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祖荫藏好太王碑早期拓本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拓本论文,刍议论文,潘祖荫藏好太王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 期刊出了徐建新先生的大作——《高句丽好太王碑早期墨本的新发现——对1884年潘祖荫藏本的初步调查》。向国内外好太王碑研究学者介绍了一种早期拓本和珍贵的题跋，这对我国好太王碑及拓本研究都是一个不小的贡献。
我认识徐建新先生已有十多年了。此期间，他奔走于京津及北方各地，访寻好太王碑拓本，先后发现并调查了王少箴藏本、北大图书馆藏A、B、C、D本、北京图书馆藏本等。其中不乏早期精拓之本。而新发现的潘祖荫藏本则使我们对好太王碑早期拓本的了解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证据。徐先生的调查论述也颇多建树。这里只就几个相关问题谈一点看法，以供各位参考并指正。
一
徐建新先生文中将新发现的“潘祖荫藏本”称为“高句丽好太王碑早期墨本”或“新发现墨本”①，这是很慎重的。从外观看，“该墨本为剪装裱本，裱册画心部分高36cm，宽25cm，墨本托裱于开页之上，托纸颜色已古旧变黄，裱工极精。裱有碑字的开页共计134开，每半开页两行，每行3字，另有2开题跋。”若以每半开满6字计，则有文字1608个，与碑文原有文字1775字相差了167个字。与碑石现存文字和我们能识读的文字差不多。说明这是保存文字较完整的本子。
从徐文所附图六② 新发现本的碑字情况看，文字内容与碑上文字相同。 毫无疑问，文字是先勾出轮廓再用墨点染而成的，册页上文字周围用墨浓淡不均匀，点染痕迹明显。这应该就是吴大澂所说的“墨水廓填之本”③，王健群先生称其为“双勾加墨本”④。和日本人酒匄景信携回日本的好太王碑拓本属同一类型。
所谓“双勾加墨本”是我国古代传拓碑帖的一种。先将纸复于碑石上，以手拍之，有轻微响声，碑上字形印于纸上，再就窗户明亮处描出字形，然后以墨水廓填。以手拍有响声，故谓“响搨”⑤。这种方法得到的墨本也称“搨本”。后来出现“打碑”，“打本”，将纸复于碑上，轻轻捶打，再用拓包上墨，于是有“椎拓”、“拓本”出现，“拓本”便取代了“搨本”一词。因此，这种“双勾加墨本”或“墨水廓填本”也都可以称作“拓本”。然而，与那种经过捶打，在碑上用拓包上墨的拓本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潘祖荫藏本，“多数纸面平展，并无明显的字口痕迹。”徐先生认为“该墨本是用墨勾方法摹拓出来的”，应该是可信的。“摹拓”一词很准确。它反映在拓本上是阴文，而摹写则应是阳文。“多数纸面平展……”是否有少数纸面不平展——由于就碑面拍打所致。另外，经过装裱后，拍打较轻的字口痕迹难以发现，这也是“多数纸面平展”的重要原因。再从图六与酒匄比较，两种本子的字体、字形、大小基本上是相似的，甚至连错勾出的文字都一样：
第一面第2行第33字 我字错勾成木
第3行第23字 不字错勾成永
第7行第41字 群字错勾成兼
第二面第3行第26字 百字错勾成交
第三面第13行第39字 臼字错勾成各⑥
既说明拓碑人对碑上的文字已有了一定的认识，也说明此拓本经过上纸和拍打之后进行墨勾的过程。毫无疑问，这正是好太王碑早期拓本的重要特点——双勾加墨。
二
潘祖荫藏好太王碑拓本附有四种题跋，其一为李鸿裔题跋，其二其四为李超琼题跋，其三是叶昌炽提拔。徐建新先生对题跋的考证是准确的，同时将拓本发现年代和早期流传过程进行了概括：“1881年，一位名叫李超琼的东北地方官吏在辽西凤凰城得到友人怀仁县令章樾赠送的好太王碑墨本（其数量至少有两部）。1883年（光绪九年癸未），李超琼将墨本带到苏州并在当地将每部墨本分别装裱成四册。1883年至1884年，他将所获墨本的其中一部送给了苏州的文人李鸿裔，后又通过李鸿裔将另一部送给了丁忧在籍的潘祖荫，其时间应在1884年的8 月以前……潘祖荫研读墨本后写下了数百字的跋文，并将跋文和墨本送给李鸿裔过目。1884年7、8月间，潘祖荫将墨本交给叶昌炽考证。因墨本上的错简之处较多，叶昌炽竭旬日之力，未能将碑文连缀。尽管如此，叶昌炽还是写下了录文和一千三百余字的长跋，记录了他考证此碑的心得。”徐先生的概述基本理清了潘祖荫藏本收藏的过程，只是凤凰城一地不在辽西，而在辽东，即今辽宁省凤城市，在鸭绿江下游丹东市西北。结合吴大澂《皇华纪程》、叶昌炽《语石》、谈国桓《手札》等文献，进一步证实了潘祖荫藏本的真实性。同时为我们研究拓本拓出年代，乃至好太王碑发现年代提供重要证据。
关于潘祖荫藏本，徐建新先生将其“制作年代确定在1881年以前”，亦即清光绪七年以前。其根据是李超琼题跋：“是碑，余以光绪辛巳客凤凰城时得之。碑在怀仁县之通沟口，今有分防巡检驻焉……”光绪辛巳正是光绪七年，1881年。李超琼在此年得到了好太王碑拓本，拓制应在此年之前。李超琼的题跋还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参考信息，“是碑，余以光绪辛巳客凤凰城时得之。”“是碑……得之”的句式，一般是指好太王碑拓本得之的时间与缘由。如题跋之一，“高句丽碑，潘司寇加跋送来”，题跋之二“此碑余得自辽左，癸未携之来吴”。十分明确，这里的“碑”指的都是“拓本”。而叶昌炽所作题跋之三“光绪六年，边民斩山刊木始搜得之”，也应该是指拓本得出的时间。只是在“光绪六年……得之”前有“东国石刻平百济碑在唐初，此碑更前数百年，从来未著录”，似是讲碑石。而“光绪六年……得之”则是指碑文拓本。后来叶昌炽整理成《奉天一则》收入《语石》：
高句丽好太王碑，在奉天怀仁县东三百九十里通沟口，高三丈余。其碑文四面环刻，略如平百济碑。光绪六年，边民斩山刊木始得之。穷边无纸墨，土人以径尺皮纸捣煤汁拓之。苔藓封蚀，其坳垤之处，拓者又以意描画，往往失真。乙酉年，中江李眉生丈得两本，以其一赠潘文勤师，共三、四十纸，属余排比考释，竭旬日之力未能联辍。其后，碑贾李云从裹粮挟纸墨，跋涉数千里，再往返，始得精拓本。闻石质粗驳，又经野烧，今已渐剥损矣。碑字大如碗，方严质厚，在隶楷之间，考其时，当晋义熙十年所记。高丽开国武功甚备，此真海东第一瑰宝也。
此文不长，“光绪六年，边民斩山刊木始得之。穷边无纸墨，土人以径尺皮纸捣煤汁拓之。”讲的是好太王碑拓本，而且是指潘祖荫（文勤）得到的拓本，中江李眉生（鸿裔）赠送的。叶昌炽的题跋已将此拓本定在“光绪六年”了。光绪六年——1880年，恰好是李超琼光绪辛巳（七年、1881）得到拓本之前。
另有一证，1995年2月23日《韩国日报》报道：“中国向韩国移交广开土王碑最古老拓本”⑦，广开土王碑即指立于吉林省集安市郊的好太王碑，因好太王全谥为“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故好太王碑亦可称为广开土王碑。“据说，这次中国方面移交给韩国的是1880年左右的拓本，比1883—1888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拓本时间要早。”“中国方面移交给韩国的这一拓本为装订成册的一套4卷本。”看到这一消息时，我正在集安市博物馆任职，且刚出版了《好太王碑新考》一书。以我对好太王碑研究之情感曾多方面了解，得知此拓本为装裱成4 册的双勾加墨本，从我国东北某市博物馆流出。此本与潘祖荫藏本的拓法，装裱相同，拓制年代亦应相同。或许是李鸿裔得到并装裱成的两本之一亦未可知。
再从徐建新先生文中附图六与酒匄本比较，酒匄本文字清晰，涂墨均匀，墨汁品质较好（不排除再加墨之可能）。而潘祖荫藏本文字不如酒匄本清晰，涂墨浓淡不一，墨汁质量较差，与叶昌炽“穷边无纸墨，土人以径尺皮纸捣煤汁拓之”的记述相同。且“永（不）乐世位，矢（因）遣黄龙”中的“永”“矢”之误都表现出年代早的特点。简言之，潘祖荫藏本比酒匄本要早些。
以往我们在讨论好太王碑重新发现的时间时，曾经形成三种典型意见：
1.王健群先生的光绪初年（元年或二年左右）说⑧。主要依据顾燮光“光绪元年开垦东边荒地始发见”，谈国桓“近得高句丽好太王碑，尚不恶，当在光绪初叶时所拓”。又据怀仁设治委员章樾及书启关月山到任时间推测。
2.刘永智先生的光绪六年说⑨。主要依据即叶昌炽“光绪六年，边民斩山刊木始得之”，欧阳辅“光绪六年，边民斩山刊木，始得发现，中土乃有拓本”。日本的一些学者多采用此说。徐建新先生文中也用此说。
3.笔者的光绪三年说⑩。主要依据怀仁县设治于光绪三年七月，章樾及关月山到任于此间，同时有叶昌炽、谈国桓、张延厚火焚除苔时间验证，王志修《高句丽永乐太王古碑歌》之证。
王健群、刘永智二位先生在考证好太王碑发现时间时，都认为怀仁县书启关月山是发现人。《奉天通志》、《怀仁县志》均记怀仁县光绪三年七月设。徐建新先生文中据《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等文献，章樾任怀仁县令是光绪三年（1877）至光绪八年（1882）。那么光绪三年七月则是关月山发现好太王碑之上限。叶昌炽、谈国桓、张延厚等都记录了好太王碑发现之初，碑石长满青苔，当地乡民初天富奉命火焚除苔，时间在“寅卯年间”，即光绪四年戊寅，光绪五年己卯，这正是好太王碑发现时间之下限。那么，关月山应在光绪三年七月到任后不久发现的好太王碑。据此我们将好太王碑发现与相关事件的时间排列如下：
1877年 光绪三年 丁丑 怀仁县设治 好太王碑发现
初天富奉命火焚除去碑上青苔
1880年 光绪六年 庚辰 双勾加墨本拓成
1881年 光绪七年 辛巳 李超琼得到两部双勾加墨本
1882年 光绪八年 壬午 章樾离任怀仁
1883年 光绪九年 癸未 日本酒匄景信得到双勾加墨本
1884年 光绪十年 甲申 潘祖荫得到双勾加墨本
从以上时间表上，我们看到好太王碑光绪三年发现，光绪六年得到完整拓本的合理性。其实王志修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刊行的《高句丽永乐太王古碑歌》中已明确碑石于光绪三年发现：“我皇驭宇之三载，衽席黎首开边疆。奇文自有鬼神护，逢时不得名山藏。”只是学者们没能重视这种以诗歌形式写出的史实，却在那些道听途说，未到现场者的传言中花费了时日。潘祖荫藏好太王碑拓本的发现，为好太王碑光绪三年发现又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同时也证明此本是目前发现的好太王碑最早做出的双勾加墨本，时间在光绪六年——1880年！
三
潘祖荫藏好太王碑拓本的发现，为好太王碑文字及拓本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和新的内容，其价值是不容低估的。
其一，潘祖荫藏好太王碑拓本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好太王碑拓本研究缺少早期双勾加墨本的空白。依据叶昌炽题跋“光绪六年，边民斩山刊木始搜得知”，指的是这种双勾加墨本摹拓时间是光绪六年——1880年，这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好太王碑双勾加墨本，比日本酒匄景信得到的双勾加墨本至少早三年时间。
此本的发现证明了好太王碑早期拓本是双勾加墨本，这种摹拓方式流行了近五、六年的时间，至光绪十三年（1887）才有好纸精墨捶拓的本子流行。
其二，潘祖荫藏好太王碑拓本的发现，否定了好太王碑光绪六年发现的说法，为关月山光绪三年发现好太王碑提供了新证据。叶昌炽同李鸿裔、李超琼先后在此好太王碑拓本上题跋，他们称得到的、搜得的都是到手的拓本，而非指远在辽东怀仁通沟的好太王碑石。所以才有“高句丽碑，潘司寇加跋送来”，“此碑余得自辽左，癸未携之来吴”，“是碑余以光绪辛巳客凤凰城时得之”。学者们引以为据的叶昌炽《奉天一则》中“光绪六年，边民斩山刊木始得之”源于他在此碑上的跋语“光绪六年，边民斩山刊木始搜得之”。大家都知道，好太王碑是怀仁县书启关月山发现的，而不是边民发现。在关月山光绪三年来通沟之前的同治末年，这里便有边民开荒种地，他们很可能看见这巨大的碑石，因其不知所以，也只能说是看见，而不能称作“发现”。关月山到任访知于野，定名高句丽好太王碑，并令人火焚除苔，捶拓文字。发现之时并不需要斩山刊木。当时已有乡民初天富居住在碑旁。碑高6.39米，方柱形，体宽1.34—2.00米，只有捶拓碑文才需斩山刊木搭起架子。所以，叶昌炽记的是光绪六年，边民斩山刊木搭架子拓碑，然后才能得到碑文拓本。
学者们都注意到好太王碑发现后因苍苔漫没火焚除苔的事实。我在集安工作时，见到王健群、方起东、林至德先生访问当地老人的记录。其中张延厚记载“又闻寅卯间，碑下截毁于火，为惋惜久之”(11)。王健群先生已考证寅卯年当指戊寅、己卯，即光绪四、五年（1878—1879）(12)。
火焚除苔之事发生在光绪四、五年，好太王碑发现只能在其前——光绪三年。火焚之后才能拓出完整拓本，拓本出现的最早时间是光绪六年。王志修“伐林架木拓碑出，得者宝之同琳琅”与“光绪六年，边民斩山刊木始得之”恰好相互印证。
其三，关于潘祖荫藏好太王碑拓本的制作者，徐建新先生推测为“章樾、关月山和怀仁县的下级官吏们”。我以为可能性不大。这种双勾加墨本是由于石质粗驳不易上纸，未有经验者难以捶拓采取的一种摹拓之法。所费气力大，所需时日长。章樾作为一县之长，是不会亲自参与拓制的。关月山是章樾书启，公务亦很繁忙。据谈国桓《手札》所记，“奉天怀仁县设治之时，首膺共选者为章君樾，字幼樵。幕中关君月山，癖于金石，公余访诸野，获此碑于荒烟蔓草中，喜欲狂，手拓数字，分赠同好，弟鬓年犹及见之。字颇精整。当时并未有全拓本，以碑高二丈余，宽六尺强，非筑层台不能从事，而风日之下，更不易措手也。”说明关月山善拓，他拓出的本子应当优于此本。他曾让碑旁乡民初天富火焚除苔，看碑、拓碑，最初的双勾加墨本应当是在怀仁县吏督导下，由初天富摹拓而成。后来，初天富拓技日益熟练，又经京师碑贾李龙（李大龙）指点，光绪十三年以后不再摹拓双勾加墨本，转而捶拓较好的本子。年岁大了则由其子初均德接着拓，至1938年，父子俩捶拓好太王碑先后有60年之久。
其四，潘祖荫藏好太王碑拓本的价值不仅表现在拓本本身，所附题跋也是颇有价值的。这些题跋的作者李鸿裔、潘祖荫、叶昌炽、李超琼，前三位在诸多好太王碑题跋及相关文献中常见，而李超琼之名则是此题跋中新出现的，这就为好太王碑保护捶拓研究增加了新的人事与内容。另外题跋中涉及的章樾、陈本植先后在怀仁、大东沟、凤城一带任职，对于研究好太王碑发现及光绪初年辽东地方史事很有帮助。徐建新先生文中考证翔实，不再赘叙。
另外，跋语中还提供了一些高句丽历史研究的线索，其中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如叶昌炽将碑石误作“西川王纪功之碑”。但均可作为好太王碑研究史之参考。
其五，潘祖荫藏好太王碑拓本，经过剪裁装裱，从部分影印图中可见双勾加墨的情况，浓淡不均的墨迹表明剪装时并未加墨，基本保存了摹拓的本来面貌，这是值得珍视的。对于研究好太王碑捶拓历史、捶拓技术演变、拓本流传是有价值的。然而由于经过剪裁，文字顺序错位，断简状况必所不免，这就给碑文识读带来困难，也使其碑文与历史研究的价值大打折扣。
最后应当感谢徐建新先生和《中国史研究》为我国最早的好太王碑双勾加墨本——潘祖荫藏本作了著录与研究。此本经拍卖已不知落入何人之手，希望有关部门能引起重视，莫使这一最早的双勾加墨本流向海外。此则好太王碑研究之大幸，学者之大幸也。
注释：
① 以下引证徐先生此文内容不另说明。
② 《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170—171页。
③ 吴大澂：《皇华纪程》。
④ 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3页。
⑤ 耿铁华：《好太王碑一千五百八十年祭》，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8—59页。
⑥ 徐建新先生将“各”作“若”。
⑦ 《中国向韩国移交广开土王碑最古拓本》，《参考消息》1995年3月19日第8版。
⑧ 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第6页。
⑨ 刘永智：《好太王碑的发现及其它》，《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
⑩ 耿铁华：《好太王碑新考》，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4—55页。
(11) 张延厚：《跋语》，收入《辽东文献征略》。
(12) 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第70页。