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路标”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标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11）06-0004-08
“历史路标”，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对经济思想历史探索的一种形象说法。马克思认为：“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自行批判，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1](P367)在马克思看来，在经济科学探究中，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理论本身的发展问题，即理论是“以怎样的形式自行批判”的问题，也就是理论进程的问题；二是理论发展在历史视野中的再现问题，即理论“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也就是历史过程的问题。理论进程和历史过程的统一，是理论体系内在逻辑性的集中体现。这是马克思提出的“历史路标”的基本涵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路标”，展示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历史阶段及其规律性。对这一“历史路标”的探索，凸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结合的历史过程和主要特征，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大理论问题和主要理论形态之间的内在统一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特性，彰显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显然，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路标”，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要求和主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探索“历史路标”，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深刻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情基础和时代蕴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路标”，是以20世纪初以来中国社会现实的发展为基础的，是以9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克服各种艰难险阻，使中国社会相继实现一系列历史性转变为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在这些历史性转变中，有以中国社会制度性质的根本变迁为特征的，如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有以中国社会发展性质重大转变为特征的，如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也有以中国经济社会运行体制的根本变革为特征的，如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等。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年的历史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和改革开放以来30余年的历史发展，就是紧密地融合在这些历史性转变实践之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历史性飞跃，形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既是以这些历史性转变为基本主题的，也是实现这些历史性转变的指导思想。这些历史性转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发展提出新的理论诉求、开辟新的实践道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推进社会和时代发展、实现这些历史转变的光辉旗帜。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路标”所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蕴意。
实现这些历史性转变，是以中国共产党对近百年来中国国情及其变化的科学认识为基础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和科学把握着中国国情及其变化。毛泽东早就提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2](P633)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国情的科学把握，开启了争取民族独立、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其显著标志。实现这一历史性转变的过程，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国情的科学把握，引发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转变，这是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兴起为特征的，也是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发展过程。因此，毛泽东思想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形成和发展，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丰富和完善，就是以“认清中国的国情”为基础的，并以此刻画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路标”和系统过程的。对中国国情及其变化的科学把握，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路标”的基础。
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国情，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思想，[3](P163)把科学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看作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立论基础。世纪之交，江泽民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我们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据中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重要思想，[4](P193)强调根据当代中国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性。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既十分强调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也高度重视基本国情呈现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就是以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科学把握为基础的；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过程，也是以对当代中国国情及其阶段性变化的科学认识为基础的。“认清中国的国情”，也刻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路标”的基础。
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决定了理论发展的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这一统一的基础，在根本上就是中国国情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反映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性的基本国情和根本特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理论成就和理论旗帜，它们深刻地体现了各自所处的历史和时代的理论特征和理论主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和中国国情变化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创新，理论继承成为理论创新的基础，理论创新则成为理论继承的必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路标”的探索表明，离开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背景，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地位和蕴意，就不可能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之间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内在统一性。
二、探索“历史路标”，认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路径与脉络，深刻领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主要特征
通常，我们所表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用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如毛泽东所说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2](P534)二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和中国共产党人独创的实践经验，把这些实际发展和实践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的内涵和形式，使得从中国实际和实践中得出的新的思想、新的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化。这就是毛泽东称之谓“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5](P374)或谓“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5](P408)这两个方面的含义，也可以简称作“化中国”和“中国化”的过程。前者是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过程，后者是实践上升到理论的过程；前者是理论运用和探索的过程，后者是理论概括和升华的过程。这两个过程交织在一起，螺旋式地发展，其间伴随着成功和挫折、经验和教训而前行，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曲折性和复杂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路标”，就是这两个方面过程及其统一性的集中体现和显著标识。
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无论是“化中国”过程还是“中国化”过程，实际上都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回答。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过程中，毛泽东就把“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6](P801)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和方法。在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毛泽东最先全面地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和要使中国的经验和理论马克思主义化的问题。毛泽东还最先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5](P373)提出“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要求。[5](P374)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创造性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拓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正如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时所指出的：“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3](P34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驱们，就是以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探索和理论解答为主题的，就是以“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和运用为“历史路标”的。作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毛泽东思想，是以解决这一时期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其根本任务的，也是指引这一时期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指导思想。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初，凸现为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新问题，这也是新时期之初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基本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就强调：“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3](P44)他敏锐地指出，“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当时是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大问题。[3](P114)在这之后，他反复强调，在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7](P213)对于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只有在发展中才能真正地坚持。邓小平提出：“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7](P292)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回答，这一回答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境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新的“历史路标”。
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实际和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变化的新的趋势，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程中，江泽民提出“首先要解决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8](P336-337)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错误的、有害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当今时代的重大变化的实际之中，因此，“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不能拿本本去框实践，而是要用实践去发展本本。“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4](P12)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就是与时俱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回答，成为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历史路标”。
进入新世纪，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上，胡锦涛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作了新的探索和回答。胡锦涛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9](P362-365)胡锦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征、崇高理想、价值追求和理论品质的精辟概括，深化了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认识，展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视阈。党的十六大后以来的近十年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进程中形成的科学发展观，是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回答的结晶，成为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历史路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路标”，刻画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具体化和理论化的过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本就在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科学回答。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科学认识和回答，最为深刻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观，最为确切地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主要特征。
三、探索“历史路标”，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战略思想，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理论问题和主要理论形态的内在逻辑和基本内涵
1859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所写的书评中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0](P603)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与思想进程的逻辑关联性，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重大问题和理论形态的逻辑关联性，更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战略思想，在“问题”方式上，表现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四个重大问题；在“形态”上，体现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大主要理论。四个重大问题贯穿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全过程，渗透于三大理论形态之中。对四个重大问题和三大理论形态之间关联性的理解，既是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基本内涵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内涵的基础。在这些方面，我们应该“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搞清楚三个基本问题。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战略思想，体现了“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历史过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四个重大问题和三大理论形态发展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开创性理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性理论形态。无论是在历史过程还是在思想进程上，邓小平理论都是以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回答为起点的。1977年7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一年多，邓小平就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3](P39)“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3](P43)在党的十二大，邓小平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7](P3)“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命题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的起点。正是在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基础上，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出新的回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史起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逻辑起点。在走向新世纪之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科学发展观集中回答的就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理论形态发展的历史进程和重大理论问题发展的思想进程的内在逻辑的一致性，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史进程，根源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及其阶段性的变化进程，根源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战略思想，体现了“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的特征，对四个重大问题探索的历史过程呈现了三大理论形态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特征。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最先作出探索的重大理论问题，但是，邓小平理论并没有终结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江泽民认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实行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这个进程，还将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下去。”[4](P10)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本质要求、主要任务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等重大问题上，把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提到新的高度。胡锦涛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的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鲜明的特点和最突出的贡献，在于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11](P591)并且“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形成了富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11](P592)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提出科学发展观过程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回答和解决。特别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从新的视角提高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切实加强社会管理等重要思想和改革举措的提出，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在进入21世纪之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新认识的结晶。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着重于对党的建设问题的探讨，但是它同样没有终结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加强党的建设，党的建设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是需要我们长时期回答的重大战略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力探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思想，提出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思想，强调以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主要任务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回答。党的十七大，胡锦涛再次强调：“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系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必须把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的核心内容抓紧抓好。”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的新的探索和回答，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的发展。
无论是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还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或者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的探索，贯彻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全过程，融汇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大理论形态之中，凸现出三大理论形态内容上的前后一贯性和主题上的内在统一性。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战略思想，还体现了“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的特点，充分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在内容和主题上，三大理论形态既有同四个重大问题融汇一体的一面，也有对四个重大问题各自着力探讨的一面。邓小平理论着力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问题为主要内容；科学发展观则以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为主题。三大理论形态都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一定的历史时点上，也就是在“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的时点上，对一定的理论问题作出集中探索的。
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的探讨，是继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后的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主题。一方面，对这一问题的探索，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全过程；另一方面，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的历史起点上，成为“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问题，成为科学发展观着力加以考察的主要内容和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把发展看作是能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能否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问题、能否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硬道理”，从思想观念上和政治意识上解决了中国为什么需要发展、为什么需要快速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发展问题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江泽民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十分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看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所在，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保证，把发展问题同党的性质、党的执政理念紧密地联系起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牢牢把握发展已经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问题的关键时点，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提出了科学发展的新思想。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从经济实力、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人民生活水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政治体制改革、文化繁荣、社会建设和管理、对外开放等八个方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新的阶段性特征作了新的概括。[12](P10-11)这些新的概括表明，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们必须坚持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当作当代中国的最大的实际。这些新的概括，是对我国现阶段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的新的全面的探索，是对科学发展目标和任务的新的界定。立足国情要和当今世界变化的新情况和新特点结合起来。这些新的概括，就成为科学发展观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作为“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问题加以探讨的最深刻的背景。
四、探索“历史路标”，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与理论创新的关系，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大众化的显著特性和根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显著特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路标”的显著标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集中体现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突出表现为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于中国实际，“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6](P820)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就是“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的显著成果。毛泽东思想中体现的“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主要有：实事求是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理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农民作为主要革命动力理论、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建设关系理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理论、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理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理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理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中的贡献主要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理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理论，等等。这些“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化的；既是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探索的科学反映和总结，又是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概括和凝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一意义，最显著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集中的体现还在于，它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先进文化交流和交融为特征的，也是以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形态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内在地包含了不断地吸纳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当代先进文化，实现理论升华，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概括和新论断的意义。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活的灵魂。“实事求是”一词出自《汉书》，《汉书·河间献王传》曰：“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新的理解，这就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6](P801)“实事求是”这一旧典，有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新内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理论。“小康”一词最早出自《诗经》。千百年来，“小康”或“小康之家”一直是中国老百姓对殷实而宽裕生活的一种追求。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在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思考时，总结历史经验，立足现实国情，将民族复兴的梦想和百姓民生的追求融为一体，形成了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我们的新概念”。[7](P54)进入21世纪，我们提出的和谐社会、以人为本、荣辱观等，也都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以广大人民群众耳濡目染的语言方式，生动表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理论内涵和思想特征，充分展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活力和新的魅力。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路标”的探索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以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为其理论特征和根本要求的。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路标”的探索还表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大众化”是并行的，这是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重要特征，也是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崭新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时代化”，在根本上就是要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信念是：“时代在前进，实践在发展，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要不断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也要不断进步。”[13](P634)21世纪开始以来，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建设和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作为这一事业的领导核心，肩负着更加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处于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21世纪时代发展的实际相结合，继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时代化”的新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形成了一系列能够解决重大实践问题、能够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飞跃和理论形态，在根本上就在于深刻把握时代变化的脉络，准确体现时代发展的精神，科学引领时代发展的潮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大众化”，在根本上就是要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真诚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益；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和智慧”，[14](P1634)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体现和不断实践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大众化”，还体现在深入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汲取来自人民群众中的智慧和力量，使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更加实际地为人民群众所接受、所掌握。毛泽东曾经形象地说道：“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6](P841)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既要凸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又要在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上凸现“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P53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路标”证明：“《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12](P9)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没有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个别结论或外国的现成经验和做法，而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深刻把握中国国情与时代特征，具体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全心全意地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群众，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始终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光辉旗帜，成为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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