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经纬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纬论文,二十世纪论文,世界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是世界经济发生巨大而深刻变化的世纪。在这100年里， 世界经济在繁荣与危机、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的交织和转换中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改变了世界格局，切换了时代主题。在上一个世纪之交，最终形成的世界经济伊始形态是畸形的建立在殖民体系上的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绝大多数国家是少数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附庸。到这一个世纪之交，世界经济早已突破完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殖民统治相联系的架构，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和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的国家和地区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经济的相互依赖空前增强、相互竞争空前加剧，在这种依赖和竞争中整合成为真正具有全球规模的经济体系。
一、科技—产业革命与世界经济百年发展
江泽民指出，“二十世纪，是知识不断更新、科技突飞猛进、世界深刻变化的世纪。（注：《人民日报》，1999年8月24日。 ）科技—产业革命对20世纪世界经济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深刻地改变了世界面貌
科学革命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质的飞跃，表现为新的科学理论体系的诞生。技术革命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生产工具、生产工艺的重大变革和创新。本世纪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领域新的理论体系诞生和“电气”、“电子”、“信息”等技术领域的创新，通过把知识形态（科技革命成果）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产业革命，带动了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新兴产业的兴起，导致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使整个世界面目一新。科技—产业革命不仅足世界经济发展阶段基本特征的物质基础。
世界经济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产物，但其全球扩张的广度与深度要受其自身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经济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欧美和日本相继完成第一次科技—产业革命并进入第二次科技—产业革命，世界生产力空前发展和国际生产关系变革的产物。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次胜利发生在俄国，重要原因是俄国在两次科技—产业革命中落后，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上的最薄弱环节而被突破。
二战后的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经过近40年的量变和积累，到80年代中后期，一系列科技成果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时期，尤其是电子与信息技术的结合和产业化，使国际经济联系与交流的规模扩大、频度加密、效率提高而时空距离却大大缩短，即所谓“地球村”现象。因此，跨国公司以全球市场为其经营战略的定位点（目标不同于传统的分割世界市场，而是整合世界市场）成为可能，跨国企业购并高潮迭起，推动了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跨国转移。同时，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经济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加速发展、提升综合国力而普遍认同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开放原则，推进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第二，科技—产业革命与世界经济发展周期和世界大国
繁荣与衰退交替的周期性波动，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规律性现象。这种周期性波动不论其表现形式有长、中、短期之分，但其物质技术基础是科技—产业革命。熊彼特最先从技术创新角度揭示了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周期性波动与科技—产业革命之间的联系，他指出时断时续出现的创新，以及创新的干差万别和对经济的影响大小，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繁荣与衰退的周期性更迭。这对于我们从全局的、长远的和战略的高度，把握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大机遇，加速自身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当然，随着科技进步及科技成果产业化加速趋势，以及各国政府干预和国际协调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经常性因素，使世界经济发展的周期无论是其长短还是其特点，都在发生形变。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仍方兴未艾，第四次革命何时兴起，周期有多长、有哪些特征，对世界经济又将产生何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
世界大国是科技—产业革命的源头，科技—产业革命造就了世界大国。世界大国占领了科技—产业革命的“制高点”，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心”，制定或改变国际贸易、投资、金融活动的游戏规则，因而也主导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经济秩序的性质与特征。英国是第一次科技—产业革命的发韧地，保持了18、19两个世纪的世界大国地位。美国是20世纪的世界大国，原因在于其自身的地大物博和据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特别是在20世纪的两次科技—产业革命中处于先行地位，两次世界大战远离美国本土，等等。70年代初美国开始从战后世界经济霸主的额峰走向相对衰落，但进入90年代出现了“新经济”，底气十足地要继续蝉联21世纪的世界大国地位。根本原因是冷战结束后美国迅速由“星球大战计划”转到“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使美国在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领域遥遥领先于西欧和日本，至少在今后二、三十年内可能还没有哪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能赶上和超过美国。
第三，科技—产业革命时空发展不平衡，为后进国赶超先进国家提供机遇
在世界范围内科技—产业革命表现为时空上由中心向外围波浪式推进的特点。就是说，在同一时间不同国家处在不同的科技—产业革命阶段，导致国与国之间在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上的落差。例如，目前在发达国家知识经济已经出现端倪，而多数发展中国家还远未走完工业经济的里程，甚至比较落后的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主导。
但国家间的经济技术水平落差，也是后进国利用后发优势跳跃式发展的机遇。科技—产业革命时空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后来者排浪式崛起，表现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从历史上看，第一次科技—产业革命，英国花了80年，美国用了60年，德国40年，日本30年，呈现后来者发展加速趋势。在第二次大战中失败的德国和日本，抓住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的机遇和有利的世界经济环境，用了20年时间再次跻身世界经济强国之列。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战后工业化过程也远比发达国家当年的时间短。
“后发优势”即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所说的“落后者的优势”，是指落后本身潜在的发展优势和借助先进者的成熟技术与经验加速发展的可能性。技术进步过程中垄断与溢漏并存、控制与扩散同在，因为资本积累和追逐利润的欲望，必须通过资本、技术和产业由中心向外围的转移和扩散来实现。在知识传递和扩散方式发生巨大变革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后进国利用先进国的技术和经验，免走或少走弯路，在较高的起点上缩短完成同一科技—产业革命的时间与路程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大大提高了。
但科技—产业革命不平衡发展只是给后来者追赶先行者创造了一种机遇和可能，要使它变成现实，需要一系列内部与外部条件。有条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如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就从朝鲜和越南战争中获益匪浅。后来居上大多发生在世界经济处在“长波”的上升期和科技成果大规模商业应用及产业化阶段。有些条件是可以创造的，例如，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善于学习、引进和吸收新思想、新方法、新技术，以及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革新，并能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产品和产业）的能力。日本经济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与这方面的政策比较适宜，技术引进和技术革新能力较强有关。例如，液晶显示的技术原理出自美国，但高质量的液晶显示产品是日本领先。“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也充分利用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如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初期的美援“输血”作用，美国市场的大容量和开放性，日本技术转移的“雁阵模式”等，使其外向型发展战略成为可能。
技术引进是发挥“后来优势”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冷战后的国际环境和国际竞争已经和必将继续发生的重大变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成为各国的共识，科技竞争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发达国家对技术的垄断与控制日益加强，与他国共享的范围日益缩小。轻易获取美国技术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美国公司现在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保护其技术，在技术转让时“敲竹杠”，要从日本人那里得到先进技术更加困难。90年代以来美日国际竞争态势的逆转，表面看是日本8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的后遗症。但从深层次分析，日本经济战后几十年高速发展的科学基础并不坚实，主要靠借助美欧技术发明。当冷战结束美国不再向它慷慨转让技术后，日本同美国在基于基础科学研究的高新技术领域的差距就拉大了。再加上在成熟技术领域内，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缩小了同日本的差距，打乱了原先的“雁阵”，而导致日本经济90年代以来的颓势。因此，凡是占领制高点的“创新技术”，必须依靠自力更生、自主开发。江泽民深刻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注：《人民日报》，1998年2月15日。）
二、世界经济百年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其主要特征
以具有历史阶段性意义的重大事件为标志，100 年中世界经济在战争与革命（1900～1945）、和平与发展（1946～1989）和经济全球化（1990～）三种截然不同的总体环境中，经历了相应的具有不同特点的三个发展阶段。
1.战争与革命环境中的世界经济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几个世纪来占据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的欧洲开始从它的颠峰下滑，美国成为世界首强之国；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被毛泽东高度评价为“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导致社会主义革命在欧亚大陆的大范围胜利，民族解放运动使世界殖民体系土崩瓦解；资本主义体系内欧美力量对比进一步倾斜，美国世界首强之国的地位更加突出。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世界经济的特点是大分化和大裂变，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经济被打开越来越大的缺口。
这一时期的世界经济发展有两件事具有重大意义，即20年代列宁在俄国实施“新经济政策”和20、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中罗斯福领导美国“新政”。这两个改革性质不同且历时不长，出发点都是为了解决各自面临的紧迫经济问题，但对世界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开放市场、搞活农村经济、改革国营企业经营方式、实行自由贸易和引进外资等。其深远意义不仅在于调整生产关系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普遍性，更在于它实行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以商品货币关系调节经济运行和经济开放等基本原则，合乎世界经济的整体性和开放性等内在要求和客观规律。无独有偶，70年代末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也是从实行类似政策起步。因此，“新经济政策”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兼容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的第一次试验是理论的创新，预示着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或迟或早将发生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和重构，这一重构将不是割裂世界经济体系的整体性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统一性，而是通过富有各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体现这种整体性和统一性。
“新政”的主要内容是对金融、工业、农业和运输业等产业的整顿和调节，以及对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和区域开发的大规模公共投资，扩大市场需求，以缓解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促进经济发展。其意义在于揭示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应在市场机制的“无形之手”上加一只政府干预“有形之手”。
2.和平与发展主题下的世界经济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标志着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切换到和平与发展。在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发展出现以下一些脉络：
——冷战下的和平与“两极”中萌生“多极”。
虽然美苏对峙和东西方冷战曾一度出现“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方压倒东风”的剑拔弩张之势，先后发生了朝鲜和越南战争、柏林和古巴危机，但谁胜谁负的问题不可能“只争朝夕”，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还得长期共处于世界经济的统一体系之中。世界经济形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三大块”共存格局，决定了作为战后初期特定历史条件产物的“冷战”必然是历史短暂性的。国家利益的独立性必然驱使两大阵营的成员国寻找最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冷战之下涌动缓和暗流，“两极”夹缝之中萌生“多极”幼芽是不以美苏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到70年代初，联邦德国“新东方政策”推动了西欧同东欧和苏联的“缓和”；中苏边境发生“珍宝岛”事件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及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同主要西方国家建交，出现了两极格局下的美、中、苏“三角制衡”。
——西欧联合自强的经济一体化和日本经济崛起，形成当代资本主义力量中心的三足鼎立。
西欧经济一体化对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和政治格局演变都具有极其巨大而深远的意义。西欧国家众多，历史结怨颇深，虽然资本主义文明发源于兹，但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导致了资本主义中心的美欧易位，战后又处在美苏两极对峙的夹缝之中。西欧国家在这一形势下找到了一条从经济一体化起步联合自强的发展之路。自1958年6 国欧共体正式成立，经过40多年来曲折发展但总体向前的扩大和深化，欧共体已成长为15国欧洲联盟，经济一体化从关税同盟、共同农业政策、内部大市场深化到货币一体化高度（11国欧元区），建立起一整套超国家的治理结构和经济调节机制，并致力于外交、防务和社会的一体化，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经济贸易集团和政治经济上足以同美国相颉颃的一极，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有着示范效应。
同期内，日本通过和平发展的道路实现了战后经济崛起，60年代后期GNP超过西欧主要国家，80年代后期人均GDP超过美国，形成当代资本主义力量中心的三足鼎立格局。
——美国主导下的西方经济整合。
据德国《商报》的资料，整个冷战时期世界上44个最富有的国家之间无战事。除了共同对付所谓“苏联共产主义威胁”的原因之外，在于它们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空前增强，而美国在西方经济整合过程中起了“头”的作用。
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集中了世界2／3以上的黄金储备，资本存量也显著超过英、法。避免曾两次引发世界大战，威胁到资本主义生存的经济危机，成为美国战略考虑的首要目标。战争硝烟尚未散尽，美国就着手解决世界经济整合和秩序重建问题。1944年7月， 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并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协定》的核心是“双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保持固定汇率，以美元为世界基础货币和起中心作用的战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得以确立。1948年起“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正式实施。美国主导的IMF —GATTT国际经贸体系和秩序， 对战后相当长时期内世界经济的整合和稳定发展、国际贸易自由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和第一次石油冲击后，1975年开始世界7大工业国（美、加、 英、法、德、意、日）建立了一年一次政府首脑会议形式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所造成缺口。
在处理与盟国的关系方面，美国汲取一战后对德政策的历史教训，对战败的竞争对手不再采取让它永世不得翻身的政策，而是在政治和军事上结盟加以控制和利用，在经济上加以援助与扶植，以整合西方经济。例如，“马歇尔计划”（1948～1951）向欧洲提供了120 亿美元援助，对日本援助21亿美元。关键时刻的紧急“输血”措施，对西欧和日本经济形成“造血机制”起了关键作用。
——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裂变。
在东方阵营，苏联这个“头”带得不好，从斯大林提出“两个平行市场”的历史性错误理论（虽然有美国遏制封锁政策的环境因素），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长期孤立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而失去若干发展的机遇。在与盟国关系中，斯大林之后苏联领导集团霸权主义恶性发展，导致东方阵营从唇枪舌剑到兵戎相见的裂变；经济领域的“经互会”未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惨淡经营数十年而一朝消亡。在科技领域苏联曾一度领先（先于美国发射卫星和载人宇航），但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日趋僵化而未能保持这一优势。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苏全球争霸高峰期，苏联1／5的国民收入（1981～1985）用于军费开支，拖累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上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最终造成国家解体和东欧剧变。中国经历了国际国内的激烈动荡，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70年代末找到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崛起，但南北差距在继续扩大。
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在世界经济中崛起，是指摆脱了帝国主义经济附庸的地位，获得国家独立，作为自主发展的力量进入世界经济体系。但是相互依赖的南北关系并不对称，南方总体上处于被动地位。发展中国家国家类型多，发展环境和发展水平差异大，成功者上升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如亚洲四小、拉美几国和非洲的博茨瓦纳等。资源富裕者OPEC国家，70年代通过两次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使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陷入长达10年之久的“滞胀”危机，虽然显示了发展中国家决心打破不合理的国际贸易条件的巨大力量，但仅靠自然资源优势的富裕并不意味综合国力的强大。随着科技进步加速，自然资源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下降，知识要素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南北差距还在继续扩大。正如邓小平深刻指出的，在世界范围内，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经济发展理论和人类发展观念的进步。
现代经济发展理论作为一门新的经济学科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末。二次大战后的世界范围的百废待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治上独立后面临经济上摆脱贫困的艰巨历史任务，为经济发展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之源。从总体上看，战后经济发展理论经历了“增长＝发展”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直到“可持续发展”的进步过程。始于18世纪的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第二次浪潮工业文明，到20世纪70年代初达到了它的颠峰，工业化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全球性矛盾空前尖锐而突出。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对传统的工业文明提出质疑，引发了世纪范围的关于人类自身发展问题的严肃反思。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将可持续发展定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自此之后，可持续发展风靡全球，成为人类发展观的最新共识和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本国策。
3.各国着眼于21世纪角逐环境中的世界经济发展
20世纪进入最后10年之际，世界格局发生了历史转折性的根本变化。在这10年里虽然发生了美国主导的对海湾和南联盟局部性的高科技战争，但并未改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更未阻滞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奔涌向前。
这10年世界经济发展有以下几方面的突出表现：
苏、东市场从贸易、投资到企业构并，对西方全面开放而融入西方市场；众多发展中国家转型市场经济、实行对外开放。市场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市场化，是世界经济的的整体性和统一性空前强化。
“关贸总协定”在成功地主持了8轮多边贸易谈判， 大幅度降低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1995年1月， “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正式成立运转，继续把自由化由商品贸易领域向金融、电信等服务贸易领域推进和延伸，1997年先后达成“基础电讯协议”、“金融服务自由化协议”和“信息技术协议”。1999年11月第9 轮多边贸易谈判即将开始，方向是进一步推进世界贸易的广度和深度自由化。
国际金融活动借助于松懈管制、金融创新和电子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各国金融加速融合，形成了24小时不间断运营的全球一体化金融市场，使利用个人计算机终端轻敲鼠标即可调动上亿资金流向天涯海角成为可能。
跨国公司借助于国际投资自由化，在全球空间进行最佳资源配置，国际生产和运营体系形成并迅速发展，从而推动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升级的趋势日渐强化。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空前宽厚，电子信息、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生物工程、自动化、新材料和新能源等高新科技革命已经或正在酝酿产业性突破，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在发达国家初现端倪，以致有人已把“Economy ”（经济）改写成了“@－conomy”（“伊梅尔”经济或网络经济）。
一些发达国家提出“绿色GDP”的新经济概念和1997 年开始将环境保护纳入产品质量认证指标体系（ISO14000环境标准），一方面标志着世界经济发展中环保意识的空前增强，另一方面将成为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设立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绿色壁垒”，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南北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和不稳定因素陡然增多，最突出的表现是金融危机频发，并具有突发性、牵连性和波散性。各国着眼于21世纪角逐以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加剧，出现了国际竞争国内化趋势。
三、总结与思考：世界经济百年中的三大革命和三大潮流
回顾20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展经纬，发现三大革命和三大潮流贯穿始终。三大革命是从“电气”、“电子”时代到“知识—信息”时代，世界生产力水平连续攀升新台阶的科技革命；包括改变人类历史方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相互撞击、相互渗透中各自的自我改造和自我变革，以及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在内的社会革命；从工业化推动到以知识为基础，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现代化革命。
三大潮流是全球化、经济民族主义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全球化是指从国际经济向真正全球市场经济的转变，运转方式和管理方式各不相同的民族和地方经济的互相依赖增强，并通过这种依赖把世界空间的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从而使他们实现一种日益具有限制性的统一和整合的历史进程。经济民族主义是指世界经济体系基本构成单元的主权国家从本国国情出发对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战略及政策措施的抉择行为。由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其表现形式是多样化的，与全球化既有互相统一的一面，也有相互对立的一面，两者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个以上国家经济以不同方式和在不同程度上的“整合”。虽然当今世界经济中区域经济一体化运动遍及各大洲，但从欧盟的制度、机制导向型深度一体化，北美自由贸易区结构互补和贸易开放型适度一体化，到亚太经合组织在非正式首脑会议承诺和自愿行动原则下促进区内贸易、投资自由化和技术合作的松散一体化，“整合”度千差万别。无论是经济全球化、经济民族主义，还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大国和强国能在其间纵横捭阖，其作用无论是建设性的还是阻滞性的都举足轻重。
三大革命和三大潮流相互激荡，是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景观，并将延伸到21世纪，继续推进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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