《现代出版界》刊载有一则相关消息，称“郭沫若最近新著‘同志爱’，系写武汉时代之生活，本以稿费每千字十五元收下，嗣赵家璧氏细加审阅，内容有不大妥当之处，并鉴于一无关系之‘反正前后’的被查禁，颇形恐慌，已决计将该稿退回”(24)。赵家璧说此作“因种种条件，未能如愿列入丛书”(25)，大概指的即是此书可能牵涉政治敏感因素过多，发行后会给出版方带来可能被查禁的风险，然而退一步对原稿加以改削，又不符合作者的意愿，于是只好作罢。可见，赵家璧的职业身份所能承受的风险程度是有较严格限制的，当风险过大可能导致出版失利时，其后果即属于赵家璧的编辑出版失误，这显然不符合一位编辑出版人的职业目的。所以，当出版风险难以预期或不能承受时，妥协并不会带来契合，而意味着终止和退稿。 及至1934年4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成立后，《大系》中新诗选编者本拟为郭沫若又不得通过，审查委员会的负责人指出，由于作者写过“指名道姓骂蒋委员长的文章(引者注：指郭沫若在1927年4月国民党清党之际发表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所以上面明文规定，我也无能为力”(26)。可见，除去可以预见的出版风险外，还有一些硬性标准是编辑出版计划难以用妥协的方式达成的。职业身份的权限毕竟有限，而且只限于本职业务范围，如果外部压力过大，从业者只能选择在被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如果说前一事例说明了赵家璧职业身份对风险的有限承受能力，那么后一事例则证明了职业身份活动本身的局限性。 尽管面对政治风险等外部压力时，编辑出版人无法完全自由地掌控自己的职业行为，但也无可否认赵家璧“形而上”的关乎个人理想的进步文艺追求，与其“形而下”的关乎谋生饭碗的职业身份，还是完全存在相互契合的可能，这也是使其得以形成一种即使在商业出版层面仍呈现出相当鲜明的价值倾向——“左翼取向”的原因所在。在“出版事业早已入半死状态”的上海“孤岛”时期(1937年11月至1941年12月)，赵家璧却毫不欣赏创刊三个月即畅销一万五千册的《万象》月刊，甚至斥其代表“礼拜六的复活”，“这个魔鬼，现在又到了抬头的机会，他不但可以在上海通行，还能畅销沦陷区”(27)。显然，“鸳鸯蝴蝶派”的市侩作风是赵家璧不屑迎合的，尽管它的背后意味着巨大的商业利益与消费市场。又如，一篇1946年专门报道赵家璧的文章中记述：“当年的赵先生，正服务于良友图书公司，跟其他作家，出版家一般地站立在文化的前哨上，抗战初期，良友画报尽了它的最大的一份力量，以奋励的精神食粮供给全国四万万同胞，待国军西撤，上海沦为孤岛后，处于敌伪势力的紧迫下，他仍本不屈不挠的精神，置威胁利诱于不顾，以美商名义继续出版，刊载出自由中国的真象(相)与生气勃勃的大后方的奋斗，使上海(在)四万万同胞的脑中，永远留存着清晰的痕迹，这样他一直支持到日军侵占租界时为止。”(28)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全面占领上海租界进而结束“孤岛”状态后的《良友》画报，正是因为之前曾配发关于延安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活动的报道图片遭遇日军新闻检查、触犯“宣传抗日共产之‘罪’”(29)而被查封的，时任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副总经理和总编辑的赵家璧此时毅然选择了将良友公司停业并转入大后方。这两个例子，无疑使赵家璧所坚守的在职业身份之上的一种超越单纯谋生动机的民族国家情怀得到了体现。 三、经验与启示 作为“政治局外人”，赵家璧是在国民党当局对进步思想实行钳制压迫的时代选择了以政治风险最小化的方式避免了中立的个人与公司遭受不必要牵连；作为“公司雇员”，赵家璧是以规避经济风险的方式践行了以民营出版企业的商业利益为主要导向的左翼作品出版事业；而作为职业编辑出版人的赵家璧，则是在上述两者的种种限制下“突围”出了一条兼顾商业性与社会价值、个人抱负与雇主效益的“左翼取向”之路。由此论之，赵家璧这些在特定时代条件下致力编辑出版实践所积累的独特经验，对于当下的编辑出版界和编辑出版人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首先，赵家璧突破了传统编辑角色，大大拓展了狭义的编辑业务范畴。他以一种近乎“打杂”“样样管”“包干一切”的打包式工作方式，(30)或者说是一种全方位的“管理型”编辑的方式，介入左翼作品的出版实践中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及至晚年，赵家璧仍在文章中赞赏编辑“把经营管理、推销广告等经理工作一把抓，做到一竿子到底”的工作模式，他认为不仅应管好选题组稿和审稿，还“必须重视经营管理”(31)。他并不受限于从事狭义的编务活动，且积极地、高度地参与到出版发行这一由编辑活动引发的经营管理的环节中去，在这样的工作模式下，对于编辑、出版、发行(营销)三环节采取了一种贯通的(“一条龙”式)业务负责形式，三个环节表现为一体化的流程，环节之间由编辑承上启下并参与全程，这种全面负责的工作机制使得赵家璧兼具了编辑者与出版人的双重角色身份，也使这两种身份没有鲜明的界限，两者相互渗透、同时呈现。可以说，赵家璧正是在这一业务平台上游刃有余地把握了角色立场与职业身份之间的互补性与灵活性，因势利导、扬长避短，才在20世纪30年代的出版业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以人为镜、以史为鉴，今天的编辑也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其狭义的或传统的定义——“在出版过程中所从事的对原稿或者原始材料整理、加工等系列化工作”(32)，或只是限于“拟定选题、组稿、审稿、加工、发稿、读校等基本环节”(33)，而应当将“编辑—出版”当做一个完整、贯通的产业流程加以把握，并主动地介入这一系列的相关业务实践中去。在书稿之外，积极地与日新月异的文化消费市场和出版产业格局发生关系——这也恰是近年来编辑界倡导“大出版”时代的“大编辑”所应有的专业素养。桂晓风曾指出，“大编辑”第一是指编辑工作和编辑工作者的重要性，“作为文化产品内容的选择者、策划者、加工者和推荐者，编辑群体是出版单位文化责任的主要承载者和担当者”；第二是指编辑工作的面越来越宽，“当今编辑工作早已远远超出图书、报纸、期刊范畴，正在广播、音像、电子出版乃至影视、戏剧、展览、网络传播、移动终端等更多领域越来越广泛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生活”。(34)所谓“立足大媒体，面向大编辑”，这也是对编辑工作形态和业务能力所提出的更高要求，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大编辑”应具备“全面扮演编辑角色”特质：编辑除了在“文字上的把关修校”以外，“还应该是一位营销高手，从制作到宣传推介，到出版销售，甚至于对外围衍生产品的设计和开发，都应该思维敏锐，手法灵活，对产业规律把握娴熟，对市场信息反应灵敏，具有前瞻性的经济眼光”(35)。赵家璧无疑是这方面的先驱与表率。在经历了传播途径与传播媒介的革命性变革后，面对多种新媒体兴起的信息时代，今天的编辑工作者更需要在新时代的环境下调整自身角色，一方面借鉴前辈名家的宝贵经验，另一方面应把握“大媒体”时代的宏观格局，在适应数字与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传统编辑角色与狭义编辑形态的升级转型，不断拓宽新时代编辑的职业发展空间，使“大编辑”之“大”真正落到实处。 其次，赵家璧从事编辑事业的商业出版导向不是出于“文化快餐”式的纯粹功利主义的出版动机——他所凭借的是一条社会效益与商业效益并重的路径。在近年来全国出版社转企改制的大背景下，在通俗化、商品化出版的市场趋势不断扩张的今天，由“事业编制”转为“公司雇员”的编辑，当然不能不考虑出版物的市场前景，但如何像曾经的赵家璧那样，在规避不利条件的基础上扩大发行空间，是商业大潮中坚守人文理想的编辑工作者所面临的新问题，而这也是赵家璧“左翼取向”的编辑出版经验仍然值得吸取之处。“在市场竞争日益剧烈的媒介环境中，编辑在对知识信息进行选择、加工和优化时，必然要考虑产品的经济效益，大编辑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决不会为了利润而放弃信念，不会抛弃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36)。以赵家璧为鉴，启示着以“大文化、大媒体、大编辑”为标志的新时代编辑不断开拓出一条既反映出文化市场需求的商业导向，又体现着鲜明的编辑风格与高尚的出版价值追求的广阔道路。 ①郑伯奇：《“左联”回忆散记》，《郑伯奇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31页。 ②赵家璧：《我是怎样爱上文艺编辑工作的》，《赵家璧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67页。 ③郑伯奇：《“左联”回忆散记》，《郑伯奇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31页。 ④赵家璧：《追怀“良友”创办人伍联德先生》，《赵家璧文集》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24页。 ⑤生活书店史稿编辑委员会编：《生活书店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90-191页。 ⑥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118页。 ⑦赵家璧：《话说〈新文学大系〉》，《赵家璧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274页。 ⑧赵家璧：《话说〈新文学大系〉》，《赵家璧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284页。 ⑨赵家璧：《编辑生涯忆茅盾》，《赵家璧文集》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55页。 ⑩赵家璧：《话说〈新文学大系〉》，《赵家璧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284页。 (11)伍联德：《再为良友发言》，《良友》，1929年第37期。 (12)赵家璧：《追怀“良友”创办人伍联德先生》，《赵家璧文集》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9页。 (13)赵家璧：《追怀“良友”创办人伍联德先生》，《赵家璧文集》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31页。 (14)赵家璧：《追怀“良友”创办人伍联德先生》，《赵家璧文集》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26页。 (15)赵修义：《忆父亲》，宋应离、袁喜生等编：《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第7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8页。 (16)赵家璧：《出版家与出版商》，《赵家璧文集》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362-363页。 (17)赵修慧：《赵家璧与〈良友文学丛书〉》，《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5月31日。 (18)赵家璧：《记郑伯奇在良友图书公司》，《赵家璧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412页。 (19)赵家璧：《追怀“良友”创办人伍联德先生》，《赵家璧文集》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24页。 (20)赵家璧：《追怀“良友”创办人伍联德先生》，《赵家璧文集》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21页。 (21)赵家璧：《追怀“良友”创办人伍联德先生》，《赵家璧文集》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29页。 (22)赵家璧：《话说〈新文学大系〉》，《赵家璧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287页。 (23)郭沫若：《致叶灵凤函十通》(四)，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生活书店(上海)，1936年，第205-206页。 (24)《良友公司的文艺书》，《现代出版界》，1932年第6期。 (25)赵家璧：《编辑生涯忆茅盾》，《赵家璧文集》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56页。 (26)赵家璧：《话说〈新文学大系〉》，《赵家璧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287页。 (27)赵家璧：《上海出版界近讯》，《赵家璧文集》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294页。 (28)《出版界的一颗慧星 八年中的赵家璧》，《辛报周刊》，1946年第6期。 (29)赵家璧：《怀念〈良友画报〉》，《赵家璧文集》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337页。 (30)赵家璧：《我怎样当编辑》，《赵家璧文集》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368页。 (31)赵家璧：《出版家与出版商》，《赵家璧文集》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363页。 (32)吴平、芦珊珊：《编辑学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页。 (33)孙树松、林人：《中国现代编辑学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页。 (34)桂晓风：《编辑要树立“大文化、大媒体、大编辑”理念》，《中国出版》，2010年第13期。 (35)张国辉：《论“大文化、大媒体、大编辑”的理论现状与实践走向》，《河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36)黄发有：《呼唤大编辑》，《中国出版》，2012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