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认识
花 勇
【内容提要】 多数西方国际关系学者认为除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没有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做出贡献。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从方法论和研究内容上批评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指责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经不起实证检验。面对这些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特征,批判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超历史性,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阐释了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历史性。这些研究丰富了对全球化与民族国家间关系的认识,剖析了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理论价值和时代价值。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世界社会;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从资本出发,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描绘了资本扩张下国际社会的历史变迁。本文所讨论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是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国际社会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深刻洞察和科学方法在经历了长久的历史沉淀和实践检验后,依然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国内国际关系学者结合中国的外交实践对这些思想观点进行了一定的拓展和丰富。① 国内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研究方面的进展,参见拙文：《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研究的进展》,《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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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国际关系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可以看作是自我视角,那么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就是他者视角。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他们如何评判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总结概括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认识,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回应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质疑和批评,另一方面有助于揭露隐藏在国际关系研究背后的西方话语体系。当然本文的研究目的绝不是完全排斥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而是在批判借鉴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国内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研究,② 近十年来,在国际关系领域,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相对薄弱,相关研究成果较少,更多是借用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参见,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王逸舟主编：《中国对外关系转型30年(1978—200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06—343页;李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1—85页;郭树勇：《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推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创新发展。
一、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待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态度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几乎没有贡献”,③ Andrew Linklater,“Marx and Marxism,”in T 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dited by Scott Burchill,Andrew Linklater,Richard Devetak,Jack Donnelly,Terry Nardin,Matthew Paterson,Christian Reus-Smit&Jacqui Tru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9,p.125. “马克思主义根本无法驾驭国际关系。”④ Robert N.Berki,“On Marxian Thought and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orld Politics,Vol.24,No.1,1971,pp.80-105. 这些是西方一些国际关系学者的态度。英国学派第一代领军人物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认为,“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没有为国际关系研究做过系统的贡献”。① MartinWight,“WhyisTherenoInternationalTheory,”inH.ButterifielandM.Wight eds.,DiplomaticInvestigations,London：GeorgeAllenandUnwin,1966,p.25. 以怀特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没有系统的理论,只是一些简单零星的思想观点,只能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居于边缘位置。怀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相关著作不值得推荐给研究生作为阅读书目”。② Ibid,p.25. 现实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以阶级分析方法为特色的,主张国际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最后都可以归结为阶级结构和阶级冲突,这种阶级分析方法不适用国际关系研究。现实主义还提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应该回到其诞生的19世纪,马克思主义只属于19世纪,在现在和未来都没有生命力,尤其是在国际关系领域。③ KeithL.Shimko,InternationalRelations：Perspectives&Controversies,Boston：U.S.Wadsworth2010,p.47.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如何提高教师的创新能力、教学科研能力及教育质量是学校及教师个人都应认真考虑的问题。独立学院要根据学院发展及办学定位，帮助教师真正了解自己的能力，帮助他们对自己的潜力进行客观估计，引导教师成长；教师在对自身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有了全面了解之后，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发展方向，制定合理的个人发展计划［3］。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遭到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批评。古典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n)认为,列宁所界定的帝国主义不是一个客观的、道德中立的定义。摩根索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不能解释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帝国主义,也不能解释资本主义成熟时期的帝国主义。①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7—88页。 在摩根索看来,所谓帝国主义,就是扩大权力,建立帝国来改变国际现状。自由主义学者则从前提假设、战争根源、案例检验等方面进行了批评。第一,他们批评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将国际政治作为国际经济的依附和从属。第二,他们批评列宁将帝国主义理解为四处殖民扩张。第三,他们批评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必然导致战争的观点。自由主义主张资本主义不会轻易发动战争,激烈的竞争使人们更关注经济利益的得失,而战争的非理性和不可预测性,使资本家更愿意看到稳定的国际秩序,资本家不是好战分子,而是和平主义者。第四,他们批评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无法经受事实验证。自由主义认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逻辑是,资本主义色彩愈浓的国家越进行殖民扩张,越会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和殖民主义政策,反之,越不会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和殖民主义政策。自由主义认为这经不起事实的检验,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色彩远比16世纪和19世纪初浓,但前者的殖民程度远小于后者。第五,他们批评列宁帝国主义殖民剥削理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进行了疯狂的剥削压迫。自由主义对1870年至1914年间的资本流向进行统计后认为,帝国主义没有对殖民地进行剥削。第六,他们批评列宁将帝国主义战争简单归结为争夺经济利益。②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第471—476页。 这些批评意见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根本分歧在于如何界定和认识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从资本积累和殖民扩张来认识帝国主义的,而批评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学说更多是从权力行为来分析帝国主义,这抹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扩张本性。
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和世界交往基础之上,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某个神秘超人的创造,是具体实践条件下的历史性社会存在。关注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历史性生成,是学者们拓展和深化的重要议题。贾斯廷·罗森伯格(Justin Rosenberg)批判现实主义把国家简化为超历史的存在。他认为国家和国际体系不能独立于物质生产的社会组织及其再生产过程,也不能脱离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去理解。罗森伯格认为,主权国家和国际体系是历史的、具体的,国家和国际体系,究其本质来说,就是社会化关系,是物质生产的社会化表现。① 贾斯廷·罗森伯格：《市民社会的帝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洪邮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4—43页,第114—115页。
“民主和平论”的代表者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视为解释战争与和平的三大范式。② Michael W.Doyle,Ways of War and Peace：Realism,Liberalism and Socialism,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and Company Inc.,1997,p.6. 西方多数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归于国际政治经济学,与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并列。③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462页。 马克思主义作为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不同的研究范式,对国际关系现象的解释是不同的。基思·希姆科(Keith L.Shimko)将三者对国际关系的解释作了如下对比：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把世界看作是主权国家彼此争斗的场所,无政府状态是国际社会的根本特征,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由强大的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构成的,强大国家控制经济资源,利用暴力来剥削边缘地区的国家和人民;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聚焦的是战争和冲突,马克思主义解释资本主义国际秩序的历史生成,揭露资本主义国际秩序的剥削本性;无论是民族国家,准国家行为体(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非国家行为体(跨国公司),马克思主义都要去剖析他们在维持和延续资本主义国际秩序中的作用。① Keith L.Shimko,International Relations：Perspectives&Controversies,Boston：U.S.Wadsworth 2010,pp.49-50. 这种对比提醒我们,现实主义、自由主义预先假定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洗白”了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资本主义属性。我们要警惕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预先假定,因为这容易使我们陷入价值中立的陷阱。
二、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定位
我们认为,相当一部分学者之所以认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没有为国际关系理论做出贡献,很重要的原因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认识不完整不深刻,为此,非常有必要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特征。库巴尔科娃和克鲁斯克沙克认为这些核心内容和基本特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反对将政治和经济分离,就政治论政治,就经济论经济,要求自觉掌握和运用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2)阶级而非国家是主要分析单元,阶级斗争是世界政治发展进步的主要动力,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阶级间关系;(3)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国际体系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国内阶级结构、全球阶级冲突和世界体系的动态发展;(4)民族国家因阶级划分导致阶级冲突,国际关系也因为阶级划分导致全球范围内的阶级冲突。① V.Kubalkova and A.A.Curickshank,Marx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17-18.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突出特征就在于强调阶级是国际关系的分析单位。我们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不愿意使用国际体系,更愿意用世界社会。库巴尔科娃和克鲁斯克沙克强调应该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看作是国际关系社会学。② 关于国际关系社会学的相关介绍,参见拙文,《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发展历程》,《湖北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第52—62页。 这两位学者挖掘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中关于世界社会的思考。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针对整体性的世界社会,整体性世界社会的典型特征是存在共同的文化价值和制度规范体系。他们的观点启发我们要关注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对权力社会性的思考和国际关系社会性本质的思考,提醒我们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对国际关系的思考就是针对整体性的世界社会。这种整体性世界社会的思考天然排斥对主权国家“原子化”的处理,“原子化”处理方法完全抽离了国家的社会性。我们一直主张,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作为一种社会性存在,是由社会性生产活动所决定的。我们所处的国际体系就是人们的社会性活动所形成的,受到人类社会性活动的影响和制约,也必然随着人类社会性活动的改变而改变。这种社会性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其称为生产和交往,正是世界性的生产和世界性的交往,构建成了国际社会。③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社会观,参见郭树勇、花勇：《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社会观》,《国际观察》2011年第5期,第39—45页。
相当一部分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没有为国际关系研究做出贡献。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本人对国际关系的研究较少;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不适合以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国际关系研究。我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极其深刻地描述和阐释了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分析了民族国家和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剖析了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剥削本性。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国家的分析,完全摆脱了对民族国家“原子化”的简单处理,充分阐释了民族国家的历史性。而且,相对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者执着于国际体系的结构均衡,马克思恩格斯从物质生产和世界交往出发,深刻揭露了国际体系的资本主义属性,立足世界历史阐述了国际体系的大变迁,从根本上阐明国际体系变迁的动力机制。相较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对国际体系生成变迁的认识更深刻、更彻底。
三、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评判
艾伦·伍德(Ellen Wood)反对罗宾逊的跨国家理论。③ Ellen Meiksins Wood,Empire of Capital,London：Verso,2005,pp.5-6. 他提出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越来越依靠民族国家,依赖民族国家来调节不平衡的区域发展,调节规范程度不一的区域秩序。伍德认为,资本主义依赖于这些地域性的政治权威来维持社会稳定和政治再生产。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依赖于民族国家,伍德提出美国对国家体系施加控制,帮助以美国为母国的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统治性作用,护持自身的霸权统治。④ Mark Pupert,“Marxism,”in Martin Griffiths,ed.,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An Introduction,New York：Routledge,2007,p.45. 罗宾逊和伍德争论的焦点在于跨国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前者认为跨国资本拥有超越民族国家的优势,会削弱民族国家。后者提出民族国家的优势在于市场调节能力,这种能力是资本主义助推器。
孵化器评级评估指标体系是政府管理制度体系的一个主要内容，主管部门要制定更加科学的细则和办法，突出孵化器核心价值(培育科技型小企业、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多用效率等比值型指标，慎用总量等规模型指标，要求和指导孵化器在开展自我完善提升基础上，安排专人或者委派专业第三方机构严肃认真地开展各级评估工作，既重视评价结果，创造条件让所有孵化器达到国家级、国家级培育(省级)水平；更重视评级过程管理，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规；尤其要加强相关辅导，并创造条件，提供方便。
四、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扩充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工作的库巴尔科娃和克鲁斯克沙克认为马克思主义更接近康德主义。两位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康德主义在国家灭亡、国际社会的道德目标、战争的正义性、国际冲突等方面存在相似性：这种相似性首先表现在认为民族国家是暂时性的历史主体,必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失;其次表现在国际社会不仅是权力争斗的场所,权力和斗争性是国际社会的鲜明特色,但国际社会一定存在道德目标,一定有评判正义的价值标准;再次表现在战争绝不是单纯军事力量的较量,战争的性质至关重要,战争必须区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最后表现在国际冲突从深层次来看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国家之间的冲突。① V.Kubalkova and A.A.Curickshank,Marx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xford：Clarendon Press,1985,p.16. 笔者认为,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定位于接近康德主义,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马克思主义对民族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历史性分析不是建立在彼岸的理念世界,而是建立在此岸的物质世界——物质生产和世界交往的基础之上。
批评理论重要代表人物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Linklater)提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就成为批判新现实主义的重要武器,对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影响巨大,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思想来源。④ AndrewLinklater,“MarxandMarxism,”in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lations,editedby ScottBurchill,AndrewLinklater,RichardDevetak,JackDonnelly,TerryNardin,MatthewPaterson,ChristianReus-Smit,JacquiTrue,NewYork：PalgraveMacmillan,2009,p.112.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利奥·帕里奇(LeoPanitch)撰文阐述了《资本论》的时代价值,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依然发挥着重要的理论价值,⑤ LeoPanitch,“ThoroughlyModernMarx：Lights.Camera.Action.DasKapital.Now,”in InternationalRelationsinPerspective：AReader,editedbyHenryR.Nau,Washington：U.S.CQPress 2010. 是剖析国际金融危机的锐利武器。库巴尔科娃(V.Kubalkova)和克鲁斯克沙克(A.A.Curickshank)在《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关系》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充满期待。这两位作者认为,未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国际关系思想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⑥ V.KubalkovaandA.A.Curickshank,Marxism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Oxford：ClarendonPress,1985,p.9. 此书接下来几章陆续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关系思想,前苏联的国际关系思想和中国的国际关系思想。
除了解释国家和国际体系历史性生成之外,威廉·罗宾逊(William Robinson)重点阐述和扩充了全球化思想。他提出20世纪晚期,整个世界基本上已经被整合进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劳动的商品化、物质生活条件的商品化已经完成。资本主义普遍商品化,资本积累的全球化,跨国资产阶级出现,民族国家被纳入跨国国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政治积累模式,越来越被资本家的全球积累模式所取代。② William Robinson,A Theory of Global Capitalism：Production,Class,and State in a Transnational World,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4,pp.39-45. 罗宾逊认为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是矛盾的,在这个全球矛盾体系中,资本主义集团内部和集团之间的斗争不断,相当一部分人在政治和经济上被边缘化。罗宾逊特别指出资本家拥有跨越国界的权力,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进行再组织和再分配,削弱了国家的组织整合能力和资源分配能力。尽管罗宾逊承认民族国家还将存在一段时间,但他对跨国资本主义和跨国国家的出现有着高度的自信。
库巴尔科娃和克鲁斯克沙克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未来国际社会建立在无产阶级阶级革命基础之上,无产阶级革命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新的世界社会。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然后这些革命不断蔓延,从而最终消灭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两位作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结论没有被验证,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体系没有被无国家的国际社会所取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没有被验证?库巴尔科娃和克鲁斯克沙克给出的答案是,马克思恩格斯倾向于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单元来认识,忽视了国家政治力量对经济生产的影响,只对抽象的和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分析。这两位作者认为正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国家重视不够,忽视了民族国家生命力,从而导致对民族主义估计不足。② V.Kubalkova and A.A.Curickshank,Marx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xford：Clarendon Press,1985,pp.29-30. 这两位学者提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足够重视民族国家的历史惯性和民族主义的历史韧性,过高估计了无产阶级阶级革命的巨大力量,没有考虑阶级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竞争关系。他们认为,正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阶级认同会代替民族认同,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对国际社会未来发展的预测没有被验证。在笔者看来,恩格斯晚年对民族国家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述,考虑了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
学者们不单单讨论国家和国际体系,以及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还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时代问题。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帕里奇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对此进行细致分析。他指出经济危机使得人们对马克思的兴趣重新复苏,《资本论》在世界范围内的销量猛增。马克思主义为何在西方复兴?帕里奇认为原因是马克思在他生活的时代就成功预测了最近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帕里奇分析指出马克思准确地预测了许多重大的因素：竞争性市场、商品生产和金融投机,这些因素构成了世界的内在矛盾,引发了今天的全球经济危机。帕里奇特别指出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必然导致更广泛的、更彻底的危机。帕里奇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在面对金融危机时是消极无力的,因为资本主义就其本性来说,容易形成社会孤立,导致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自我利益就没有其他任何联系,这使得整个社会陷入冰冷的自我算计。帕里奇主张解决全球金融危机需要发展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① Leo Panitch,“Thoroughly Modern Marx：Lights Camera,Action,Das Kapital.Now,”in Henry R.Nau,ed.,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Perspective：A Reader,Washington：U.S.CQ Press,2010,pp.79-83. 帕里奇称赞马克思是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者,《资本论》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强大解释力,再次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伟大。
(1)计算出子弹在母弹中的位置及母弹旋转对各枚子弹的初始抛射速度,用蒙特卡洛方法处理阻力系数后建立子弹外弹道计算模型,经对490m、630m、950m抛射高度实测和仿真散布进行对比,说明该方法建立的模型合理;
4.烤箱预热至160度，取烤盘、上置一烤架，鸡置于烤架上（鸡背向上），烤盘置于烤箱最下层，烘烤时间为每1000克鸡烤35-40分钟。每过45分钟将烤盘中的汤汁和鸡油，收集起来倒在另一盆内。同时将鸡翻一次身。
上述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扩充主要表现在国家和国际体系的研究上,这些学者强调和突出了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历史性,特别是国际体系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全球化和民族国家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有精彩阐述。这些学者观察到了全球化进程中跨国资本主义的出现,以及所造成的体系不平等,同时他们也注意到了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维持自身霸权的能动性。
总 结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为国际关系研究做出贡献。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些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关系是很难融合在一起的,马克思本人对国际关系的讨论较少。面对这些学者的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结合葛兰西的“历史集团”理论,创建了历史结构的行动框架,来解释世界秩序的变迁。② 罗伯特·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林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2004年。 中国学者应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简介】 花勇,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上海 邮编：201620)
【DOI】 10.13549/j.cnki.cn11-3959/d.2019.03.008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9)03-0115-09
【收稿日期： 2019-01-17】
【责任编辑：张志洲】
标签：马克思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论文; 世界社会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