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网络与农户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基于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调查论文,实证论文,农户论文,劳动力论文,年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的转移问题实质上属于农业和农村结构调整的范畴，触及“三农”问题的核心，因为“三农”问题的根本就在于农民或农业收入水平的相对低下。虽然一些针对农产品价格的干预政策和政府补贴能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但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解决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关键还在于农业结构的调整，即调整农业内部的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中国农村每年要以3％的速度减少在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到2030年才能达到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10％，在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维持在1亿人左右，如果按照这种方式进行调整，将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让农民能真正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1](P110)那么，如何实现农业就业人数以每年3％的速度减少这一目标呢？从宏观角度看，城镇每年需要为农村劳动力新增750万个非农业就业岗位，接受农村迁移人口约1500万人。[2](P110)与此同时，要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最重要的配套政策就是向农村教育投资，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以便为实现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为更多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创造条件。[3](P162)
然而，就中国农村社会现实而言，改革开放后农村劳动力已经纷纷向外转移，形成一个庞大的“农民工”或“打工者”群体，到2006年年底，农村从业人员为4.7亿人，外出从业一个月以上的劳动力在1.3亿人[4]，达到农村劳动力的27.6％左右，他们大多集中在城镇建筑、制造、服务及商品零售等行业。那么，从微观层面来看，农村向外转移的劳动力究竟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在城镇找到各自转移的机会？他们究竟是靠自己的技术特长、教育学历还是靠关系网络在城镇找到就业或经营机会的？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实际上关系到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微观实现机制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研究在假定宏观政策不变的情况下，什么样的农户更容易实现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一、理论及问题
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实际上存在着如何在非农部门找到工作或在城镇找到机会的问题，与城镇劳动力找工作或职业位置获得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农村劳动力还要面临户口身份的隔阂问题。
在劳动力市场上，究竟哪些人更容易找到工作或机会呢？或者说，哪些因素对人们找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呢？这一问题是当代社会学实证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是以美国典型市场社会的经验数据为基础而建立起的具有结构决定倾向的模型，在该模型中，布劳和邓肯（Blau & Ducan）主要探讨了家庭内代际资本的作用，他们尤为关注父亲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对子女教育乃至其第一职业的影响。[5]布劳—邓肯模型虽通过路径系数揭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对下一代地位获得和职业流动的影响，但这样一种静态的、结构主义的解释范式会面临诸多现实经验的挑战，例如，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究竟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影响或决定子女的职业地位？
与布劳和邓肯有所不同，格兰诺维特（M.Granovetter）更注重从动态视角去看待劳动力市场的配置问题。在对人们求职及职业流动过程的研究中，格兰诺维特将社会网络与求职和职业流动联系起来，并提出由于社会关系网络嵌入人们求职和职业流动过程之中，因而关系通常会发挥信息桥的作用，解决了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帮助求职者更容易获得新的工作。格兰诺维特在其社会网络理论中，不仅提出了嵌入性（embeddedness）假设，而且还提出了“弱关系”（weak tie）假设。在劳动力市场上，是社会关系而非制度或普遍道德能够产生信任。关系网络主要发挥“桥的功能，即信息传播的作用。弱关系即一般相识关系由于能够提供更多的、路径更短的团体间信息传播渠道，因而对求职和职业流动更具优势”[6](P12、74)。在对300名美国求职者的调查研究中，格兰诺维特验证了自己的社会网络理论，他发现，运用个人关系比运用其他方法的人找到了更好的工作，一些直接申请者在失败后常常会通过个人关系来申请同一份工作。[7](P11)把社会网络带回到劳动力市场分析之中，弥补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价格—效益分析模型过于抽象和单调的缺陷，让人们认识到现代经济活动同样也嵌入社会关系之中，而不是孤立于人际关系之外。
和格兰诺维特一样，边燕杰也非常关注关系网络在社会中的作用，但是，在对“弱关系”与“强关系”的功能及关系网络作用机制方面，他看到了关系网络在不同体制、不同文化或社会中的不同作用。边燕杰运用1988年天津市的调查数据，检验了与格兰诺维特相反的“强关系”理论假设。他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与市场经济不同的再分配体制中，职业位置是由主管部门和单位分配控制的，职业信息主要是按照上下级关系有序传递的，对于待业者来说，获得信息对得到职位并无直接意义。关系网络在再分配体制中的作用并不在于“信息桥”的功能，而在于“人情网”的功能。待业者如果仅掌握岗位信息而不能通过关系网络送人情，就难以在分配工作时得到照顾。人情关系属于情意与实惠的交换关系，与正式组织的原则并不一致，因此，弱关系并不能构成人情网络，只有非常亲密的强关系所形成的相互信任才能维系人情网络。根据对1999年天津调查数据的分析，边燕杰、张文宏进一步验证了强关系在中国社会的职业流动中的显著作用。[8]他们在研究中发现，有86.9％的职业流动者运用了朋友和亲属的强关系，比1988年提高了15.9％；从再分配（1956—1979年）、双轨制（1980—1992年）和市场转型（1993年以后）三个时期来看，每个时期强关系使用者的比例都在85％以上，市场转型时期比例更高，达到87.5％；就关系资源类型而言，80.2％的人通过关系网络获得人情＋信息和人情资源，仅有19.8％的人是通过网络获得信息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市场转型的推进，职业流动者运用网络发挥人情作用的比例大大提高，在计划经济时代为27％，而在转型时期达到43.1％。[9]由此看来，在中国社会，关系网络对求职和职业流动的作用机制主要为“强关系”而非“弱关系”，无论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向市场转型的体制中，“强关系”的作用都非常明显。
“强关系”理论揭示了关系网络在不同社会作用机制的差异，同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关系网络作用机制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是文化决定的还是体制差异造成的？对此，边燕杰倾向于认为体制特征的差异影响网络的作用机制，在这里，体制不是指单纯的经济体制，而是指一个社会的综合制度。“强关系”之所以在中国一直在起作用，与“权力维续”的社会体制可能有一定的关系。[10](P427－459)权力在社会资源分配中的重要地位为人情关系交易提供了存在空间。
林南将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本联系起来，认为社会关系网络涵盖了多种社会资源，人们可以通过网络来获得自己想要的社会资源，因而关系网络也就成为重要的社会资本，成为影响社会结构和个人行动的重要力量。[11]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看，关系网与求职或职业流动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就是资本存量与收益增量的关系，一个人的关系网无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网络的发展程度越高，就意味着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量越大，求职或实现职业流动的可能性也越大。此外，社会资本理论还可拓展至中观领域，将网络资源视为某个区域或群体的社会资本，区域或群体关系网络的发展状况，反映了他们的社会资本拥有情况，社会资本的拥有量又进一步影响社会的分层结构和社会行动。
倪志伟（V.Nee）在中国农村分层与流动的经验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市场转型”理论，认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正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转型。[12]农村出现的新富阶层与再分配权力并无显著关联，他们大多是在私营企业内或从事个体经营。由此表明，开放的市场为农户提供了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机会，农户可以不必依赖于再分配部门而直接从市场中寻找到机会。因此，在市场转型理论看来，农户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主要是体制改革的结果，而且按照市场机制的逻辑，那些受过更好教育、有技术技能和经验，也就是说，拥有更多人力资本，以及价格低廉的农村劳动力更容易在非农业部门找到就业机会。
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虽然也面临类似城镇劳动力那样的找工作问题，但非农化转移过程与单纯找工作行为存在两点不同之处：一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动机；二是制度的壁垒问题。农村劳动力可以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之间进行选择，因此，是否向非农业部门转移还存在个体转移动机的影响。非农化转移还会受到宏观制度如户籍制度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大多只能在非农业部门找到“非正规”就业机会。[13]刘精明的一项关于农民非农职业流动的实证研究揭示了非农职业流动受城乡收益比、制度条件和劳动力个人因素（人力资本、职业和生活经历）三种力量的影响，农民的职业转化过程的复杂性正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曲折复杂历程的反映。[14]李培林在对济南市农民工的调查研究中提出，血缘、地缘等关系网络仍是农民进入城市，获得职业信息和找到工作的主要渠道，流动的农民对血缘、地缘关系的依赖并非仅是习惯所致，而且也是在一定结构安排下的理性选择。[15]
目前，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在向外流动，寻找非农收入机会。那么，那些向外流动者究竟依靠何种力量以及通过何种机制实现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呢？相对于那些留守在农村和农业的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者究竟在哪些方面具有优势特征？是关系资源更丰富还是人力资本更雄厚？抑或是宏观制度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为探究究竟是什么样的机制更加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本文将通过对全国综合性调查数据的分析，揭示农户的关系网络在转移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其他因素对非农化转移的影响。
二、数据和变量
本文用以分析的数据来自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CGSS）数据的农村部分。2006CGSS调查采用标准PPS分层抽样方法，在全国（不包括青海、西藏和新疆）随机抽取样本，并采用问卷访谈方式进行调查，最终获得农村有效样本4138个。
为了从微观层面来认识当前中国农民非农化的现状和机制，本文将农民个人和农户的非农化转移作为需要解释的因变量，把被访者是否从事过非农职业活动和非农经营的月收入作为考察个人非农化转移的两个因变量，把被访者家庭成员从事非农活动的人数作为考察农户非农化转移的变量（见表1）。
农业劳动力向外转移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本文着重考察农户实现非农化转移的微观机制问题，因此选择农户的关系网络资源和人力资本以及体制方面的因素作为自变量，用来解释农户的社会网络和个人的人力资本以及体制因素在农户的非农化转移过程中是否起作用，以及究竟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关系网络的变量包括关系资本、同乡、村干部、县干部、城里人、技术人员、国企领导和私企老板网络，学历层次、政治身份和有无某项技术等变量主要用来衡量被访者的人力资本情况，被访者首次向非农业转移的时间用以反映体制因素的作用。此外，考虑到农村劳动力在向外转移的过程中，可能与性别及所在地区有一定关系，所以将性别和区域两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三、农户的非农业经营
自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以后，农户成为农村生产和经营的基本单位，于是农村劳动力便从集体中独立出来，根据家庭内部的分工而进行职业选择。从理论上讲，当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边际收益递减时，也就出现家庭农业劳动力的相对富余现象，这样，家庭中的部分劳动力就要向外转移。但是，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仍受体制方面的多种条件的制约。例如，城乡二元体制下对乡—城移动行为和暂住人口的控制，以及城镇粮油的计划供应制度等，都对农户的劳动力转移产生直接的制约。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农户劳动力向外转移规模非常有限，不过劳动力非农化转移人数则快速增长，这是“离土不离乡”式的非农化转移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量农业富余劳动力通过在乡镇企业或附近小城镇的就业渠道，实现了非农化转移，因为这种转移方式不涉及人口的地理迁移，有助于解决农业户口和粮油供应等方面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尝试性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农转非”的指标控制，试行交纳“城市增容费”便可办“农转非”以及“当地有效城镇户口”等措施，这些措施表明城乡隔离的体制开始弱化。[16]到1993年，随着粮油市场的放开，进城务工人员也可以在市场上自由购买粮食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再受城镇粮食计划供应的制约，从而使转移的难度和成本大大降低，无形中为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提供了新的空间，所以，90年代“乡—城迁移”式的非农化转移大量涌现出来，这也就是曾经被热议的“民工潮”现象。[17]
从宏观层面来看，体制改革因素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影响是较为明显的。1978—1980年，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率在10％以下，1985年尤其是1993年以后，非农化率达到20％～30％以上，进入21世纪以来，非农化转移速率继续上升，目前已超过40％（见图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那么，在微观层面上，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又有何特征和趋势呢？从2006年综合社会调查的结果来看，在性别构成上，男性在非农化转移中占2/3，在1993年以后转移的劳动力中，男女的比例趋于平衡，分别为56.9％和43.1％。非农化转移的性别均衡趋势可能是因为体制变革过程中劳动力非农转移方式变迁所致，市场转型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更为开放的机会，年轻人走出校门便开始进入城镇，农户内的分工逐渐告别“男主外女主内”即男子外出打工妇女留守在家的模式，新生代的农村劳动力越来越趋向于举家转移的方式。
在年龄结构上，中青年是非农化转移者的主力，占到60％以上。此外，调查结果还显示，首次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时年龄为20岁以下的占47.1％，20～35岁的占38.1％，由此可见，超过85％的人是在35岁以前开始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从转移者的受教育水平来看，目前的总体水平偏低，有一半人为初中学历，初中及以下学历的超过87％，而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不到13％。特别是在1983年以后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受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上的比例在下降，而初中文化程度所占的比例则呈上升趋势。出现这种趋势的主要因素在于：较多农户子女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以后，如果考不上理想的高中，意味着上大学的希望较小，而且高中阶段的教育费用较之义务教育阶段要高得多，所以，不少农户选择让其初中毕业或未毕业的子女尽早外出打工，一来可以减轻家庭负担，增加家庭收入，二来有利于子女为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打下基础。
四、农户的关系网络对非农业转移的作用
农户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通常与乡—城迁移行为密切相关，因为农户中有一部分人是要在城镇寻找非农业就业机会的。所以，对于向外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来说，存在着与城镇劳动力相似的“找工作”过程。那么，在寻找非农化转移机会的过程中，农户的关系网络是否为他们提供了重要资源呢？相对于转移者的人力资本情况而言，农户的关系网络在实现非农化转移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是什么样的关系网络在起作用呢？
从对被访者的家庭成员非农化转移人数与农户关系网络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到（见表2），农户的家庭资本拥有量以及是否具有与私人企业老板之间的关系网络对其非农化转移人数的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所在区域也明显影响其非农化转移人数，西部地区较之中部和东部地区，家庭成员非农化转移人数有明显递减的趋势。如果运用逐步回归法（模型2），农户的关系资本总量、私人企业老板网络和区域三个变量依次进入模型，表明这三个变量对农户非农化转移人数的增减产生一定影响。
在农户这一层面上，家庭的网络资本对劳动力非农化转移起到了正面的作用。尽管诸如同乡网络、乡村干部网络及城市熟人朋友网络等因素并未构成农户间非农化转移的明显差异，但家庭所拥有的关系网络资源增大了他们的非农化转移机会。此外，东部、中部和西部农户非农化转移程度的差异，反映了社会与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总体影响。家庭关系资本总量对非农化转移总数有显著作用，但是，有多种具体关系网络的影响却不具有显著性，对这一结果，或许用林南（Nan Lin）的社会资本理论能更好地加以解释。[18]如果将非农化转移视为农户发展的重要指标，那么农户在社会中所建立起的各种联系或网络，以及其所在的环境包括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实际上构成了农户发展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存量的差异就会导致非农化转移水平的差异。
那么，在个体层面上，非农化转移的微观机制又有何特征呢？从对被访者是否有非农化转移经历的回归分析结果来看（见表3），农户的关系网络对个人的转移概率有较为显著的影响。首先，就农户的关系网络规模来看，家庭的关系资本总量对个人非农化转移具有非常明显的正向作用，家庭关系资本总量每增加一个单位，个人非农化转移概率会提高15.2倍。其次，就农户的关系网络结构而言，不同网络的作用是不同的，同乡、乡村干部及县干部等农村内部关系网络的影响具有显著性，但其影响则是反向的；与城里熟人朋友和私企老板或管理人员的关系网络则具有正向的作用；与城里专业技术人员和国企领导或管理人员的关系网络则没有明显关系。与城市熟人朋友和私企老板的关系，能分别提高非农化转移概率的1.4倍和2.3倍，而农村内部网络则降低转移概率的27％～60％。最后，从网络与人力资本综合模型的分析结果可见，关系网络的作用依然存在，但略有减弱，个人的学历层次、性别、年龄和所在区域等人力资本和社会因素具有显著影响，而个人是否拥有某项专业技术或技能以及是否有党派身份两项人力资本因素没有显著作用。学历每提高一个层次，非农转移概率增长1.8倍，男性比女性的转移概率高2.4倍，中部和西部地区非化农转移概率高于东部地区。
关系网络对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产生影响的微观机制，既不同于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弱关系”的“信息桥”作用机制[19]，也不同于边燕杰在中国城镇经验研究中所发现的“强关系”的“人情网”作用机制[20]，而是那种依托一定关系的“闯市场”机制。“闯市场”机制是个人或农户与市场的“共同演化”（co-evolution）机制，这一机制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体制外、共同创造和不确定性。中国社会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体制外潜藏着种种市场机会，这些机会由潜性变为显性是在市场需求与个人创造相互作用下产生的，体制外的市场机会由于是非正式的、开放的，所以常常也是不确定的，它们会随着市场环境和个人处境的变化而变化。[21]中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所进入的劳动力市场，既不同于欧美成熟市场社会的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也与城市社会的职业市场有所差别。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职位空缺（vacancy）和机会链（chain of opportunity）的信息获得对求职者来说是找工作的重要前提，而弱关系在信息传递中具有一定优势，因此，弱关系网络有助于求职者找到工作。[22](P39－65)较成熟的劳动力市场与处在市场转型中的劳动力市场不同的是，新增职位和替代职位等机会链相对来说是较为正式、较为明确的，求职者可以去竞争那些空缺位置。但处在转型中的社会，较多的职业机会是求职者和市场在相互作用中共同创造出来的。例如，一些新兴的私营经济实体，本身也处在发展和不确定之中，因而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没有明确的指标，通常可多可少，求职者是否得到机会，通常也是在互动中共同建构的结果。
此外，在中国城镇劳动就业体制从计划逐步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权力分配机制在体制内职业获得方面维续着一定的影响力[23](P427－459)，因此，“人情关系”对城镇劳动力的职位获得与社会流动有着显著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到城镇，大多进入体制外的职业市场，获得共同演化的市场机会，所以并不需要权力或具有“强关系”的关系人的照顾。对于多数进城打工者来说，他们寻找非农机会的过程就是“闯市场”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弱关系”的信息桥功能，以及“强关系”的社会支持功能都可能发挥一定作用，但关系网络的作用并不一定是方向一致的，因为关系网络可能只是个人或农户在与市场共同演化出就业机会的实践中，才会有所体现。也就是说，在“闯市场”机制中，关系网络作用的是个人与市场的互动过程，而在“弱关系”和“强关系”模型中，关系网络则对具体职业机会的获得有直接影响。
从表4的数据来看，农村非农化转移者的收入水平与其家庭关系网络资源之间的关联并不太显著，除了与私人企业老板的关系网有助于收入水平提高外，关系资本及其他网络对非农业活动的收入没有作用。相对而言，个人人力资本及其他社会因素则对他们的收入水平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其中，受教育年限越长、具有一定技术或技能、男性、年龄越小者，非农收入水平越高，但个人的政治资本则没有显著作用。此外，区域因素对东、中、西部的收入水平的影响程度呈依次递增状态。
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农户的关系网络对个人非农化转移的影响是特殊的。较高的关系资本并不一定能帮助转移者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因为非农化转移者的收入状况可能更多地取决于他们在“闯市场”过程中与市场的互动演化关系，如与私营企业老板的关系，以及个人“闯市场”的技能，所以，人力资本模型能够解释非农化转移者的收入影响因素。
五、结论与讨论
农户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在农村和农民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对非农化转移的考察也是认识中国农村社会市场转型和结构变迁的重要视角。在非农化转移过程中，农户不仅实现了经济收入的增长（因为多数农户的家庭收入已经有一半以上来自于非农业经营），而且实现了结构调整与变迁，农民也在非农化转移中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体制的、政策的因素在宏观层面上对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产生较大的影响。改革开放前严格的城乡二分体制、粮油计划供应制度以及就业的计划分配体制，决定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渠道非常狭窄，他们除了通过参军、升学、招工和顶替等几条计划体制内的途径外，就无法向城镇非农业部门转移，一些地区只能是通过办社队企业来缓解和消化农业富余劳动力。改革开放后的重要变化在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户口和粮油供销体制约束的松动，为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寻找体制外的市场机会创造了条件，由此也掀起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几波高潮。其中较为明显的有三波：一是建筑业农民工的转移高潮，二是大量劳动力向私人及乡镇企业的转移高潮，三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饮食、商业等服务行业的转移高潮。
就非农化转移的微观机制而言，农户的关系资本及与私营企业老板的关系网对转移程度所起的作用，代表和反映了关系作为社会资本对农户劳动力转移具有积极影响。那些与村内村外有着广泛联系，特别是与市场有密切互动的家庭，无形中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本，因为他们依托乡村社会人与人之间那种不强也不弱的关系模式，既可以获得广泛的信息，也能得到一定的社会支持。正因为如此，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在一个村落乃至周边地区，都具有效仿模式特征，也就是说，农户在“闯市场”过程中虽然受关系网络的影响，但并不依赖于关系网络，而是在关系网络的协助下与市场展开互动演化。
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工作机会并不是明确的、固定的，较多的位置或机会其实是他们在“闯市场”中创建出来的，也就是农户与市场互动演化的结果。之所以形成这一机制，是因为：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正建构起体制外的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未成熟的市场又对转移的劳动力产生一定需求。这一市场的不成熟、不确定受体制、政策、大市场环境以及转移劳动力需求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当转移劳动力对收入水平的期望增长后，他们就可能选择离开现有位置而重新去“闯”新的市场，这就是有些地区出现“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事非农业经营的收入水平反映出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现状和效果，无论对农户还是对转移者个人来说，获得比农业生产更高的收入才是转移的真正动因。目前，转移者非农业收入的平均水平为每月1054元，即年收入12648元，这比2005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3255元要高出近4倍。除私企老板网络外，农户的关系网络对转移者的非农收入水平并无显著影响。相比之下，个人的受教育水平、技术技能等人力资本因素则有明显作用。
实证研究结果在一定意义上支持了关于农村劳动力与市场互动演化的非农化转移微观机制的假设，在这一机制中，农户的关系网络资本因素对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作用方式不同于成熟市场和城镇的劳动力市场，关系网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提供位置信息和人情照顾，而是在于对人们“闯市场”产生了示范作用和提供一定的社会支持。
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互动演化式微观机制的形成与双二元的宏观机制体制也有一定联系。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化以及城镇就业体系中的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二元化，使得农村劳动力只能在体制外去寻找非农就业机会，虽然他们获得了一些市场机会，但由于这些机会通常是非正式的、暂时性的，因而非农化转移往往也是非常不确定的。
经验研究的现实启示是：农户与市场的互动演化机制虽然帮助较多农村劳动力实现了非农化转移，但这种转移却是暂时的、不确定的。要让更多农村劳动力有序地、稳定地实现非农化转移，推动农村和农民的真正发展，不仅需要进一步完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制，加强一体化社会体制的建设，而且需要政府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促进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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